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民族前进的不竭的动力，也是一个学科发展的永久的动力。我国美学学科的发展必须走创新之路。要创新就必须突破前人，这是一个规律。我国美学学科的现状是有一些新的进展，但无大的突破，仍处于徘徊彷徨的局面。阻碍我们前进并需要突破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多年来对我们影响深远的认识论美学。这种认识论美学主要是在西方传统知识论基础上建立的以主客二分为其特点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以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的对立统一为其理论内涵，以反映并认识现实为其理论旨归，构筑了包括美的客观本质论、审美反映论、艺术典型论等一系列范畴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因其使用了一些经典作家的用语而使其具有了某种表面的权威性，而其自身所具有的理论的周延性又使我们一时难以用别的理论替代。但事实上，这种认识论美学是西方传统知识论的翻版，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批判的、与时俱进的品格不相容的。其致命的弱点是以哲学的普遍规律代替了美学学科的特殊规律，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取消了美学学科；这一理论还从本质主义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出发，以抽象的美的本质的追寻为其目的，完全忽视了美学作为人学、反映人性的基本追求的根本特点；同时这一理论还深受科学主义影响，追求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从而大大地弱化了美学作为人文学科必须贯注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的本质属性。因此，我认为当前对认识论美学的突破是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而认识论美学自身的僵化及其知识的陈旧、同中国当前现实生活与艺术的严重脱节又给我们美学理论的创新以广阔的天地。

综观中外理论家实现理论创新的历史，综合比较是一条基本的途径。所谓综合比较就是在古今中外各种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从当前的社会与理论现实需要出发，加以比较梳理，综合吸收其合理内核，力创新说。本人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提出建立当代形态的存在论美学观，实现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过渡。我以此作为引玉之砖，以求教于美学界同行。我想，我们在美的本质的探寻之路上已经走过两千多年了，为什么至今还迷惑不解呢？恐怕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还是应该采取最简明的回到原初的方法。所谓回到原初就是回到人的存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之上。诚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而“个人的存在”这一最基本、最原初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存在、怎样存在以及存在的怎样等诸多内涵，涉及哲学、宗教学、伦理学与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而“存在的怎样”这一人在存在中的感受与体验就主要属于美学领域。

当代形态的存在论美学观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和标新立异，而有其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与学科自身的根据。首先是改变当代人类生存状态日益非美化这一现实需要的呼唤。当代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二律背反的情形，具体表现为发展与生存、当代与后代、富国与强国、科技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等一系列尖锐矛盾，而总起来表现为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生存状态非美化的尖锐矛盾。也就是说，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使之逐步走向富裕。同时，现代化的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诸如工具理性泛滥、市场拜物盛行、战争的严重灾难、环境的严重污染与资源枯竭、精神疾患蔓延等等，又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使之处于一种非美化的生存状态。这些矛盾的解决除了依靠经济、政治与道德的手段，还要借助美学的作用。因为，美是一种不借助外力而发自内心的情感力量，是人的自觉自愿的内在的要求，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的作用。所以改善当代日益严重的人类生存状态非美化的现实需要，成为当代存在论美学观提出的现实土壤。而当代形态的存在论美学观的建立也是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我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逐步建立了美学的学科体系。一百多年来尽管各种美学理论名目繁多，但无疑以认识论美学处于独尊的地位。无论是前期的典型论美学，还是后期的实践论美学，大体都属于认识论美学的范围，以认识或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为其宗旨。这样就使美学与哲学、伦理学难有根本的区分。虽然增加了“形象的反映”、“审美的反映”等种种限制词，但仍难以说清美学学科自身的学科特性。其实，审美虽然同认识密切相关，但审美并不等同于认识，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常识。我们欣赏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并不是要借此获取有关杨贵妃的某种知识，而是对梅派唱腔和优美舞姿的欣赏。在欣赏中，不知不觉地进入一种赏心悦目、怡然自得的审美的生存状态，乃至于百看不厌。由此可知，审美其实是一种不同于认识的人性的基本要求。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认为，审美活动是人摆脱自然的欲望同对象发生的第一个自由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当人做审美的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2]。弗洛伊德则将包括审美在内的文化作为人从动物性原欲中摆脱出来的“升华作用”。他说：“研究人类文明的历史学家一致相信，这种舍性目的而就新目的的性动机及力量，也就是升华作用，曾为文化的成就，带来了无穷的能源。”[3]我国古代的《乐记》也将能否欣赏音乐、分辨音律作为人与禽兽的区别，所谓“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由此可见，所谓审美恰是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性的表现，而最初的审美活动实际就是一种人性的教化、文明的养成。因此，审美就是人所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特有的生存状态。从人的生存状态的角度审视审美、研究审美，恰是对审美本性的一种恢复，也是对美学学科本来面貌的一种恢复。同时，当代形态存在论美学观的提出也是当代存在论哲学与美学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存在主义哲学与美学理论滥觞于19世纪后期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二律背反逐步激化的背景之下，而兴盛于20世纪中叶二战之后人类生存状况严重恶化的情况之下。萨特面对存在虚无化的现实，提出以审美的艺术想象来获取自由的途径，他说艺术是“由一个自由来重新把握世界”[4]。海德格尔则进一步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述审美的存在，提出人类应该“诗意地栖居”的著名命题[5]。1959年6月6日，海氏在著名的荷尔德林协会的演讲中提出“天、地、人、神四方游戏说”，指出“在这四种声音中命运把整个无限的关系聚集起来”[6]。此时，海氏才彻底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使“四方游戏说”成为当代存在论哲学与美学的典范表述。此后，存在论哲学与美学作为一种理论思潮逐步式微，但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却渗透于西方当代各种人文主义的哲学与美学理论之中。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步盛行的文化诗学、大卫·格里芬的“生态论存在观”[7]哲学与美学、福柯的“生存美学”等等都贯注着当代存在论哲学与美学精神。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当代存在论哲学与美学理论是具有很强的前沿性与包容性的理论形态，它犹如海绵一般吸收了当代诸多理论的有益成分，从而成为阐释审美现象的理论工具。

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审美作为认识或反映现实的一种手段，而是从本体论的高度把审美作为人的最根本的生存方式。诚如尼采所说，“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8]。这种根本的审美生存方式，使审美成为当代人的一种最根本的生存态度，即世界观。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人们“以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而不仅仅在诗情画意中享受审美”[9]。这种作为最根本的生存态度的审美世界观就是当代主导性世界观。事实证明，原始时代主导性的世界观是巫术世界观，农耕时代主导性的世界观是宗教世界观，工业时代主导性的世界观是工具理性世界观，而当代作为信息时代主导性的世界观则是审美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人们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与人自身，努力进入一种和谐协调、普遍共生的审美的生存状态。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在方法上摒弃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运用胡塞尔整体意识的现象学还原方法来审视审美现象。它不是通过感性探寻理性，通过客体探寻主体，通过艺术形象探寻作品主题，通过个性探寻共性，而是直接面对审美现象，把审美过程中的感性形象和艺术想象作为整体，作为本原，作为人的存在本身来把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学还原方法不仅克服了纯自然主义倾向，而且克服了“唯我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因为，现象学方法所包括的“主体间性”理论排除孤立的自我存在，主张“一种彼此互为对方的相互存在”[10]。当代存在论美学观以审美存在作为其基本范畴。所谓审美存在是指人的当下的存在状况，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而非孤立的实体的存在。它同时又是审美的理想，其内涵就是本真存在的遮蔽与解蔽。当代存在论美学是将真理界定为人的本真的存在的，因而真理与美是同格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艺术就是自行置入作品的真理”[11]。因此，审美存在的内在矛盾就是对真理的遮蔽与解蔽，所以对于对象本真的解蔽程度就成为美的标准，也成为一部文艺作品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原因之所在。正如萨特所说“美不是由素材的形式决定的，而应该是由存在的浓密度决定的”[12]。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建立还十分有利于在新的世纪进一步发扬我国传统审美文化。众所周知，当前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而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建立则有利于我国传统审美文化遗产的发掘和现代转化。我国古代没有西方那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是遵奉“天人合一”、“位育中和”、“阴阳相生”这样的天与人、主与客、物与我浑然一体的哲学理论，因而在文艺观上出现了养气论、气韵说、品味说、意境说等多种理论。这些理论都不是逻辑实证式的概念，而是一种对人的审美状态的描述性话语，实际上是一种古代存在论美学形态。例如，司空图讲到意境时说：“诗家之景，如兰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13]这实际是用多种比喻描绘了诗歌创作与欣赏中所达到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的审美生存体验，形象而生动，决不是西方的共性与个性统一的典型理论可以相比的。中国古代的存在论哲学与美学的东方智慧已逐渐为西方理论界所重视与吸收。不仅海德格尔“天、地、人、神四方游戏说”吸收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我国古代尤其是道家关于人与自然协调和谐的生态智慧也引起西方众多理论家的高度重视。总之，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建立必将逐步改变美学领域“欧洲中心主义”的现状，走向中西美学平等交往对话的新的时代，当然还有待于我们对传统文化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发掘、整理与转化的工作。

总的说来，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基本上还是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形态，欠缺与不成熟之处难以避免，要将其运用于中国还必须进一步做好诸多方面的工作。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其进行必要的清理与改造。同时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包括传统文化，特别是当代现实，对其进行必要的本土化转化。而且，我始终强调这种当代形态的存在论美学观只是我个人提出的一种理论主张，作为当前美学建设与创新多声部合唱中的一种声音，以期得到同行与方家的批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