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全球化使得多元文化并存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事实。然而，多元文化主义却是一柄双刃剑。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主义与制订民族政策，确保民族认同和弘扬民族精神直接相关。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较早开始实施多元文化政策，产生了大量的经验。加拿大的经验告诉我们，关于民族认同，有必要在差异和趋同之间保持一定张力；关于民族政策，有必要在柔性成分和现实成分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1、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经验

       长时间的系统移民使得差异巨大的各种宗教文化群体的并存成为加拿大的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如何处理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并在各种宗教文化群体之间达到和谐是加拿大的一个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加拿大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官方态度是正面的，从加拿大政府的网页上我们可以找到如下表述：“加拿大的文化多样性从社会、政治和经济上能增强国家的实力。、、、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于我们人人平等的信念是基础的。多元文化主义确保所有的公民能保持他们各自的文化认同，以他们的祖先而自豪并且具有一种归属感。文化上被接受给予加拿大人一种安全感和自信，使他们对不同文化持开放和接受的态度。加拿大的经验表明，多元文化主义鼓励种族宗教和谐和跨文化的理解，反对贫穷、仇恨、歧视和暴力。通过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充分承认所有加拿大人的潜力，鼓励他们融入社会并积极参与其中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事务。”[1]

       以上表述充分的阐明了主张多元文化主义的正面意义。但是其中也存在某种疑惑：如果所有的公民都保持他们各自的文化认同，以他们的祖先为自豪，他们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还是“加拿大的”吗？[2] 面对多元文化的事实存在，我们找不到一种简单的选择。一方面，种族多样性的确能够丰富我们的文化和思想，以多种方式增强社会的竞争力，多元文化主义使移民能够以更舒适的方式逐渐适应新环境，对差别和多样性的宽容在任何社会都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良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多元文化主义，缺乏趋同的过度差异，有可能构成对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的侵蚀。问题在于如何在趋同和差异之间艺术性地把握平衡。加拿大各省市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有所不同，在安大略的多伦多和魁北克的蒙特利尔就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2、多伦多的正面经验

       自从七十年代的经济繁荣以来，多伦多成功地处理了经济发展中陆续出现的问题，近年来成为了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和北美最重要的大都会之一。美国游客来到多伦多，往往发现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城市，她具有美国大都会所不具备的许多特征：干净、整洁、安全、管理一流、犯罪率低、工商业发达、良好的公共服务设施、耐久耐看的历史性建筑、文化生活丰富、剧院一条街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对多数移民来说，多伦多也是他们登陆加拿大的第一选择。根据1998年的统计，多伦多一半以上的人口不是加拿大出生的。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唐人街你可以找到一流的中餐馆，在壁伶的“小意大利”你可以找到上好的卡普奇罗咖啡，还有葡萄牙街的酒吧，韩国城的泡菜和烤肉，“小东京”的寿司和精美工艺品，犹太区的教堂和书店、、、。最难得的是，这些风格各异的社区能和谐共处，其中不存在任何仇恨和争斗。当地人以作为“多伦多人”而自豪，或者他们会称自己为“加籍华人”、“韩裔加人”、“早年来自乌克兰的加拿大人”、等等。[3]

       按照联邦法律，所有的政府文件应该提供英文和法文版本。实际上你还可以享用其它主要语种的公共服务。比如，你可以找到中文版本的各种政府表格，你可以选择用朝鲜语考驾照。如果你的英语不太糟糕，但是专业过硬，你可以在市中心的商业区或市郊的工业区找到像样的工作；如果你只会讲本国语言，不妨先在本民族的社区找份工作过度一下。多元文化主义将多伦多与北美其它城市明显区别开来，多伦多具有100多种语言，几乎世界上所有文化的存在。如果你开车在多伦多的主要高速公路上跑一圈，你就会感受到城市的活力。因为良好的投资环境，许多国际跨国公司在多伦多设有分部，这些商标在加拿大销售的产品大部分是在大多伦多地区生产的。良好的语言资源更有利于这些跨国公司以多伦多为基地来开拓国际市场。多伦多为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实践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3]

 

3、蒙特利尔的反面教训

       1760年蒙特利尔从法国殖民统治转为英国殖民统治是北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蒙特利尔是北美最大的城市之一。然而，英国人仅仅通过城市掌握了对魁北克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魁北克省的大部分人口(80%)仍然是法裔。进入全面民主时代以后，法裔魁北克独立运动逐渐浮出水面。1971年10月暴力的魁独分子杀死了两名英裔政府官员并在蒙特利尔制造骚乱。当时的加拿大首相特鲁多(Pierre E. Trudeau)将联邦军队开进魁北克实施戒严，强势镇压骚乱并将有关魁独分子绳之以法。从此以后，魁独以和平的方式出现。同时，为了平息法裔加拿大人的不平情绪，满足他们保留法语文化独特性的要求，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以鼓励发展独特的法裔商号和法裔文化。双语制度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所有政府的公文以及交通商业标志必须同时具有英语法语版本。这实际上是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开始。[4]

       随后的某些症状表明，魁北克的多元文化主义有些搞过了头。在加拿大的其它省份，重要的交通标志往往是双语的，魁北克的交通和商业标志倒是都变成了清一色的法语。这已经违反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初衷。魁北克不断地向联邦政府要求这样那样的优惠政策。某些法裔加拿大人显然是被宠坏了，行为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举一个形象的事例：如果你在魁北克开车迷路了，试图用英语问路，当地人很可能会要求你讲法语。但是如果你真的开口讲法语，当地人又可能说你糟蹋了他们的法语。自从魁人党(Parti Quebecois)1976年在魁北克当政以后，已经举行了两次公投。1980年的第一次公投只得到40%的支持。1995年的第二次公投提出的问题因为比较含糊而具有一定的诱惑性：“你是否认为魁北克应该通过与联邦政府进行新的政治经济关系谈判而拥有更多的主权？”[4] 第二次公投以0.8%的微弱差距而告失败。但是联邦政府这次认识到了公投的潜在危险。内部信息表明，如果分离主义分子那次赢得公投，他们将远远超出公投以前的承诺，以激进的步伐追求彻底的独立。面对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联邦政府预先制定了军事解決主权问题的行动计划。

       如果魁北克走向独立，后果对于加拿大将是极其严重的，它将引起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安大略和魁北克的联合是加拿大联邦的基石。独立的魁北克将东部的几个大西洋省份(Nova Scotia, New Brunswick, Prince Edward Island, Newfoundland)与加拿大的其它省份分离开来，它们很快将被美国吞并。因为加拿大特有的地理特征，加拿大的每个省与美国做贸易都比与其它省份做贸易来得容易。太平洋省份(British Columbia)和平原省份(Alberta, Saskatchewan, and Manitoba)加入美国将是迟早的事，安大略将孤掌难鸣。这个后果对魁北克本身也将是不妙的：面临周围各省各州英语世界的包围，魁北克人不可能使魁北克漂移到大西洋的另一边与法国接壤，华盛顿显然不会尊重你的法语文化的独特性。最后大家所赞赏的加拿大价值将完全消失。

       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克雷倩(Jean Chretien)所在的自由党在1996年的大选中赢得了更多的席位。渥太华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1）重新解释联邦宪法，使公投和类似的行为成为非法；2）增加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移民，因为中国移民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成为最好的劳动力和最好的公民。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那就是向魁北克掺沙子，最好能将法裔推到第三族裔的地位，这样可以使法裔失去与联邦政府讨价还价的地位。魁人党曾经把1995年的失败归咎为移民和过多的经济考虑。所以还有一些现象无独有偶地发生了：许多全国性的大公司纷纷将总部从蒙特利尔迁往多伦多。在短短几个月内，数以万计的魁北克人丢掉了工作。因为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资本不再流入魁北克，魁北克的失业率在1996年达到15%，为加拿大最高。魁北克人开始感觉到了疼痛，开始把注意力从政治问题转向更加迫切的经济问题，魁独呼声渐熄。魁人党更是于2003年在魁北克下台。克雷倩的强硬政策在过去的十年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加拿大的经验表明，有必要在差异和趋同之间保持一定张力，在柔性政策和强硬政策之间保持一定平衡。[5]

       就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态度而言，加拿大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liberal)的国家。在一墙之隔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从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随着太平洋各州来自亚洲和拉美（特别是墨西哥）的移民的增加，多元文化主义的呼声开始出现。加州政府开始提供西班牙语的政府服务。然而，全面的多元文化主义仍然是一个不现实的期望。东部的正统派认为，过多地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将会对民族认同和美国意识形态构成威胁，而明确的民族认同和坚定的美国意识形态对于一个争霸世界的强势帝国将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更强调多元文化的熔合，即不同种族文化在“熔炉”(melting pot)中成为单一的美国文化。[6] 这和我们国家所强调的多元文化熔合是一致的。

 

4、中国的民族认同

       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都以同时都以“中华民族”作为共同的民族认同。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部分少数民族都生活在偏远山区，他们在不同的地理、历史环境中发展出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因为相互接触和交流的增加，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宽容就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民族政策一直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新疆和西藏的民族问题渐趋明显。这种变化的背后原因何在？应该说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指民族政策及其实施过程；外因是指来自境外的支持。目前我们主要通过外交手段来排除外因的干扰，对内因则反思较少，而内因恰恰是变化的根据。把疆独仅仅作为恐怖行为来处理仍然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的民族问题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问题在成因上有所不同，但问题的实质是相同的，两者同样涉及到多元文化的并存，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和宽容问题，以及所有这些子文化之上的共同的国家级政治经济文化认同问题。在我国就是中华民族的认同问题。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又概括了中国各民族的整体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国是同一的观念，中国是不可分割的实体。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当代世界，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在减少，美国的成功经验使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多民族国家的优势。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单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在人为的具体操作问题。在中国就是民族政策及其具体实施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六七十年代民族问题相对较少，而在九十年代后期新疆和西藏的民族问题渐趋明显？

       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1949-1979），民族政策的定义较为明显：在文化、宗教和生活习惯等方面，我们采取彻底的宽容和尊重政策，这是民族政策的柔性成分；在政治和经济建设方面，我们事实上采取的是同一的政策，这是民族政策的现实或严肃成分，因为政治和经济建设涉及国家的现实发展战略，本来就是严肃的问题。该时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对于一个党的干部来说，无论你是汉族还是藏族，你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毫无疑问是最高目标。这种政治经济政策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应该有利于加强共同的民族认同。

       政治经济政策的同一性显然也产生某些问题，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有它独有的地理经济特征。从1979年开始，政府作了某些政策调整，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独特性，并给予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例如晋升优先、入学加分、母语教学、多胎子女、地区补助等等。这些政策调整肯定达到了一些正面效果。然而，全国范围内政治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的淡化也是新时期的一个明显事实，民族政策失去了它的趋同成分。随着柔性成分的增加和现实成分的流失，我们的民族政策变得越来越宽松，民族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民族认同面临威胁。加拿大的经验表明，是调整政策的时候了。有必要反思民族政策，重新找到趋同点，在差异和趋同之间保持张力，在柔性政策和现实政策之间求得平衡。多元文化和民族政策的研究应该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又有所不同，它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是汉族人，共有同样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如果说两岸在文化上有少许的区别，那也主要是由于五十多年的政治军事分隔而造成的。然而，魁北克的经验对思考台湾问题有所启发。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两岸领导人曾经通过微妙的炮火交换来拉近两岸的距离。1979年停火以后，我们曾经善意地认为，和平政策应该有利于改善关系。台湾既然已经失去了外交空间，我们不妨让它具有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我们认为文化的交换应该比炮火的交换更能达到彼此的交流和理解。台湾的流行音乐、言情小说、电影、电视剧大量涌入大陆。我们在享用这些文化产品的同时，似乎很少操心有多少大陆的文化流到了台湾。结果是，大陆人对台湾很了解，台湾人对大陆的情况几乎不了解。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对岛上的政治和媒体无法施加影响。台独分子1992年上台以后，在民主的旗号之下行台独之实，在塑造“台湾人民主体意识”的名义之下，着意改变台湾人民的民族认同观念，使越来越多的人(最终可能是大多数人)从“认同中国”转为“认同台湾”。时间并不站在大陆一边，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心将变得越来越难以收拾。没有迹象表明，如果大陆在经济上达到台湾的同样水平，台湾就会转而认同“一个中国”。

       台湾的政局已经开始显现某些非理性的症状。李登辉关于钓鱼岛的立场已经表明，他既不代表中国的利益，甚至也不代表台湾本岛的利益，他明明白白代表的是日本的利益。这件事本来应该使大家恍然大悟，使李登辉身败名裂，然而台湾的许多人似乎对此淡而处之，李登辉在台湾仍然很有影响力。陈水扁过去数年的政绩乏陈可圈，但仍然得到大量的支持。科索沃的案例表明，马前卒不会得到比炮灰更好的命运。但台湾的许多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1997年香港的成功回归使我们相信，同样的政策应该也适用于台湾。但是台湾不是香港，两者在地理、政治、军事和国际支持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一国两制”也许最终被证明也适用于台湾，但具体实施起来在细节上将有较大的不同。我们需要一些新思维，对此我们严重滞后。魁北克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有必要在差异和趋同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在柔性政策和强硬政策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

 【注释】

[1] http://www.canadianheritage.gc.ca/progs/multi/what-multi_e.cfm

[2] Abu-Laban, Yasmeen. “Liber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Essentialism.” [J]  Citizenship Studies, Vol. 6, No. 4, 2002, pp. 459-482.

[3] Kahn, Joel S, Culture, Multiculture, Postculture[M],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5.

[4] http://uni.ca/dialoguecanada/trent_guide.html

[5] Lash, Scott M. & Featherstone, Mike (ed.) Recognition and Difference: Politics, Identity, Multiculture[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6] Bissoondath, Neil.  Selling Illusions: The Cult of Multiculturalism in Canada[M]. Penguin Books, Toronto, 1994.

[7] Gwyn, Richard. Nationalism without Walls: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Canadian[M] . McClelland and Stewart, Toronto, 1995.

 

（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