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拿大的工程伦理学教育

1991年我到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留学，同时担任该校“工程伦理学”课程的助教(T.A.)。这是一门面向全校工科学生开设的选修课。尽管它不是任何一个系的必修课，但是每个学期的学生人数高达400人。基本原因是，工科学生在毕业取得学位以后往往要参加“职业工程师”执照考试，而工程伦理学是该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该课程的考试由两部分组成，期中论文占40%，期末笔试占60%。作为助教，我的工作是批改期中论文和期末考卷。期中论文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它主要是要求学生用课堂上学到的工程伦理学理论原理和相关法律规则对一个真实案例做理论分析。

该校化学工程系的某学生在毕业后在一家小公司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工作，很快他发现这是一项对环境有严重破坏效果的工程。经过初步考虑，他发现自己主要有四个选择： 1）辞职，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自己做破坏环境、违背伦理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恶劣的经济状况和就业环境之下，再找一份工作绝非易事。在尊重个人利益的西方价值体系中，这种考虑是合乎情理的。2）劝说公司老板增加环保措施，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工程师提出过这种建议，结果是惨遭解雇。3）告密，希望政府环保部门能够阻止这项工程的继续实施。政府可能对公司课以罚款，公司将倒闭，最终他还是会失去工作，最重要的是，告密违反了“对雇主忠诚”的原则。在欧美早期的各种工程师职业规范中，这一条曾经被列为“最高原则”。当代工程伦理体系尽管加上了“对职业的忠诚”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忠诚”，然而“对雇主忠诚”和“保密原则”仍然得到工程界和社会公众的普遍承认。4）若无其事、继续工作。这样虽然可以暂时保住工作，但是必须昧着良心干破坏环境的工作，而且一旦东窗事发，同样面临公司倒闭和个人失业的命运。更严重的是，这个年轻人还会失去经过几年努力而获得的“职业工程师”执照，而且短期之内无法重新申请。何去何从？这位年轻人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因为该案例没有标准的正确答案，所以学生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尽管如此，这种案例分析提高了学生学习工程伦理学的兴趣，并为他们将来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工程伦理选择提供了一次实战训练。现在看来，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制度性实施为保护环境和公众利益提供了一种除政府行为（比如对公司处罚）以外的另一种有效措施。这里面包含某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东西。工程伦理学是一块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虽然工程伦理的概念在西方工业化初期的某些行规和条例中已经开始出现，然而主要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随着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主题，工程伦理的研究、教学和制度性实施在西方各国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比如美国工程和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要求美国各大学的工程教育必须包括工程伦理的教育课程才能通过认证。1996年推出的美国工程师“工程基础”考试的修订本也包含了工程伦理的内容。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工程师专业组织也都纷纷制定或更新了本专业的伦理规范，认同、接受、履行工程伦理规范是成为职业工程师的必要条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台湾的工程界和教育界也把工程伦理教育作为工程师必备的专业素养，并开设了工程伦理学课程。[1][2]

2．工程伦理学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在过去的几年里，构建和谐社会和追求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我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像计划生育政策一样，可持续发展也将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因为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可再生的资源将越来越少，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将抵消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所有成就，工程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缺失将给社会带来广泛，有时可能是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像环境污染之类的现象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代价。这种观点是以历史决定论为思想基础的，即历史的发展必须遵循自身的某种严格的逻辑规律，我们不可能跨越历史发展阶段而实施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经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中从理论上系统地批驳了历史决定论[3]。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危害以及纠正这些错误所将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之后我们不可能有所作为，我们必须重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弯路和陷阱。新一届中央政府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将国家发展战略从过去的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调整为追求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第一主题。用西方的话来说，工程伦理学在当代中国是一项“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事业。

作为研究工程伦理学的学者，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显然没有，事实上我们已经滞后于时代的步伐。政府目前比我们的动作更快。国家人事部、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6年6月已经联合颁布《关于印发“注册环保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环保工程师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并规定，申请全国勘察设计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考核认定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考核认定条件，经测试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证书》。根据同期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的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环保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编辑的《注册环保工程师执行资格考核认定测试手册》，参加考试的人员不分专业方向，但是，凡是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工程项目的主要工程师都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证书》。考核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1)涵盖环保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规范，2)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和物理污染防治等方面相关的专业知识。[4]

关于考试内容有两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测试手册》完全缺乏伦理和道德的维度，也就是工程伦理学中的典型内容，比如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对雇主、职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忠诚，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各种利益冲突的处理，等等。从文化差异上来看，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是仁义和道德政治，并非法治，这种政治文化在国民的心理特征中有根深蒂固的积淀。相比之下，西方的政治具有明显的法治特征。中国目前的目标是构建法制社会，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放弃道德和伦理的维度。实际上两种政治理念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果说法治主要强调的是外在的社会约束，那么道德伦理主要强调的是内在的自我约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只能取其中的一样而必须放弃另一样，两者应该是互补的关系。在我国构建法制社会是否完成，何时能完成都存在疑问的情况下，特别是工程伦理在西方国家已经证明工作有效的情况下，完全放弃伦理道德维度和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显然是一个错误。所以我国工程伦理学界的首要任务是要争取将工程伦理的内容放进各种职业工程师资格考试中去。

第二，目前的考试和学习内容对工程师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伦理挑战和利益冲突没有太大的直接帮助。西方的工程伦理学教育已经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时期。开始采取的是“从上致下”的教学方法，即首先讨论的是工程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然后再将这些原理和原则应用于工程的实践案例，教学实践证明效果不理想。然后普遍采用的是“从下致上”的教学方法，即从案例教学出发，然后再引入基本概念和理论性的原理原则分析。教学实践证明，“从下致上”的教学方法能很快引起工科学生学习工程伦理学的兴趣。像本文开始介绍的那种案例分析显然对工程学生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伦理挑战和利益冲突是一次实战演练[5]

3．工程伦理学在中国的学术建构

目前看来工程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学术研究：由几个主要的理工院校牵头，系统研究欧美各国的工程伦理研究、教学和制度实施状况，翻译国外重要的工程伦理学教材。2）课程教育体系的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编写自己的工程伦理学教材，培训工程伦理学教师队伍，在理工院校开设工程伦理学的选修课。逐步争取工程伦理学成为全国理工院校工程教育的必修课。3）开展工程伦理学的中国化研究，收集本国的工程伦理案例，研究西方的工程伦理学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中西伦理文化的区别，整合中国当代和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建立成熟的工程伦理学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

在我国发展工程伦理学有必要借鉴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在邱仁宗先生的倡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形成北京、上海和武汉三大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已经取得国际学界的认可，并于2006年8月在北京承办了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医学伦理学已经成为全国医学院的必修课程。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制度已经得到生物和医学界的认可，原来是生命伦理学的学者找生物和医学研究者做伦理审查，现在是他们主动找上门要求做伦理审查，因为在国际著名生物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必须有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的审查报告。综观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案例研究，2）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系的理论分析，特别是四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和关系研究。3）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系的中国化研究。目前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已经进入第三阶段。

工程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同为应用伦理学，尽管两者有所区别，还是应该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我国发展工程伦理学应该观察生命伦理学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他们的成功经验。比如工程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可能也要经历类似的三个阶段。工程伦理学界是否也可以建立工程伦理审查委员会，政府让工程伦理学专家对重大工程进行工程伦理审察，并使它成为一种制度？在科学全面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下，这可能成为一项有益而且长期可行的措施。当然西方目前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建立“职业工程师”执照制度。

工程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一方面，它们应该从理论伦理学获得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它们可能为理论伦理学的理论新发展提供经验动力。在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次观察手段和实验仪器的改进（比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都会带来大量新的科学事实，这种新的科学事实都无一例外地为科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基础和动力。对伦理学而言，情况可能类似。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大量新的伦理事实和种种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这种新的伦理事实和问题应该为伦理学的理论发展提供新的经验基础和动力。应用伦理学可能使理论伦理学脱胎换骨，成为一门经验的学科。

工程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作为科技伦理学，为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和谐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又真实的途径。科技与人文的和谐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人文学科应该学习借鉴科学技术的优越方法和先进理论；2）科学技术应该接受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导向。第二点实行起来尤其困难，傲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往往拒绝人文学者的“指手画脚”。工程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让我们看到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现象：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接受人文社会科学的伦理审查和价值导向。科技与人文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与人文和谐关系的研究将为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理论内涵。

 

【参考文献】

[1] 朱葆伟，“工程活动的伦理责任”，《伦理学研究》，2006（6）。

[2] 李伯聪，“关于工程伦理学的对象和范围的几个问题”， 《伦理学研究》，2006（6）。

[3] Popper, Karl 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Routledge, 1986.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conomica, 1944/5.

[4] 《注册环保工程师执行资格考核认定测试手册》，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环保专业委员会秘书处，2006年6月。

[5] 查尔斯·E·哈里斯，迈克尔·S·普里查德 [著]，丛杭青，沈琪，等[译]，《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第三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10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