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能不能成为科学？这在今天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它涉及到对哲学的理解，而大家知道，“什么是哲学”是一个哲学家们至今争论不休而且争论本身就集中反映了哲学研究水平或状况的复杂问题。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并把创建这样的哲学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本身不够“科学”，因为它不符合实际，它把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大地简单化了。问题还不仅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当作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理论创新是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紧迫任务。

 

一

 

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是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基本观点。累计发行超过一千万册堪称我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其2004年版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对象，通过概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具有严格的科学性。”[[2]]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的传统观点。它的直接来源无疑是上一世纪30年代的苏联哲学，正是这一时期的苏联哲学建立了被后人视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唯一科学的哲学。

应该承认，苏联哲学家的这种观点是有所依据的。斯大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都有十分明确的论述。斯大林在一度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中说：

 

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3]]

 

上述斯大林的论述实际上只是列宁思想的转述。列宁早在1894年就说：

 

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得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4]]

 

斯大林和列宁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但显而易见他们的论述是以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这一认识为前提的。

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主要来自对恩格斯哲学著作的理解。不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也在他们的著作中找不到，但是恩格斯的确有大量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相关的论述。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5]]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对上述思想作了更具体的说明：“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或者对思维中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一个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三个领域中的两领域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出来，只有形而上学的懒汉才不明白他所看到的是同一个规律。”[[6]]辩证法是科学，它适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即整个世界。恩格斯又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7]]综合这些论述，恩格斯是说，辩证法是科学，他和马克思实现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并提出了既“唯物”又“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此处所说的自然观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则是历史唯物主义。按恩格斯的理解，它们都是科学。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还有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他一再强调他和马克思建立的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历史观不是哲学。关于这一思想他有很多论述，最集中、最全面的是《反杜林论》的这样一段话：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看来，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8]]

 

    不少中外学者根据以上论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根本不是哲学，而是科学，进而得出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彻底加以否定的结论。其实，这样的结论过于简单化了。在这段论述中恩格斯强调了唯物辩证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科学性，这是事实，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把它们排除在哲学之外的结论。其中原因很多，这里只讲两点。首先，即使各门自然科学揭示了自己领域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的规律，建立在这些规律之上的“关于总联系的特殊科学”仍有必要，而且它不是科学而是哲学。因为这里有一个从有限上升到无限的归纳推理过程，而归纳推理的科学性是靠不住的，带有无法排除的哲学世界观性质。其次，更重要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把他和马克思的思想称作“现代唯物主义”，人所共知，唯物主义是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一种回答，而正是恩格斯自己，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称作“哲学基本问题”。这就是说，恩格斯明确否认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哲学，但按照他自己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来看，它们又毫无疑问是哲学理论。

全面分析评价恩格斯的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不是本文的宗旨。这里只想强调，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家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科学不是空穴来风，是可以在恩格斯那里找到文本依据的，恩格斯的确描述了一种具有科学性的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理论。

 

二

 

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远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全部，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画上等号，会漏掉马克思恩格斯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哲学思想。

普列汉诺夫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9]]但他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关于自然界的或整个世界的客观规律的科学。他说：

 

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全部它的实践哲学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10]]

 

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这一哲学的特点是强调行动的重要意义。那么，行动的哲学意义何在？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在于：

 

他把人的天性看作历史运动的永远地改变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应该维持自己的集体，从他的周围的外间自然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需要人对这个外间自然的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11]]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理解，马克思全部哲学思想的秘密都在他的劳动实践理论之中。[[12]]在马克思之前，圣西门等人已经认识到了生产工具的发展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但他们无法解释人制造工具的能力是如何发展的，因而求助于人的天性的发展，从而停留在历史的唯心主义之中。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克思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劳动实践在改变自然环境的同时改变了人制造工具的能力，[[13]]这一能力的提高决定了生产工具从而生产力的也是生产关系和全部上层建筑的发展。其实，这一思想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践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突出的不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性，而是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是精神、意识在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就马克思本人而言，这是他最重要的哲学思想。

不论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概括是否准确，马克思的确反对那种无视人、敌视人、用机械运动解释一切的唯物主义理论。他说：

 

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运动，它不仅表现为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冲动、生机、紧张，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Qual’[痛苦]。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包孕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质带有一种令人愉悦的、诗意的诱惑力，以迷人的笑靥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格言警句式的学说却充满着神学中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片面。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诗情画意，变成数学家的抽象经验；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开始带有憎恨人类的倾向。它既然要战胜对手，即憎恨人类的、没有肉体的唯灵论，并且要在后者自身的范围内战胜，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性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

作为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坚决认为：……人的激情是一种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冲动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善。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14]]

  

前两段是马克思对培根哲学思想的肯定性评价，后两段是对霍布斯的批评。批评霍布斯，是因为霍布斯用数学和机械运动解释一切，包括人，夸大了理性的意义，否定了人的激情、冲动、生机，从而使唯物主义“开始带有憎恨人类的倾向”。

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但同时强调人及人的激情、冲动等非理性因素的意义。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下面这段话中：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5]]

 

这是马克思对他和一切其他唯物主义者的原则区别的说明。人以及人的激情等是实践活动的基本要素，它们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意义不言而喻，他对只从客体和客观必然性的角度以理性理解世界的唯物主义的拒斥，显而易见。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的。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他的全部事业都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的，而人的解放不是在人之外的某种神秘客观规律自发作用的结果。“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6]]是劳动实践推动着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最终使人进入自由王国，真正成为人。劳动之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是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7]]

 

离开实践活动不能说明人是如何发展的，也就不能从哲学上说明共产主义是如何实现的。对马克思来讲，还有比共产主义更重要的问题吗？

由此可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科学从而排除了人的主观因素、非理性因素和实践的作用，恰恰是把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排除出去了。

从以上论述看，似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上有矛盾。其实不然。首先，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完全赞同。恩格斯曾把集中阐述其哲学思想的《反杜林论》手稿读给马克思听，以征求意见，而且马克思事实上还参与了该书的写作；其次，恩格斯曾经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18]]，说明他和马克思一样把劳动实践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二人哲学思想表述上的不同，原因在于他们首先是革命家，无意也无暇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因而从未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作过系统阐发，只是各自在不同场合强调了他们共同思想的不同方面而已。

 

三

 

列宁、斯大林以及苏联哲学家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是有原因的。

实践是理论真理性的检验标准和发展的最终动力。对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实践中取得成功都是第一位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从自己的实践需要出发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应用，而是选择，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选出自己的实践所迫切需要的思想，然后以它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列宁、斯大林以及苏联哲学家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时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动员群众投身革命，为了确立必胜的信念，为了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为了在夺取政权后对社会实行科学的集中管理，他们最需要的是主要由恩格斯表述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思想，也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相关的思想。至于马克思的与人的激情、冲动密切相关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在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和从事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在实行计划经济和对社会的集中管理时，并没有迫切的实践意义，因而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没有在苏联哲学家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里占据重要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画上等号进而强调它的科学性，就是上述原因造成的。中俄两国的国情有众多的相似之处，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实践任务也多有相似，因此苏联哲学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并在中国广泛传播。

被理解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曾经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它们成为中苏两国马克思主义者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都处在前现代的落后阶段，政治上尚未结束或者刚刚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启蒙有待进行。思想启蒙的中心任务是把科学理性灌输到每个人的心中，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一任务主要是由被视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的。简言之，长期以来中国的，以及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是探索革命与建设客观规律的任务，因而被当作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实践需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时代发生了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实践任务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实践需要已与以往有了重大不同。

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最终夺取政权，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目标。1978年以后，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全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成为当务之急。这两个阶段都突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重要，因而作为科学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发挥了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在1949年以前是毛泽东带领全党与“左”倾教条主义进行的斗争，在1978年以后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不快造成的，相反，恰恰是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引发的。这就是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的固然有技术性问题，但主要是价值问题。在过去，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地球似乎无限大；由于温饱问题未能真正解决，似乎只要经济高速发展，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些认识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实现了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之后，首先，地球变小了，生产发展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资源日趋枯竭则使得子孙后代的发展可能无从谈起；其次，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导致大量劳动力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造成结构性失业和越来越明显的两极分化；最后，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物质丰裕往往有精神空虚和情感匮乏伴随，不少人渐渐失去生活目标，陷入彷徨。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在面临一次新的重大的转折。科学发展观就是适应这种转折而提出的。

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当前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因为只有科学发展观才能使上述问题得到解决。然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需要一种崭新的思维、崭新的理论。理论创新再次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务之急。就哲学而言，这主要是因为曾经发挥了巨大积极作用的被视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能满足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了。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中最基本的是发展和以人为本，二者的关系是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的基本内容。但是以人为本是我们以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几乎从未提及的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以人为本和为什么要以人为本；第二，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是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是找不到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适应革命和经济发展提出的认识客观规律的需要而建立的，凸显的是规律和理性，处于中心的是物而不是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创新。可以设想，有人遇到一位哲学家，问道：哲学家先生，请你讲讲什么是以人为本？为什么要以人为本？哲学家回答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的回答只能损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不可能满足广大民众的现实需要。

创新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所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在今天的实践面前它们已经不够用了，不能再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画上等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关键是要重新全面阅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论著，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中和人、人的价值问题相关的内容与主要讲客观规律和理性的内容，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完整的能满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是有大量关于人、人的价值、人的解放及其与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的关系的思想的，只是在上一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家建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时，由于被认为没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而“存而不论”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