梁存秀简介
梁存秀，1931年出生，山西定襄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国际费希特研究协作会（慕尼黑）理事、欧洲文化研究会（耶拿）理事。主要著作有：《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自由之路——梁存秀文集》。主要译著有：费希特《试评一切天启》、《伦理学体系》（合译）、《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合译）；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合译）；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自然哲学》（合译）、《宗教哲学手稿》（合译）；克劳斯《从哲学看控制论》。所译《逻辑学》与《自然哲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1986——2000年编译中文版《费希特著作选集》（五卷本）；从2006年开始，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黑格尔课题组，翻译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论著：
1.《辩证唯物主义名词解释》，黄枬森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笔名梁文鹏，编写人之一，1957
2.《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5.《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自由之路——梁存秀文集》，商务印书馆，2012
译著：
1.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与石泉合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2011年第7次印刷
2.黑格尔《自然哲学》，与薛华、钱广华、沈真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93年优秀成果奖，2011年第7次印刷
3.克劳斯《从哲学看控制论》，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982年第2次印刷
4.费希特《论人的使命 学者的使命》，与沈真合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2011年第12次印刷
5.马赫《感觉的分析》，与洪谦、唐铖合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2011年第6次印刷
6.费希特《伦理学体系》，与李理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011年商务印书馆第5次印刷
7.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与沈真合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2000年商务印书馆第2次印刷
8.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1部分》，独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优秀成果奖，2010年第2次印刷
9.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与沈真、李理合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次印刷
10.黑格尔《宗教哲学手稿》，与李理合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
论文：
1.《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飞跃形式问题》，山东大学《文史哲》1955年第6期
2.《试论质变的两种形式：爆发与渐进飞跃》，《光明日报》哲学副刊1956年6月13日
3.《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简介》，中科院哲学所编《哲学资料》1961年3月
4.《克劳斯论控制论中的哲学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2期
5.《克劳斯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编《外国学术资料》1966年第2期
6.《谢林哲学思想演变简评》，作为译者序言入《先验唯心论体系》1976年中译本。加以增订，又发表于《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
7.《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哲学研究》1979年第10期。1980年作为译者序言入黑格尔《自然哲学》1980年中译本
8.《费希特哲学思想简评》，《哲学研究》1981年第7期。作为译者序言入《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北京，1984
9.《康德早期的自然哲学著作》，《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4期
10.《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中的目的性和因果性》，入姜丕之编《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1.《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智直观》，《哲学研究》1985年第4期
12.《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中的进化与退化》，入姜丕之编《康德黑格尔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3.《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空间与时间》，湖北大学编《德国哲学》第2辑，1986
14.《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逻辑东西与理智直观》（德文），入A.缪斯编《作为体系的先验哲学》，汉堡，1989
15.《克劳斯评传》，入王文英编《现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16.《青年费希特的人际关系理论》（德文），载德国《费希特研究》第3期，阿姆斯特丹，1991年；译为波兰文，入M.J.泽迈克编《辩证法与先验论》，华沙，1994年；译为中文，入沈真编《费希特在当代各国》，北京，2006
17.《布洛赫哲学评述中的问题——关于徐崇温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五章》，《哲学研究》1994年第10期
18.《费希特<伦理学体系>评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4期；作为译者序言入费希特《伦理学体系》，北京，2007
19.《费希特早期知识学的方法论问题》（德文），入E•伏克斯与I?拉德里查尼编《费希特早期知识学的根基》，诺伊里德，1996年。2000年湖北大学编《德国哲学》转载
20．《马克思与费希特》，与沈真合写，《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英文版发表于1997年第2期
21．《<现时代的根本特点>评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2期
22．《洪谦与逻辑经验论》，作为编者序言入《论逻辑经验主义》，与范岱年、胡文耕合写，北京，1999
23．《<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评述》，北京大学《哲学门》，武汉，2000年卷2第1期；作为译者序言入《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24．《以晚期知识学为依据的通俗演讲》，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北京
25．《<锁闭的商业国>中的经济哲学思想》，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编《哲学与经济学》，北京，2002
26．《关于建立翻译学的问题》，《世界哲学》2003年第1期，北京
27．《<自然法权基础>评述》，《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作为译者序言入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北京，2004
28．《费希特晚期的知识学体系》，《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2004年第3期
29．《费希特历史哲学评述》（德文），入E•伏克斯等编《先验哲学通向现实的途径》，斯图加特，2001
30．《从先验逻辑到思辨逻辑的过渡》，《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4年12月转载
31．《费希特哲学体系简评》，《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5月
32．《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若干译名问题》，《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6月
33.《再论费希特的历史哲学》，《清华哲学年鉴》（2004），2006年11月
34.《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形成过程》，《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
35.《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博览群书》，与陈霞合写，2007年7月
36.《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道路上》，入中国社科院编《学问人生》（下），高教出版社，北京，2007
37.《真诚、勤奋、执着的追求——回忆吾师贺麟》，入《学问人生》（上），北京，2007
38.《从全球化看费希特历史哲学》，《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
39.《自由的体系——费希特读本》导言，入此书，商务印书馆，2008年9月
40.《黑格尔<纽伦堡中学教程>评介》，与张东辉合写，《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41.《黑格尔<宗教哲学手稿>评介》，《世界哲学》2011年第5期
短文：
1.《什么是物质？》，《光明日报》哲学副刊1954年10月24日
2.《集体利益是虚假的吗？》，北京大学哲学系编《思想战线》1957年7月号
3.《民主德国的一场美学争论》，《哲学译丛》1962年第5期
4.《关于<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唯物主义>论文集》，柏林，1962年，《哲学译丛》1963年第4期
5.《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为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入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编《学术资料》1980年第5期
6.《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整化》，《百科知识》1982年第3期
7.《马克思和控制论》，《自动化》1983年创刊号
8.《什么是符号学？》，《百科知识》1983年第6期
9.《读金观涛著<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读书》1983年第2期
10.《从思想与信念的统一谈起》，《哲学研究》1988年第2期
11.《成长中的自然辩证法》，《光明日报》1988年5月30日第3版
12.《评张世英主编<德国哲学>第一辑》，入《未名湖畔书香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3.《评乌尔苏勒著<控制论与辩证法>》，入此书，与吴元樑合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4．《评<费希特全集>与<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与郭大为合写，《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5．《谢林的自然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8期
16．《往事琐记》，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编《回忆金岳霖与金岳霖回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17．《一位哲学家的饮食观》（访谈录），《人民日报•市场报》1998年10月9日
18．《过国民党的关》（访谈录），《华夏》双月刊，1999年4月
19．《读张世英著<进入澄明之境>》，《光明日报》1999年8月27日
20．《从沈有鼎先生给我的帮助谈起》，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编《摹物求比》，北京，2000
21.《往事追忆》，入中国人民大学编《苗力田教授纪念文集》，北京，2001
22.《从周礼全先生的黑格尔逻辑研究谈起》，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编《逻辑、语言与思维》，北京，2002
23.《谈谈费希特的<论法国革命>》，《博览群书》月刊，2002年4月
24.《文明必将战胜野蛮》，入文池主编《大学演讲录》第一辑，北京，2002
25.《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领域》，《博览群书》月刊，2003年3月
26.《不是那样》，《中国社科院院报》2004年4月1日；《博览群书》2004年5月
27.《康德受压》，《博览群书》2004年11月
28.《关于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博览群书》2005年2月
29.《解释单调的无限》，上海《社会科学报》2005年2月3日
30.《今日黑格尔在耶拿》，《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31.《作风民主的学术领导人》，入裴丽生主编《纪念杜任之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
32.《关于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博览群书》2006年2月
33.《我喜欢德国古典哲学》（访谈录），入中国社科院编《学问有道》下册，方志出版社，北京，2007
34.《难忘的友谊——忆<费希特全集>编纂者劳特》，《哲学动态》月刊，2008年11月
编辑：
曾经担任过《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月刊）与《哲学译丛》“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栏”（月刊）责任编辑（1961年9月-1965年1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自然辩证法编写组常务副主编（1982年-1984年）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季刊）主编（1980年-1983年），目前正在主持《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的编译工作。
主编的书籍有：
1.《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资料》第八辑（康德研究论文集）和第九辑（黑格尔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
2.《逻辑学问题译文集》和《现代外国资产阶级伦理学译文集》，商务印书馆，1964年
3.《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讲演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4.《费希特著作选集》五卷本，商务印书馆，第1卷1990年；第2卷1993年；第3卷1997年；第4卷2000年；第5卷2006年
5.《自由的体系——费希特读本》，商务印书馆，2008年
学 术 自 传
我叫梁存秀，别名梁志学，1931年6月4日出生于山西定襄县前高蒋村。鄙人出身寒微，父亲梁俊德原初是给老板干活的店员工人，经过多年自习，后来当了会计，但英年早逝；母亲韩芝青是小学毕业的农村劳动妇女，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八年妇救会主任。我的家乡在晋察冀边区西部与沦陷区交错的地方，我的童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学习环境很不安定，听到日寇出发的消息，老师就带领我们这批学童逃离村庄。课程时断时续，我1937年入学，到1945年才小学毕业。我的学习劲头很大，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参加农业劳动，深知此中之艰苦，觉得这么干一辈子，前途肯定不妙，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母亲来自县城，那里有些知书识礼的文人，例如老同盟会员牛诚修、原中学校长兰琛山和新民小学教员乔芝生，他们的谈吐和风度实在令我羡慕不已。所以，我就暗自打定了主义，那就是必须好好学习，也做一个有用的读书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考进了可供学生全公费的忻县农业技术中学初中部；1948年改考了正规中学，1951年毕业于山西省立太原中学高中部，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关于我上中学的情况，我想说明两点，它们都构成我是否还能按部就班学习的关键。第一点是：1946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围攻忻县城，我跑回定襄解放区，不仅参加了按照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分到了胜利果实，而且参加了县政治部组织的学习活动，知道了宋庆龄曾经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歪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学习结束时，城工部长郭伯雄希望我们这些来自国统区的学生留在解放区上学，但我觉得那里的学校不正规，文化水平低，所以在秋后返回了原校。第二点是：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且秘密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西行漫记》，经太行区派出的地下工作者白忠俊介绍加入共产党；1949年6月经太原地下工作人员处理委员会负责人王成旺批准，进入太原中学继续学习。
在北京大学奠定基础
还在上初中一年级时，班主任任象贤就勉励我，说我将来会考到北大。我为此奋斗了六年，梦想实现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可是，我的衣着土里土气，我的言谈满腔山西口音；这些都不要紧，我很快就改过来了。最难办的是我的英语发音，连自己都觉得难听，怎么办呢？每次下课，我都拉着张祥保老师，请她听我念一段，纠正我读错的字句。经过两个多月的练习，她发现我颇有进步，还表扬了我。这是一个教训，使我在后来学习德语时，一开始就重视发音的准确性。
我在哲学系学习了五年，前半段在本科，后半段在研究生班。在本系学了四门必修科。第一门是艾思奇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讲课从来不念讲稿，而是结合具体科学与现实生活中的相关哲学问题，把道理讲得很透彻，这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极有帮助。他在讲原始公社过渡到奴隶制社会时，我递了一个署名的小纸条，问他怎么解释从无剥削到有剥削是一种进步？他用史实说明，这种过渡是由原始公社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促成的，奴隶制社会的确有违背人性的属性，但在当时体现了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必经的社会形态；他指出，我们考察社会的发展，要抛弃菩萨心肠，采取科学的客观态度，并且很善意地说，“提这个问题的同志也许是共产党员，但他思想深处仍然是用人性解释社会发展的唯心史观”。这件往事已经过去六十年，但我每当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发生的问题时，都回忆起他给予我的教诲。——第二门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讲先秦部分，张岱年讲两汉部分，任继愈讲魏晋隋唐部分，冯友兰讲宋明部分，最后由石峻讲到辛亥革命；与授课进程相配合，朱伯崑承担了史料选读辅导课。这门课程内容及其丰富，对我影响最大的，当推老子的那种超凡脱俗的境界和辩证思维的方式，我后来那么喜欢德国思辨哲学也与此不无关系。——第三门是欧洲哲学史，由苏联专家萨波什尼柯夫讲授，他依据的是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按照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编写的教材，让人听过以后，莫不感到枯燥无味。为了补救这个缺陷，班里特请任华补讲古希腊哲学，齐良骥补讲康德哲学，贺麟补讲黑格尔哲学。贺先生讲了六次，详细评述了这位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思想来源、形成过程和整个体系，使我对研究黑格尔发生了浓厚兴趣。——第四门是逻辑学，由王宪钧讲授，前一学期讲的是传统逻辑，后一学期讲的是数理逻辑；我虽然没有走上研究逻辑学的道路，但我从中学到的公理化方法给我后来深入理解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提供了入门的钥匙。
北大哲学系参照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教学计划，请其他系给不同的哲学专业开设了必修科目。作为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专业的学生，我学了数学系刘世泽讲的斯米尔诺夫编《高等数学》、物理系郭敦仁讲的弗里斯编《普通物理学》、生物系陈祯和张宗炳相继讲的达尔文主义基础、经济系赵靖讲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系邓广铭与杨人楩分别讲的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这些系的领导也向哲学系的领导一样，把本系最好的教员推举到讲坛上，给青年学子传授基础知识，这是当时各个大学普遍坚持的原则。我在北大哲学系和其他系学习了这些课程，给我尔后在学术事业上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我升入的研究生班以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人员为宗旨，导师萨波什尼柯夫指导我们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和撰写毕业论文。在前一方面，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仔细阅读和推敲《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重要著作。导师抓得很紧，定期进行检查，解答问题和给予指点。由于我学得比较扎实，系里在1955年下半年派我到专门为教员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夜大学的物理系学习班，主持辩证唯物主义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我看到叶企荪、黄昆、王竹溪等著名物理学家那么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心里十分感动。1956年上半年，我被派往这个大学的附属中学学习班，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由于我的任务完成得不错，负责这个学习班的数学教员兼党支部书记张克文成了我的挚友，而且我们的友谊维持至今。
在后一方面，萨波什尼柯夫特别强调为党的路线服务。我的论文题目定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形式”。在1954年冬季，我对照着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和1954年刘少奇关于制定宪法的政治报告，写出了这篇文章，约四万字。向导师汇报时，他批评我讲的和平过渡是布哈林思想。我将这个情况向系领导汪子嵩写了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很快下达批示：不要与苏联专家争执，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中央将向他们作出解释。在答辩前，论文的主体部分经过压缩，发表于1955年5月《文史哲》；论文的导言部分，在答辩后发表于1956年6月13日《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在答辩会上，质辩人借用恩格斯评价费尔巴哈的措词，说这篇文章写得“机智而不深刻”。我并不认为这个评语是在贬低我个人，因为在这个理论领域里既不可能详细占有原始资料，也不可能进行独立思考，怎么会写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作品呢？
毕业前一年，我的专业定为研究黑格尔。作出这个决定的根据是：向往德国古典哲学家那种为真理而真理的治学精神；要不断地进行探索，把普遍有效的辩证法真理与一个具体的考察对象结合起来，仅仅停留在前一个领域是空洞的，仅仅探索着后一个领域是盲目的，唯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贺先生大力支持了我的决定的实施，他与西语系主任冯至谈妥，允许我去听外籍教师托姆?玛丽开的大学一年级德语课。不仅如此，他还指导我钻研他翻译的《小逻辑》。这本书是黑格尔思辨体系的第一哲学，其中充满了光辉的辩证法思想，但很晦涩难懂。我定期到贺先生家里汇报阅读心得，并提出问题，请他解答，给予指教。就这么努力钻研了半年，总算读完了这本在欧洲哲学史中最重要的古典著作；但如果考试，肯定不会及格。
也就在这个时期，我认识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毛泽东的秀才班子）哲学组长关锋，他希望我毕业后到他那里；但在1956年8月党支部组委谢龙拿着要人单位的名单，询问大家的意向时，我没有选择那条道路，而是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到了前一年调入这个研究所的贺麟先生身边。
担任国际哲学战线上的哨兵
1956年，报刊都在宣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方针，并且由此主张开放唯心主义。此时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何思敬聘请郑昕讲康德，聘请贺麟讲黑格尔，我当了他们的助教，与钱广华合作，给郑先生整理讲课记录，与叶秀山分工，给贺先生整理讲课记录，这就使我得到了进一步研读《纯粹理性批判》和《小逻辑》的良好机会。与此同时，贺先生为了培养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人才，经哲学所领导同意，请来了外籍教员威廉?蔡思克给我们讲德语。这位德语老师用英语编写教材，给我们讲授语法，并且从歌德等人的文学作品和梅林等人的哲学作品中选取了供我们学习的篇章。他不像托姆?玛丽那样偏向于口语训练，而是把重点放在分析疑难语句；他从语形学的角度帮助我们了解这类语句的结构，从语义学的角度给我们指明这类语句表达的思想。我当时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到了学习德文上。在1957年年底这个学习班结束以后，我从民主德国《建设》杂志上译出“牛顿、马克思与爱因斯坦”一文，对时空问题有研究的杨一之先生把译文拿去校改以后对我说，“我改的不多，你能在短期内达到这个水平，可嘉！”
哲学所有一位很有学术眼光、专心致志研究黑格尔的老干部，他叫姜丕之，担任领导小组成员。1957年7月，我由于过去在政治上发表异议而被揪出来，挨了一周批判，做了能过关的检讨。他这时保护了我，使我立即恢复了党内组织生活。在“反右斗争”告终，“拔白旗插红旗”尚未提上日程之际，他请贺先生用英译本给他组织的学习小组讲解《精神现象学》，还特别要我参加。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中共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下达文件，要求对我这类党内持异议者不能心慈手软。这样，我就在1958年2月被划成了“右派”，并且随后被送到太行山区接受监督劳动。临行前，他私下对我说，“带些书下去，不要荒废学业，过两年回来搞黑格尔”。其实不到一年，他就设法把我调回研究组，以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的方式协助杨先生翻译黑格尔《大逻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
1960年召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会议，提出了加强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准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哲学的任务。随着这种形势的变化，我的专业从德国古典哲学转向了现代外国哲学流派。在准备这届会议时，我与李德齐编写了一份介绍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新托马斯主义的资料，扼要说明它们的历史发展、基本观点、重要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会后在历史博物馆举办书展，我又参加了给那些代表著作编写内容提要的工作。哲学所当年组建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最初称为编辑组），我被调入这个组。组长杜任之是二十年代末参加地下共产党的老革命，又是在德国留过学的山西大学教授。他尊重科学，崇尚民主，不仅保护我，而且重用我，让我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栏”责任编辑。他在开始时对我的译文每篇都要审读或校改，过了两年才宣布我已具有独立迻译能力。
在现代外国哲学领域里，从中宣部到哲学所的领导都经常强调，我们的职责是做国际哲学战线上的哨兵，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样，认为这是一项光荣任务。直到“文革”开始，我都遵照组里布置，定期查阅新到外文书刊，以确定我们从事编译的选题。我所做过的工作是：第一，在《哲学译丛》上发表过一百多篇译文和书评，其中有些比较重要，例如庇护十二世的“从现代自然科学来看上帝存在的证明”、克罗纳的“今日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回归形而上学的基础”，近来还被编入相关的论文集。第二，给中共中央提供国外哲学动态。例如，我从联邦德国《东方集团与发展中国家》杂志摘译出“毛泽东的辩证法——从中苏分歧来看”一文，毛主席看到后觉得很有趣，中宣部出版处长鲍之静特来学部，要求我和裘辉将全文译出呈送。又如，我在控制论哲学问题研讨会上作了关于民主德国克劳斯研究这个问题的成果的发言，陈伯达从龚育之那里知道以后，要求我写出这个长篇发言上报给他。再如，在准备1963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会议时，我参加了我们研究组编译国外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言论选辑的工作，这份选辑为周杨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第三，在1963年中宣部组织撰写“十评”（即“评赫鲁晓夫的世界观”，后因此人下台而作罢）的人马时，我被借调到那里，做王玖兴的帮手，翻译和校订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年迈的吴剑西先生给王玖兴和我校对了译稿；他是共产国际早期的翻译，水平高，经验多，给我的指导使我获益匪浅。第四，与范岱年、许醇仁合作，编译了《外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资料选辑》第4辑，控制论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展示了苏联与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反对控制论到研究其中哲学问题的历程。
在这个领域里，我做过编译工作七年，看了西方国家的不少哲学书刊，深深地感到，正像物理学从牛顿力学发展到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当从它的古典阶段发展到现代阶段，辩证发展的对应原理对它同样有效。
我这个“摘帽右派”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冲击，没有参加哪派组织，人家不要我，我也没有那个意向。但我不是无所事事的逍遥派。做什么呢？我的另一位恩师洪谦先生写信提醒我，“即使你一天只有半个钟头的闲暇，也要阅读德文书刊”。在工军宣队进驻以前，我是这么做的；进驻以后，我把《毛主席语录》和《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把德国造反派编的《红旗》杂志装入提包，即使他们看到我在阅读，也无可奈何。林彪倒台以后，尤其是1972年8月我们从河南“干校”回北京以后，军宣队已经难以管教我们。我对“批林批孔”与“批儒评法”不感兴趣。与薛华合作，在商务印书馆高崧的支持下，经过三年努力，译出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同时，我研读了谢林代表作，参考国外研究作品，写出了这部古典著作的译者序言，向读者介绍了谢林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尽管军宣队在大会上批评我走“危险的白专道路”，我也不予理睬，而是与我的夫人沈真合作，参照俄译本，译出了洪谦先生送给我的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接着，1976年6月与薛华、沈真、钱广华合作，着手翻译黑格尔《自然哲学》。由于我对谢林有初步研究，后来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谢林条目全都包揽给了我。费希特的那本书很受年轻人的欢迎，迄今已经出过三版，印刷了十二次。
研究和翻译德国古典哲学著作
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们都对此感到欢欣鼓舞。此后不久，我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我满以为自己可以从此专心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了，但世界上的直路往往是通过弯路走出来的；我想回到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的请求未能获准，而不得不到自然辨证法研究室安家立业。在这个研究室里，我一方面补习物理学、生物学与自然科学史的知识，负责编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和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自然辨证法条目，并且修订此前译出的克劳斯《从哲学看控制论》，另一方面我也没有放弃原定的专业方向，做了三件工作。
第一，在室内有关同志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在黑格尔《自然哲学》中承担的校对工作，广泛查阅参考资料，编写出译者注释，审读和推敲了全部译稿，最后写出译者序言。黑格尔的这本书虽然不像他的逻辑学，有那么丰富的内容，但作为一门应用逻辑却总是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他把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与退化统一的变化过程，以思辨的语言预言了后来由自然科学揭示的内在联系。为了批判地对待这份哲学遗产，我经过多次讲解，最后写成了《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一书。
第二，贺麟先生要我协助他修订《小逻辑》第19-130节译文，对我完成的这件工作表示满意，并且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邀请他讲解这部名著，而他感到精力不济时，把我推荐给了他们。正是经过贺先生的提携，我才开始在大学里走上讲授此书的讲坛，在准确把握、深入研讨此书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为了弄清费希特被赶出耶拿大学以后的思想演变，我和我的夫人沈真再次合作，参照英译本与俄译本，重新翻译了费希特的《人的使命》。这项工作对于我后来理解费希特的知识学如何从主观唯心论的形态转变为客观唯心论的形态，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个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向前推进。1981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以王子野为主任委员、以汝信为第一副主任委员的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它作出决定，由我修订贺先生所译的《小逻辑》首先出版。过了几个月，开会讨论我的试改稿，由于意见分歧，它又决定：贺译本入全集，我译个单行本，另外出版。我不敢懈怠，克服种种困难，忠实执行会议决定，终于完成了任务。但我发现这个编译委员会是一个徒有空名而不办实事的官僚机制，于是毅然宣布推出，接受商务印书馆高崧的倡议，把工作转到了考虑编译《费希特著作选集》。恰恰在这个时候，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费希特全集主编赖•劳特访问北京，他大力支持我实现这个计划。我不仅从他那里得到编辑这套全集的信息资料和新近问世的费希特著作，而且接受了他给我提出的建议。在王玖兴和薛华的鼎力协助下，我与我的合作者于1986年3月建立了费希特课题组，本着翻译基础上研究，研究指导下翻译的原则，将它的任务规定为：第一，从科学院版《全集》选出费希特在世时发表的著作第一版，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译为五卷，并在各卷正文之后附上译者注释；这项任务要在十五年内完成。第二，开展对于知识学以及建立在知识学基础上的法权哲学、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研究；这项任务的完成时间应适当延长。为了统领全组工作，在完成第一项任务时我把精力放在校改译稿，在完成第二项任务时将自己的课题定为费希特在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在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和在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
我们课题组的工作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就历史意义讲，马克思把费希特称为思想泰斗，恩格斯说过，德国社会主义者也为继承了费希特而感到骄傲。我与沈真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费希特与马克思”一文，曾经还引起了国外读者的注意。那种在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时，只看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人，显然视野狭隘。就现实意义讲，谁要读懂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谁才会懂得什么是哲学上的创新体系，因为这位康德先验哲学继承者是作为“哲学中的欧几里得”靠古典公理化方法创建严密的知识学的。从实践哲学来看，我认为有两本著作最值得注意。一本是他早期匿名发表的《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思想自由》，它以社会发展的两种质变形式、即逐渐改革与暴力革命为论据，劝说专制君主开放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确实进行改良，而不要把民众推向犹如洪水暴发的暴力革命。另一本是他在拿破仑军队还驻扎在柏林的时期，冒着生命危险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它以走世界文明大道的普遍性与热爱祖国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为前提，提出了从改革教育入手，由恶贯满盈的社会过渡到理性统治的社会的民族复兴蓝图。这种现实意义现在已经被国内有识之士逐渐知晓，例如，中央电视台在编制《大国崛起》德国部分时就要求我们予以支持。
我们课题组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地进行的，也遇到一些难题。例如，出国考察，所里只批给两周；申请经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只给两万元；在以前，费希特译著只有两本，论文只有四篇，可供参考的中文资料寥寥无几。不过，课题组的成员都是真正的共产党教育出来的，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不把那些难题视为不可克服的。所以，我们每个成员在翻译自己决定翻译的论著时都是全神贯注、肯下功夫和不怕麻烦，如李理讲的，“我的字典用破了好几本”，而没有那种精力分散、害怕劳累和浮皮潦草的表现。在分配任务时，我尽量把短篇著作留给自己；在最后定稿时，我承担了全部遗留的工作。就是这样，我们不断地努力，如期完成了第一项任务，以致劳特对他的同事说，我们如此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他表示赞赏。但我必须承认，在开始编译时，由于对费希特的全貌了解得不够深透，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展开，《选集》卷一与卷二中出现一些纰漏，这个问题将于修订时加以解决。
我们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也是有计划地开展的。我随着编译工作的进展，写过三本书,即《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和《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第一本的主要内容是：生活在欧洲各国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代的费希特，积极地参与了由康德掀起的德国哲学革命，真诚地肯定了由启蒙造成的法国政治革命，把两者结合到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哲学创作，最后走向创建一个自由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就是为自由而自由，正像法兰西民族使人摆脱了外在枷锁一样，要在德国使人摆脱自在之物的束缚，把人确立为一个既能进行严密的逻辑思维，又能创造合理的现实事物的能动理性自我。第二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费希特把这个只能由理智直观加以把握的自我确立为早期知识学的起点，建构起各条原理和定理，构成一个“一本万殊，万殊归一”的科学体系，据此推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张民主共和的法权哲学和反对感性思维方式、主张伦理思维方式的道德哲学。第三本的主要内容是：他的知识学发生演变，其开端不再是自我，而是绝对，即柏拉图的理念，自我则是一个由绝对派生的、但又由绝对借以创造万物的中间环节；以这个体系为依据的历史哲学，把世界史解释为经过理性与反理性的反复斗争，实现上帝的宇宙蓝图，即塑造人间的合理关系的历史；以这个体系为依据的宗教哲学，与《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结合起来，把绝对解释为上帝，把绝对的显现解释为道或基督，否定了不真的假像生活，阐明对绝对或上帝的渴求才是通向极乐世界的本真生活。这三本书也许可以说是我们课题组的整个研究工作的绪论，其他各本专著则都分门别类地拓宽了视域，推进了深度，而这就是谢地坤写的《费希特的宗教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李文堂写的《真理之光——费希特与海德格尔论Sein》（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郭大为写的《费希特的伦理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和最后由张东辉写的《费希特的法权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当然我们仍有缺陷，没有来得及研究有助于界定现时代的历史哲学和提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哲学。
我们课题组的全部工作都是放眼世界，在国外同行的支持下，或在与他们的交流中进行的。德国费希特全集编委会一直给予我们编译《选集》以多方面的协助。我们的各本研究作品都是借鉴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写成。德国费希特研究家赖?劳特与曼?布尔不止一次地来北京访问，作相关的学术报告，而我们也先后竭力走出去。就我个人来说，我出国五次。每次出去，一是参加会议，二是与同行交流，三是进图书馆复印绝版书。我写过五篇文章，在国际费希特会议上宣读。有些文章还受到好评，例如，美国肯塔基大学尼?布里采尔教授评论我1989年6月在波兰克拉科夫“先验哲学与辩证法”会议上宣读的“青年费希特的人际关系理论”时说，它“特别光辉夺目，给我们如何把古典哲学与当代现实联系起来，提供了一个卓越范例”。（《费希特研究》第3卷，阿姆斯特丹1991年，第236页）我复印回来的绝版书，诸如赖因霍尔德的《康德哲学通信》（1790年）、舒尔策的《埃奈西德穆》（1792年）和雷贝格的《法国革命研究》（1793年）等等，都是我们必须拥有的。我在少则两周、多则六周的出访期间，虽然也参观过一些名胜古迹，但主要是从事那些活动，以更多地了解国外费希特研究的动态。在我们课题组里把这种动态介绍得最详实的是沈真编译的《费希特在当代各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我们课题组的全部工作都是一个出成果、出人才的过程，大家通过边干边学，都有很大提高和进步。德国语言与文学系出身的李理补习了必备的哲学知识，已经成为众人称赞的翻译人才。对于三位在读的博士生，即谢地坤、李文堂和郭大为，我没有采取“放羊”的办法，而是采用贺麟先生的“手把手”（王太庆用语）的方式，首先给他们讲授未曾翻译的德国古典哲学原著，然后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原著去翻译，并仔细校改了他们的译文，最后才让他们进入自己研究的领域，搜集和钻研相关文献，写出研究费希特的博士论文。即使对于没有参加课题组，但能写出研究康德的卓越博士论文《建构与范导》（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的陈嘉明，我也是采取这种办法。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他们向我提出各种问题和不同意见，都令我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对于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我都组织过多次讨论会，以利于钻研原著。在第一次讨论“从康德到费希特”时，还请了北大教授齐良骥与王太庆前来参加。这几位博士生跟着我，吃过不少的苦头。举例说，谢地坤译《自然法权基础》（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每两周一万字，既不能多译，以免粗制滥造，也不能少译，以免耽误计划；他前边译，我后边校，整整进行了一年。他四十岁时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跟着梁老师干了三年半，是我有生以来最艰苦的时期”。他们后来继续努力，已经成为既能独立迻译古典哲学著作，又能拿出像样研究成果的学术骨干。每当我看到他们发表的作品时，我内心的喜悦总是不禁溢于言表。
我们课题组的全部工作给国内各大学讲西方哲学史提供了一项支持。老师们在讲费希特时要看我们译的和写的，许多学生在学习时也是如此。在张慎主编的《德国古典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还注明了讲这位古典哲学家的篇章“参考和吸收了费希特课题组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一位哲学爱好者看到俞吾金等撰写的《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没有这么注明，对此表示不以为然。我向他解释说，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别人盖房添砖加瓦，他们吸收的越多越好，因为这就使我们工作的成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如果他们在引用时还能发现我们的差错，那就对我们帮助更大了。不是立志做有用的读书人么？我为自己发挥了这种作用而感到欣慰。
费希特课题组工作结束以后，我修订了以前译出的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许多同志这时希望我继续从事翻译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著作。经过多方磋商，建立了以原班人马为基础的课题组，于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获得资助人民币100万元。但到目前为止，我们黑格尔课题组只完成所译《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纽伦堡高级中学哲学教程与讲话》和第17卷《宗教哲学手稿》，研究工作还处于酝酿阶段。进展如此缓慢，有两个原因。第一，对难度估计不足，尤其是我想译那些未曾译为中文、往往缺少标点断句的手稿，这就需要不断地向德文编者求教。第二，在一个有很多诱惑的环境里，很难做到死心塌地，专心致志，这就需要做细心的思想工作。当然也有一些外来障碍。例如，缺少一间办公室，图书资料完全寄存在不便查阅的地点，要商讨问题往往是在楼道里。又如，力量薄弱，后继无人，想招研究生，资格早已被取消。但是，请哺育我的祖国人民放心，我一定会与我的合作者精诚团结，克服困难，把我们在《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里选定的第一批作品译成中文，让寄希望于我们的广大读者感到满意。
梁存秀
二〇一一年十月
照 片
2011年9月19日：在哲学所作《自由的体系》学术报告
2009年9月：与《黑格尔全集》主编瓦•耶施克交谈
1999年12月：热那亚国际费希特会议，左二为梁存秀先生，左一为赖•劳特先生
1992年7月：在干面胡同贺麟先生住处
1951年1月：在太原中学学习，左下为梁存秀先生
1953年7月：摄于未明湖，北大哲学系同班同学合影，右一为梁存秀先生
1953年9月：在北京大学学习
相 关 媒 体 报 道
1.梁存秀:我有我哲学 （中国原创论文网）
2.梁存秀：论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哲学门）
3.梁存秀：关于纪念康德文章的几处纰漏 （哲学中国网）
4.梁存秀：我喜欢德国古典哲学 （哲学中国网）
5.梁存秀：梁存秀简介 （百度百科）
6.梁存秀：几代学人梦想即将实现 《黑格尔全集》中文版将面世 （京报网）
7.梁存秀：红色学者——思想与人生的传奇之旅 （龙源期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