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哲学教育家和翻译家江天骥先生于2006年10月16日在武汉与世长辞。江天骥先生是我国哲学界泰斗，是中国的逻辑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以致整个哲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中国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与沟通，为中国哲学研究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天骥先生虽然已经仙逝，但是江天骥先生的著述不会离开我们，先生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

中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是一个无邪的时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一个尼采、萨特、波普、库恩盛行于大学校园的时代。作为武汉大学科技信息专业的一名本科生，当时我也开始对科学哲学产生兴趣，读了一些介绍波普、库恩的著作，聆听了江先生及其弟子的每一次演讲。临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决定报考江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于是我拜访了江先生位于珞珈山半山腰的住所，开始了与江先生的个人接触。江先生以平和的态度接待了我，表示欢迎理工科的学生报考，但是外语要求比较高。“如果明年还是60分及格的话，我要求80分才行。”我在哲学系的同乡夏光帮我从江先生的研究生手上弄到一本巨大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油印本。我如获至宝，读了八遍，最终以93分的专业成绩和81分的英语成绩于1985年成为江先生的最后一届硕士研究生，与董毓和郑华同学，兰征、罗毅、王小光、曹秋华、陆健体、朱志方、吴云秋、陈真等当时是我们的师兄师姐。陈维航、桂起权是我们的老师。

当时的江先生已经七十高龄，看起来也像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头上经常戴一顶黑色的尼帽，眼镜像茶杯底一般厚，背有些驼，是一个干瘦的老头。接待外宾的时候会穿上一件带黄铜钮扣的海军蓝西服上装(Blazer)，显得精神一些。江先生走起路来就完全不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步伐坚定有力，我们年青人需要小跑才能跟上他的速度。江先生精力旺盛，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者，真可谓“老骥伏枥”：每天上午三、四点钟就起床读书，然后是早锻炼，上午工作，午睡较长，下午和晚上根据需要有时工作、有时上课，晚上就寝较早。江先生好读书，走进他的书房，到处都是杂志和书籍，绝大部分是外文的。书房看起来有点凌乱，但是江先生显然知道每一本书放在什么地方。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资料室在江先生的经营下，收藏之丰富，当时可能为全国高校哲学系之首。哲学系资料室长年保持订阅五十多种西文杂志，江先生阅读或浏览了其中的大部分。有时江先生和来访的外国学者谈起国外杂志上最新发表的某篇论文，经常是外国学者承认还没有看过那篇文章。

江先生讲课，因为浓重的广东地方口音，加上牙齿漏风，说实话比较难懂。慢慢听习惯了以后才开始感觉到其中的力度和韵味。学习进入讨论阶段以后，课堂由教室转到了江先生的书房。当时武汉的冬天没有暖气，但是夫人给他准备了一台带通风管道的大铁炉子，所以大家感到非常温暖。我们发言的时候，江先生基本上保持沉默。如果偶尔谁的表述条理不清，江先生就会问一个摩尔式的招牌问题，“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 exactly?) 江先生的论文和著作，据某些同行反映，有些晦涩难懂。我倒没有这种感觉，相反，我觉得江先生的文字接近完美，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读习惯了以后，你还能感觉到字里行间的激情和节奏。研究生阶段自然重读了作为教材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2003年我开始哲学教学工作以后，又重读了一遍，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出版以后变成了一本体积很小的书，应该说是国内科学哲学著作中水平较高的一本研究性著作，充满了江先生对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流派的准确而又深入的理解和赋有独创性的整理，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研究生的科学哲学必读书目。总之，是一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书。

江先生不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当时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国际化”的提法，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武汉大学哲学系来访的外国学者络绎不绝，而且其中许多是不请自到的。最初是江先生走出去。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江天骥先生出访美国马里兰大学并任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委员会兼职教授，在耶鲁大学哲学系和政治学系任访问研究员；在范岱年先生的推荐下，江先生于1983年4月赴南斯拉夫的大学校际研究生研讨班以及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研究所参加科学哲学课程的讲授工作。江先生提交的论文，《科学合理性：形式的还是非形式的》，在全面掌握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形式科学合理性的独创观点。论文大大超出了项目主持人、牛津大学的牛顿-史密斯博士的预期。在牛顿-史密斯博士的推荐下，该文于1985年发表于国际顶尖的《英国科学哲学杂志》。牛顿-史密斯博士还主动帮助申请国际基金，将1986年的“国际波普哲学年会”安排到武汉大学召开。记得当时来的外国学者中有一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科学哲学系主任John Watkins教授。据说Watkins教授被认为是波普的“正宗传人”，与拉卡托斯和John Worrall不同，他反对任何对波普思想的修改。显然Watkins与其他几位外国学者处得不好，吃饭时和夫人一起选择单独坐了一桌。于是我们几个学生主动上前陪他和夫人一起吃饭。Watkins指着邻桌的几位外国学者，低声跟我说，“他们根本不懂波普，不过你们江教授懂波普，你们江教授最近的那篇文章很好，而且他的英语很好。” Watkins是那种典型保守的英国人, 不会轻易夸奖人，能说一个外国人英语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可惜当时我辈的英语水平不足以判断江先生的英语好在那里。在国外留学工作十几年后，2003年重读了江先生的"Scientific Rationality: Formal or Informal", 才开始理解Watkins的话。令晚辈汗颜的是，即使在国外呆过十几年，最终发现自己的英语水平离江先生精湛的英语水平仍然相差甚远。江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抗战时长期给美军“飞虎队”当翻译，随后又在美国工作留学三年，最重要的是，江先生长年坚持阅读英语哲学文献。最后一点可能是江先生英语精湛的主要原因。

每当有外国学者来访，江先生总是说，“不能让外国学者在外招闲着。” 除了听讲座，江先生总是安排我们研究生分批去外招和外国学者谈话交流，有时骑自行车围绕东湖漫游，哲学社会人生无所不谈，有时甚至陪同出访讲学或旅游。这种办法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记得有一次美国著名的数学史专家，纽约市立大学的Joseph Dauben教授来武汉大学讲皮尔士，特别是被十九世纪主流的欧洲学术界所忽略的皮尔士在数学无穷大方面的研究，并比较皮尔士和康托工作的异同。我们哲学系的研究生不仅能提出有效的问题，而且能指出Dauben教授板书数学公式中的笔误。这让Dauben教授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当时来访的还有波士顿的Robert Cohen，加拿大/哥伦比亚的Alison Wylie博士，牛津/夏威夷的Mary Tiles教授。来访学者回国后往往会写中国访问见闻，发表在哲学通讯之类的交流性杂志上，而且往往对武汉大学哲学系教师和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和外语水平赞美有加，大大扩大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国际影响。许多英美加学者是到了北京上海以后主动提出要到武汉大学来讲学。

当时来访时间最长的是密苏里大学堪沙斯城分校的George Gale教授。该大学是爱德加·斯诺的母校，George Gale是作为“斯诺教授”来访的，为期半年，给我们研究生上了两门课。那是我们第一次见识美国风格的讨论班教学模式。Gale教授是个随和甚至随便的人，所以讨论班的气氛轻松而又活跃。但是轻松之间也交织着智力的紧张。Gale讲得精彩的时候，我们会睁大眼睛紧张地听，Gale本人也显得比较得意；Gale讲得不精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神，于是Gale自己就紧张起来；有时Gale使用的例子不恰当，逐渐发现讲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在下面窃笑。Gale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另类特征：他一来就买了一辆只有中国农民才会买的那种带垂直站架的28载重型自行车；只带了一件西服上装，还是灯芯绒的，据说是见我们校长的时候穿的；一台纯机械尼康照相机旧得露铜；出行的时候不喜欢丰田皇冠倒喜欢中国的上海，其次是苏联的伏尔加。Gale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这在美国人当中是不多见的。Gale有一个重要的爱好，那就是喜欢品酒，在美国会自己酿葡萄酒和啤酒，还是地方的业余品酒师。江先生也喜欢品葡萄酒和啤酒，所以两人经常相饮甚欢，估计在一起品酒的时间超过谈哲学的时间。在我们学生面前，Gale对江先生的哲学素养评价颇高，说自己在美国是教学型的教授，实际上Gale的哲学素养也很好，在美国科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访问临近结束的时候，江先生让曹秋华带他去参观鄂州啤酒厂，回来时带了两大箱免费的啤酒，于是Gale用那两箱啤酒在外招的顶层平台给我们研究生搞了一次Barbecue，江先生牙不好，没有参加。Gale很胖，蹲在火炉边烤肉，很辛苦的样子。我们站在后面，一边喝啤酒，一边开玩笑：把Gale烤了，可能味道更美。Gale在武汉交了许多中国朋友，的确是传播中美友谊的“斯诺教授”的最合适人选。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很快进入毕业论文准备阶段，江先生要求我们以英语原始文献为主要参考资料，尽量不要读别人翻译的东西，因为读别人的综述或翻译就好比是吃别人嚼过的饭，你不可能尝到食物原本的味道。我自己提出的毕业论文方案是讨论分析与综合的区别，即数学知识与经验科学的关系。江先生否定了我的方案，建议我研究劳丹的科学哲学。现在看来江先生是对的，我的确准备不足，题目也太难。但是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些，心里颇为不快。当时的我年轻气盛，经常毫无顾忌地发表不同意见，自认为对江先生多有得罪。毕业以后去了华南理工大学教书，后来又去英国和加拿大留学，然后是在多伦多和南加州工作。当时通讯不象今天这样方便，与国内的亲友联系很少，自己在国外的生活轨迹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翻滚飘摇不定。在国外走了一圈，发现国外的教授并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神，我们在国内了解的是最拔尖的那部分，从整体来看，比得过江先生的不多。江先生如果年青几十岁，到国外来做个教授，水平应该属中上等。后来听说，江先生有时和别人提起我，“我有一个学生叫陈刚，现在在加拿大，......”，我才发现江先生当初并没有生我的气，江先生的胸怀是宽广的，于是自己感觉非常惭愧。1998年回国时我曾经拜访过江先生，此时的江先生比以前衰老了许多，体力和脑力明显不如从前。记得那天天气不好，家里又没有暖气，自己心中产生一阵凄凉的感觉，与八十年代的阳光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江先生对我带去的安大略西洋参没有表示任何的兴趣，似乎他不相信这类东西。2003年我回国到华中科技大学教书。再次看望江先生是在武汉的中南医院。江先生正在午睡，躺在病床上，缩成一团，身体异常干瘦，让人不忍心看。江先生醒来以后，也许是喜欢我带去的鲜花，心情特别好，头脑也异常清醒，拉着我的手和我交谈起来。问我现在研究什么，还问我牛津剑桥的high table是怎么一回事。我意识到，应该趁江先生现在头脑还清醒，赶快把自己对老师的钦佩之情说出来，也许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江先生打断了我的话，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对我说，“你过奖了。”

江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表现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但是时间是无情的，时间是不可抗拒的。江先生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但是江先生严谨勤奋的治学方式，良好的学术品位和学术导航能力，赋予激情的写作和讲课风格，值得我们终身学习。但是我们同时不得不承认，江先生的某些特征是他人难以模仿和复制的。江先生的逝世标志着武汉哲学界乃至中国分析科学哲学界一个时代的终结。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在线》。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