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与承接-哲学中国网

许多人认为，福柯颠覆了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宏大叙事，而福柯则仅限于微观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从宏观到微观是视角的彻底转换，在显微镜捕捉到的片断中，宏观世界不复存在。然而，宏观与微观的划分也许原本就不可靠，宏观或许只是一厢情愿的宏观，而微观的片断未必不能连缀成篇。当异质性关系成为考察的对象，颠覆与承接就不可能截然两分了。可以说，福柯不仅颠覆了马克思，他也承接了马克思。

一、知识考古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颠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在这个规律的支配下，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推动了人类阶级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是借助于作为经济利益集团的阶级来实现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阶级作为历史主体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这个简短的概述中有两个关键词，即规律和主体，如果它们被否定，则历史唯物主义也就被否定了。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所做的，恰恰是这种否定性工作，这种工作对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颠覆性后果。

1、以历史先天取代历史规律

承认历史规律存在的前提，是人们能够认识到规律，否则，也就不知道是否存在历史规律了。历史规律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历史客观的一种理性认识，因此历史规律能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但福柯认为，在人类理性认识之前，有一个前概念的层次，那就是知识层面，这就否定了理性认识的自明性。

福柯自己曾就“知识”这个术语进行了区分，他指出：“我用‘connaissance’这个词指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和决定着这一关系的形式法则。而‘savoir’一词则指，某一特定时段上要给予‘connaissance’的这个那个对象和要阐明的这个那个表述所必需的条件。”[1]（P15）显然，作为考古学分析对象的知识，是“savoir”，而不是“connaissance”。“savoir”不具有“connaissance”的概念、命题等理性形式，它是概念和命题之所以存在的前提条件。福柯认为，知识就是话语空间和范围，在特定的知识范围中，话语形成的特定关系及其规则发挥着功能。知识标志着特定话语关系中特定话语的形成，是话语形成层面上的话语群，它的范围大大超过了科学和学科，把各种文件、论述，文学、哲学，日常话题、各种意见等都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只有在话语形成的层面上，才能把握到知识。

话语是如何形成的？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首先指出了寻求话语统一性的不可能。一本书、一位作者、一个主题，都不能作为话语统一性的依据，其中总能够发现异质性的存在。例如，一本书中某个词的用法，也许只有依靠其他的书给出的线索才能得到理解；而一位作者，是指在世时的他，还是死后的他，或者匿名的他？话语不具有统一性，因为它是形成的、组合的。无论概念、对象、陈述方式或策略都不是自足或自明的，它们的出现都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它们的功能是由它们在话语关系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决定的。例如，医生诊断的有效性，不仅与当时医学中关于疾病的认识以及对于身体的看法有关，而且与医生在相应体制中所占据的地位有关。这就是说，各种话语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概念、对象、陈述方式、策略的出现和使用的范围。由此可见，话语是一种形成和组合，是一种功能，是理性认识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它们的历史先天。

何谓历史先天？简单地说，历史先天就是历史先天条件。任何理性认识的产生及其有效性都有其历史前提条件，不存在自足和自明的理性认识。正是这种历史前提条件赋予它们以现实性。为什么在某个空间或某个时段出现的是这样的话语、这样的概念、这样的学科？可能性话语是无限的，能够在历史中实现的话语相对稀少。历史先天正是指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的实证性。话语形成或者说知识层面所具有的、理性认识所依赖的就是这种实证性。

那么，为什么说历史先天取代了历史规律呢？具有历史先天的话语形成并不排斥规则，但这里的规则与规律截然不同。尽管话语是形成性的，其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策略都处于各种要素、各种关系的相互作用中，但这种关系的相互作用具有特定的模式。也就是说，话语形成过程并非转瞬即逝，它在暂留的特定范围中表现出特定的模式，这种特定模式标志着特定的话语群。福柯把这种特定的模式称为话语形成规则。这种规则是各种不同话语要素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则，是一种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每个要素占据一个不同的位置。换句话说，话语形成规则是话语散布的特定空间，它标志的是一种特殊性，是话语位置及其现实性、有效性的变化。历史规律与此不同，作为一种深层的理性认识，它要把握的是历史变化的稳定性方面，规律是只要条件具备就会一直发挥作用的一种普遍性。那么，如果掌握了所有规律，历史就只是规律的合集，是一种静态的卷轴图案了。但福柯所谓的话语形成规则，其前提就在于话语要素的不同，各种话语位置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标志的是一种特殊性。

然而，即便话语形成规则是标志特殊性的，历史规律是标志普遍性的，但特殊与普遍不是相对的吗？历史发展过程中难道不存在重复的话语吗？有些话语不是从古到今一直在使用吗？也许我们可以把能够普遍发挥作用的历史规律本身看作一种特殊性。福柯的答案是否定的。在这里，为了更方便说明问题，我们再引入福柯的一个概念，即陈述。陈述是话语的原子，或者说是话语要素。在福柯看来，话语是在话语形成规则条件下形成的，任何陈述的诞生都是一次性发生的独一无二的事件，陈述不可能重复发生。当然，独一无二的陈述并不是不可以重复使用。在话语形成规则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特定陈述的有效性也是相同的，它还是那个陈述。但保持相同陈述的条件是没有新的陈述要素的加入。例如，一本书，可以重印若干次，如果其版次不变，即便重印时纸张、字体都发生了变化，仍然会被认为是包含了同样的陈述。但同一本书，是作者生前印行，还是死后出版，在这两种情况下，却不能被认为是同一陈述。[1]（P102）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物质形式是否作为一个要素参与到陈述的形成条件中。这就是说，独一无二的陈述的重复也有独一无二的范围，因为是特定的形成规则决定了它的现实性和有效性，当它的特定形成规则破坏了，陈述也就失去了现实性，还有谁会去重复它呢？也正是各种陈述形成的不同话语群现实性上的不同，造成了各种知识断层，成为考古学运作的基础。这样，陈述的重复就是局部的、有限的。历史先天就是这种局部、有限的特殊性。而历史规律则不然，它预设了一种普遍性，即便各种规律有其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之间不能相互抵触，甚至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大的整体规律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是以普遍性为前提和指归的特殊性，是局部的、有限的特殊性。这样的特殊性其实否认了特殊性，否认了历史创造新的规律的可能性。而历史先天则通过强调特殊性和形成性，拆除了历史规律的定见。

2、陈述主体对历史主体的虚无化

福柯“人之死”的论断广为人知。然而，这里的人是指生物学上的人类，还是指作为一般行动者的个体，或者是指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理性认识范型中普遍的认识主体呢？显然，福柯“人之死”所指的只是理性认识主体。历史唯物主义所认为的历史主体，能够认识历史规律，并能够根据规律实现对世界的改造而推动历史的发展。能够主动去认识的主体，只能是理性认识主体。这种主体正是福柯要去瓦解的对象。

福柯从自己的知识考古学出发否认理性主体的独立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知识考古学强调的是知识相比于理性认识的历史先天地位，理性认识既然是有前提的，理性认识主体也同样是有前提的。那么，知识考古学中是否有主体问题呢？知识、话语和陈述是否需要一个主体呢？知识难道不是由人创造的吗？话语不需要说吗？陈述不是也要有陈述者吗？在福柯看来，话语并不是想要说就能够说出来的，如前所述，话语是在话语形成规则条件下形成的，任何陈述的诞生都是一次性发生的独一无二的事件，陈述不可能重复发生。因此，陈述能够发生，或者说能够实现，能够被说出来的限定性条件是话语形成规则，是它能够分配给陈述的空间位置，而不是说话人、陈述者的意愿。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人们说什么样的话、给出怎样的陈述，必须符合话语形成规则。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事先决定的概念，否则话语形成规则与规律何异呢？人们并不是不可以选择自己想说的话，但能够做出的选择仍然是框范在特定的话语形成规则中。也许可以这样说，凡是人们想到的，都是可以想象的，凡是人们说出的，都是能够说出的。福柯在这里强调的，无非是一种历史的限定性，他只是把这种历史的限定性具体化在话语形成规则上了。的确，“青少年”这个概念只是近代的产物，而原始人是不知道“气陉”为何物的。所以，福柯认为，主体就是陈述衍生出来的一种空的位置，可以由不同的人来填充。

因此，陈述主体与表述主体显然并不是一回事。例如，在一篇数学论文的前言中，作者说明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目的是什么，采用了什么方法，怎样进行尝试，如此等等，这个前言的表述主体与陈述主体是合二为一的，只能是论文作者；但如果论文中用到了“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这样的公理，这个公理的表述主体尽管是论文作者，而陈述主体却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占据的一个中性位置。 [1]（P94）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这篇论文中这个公理只是在被重复使用的陈述。陈述主体只是由陈述赋予的位置，陈述的诞生和暂留以话语形成规则为前提，而不是主体意向的结果。福柯指出，“如果说一个命题、一个句子、一组符号能够称为陈述，这不是因为某一天某个人说出了它们或者把它们置入某种具体的写作形式；而是因为主体的位置能够被分派了。描述一个作为陈述的表述，并不在于分析作者与他表述的（或者想要说的，或者没想说但说了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确定能够成为它的主体的任何一个个体能够和必然占据什么样的位置。”[1]（P95）这就是说，我们所要考察的是个体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和角色，凭借什么样的权利在说话，例如医生和教师，代表了不同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各自话语不同的权威性；说话者说话的场所，医生在医院和在图书馆说话的权威性不同；说话者对于对象的地位，老师对学生与对家长说话，权威性是不一样的。由此可见，陈述主体与理性认识主体不同，陈述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认识与被认识之间的关系，陈述主体只是由话语形成规则提供出来的各种有待填充的位置。

就这样，福柯把陈述主体界定为空的位置，并把它与表述主体、理性认识主体区别开来，从而实现了对历史主体的虚无化。福柯之所以能够做的这一点，与他对知识考古学的定位是分不开的。他在关于陈述的描述中指出，陈述的分析所关心的只是已经被说出来的言语行为，“它要询问的是它们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对它们形成、所留遗迹和在那里暂留而等待再次被使用的时刻意味着什么；对它们在它们出现的时刻和地点出现意味着什么——是它们而不是别的言语。从这一点来看，没有潜在的陈述这种东西：这里涉及的只是语言的事实。”[1]（P109）这就说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考查的是语言的存有层面，也就是他所谓各个断层中沉积下来的知识。这样的语言存有，显然不是个人的认识和创造。所以福柯说，“每一个陈述都隶属于特定的规则，因此没有一个能够被看作像一个天才那样毫无规则的纯粹创造”，同时，“整个表述领域既是规则的又是变化着的：它从不沉睡，最小的陈述——最不显眼或最平庸的——也是在一整套规则中运作的，根据这套规则它所运用的对象、方式、概念和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策略才得以形成。”[1]（PP146-147）所以，这样一个语言的存有和表述领域绝非某种或某类主体所能认识和把握的，主体在其中没有任何确定的位置，它只能是特定陈述要素及其组合的衍射点，一个类似介质的空的功能。因此，福柯把陈述主体看作匿名的主体，看作“人们说”，看作是对于特定陈述采取特定态势的“嗡嗡声”。历史主体被瓦解和虚无化了。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福柯在人与历史关系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呢？恰恰相反，人不能作为一个主体去认识历史和改造历史，正是因为人在历史之中构成了历史。人不能够归结为陈述的要素，但却是陈述要素的一个巢穴；如果把人看作各种陈述要素散射点的汇聚，那么任何一个点，都标志着一种力，那么，在任何一个点上，反抗都是可能的。当然，在这里，人不是拥有主观意向的、拥有独立于历史的力量的主体，而是历史中的陈述主体。这其实是福柯能够把知识/权力模式作为抵抗策略而承接了马克思批判维度的一个基础。

二、系谱学对马克思批判哲学的承接

如前所述，福柯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大支柱——历史规律与历史主体，从而彻底颠覆了它。然而，福柯从另外一个方面即批判维度上承接了马克思。我们知道，福柯并不是针对马克思进行颠覆的，他所颠覆的是一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采纳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范式，这种认识范式不是马克思的全部。一个异质的马克思，是福柯能够承接马克思的理论前提。

较之于以历史唯物主义创建者身份出场的马克思，坚守批判哲学立场的马克思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首先反思了思辨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开启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大门；其次，他认为批判的武器终究要被武器的批判所取代，物质的力量要靠物质的力量来解除，意识形态批判必然让位于阶级斗争这一现实形式。意识形态批判与阶级斗争尽管在马克思那里，仍然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为前提，但批判维度的彻底化将反过来引爆体系本身的完整性。因为，彻底的批判就是断裂，断裂必然否定贯彻历史始终的规律特征。

1、权力/知识模式与意识形态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中，马克思这样写道：“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 [2]（P31）他深刻地认识到，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包含了背离现实的危险性，从而开启了对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

马克思并不一般地否认意识形态，他认为只有歪曲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才是虚假的。阶级社会中的主导意识形态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要去掩饰真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因此必然是虚假的。揭示出虚假意识形态背后的真实关系，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批判了“商品拜物教”这一虚假的意识形态，他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 [3]（PP88-89）这就是说，在商品社会中，人们的眼中只有商品，似乎每个人的贫富差别只在于自身拥有商品以及商品等价物货币的多寡，即所谓“身价”的高低。然而，这其实是由这个人在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中所占据的地位来决定的。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真实的社会关系。

福柯关于资产阶级司法的分析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福柯看到，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统治阶级的过程被一套平等主义的司法框架掩饰了。这套司法体系在原则上为权利的平等主义体系提供保证。但在司法框架之下支持它的，是一个微观权力网络，即规训，这个体系是非平等的、不对称的，从根本上说是“反法律的”。规训标志着权力真实功能的发挥。 [4]（P114）尽管这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出发点和结论都不尽相同，但就其对象和方法而言，二者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是福柯对马克思的一个承接。

这种承接首先是一种扩大。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有真实、虚假之分，只有虚假的意识形态才是统治阶级有意歪曲的结果。与此不同，福柯认为任何知识都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话语的秩序》中提出，“我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在一开始就由某些特定的程序控制着，被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防止话语的力量和危险，处理突发事件，避开它沉重和令人恐惧的物质性。”[1]（215）也就是说，任何话语、任何知识都不是中性的，它们在权力秩序中形成，代表了特定的权力。所以，无所谓知识同权力的对立，知识与权力是焊接在一起的。既然如此，所有知识都可以成为权力分析的对象，都可以加以批判。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扩大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范围。

但这种扩大同时也是一种否弃。当所有知识都打上了权力的烙印，也就没有科学与意识形态之分了，意识形态的独特含义不见了。福柯与马克思同样取消了意识的独立地位，马克思保留了意识正确反映现实的可能性，而福柯通过把权力与知识焊接在一起，彻底取消了知识超然的中立地位。在他那里，意识形态批判被系谱学分析取代了。

简单地说，系谱学就是对事物的出身和出现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不是对事物源头及其发展过程的因果性回溯，而是通过对各种话语和非话语关系的分析，揭示事物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异质性要素、断裂点和其他可能性，从而表明不存在具有内在同一性的事物和具有绝对意义的真理。因此，“福柯把系谱学研究描述为通过批判性话语的生产，对局部、大众和边缘话语的复活。这种批判性话语的功能是打断‘真理王国’的平稳进展，瓦解被认为具有自明性的那些知识形式，在那些为权力/知识网络服务的人中间造成一种不确定状态……”。[4]（P135）由此可见，系谱学分析的批判性超越了知识考古学的范围，它把权力关系在其中蔓延的知识和各种体制、机构全部包括进来，批判矛头指向整个规训社会。权力无处不在，社会中的任何一种关系都包含了一种权力关系，那么，在社会任何一种关系中都存在批判和反抗的可能性。因此，“批判并不必然是某种结论的前提，它是需要去做的事情。它应该成为那些战斗的人、那些抵制和拒绝现状的人的工具。它的作用应该是在冲突和对抗的过程中，拒绝的尝试中。”[4]（PP135-136）福柯的系谱学分析仍然是一种批判，这种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形态批判。

福柯的系谱学分析作为知识/权力批判，既是知识批判也是权力批判。这种批判与马克思武器的批判即阶级斗争这一现实形式有何不同？

2、多元抵抗与阶级斗争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首先是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做出的。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工业大生产阶段，代表着各自经济利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阶级斗争理论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阶级斗争的基础，也决定了阶级斗争的发展方向。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先进生产力，而资产阶级也不会出让自身利益，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时候，历史的发展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

福柯从来没有否定过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他在《性史》第一卷中阐述性经验分期时，参考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对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论述，指出资本家没有为劳动者提供或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对他们的肉体和性生活缺乏关心，让他们感到自己的一切都被监视和限制，连性生活都与自己无关，而只是资本家们的事（他们繁殖后代只是为了给资本家提供劳动力）；相反，资本家却把关心自己的肉体和性生活作为首要目标之一。因此，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斗争在整个手工业制造时期必然猛烈地展开着。但福柯不承认马克思对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大集团的固定划分，认为不存在唯一的社会身份，统一的阶级集团和阶级主体是不存在的。同时，他也不承认经济系统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司法系统与经济系统处于同一权力格局中。权力只是一种力量关系，一种复杂的流动体，它必然是无中心的、特殊的、个体化的。因此，福柯认为革命观念是错误的，他认为，“根本不存在大规模拒绝的中心、反叛的核心、一切背叛的根源或革命的纯粹法则。相反，有的只是多元的抵抗，其中每一种抵抗都是一个特例。”[5]（P73）

多元抵抗的可能性包含在任何一种权力关系中。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而力量只能通过影响其他力量（它与这力量结成关系）与被其他力量影响得到界定，因此，权力的运用就是各种各样的影响。它包括主动式影响，例如煽动、激起、生产等；同时也包括被煽动、被激起、被决定生产等反应式影响。而每种被影响力量中都包含了反抗力量，因为每股力量都能够影响其他力量和受其他力量影响， [6]（PP82-83）这就是多元抵抗的可能性所在。

没有无主体的抵抗，主体问题重新浮出水面。但这并没有使得福柯否定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对主体的界定。主体仍然是一种衍生物，是权力给个体分类，赋予他们身份，把所谓真理和法律强加给他们，让他们成为主体；但在这个衍生过程中，主体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可以说，主体具有两重含义：其一是通过控制和依赖而顺从于他者的主体，其二是通过意识或自身认识而联系到它自身身份上的主体。显然，这是一种自我关系。在这种自我关系中，自我影响作为权力自身运作的一种形式，可以造成权力运作方向上的改变，从而把多种可能性和永恒的他者置入其中。自我关系作为一种内在性构成了主体。“一种自权力与知识中衍生但却不取决于它们的主体性面向，这就是福柯的基本观念”。[7]（P106）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是福柯就历史与人的问题给出的答案，也是他对主客二分问题的一个超越。

因此，权力关系只对自由主体有效，主体化过程由此成为一种策略。作为引导行为的权力，必须是自由人的权力，这就像是在古希腊，只有自由人才能支配他人。在接受权力的分派时必须伴随主体的自由意志，主体有权力抵抗强加于它的身份建构。如何成为一个自由主体呢？福柯求助于（来自希腊的）特定的自我伦理技术，运用这些伦理技术，主体就能够享用到快感而肯定生命，并成为真正自由的主体。因此，在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生命的肯定过程中，“主体就如一个反抗巢穴，每次都必须根据将知识主体化及将权力弯曲的皱褶方向来产生。”而在当今时代，“现代的主体性斗争对抗于屈从的两种当前形式，其中之一是应权力要求而将我们个体化，另一则是将每个个体连系到已知及已识且一劳永逸的确定认同上。主体性斗争因而成为差异及变异（变形）权利的展现。” [8]（PP271-273）这就是说，任何妄图以某种知识的真理性地位把主体整合到某种身份认同中去的企图，都受到了福柯多元抵抗的威胁，我永远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多元抵抗最终在追求差异的主体性斗争中得到实现。

不难看出，福柯为自己的政治学添加了伦理学的维度，从而解除了自身困境。而这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以共产主义的社会建制来消除异化现象，又何其相似乃尔！多元抵抗对阶级斗争的取代，毋宁说是对阶级斗争的泛化和细化，无中心的斗争散布在整个社会当中。

颠覆还是承接？正如德勒兹对于福柯的阐释，思想总是来自域外，创造性的活动是不能用事物之间简单的继承或否定关系来概括的。福柯之于马克思，马克思、福柯之于我们，都是如此。

【注释】
[1]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ranslated by A.M.Sheridan Smith．Pantheonbooks,New York．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72年版。
[4] Barry Smart．Foucault,Marx and Critique．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83．
[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6]福柯：《性史第一卷：导论》，尚衡译，台北桂冠出版社1990年版。
[7]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8]德雷福斯与拉比诺：《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钱俊译，台北桂冠出版公司1992年版。

（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