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哲学中，逻辑主义被历史主义所取代的主要原因，以及历史主义者批评波普的朴素证伪主义的主要论据是，逻辑主义的科学图像过于简单，与实际的科学实践不相关。波普式的证伪在科学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批评已经预设了这样一个元方法论标准：任何一种方法论都应该按照它与实际的科学史或标准的科学实践相符合的程度来评判。拉卡托斯认为，方法论的评价问题长期被忽略，因此他强调该问题的重要性。拉卡托斯还特别造了一个新词，“元方法论”（Meta-Methodology）([1], p123), 并提出了第一套系统的元方法论理论。在拉卡托斯之后，劳丹也感觉到解决元方法论问题的紧迫性，然而他对拉卡托斯的元方法论持批评的态度。因此，劳丹提出了一种直觉主义的元方法论。随后，面临其他哲学家的批评，劳丹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然主义的元方法论。元方法论与方法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如果说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和科学理论选择和评价的一般性理论体系；那么元方法论研究的则是关于如何评价科学方法论的更高阶的哲学理论。本文将力求系统介绍并分析以上的工作。
1. 拉卡托斯的元方法论
拉卡托斯认为，任何一种方法论从功能上看就是一种科学史的“编史研究纲领”（对比于他的“科学研究纲领”），它的确认依赖于它对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每一个科学史家在选择编辑科学内史，即合理的科学史（其中科学家的所有行为都是合理的）时，有意或无意地都接受至少一种方法论的指导。实际的科学史永远比它的合理重建有更丰富的内容。对历史学家来说，什么属于内史，什么属于外史，完全决定于他所认同的方法论。至于方法论的评价，拉卡托斯在论述他的元方法论时提供了一个两步的答案。第一个是朴素的证伪主义的元方法论([1], p121-127)。正如我们所知，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在某些地方是与科学史相冲突的，例如，水星在近日点的异常运行并没有导致牛顿力学的证伪。如果按照证伪主义的元方法论，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就被科学史证伪了，应该被抛弃，但是事实上，波普的证伪主义被拉卡托斯改进为精制的证伪主义，然后又发展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如此说来，证伪主义的元方法论就被方法论发展史，即科学哲学史，所“证伪”了。正如科学理论（牛顿力学）被观察（水星近日点的进动）证伪并不导致理论被抛弃；方法论（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被科学史（牛顿力学没有被证伪的历史事实）证伪并不导致方法论被抛弃；证伪主义的元方法论被方法论史（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被改进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伪后，拉卡托斯没有放弃它，而是改进它。由此他提出了他的第二个精致的答案：编史研究纲领方法论([1], p131-136)。按照这个后期的元方法论版本，任何好的方法论必须与科学精英的基本价值观相一致。方法论的进步就在于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对科学史的越来越成功的合理重建，以及对我们基本价值判断的更好的预测和修改。这里存在三个层次的复杂逻辑关系，需要一个明确的区分：
科学理论 受验于 观察实验
方法论/科学哲学理论 受验于 科学史
元方法论 受验于 方法论/科学哲学史
拉卡托斯的编史研究纲领方法论在表征方法论进步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比如，它能把波普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表征为比它的前任更加进步，因为它能够将一些过时的被证伪的科学理论，如燃素论，地心说，纳入科学理论的范围，并使历史学家能将科学史中更多的实际价值判断说明为合理的，即提供一个更好的合理重建，它也实质性地改变了我们关于“什么是科学”的基本概念([1], p132)。拉卡托斯的编史研究纲领方法论还能够把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表征为比它的前任，即波普的朴素证伪主义，更加进步。因为他的方法论能对科学做出更成功的合理重建，与波普的证伪主义相比，他的方法论能将科学精英的更多的基本价值判断重建为合理的([1], p135)。
以上是拉卡托斯的元方法论的成功之处。现在的问题是，拉卡托斯将如何评价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在科学哲学中的工作？拉卡托斯自己在书中没有谈过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与波普在科学哲学中的工作类似，费耶阿本德的工作，特别是库恩的工作，构成了我们关于科学的巨大知识突破，改善了我们关于“什么是科学”的理解。库恩的“常规科学”概念同样可以将燃素论和地心说纳入合法科学理论的范围。然而，为什么拉卡托斯对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工作避而不谈，或者说，为什么拉卡托斯的元方法论无法说明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在方法论上的进步？在方法论层次上，拉卡托斯与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有着尖锐的冲突。拉卡托斯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不是。拉卡托斯相信他的科学史的合理重建事业。他相信，任何好的方法论应该与科学精英的基本价值判断相符合，并把它们说明为合理的。如果要谈的话，拉卡托斯会把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工作说明为方法论上的退步。笔者相信，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对拉卡托斯的元方法论来说是两个异例。
拉卡托斯的元方法论受到沙卡尔(Husain Sarkar)和劳丹(Larry Laudan)的批评。沙卡尔指出，没有理论偏见的科学史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规范的科学史是在某一种方法论的指导下撰写出来的，我们再用该历史来检验该方法论，证实只能是唯一可能的结果，这里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循环([2], p413-414)。如果我们用在一种方法论指导下写出的历史来检验另一个方法论，证伪是唯一可能的结果。沙卡尔成功地指出了拉卡托斯元方法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劳丹的批评有所不同，他认为拉卡托斯的理论不符合我们关于科学的直觉。拉卡托斯似乎认为，最好的科学合理性理论（即方法论）就是那种能把科学史的全部，或者至少其大部分，说明为合理的。拉卡托斯理论的不恰当性就变得非常简单。我们相信，并非所有的科学实践都是合理的，正如并非所有的科学实践都是非理性的([4], p157)。某些历史案例，比如“李森科事件”，是任何方法论都不应该把它说明为合理的。一个想把科学的全部都说明为合理的合理性模型，就象一个想把科学的全部都说明为非理性的合理性模型一样，是不可接受的。拉卡托斯的标准（方法论的以及元方法论的）太宽泛，几乎失出约束作用。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历史重建，无法回避他的理论困难。基里(Ronald Giere)也认为，科学哲学家不应该成为历史的奴隶，因为他们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批评过去的历史。要作到这一点，他们就需要具备某些相对独立的，非历史的立足点。([4], p335)拉卡托斯的研究大方向（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可能有问题。对此，劳丹提出了另一套直觉主义的研究方向。
2. 劳丹的直觉主义元方法论
关于历史，劳丹不同意拉卡托斯的内史外史的划分方法，他作了一个不同的划分：科学史1（实际的科学史），科学史2（历史学家写出的科学史）([5], p159)。在科学史1内部存在一系列接受理论和拒斥理论的案例集合，大部分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人对它们有一种强烈的规范性直觉。比如，（1）在1800年接受牛顿力学，拒绝亚里士多德力学，在1890年拒绝热是流体的观点，在1925年以后接受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等等，将是合理的；（2）在1830年之后仍然认为圣经中的年表是地球历史的正确描述，在1950年后还相信化学原子不可再分，等等，是非理性的。劳丹说，这种规范性的判断构成了“我们关于科学合理性的首选的前分析直觉”([5], p160)。我们关于这些时期的合理性或非理性的信念比任何公开明确表达的抽象的合理性理论更清晰明白，更根深蒂固。这些规范性的直觉判断在我们评价各种合理性模型的时候能起到试金石的作用。任何令人接受的合理性模型都必须与这些（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前分析直觉相一致。任何模型，如果它与这些直觉相一致，它就获得支持；否则，它就处境不妙。极端的案例是，某一模型得到所有的前分析直觉的支持。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模型，如果它能将我们的深层直觉重建得越多，它就是一个越成功的合理性模型([5], p161-163)。任何科学合理性理论或方法论的恰当性是与它所能正确对待的前分析直觉的数量成正比的。我们必须明确地尊从两个承诺：1）科学史中至少有某些科学判断是合理的；2）任何合理性模型的检验就在于看它是否能说明这些判断中所隐含的合理性。
劳丹检验方法论的试金石，即他的前分析直觉，仍然是来自科学史，所以我们不妨把他的元方法论称为历史直觉主义。但劳丹对历史的借助与拉卡托斯的方式有所不同。劳丹把科学史分为科学史1和科学史2，其目的就是要避免拉卡托斯元方法论所面临的恶性循环，并为他的新的方法论检验理论找到某种客观的基础。拉卡托斯相信，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之间存在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正是这种互相依赖导致了恶性循环。所以基里和劳丹各自独立地主张科学哲学的自主性和科学史的自主性。这就是为什么基里说哲学家不应该成为科学史的奴隶，为什么劳丹要对科学史作一个新的划分。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劳丹的新划分上，因为这个新划分对劳丹的方法论检验模型具有基础的意义。首先，劳丹的新划分是否可能？换句话问，我们是否有可能获得科学史1，即，一部精确的科学史？笔者非常怀疑这种可能性。正如科学观察永远渗透着科学理论，科学史的编撰工作总是或多或少地不可避免地受到方法论信念的影响。我们所能得到的所有科学史知识都是历史学家的著述，而且永远是有限的。劳丹的科学史1让我们想到康德的“物自体”概念。恐怕它仅仅存在于康德的“本体世界”（the noumenal world）。
顺着劳丹的思路，即使我们假设，通过科学史家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可以得到一部相对精确客观的科学史，就是某种与劳丹的科学史1类似的东西，这仍然不等于说劳丹的直觉主义模型将是成功有效的。这里存在着一个前分析直觉的实际应用问题。也就是说，现在假设就有一部客观的科学史，即他的科学史1，自然劳丹可以从其中的历史案例中得到一些没有问题的直觉。劳丹的前分析直觉也许是客观且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如何用这些试金石来检验一个有待讨论的方法论却超出了我的想象力。仍然用劳丹的例子，显然我们可以毫无问题地让所有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人相信，在1800年接受牛顿力学并拒绝亚里士多德力学，并在1925年以后接受广义相对论。问题是这些直觉与我们的方法论讨论无关。一个实际的方法论所必须面对是这样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科学家，不是在1800年以后，而是远在1800年以前，比如紧接着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随后几年，倾向于接受牛顿力学？甚至在1687年以前，为什么牛顿要做这些工作，为什么哈雷要鼓励牛顿发表这些工作？为什么某些现代物理学家，不是在1925年以后，而是在1919年，甚至更早，接受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劳丹的前分析直觉也许没有问题的，但是太松散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太松散而与方法论评价无关。
劳丹的元方法论也受到其他科学哲学家的批评。沙卡尔指出，劳丹没有必要借助于历史案例的直觉，他应该对当代科学家的判断给予更多的关注([3], p172)。 嘎柏(Daniel Garber)否认科学史在方法论模型评价中的任何特殊作用。嘎柏坚持认为，我们评价相互竞争的方法论时所用的那些直觉没有必要是关于科学史中的实际案例（劳丹曾认为必须是），同等地，它们也可以是关于当代的，甚至是想象中的案例的直觉。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对这些案例达到一个共识。不是历史，而是我们关于某些案例（历史的，当代的，想象的）所共有的直觉，构成了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作选择的试金石([8], p91-114)。
1986年在《综合》杂志发表的论文中，劳丹接受了沙卡尔和嘎柏的批评。但是他说他们的批评还远远不够。沙卡尔用关于当代案例的直觉来代替劳丹的关于历史案例的知觉。嘎柏用非历史的直觉主义来代替劳丹在元方法论中的历史直觉主义。沙卡尔和嘎柏与早期劳丹的争论是元方法论直觉主义内部的争论，关于直觉是否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案例。劳丹说，沙卡尔和嘎柏并没有指出元方法论直觉主义所固有的本质困难([6], p115-119)。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对于大部分逻辑主义哲学家，比如卡尔那普，莱欣巴赫（波普除外），元方法论直觉主义一直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劳丹也许是第一个明确表达这种直觉主义元方法论的哲学家。拉卡托斯的元方法论不是直觉主义，而是历史主义的；沙卡尔和嘎柏的观点是直觉主义而非历史主义的；早期劳丹的元方法论既是直觉主义，也是历史主义的。但是，照劳丹看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直觉主义的元方法论研究存在若干严重的问题。
直觉主义者相信，我们的方法论必须与我们关于合理性的直觉相一致，这些直觉被认为是“给予”的，不可修改的，没有问题的，是方法论评判的基石。直觉主义者没有看到，方法论在批评甚至重塑我们的科学合理性方面具有重大的规范性角色。仿佛我们人类从树上一下来的时候就具备一整套先天的合理性直觉。事实上人类的合理性直觉已经经历了一个进化的过程；在过去几百年里，科学合理性已经有实质性的变化和修改；并且，我们关于某些具体的案例并非总能享有同样的直觉。例如波普、休厄尔、和皮尔士相信，成功而惊奇的预测对理论能提供特别强的支持。但是密尔、马赫、卡尔那普、和凯恩斯则相信，正确但并不惊奇的预测与正确而惊奇的预测能提供逻辑上同样强的支持。此类关于直觉的分歧在方法论讨论中大量存在。而方法论直觉主义无法帮助我们解决这类的分歧([6], p120)。
直觉主义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尖锐的逻辑循环，正如拉卡托斯的历史主义研究中所存在的逻辑循环。我们用科学精英的直觉判断来检验方法论，但是科学家精英之间常常会存在分歧，并且，决定谁是科学家精英并非是价值上中立的([6], p121)。某一种方法论会告诉你谁是科学家精英。当然这种方法论将总是被这些科学家精英的直觉所证实。
最后，即使我们假设关于某些特别生动的具体案例能达到普遍一致的直觉，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一致能让我们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作出选择。比如，我们假设可以让每个人接受这样一个前分析直觉，即牛顿力学比亚里士多德力学得到了更好的确证，这并不能使我们能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如归纳主义，猜测-演绎主义，贝耶斯主义，波普主义，之间做出辨别和决策([6], p123-126)。这是方法论被直觉（对拉卡托斯来说就是科学史）不充分决定的问题。所以，劳丹推翻了他自己的直觉主义元方法论。一种直觉主义的元方法论当然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但是面临这么多严重问题，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元方法论。劳丹相信，这种新的元方法论必须是非直觉主义的。
3. 劳丹的自然主义元方法论
1987年劳丹在《美国哲学季刊》上发表了“进步还是合理性？规范自然主义的前景”，通过该文劳丹提出了他的新的自然主义元方法论。如果说劳丹曾经在他的《进步及其问题》(1977)中替合理性作辩护，用科学进步来定义科学合理性，这次他的哲学立场有极大的改变。该文中，劳丹明明白白地放弃了对科学作合理重建的理想，他把方法论简单看作是关于手段和目的之间规律性联系的某种没有争议的经验性知识。劳丹说，科学或科学哲学中的方法论规则，例如，“挑选那些作惊奇预测的理论而不是那些只能解释已知事实的理论”，最好被当作是一种“猜测性规范”(hypothetical-imperatives)来研究，它们说的是，某些研究策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方法，是实现某种认知目的最有效的手段([7], p24)。方法论规则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取决于一种经验性的主张，其形式大致是，“只要是使用这个方法，实现这些认知目的的几率要大于使用其它方法。” 元方法论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科学的，即经验的探索，它通过使用过去和现在的科学实践所积累的经验证据来决定哪些科学方法能最有效地达到认知目的([7], p25)。对某些历史时期的进步性的谈论必须是因人而异，因具体情况而异。合理重建的要求既不需要，也不必要。至于科学探索目的的合法性，它离不开探索的价值论。“没有价值论的方法论是不可能的。”([7], p29)
在某些地方当劳丹谈到进步的时候他说，进步是因人而异，因具体情况而异；而在别的地方当他谈到科学进步的时候他又承认，其评价是按照我们时代的标准。劳丹该如何调和这两个立场？而且，在忽略合理重建的情况下他又如何能谈论进步？
劳丹的元方法论仅仅谈论方法论在实现目的上的有效性，这是因为他想避免用科学合理性来谈论方法论。如果劳丹能成功地作到这一点，他能避免谈论科学的目标或目的吗？难道他认为科学家的所有目标都是科学的吗？事实上劳丹不得不谈论目的的合法性。但合法性和合理性区别何在？劳丹承认他的自然主义元方法论不能产生一个完备的科学进步理论，它离不开价值论，而价值论的作用就是确认或否认某些目标的合法性。但我们不知道他的价值论将是个什么样子。
尽管劳丹避免谈论科学合理性，他在论文中倒是谈到科学家行为的合理性([7], p22-23)，但是他的论点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假设过去科学家的科学目标与我们的时代有实质性的区别，或者说与科学的普遍目标有区别，劳丹认为，评判个体科学家行为的合理性应该按照是否促进他的个人目标，而不是科学的普遍目标或科学探究的基本目的。他说他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即那些工作能有效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人结果被说成是非理性的，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没有能促进科学的普遍目标。笔者认为事情恰恰应该是这样。劳丹没有看到科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尽管个体科学家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是不太好的，或非认知的目的，例如牛顿通过研究事物的表象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他们的科学工作可能在客观结果上是对科学事业和真理的巨大贡献。我们对这些科学家的判断是基于他们是否有利于促进科学的普遍目标。劳丹显然把合理性的一般概念与科学合理性的概念相混淆；科学研究的合理性不等于科学家行为的效率。当我们谈到科学家行为合理性的时候，必须是基于科学合理性，必须是基于是否促进科学的基本目的。
最后，我们回到问题的中心点，劳丹的元方法论是否工作有效？也就是，劳丹是如何评价方法论规则，即他的猜测性规范的？事实上劳丹自己承认，这种经验研究就像科学研究一样，有时非常容易，有时非常困难，因为两者都是一种经验研究([7], p27)。而且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只存在一种偶然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劳丹说，他的自然主义元方法论不能产生一套完备的科学哲学。所以，他的规范自然主义的前景并不乐观。
4. 结论
笔者介绍了三种主要的元方法论并试图找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发现每种理论都对我们有所启发，元方法论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很有成就。同时我们也发现，每种模型都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我们在拉卡托斯的历史主义，早期劳丹的直觉主义，和劳丹的新自然主义之间作一个正反优缺点的比较，我们就能感到一种退步。也许这才是元方法论研究中的最大问题。元方法论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与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一致性。如果说历史主义者过分夸大理论对观察事实的渗透是导致相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原因，（[9]）我们对拉卡托斯的元方法论的批评是否也夸大了方法论在科学史编撰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正如理论对观察的影响是有限的，（[10]）方法论对编史过程的指导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理论对观察事实的渗透以及方法论对编史过程的指导限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观察实验对理论的检验作用事实上仍然存在，事实上也存在着逐渐趋近一种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真实的科学史的可能性。在过去十几年里，一种新的科学史研究方式正在英美科学哲学及科学史界兴起，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剑桥的夏法尔(Simon Schaffer)([11]), 佳定(Nick Jardine)；哈佛的金杰锐奇（Owen Gingerich）([12]), 比亚杰欧尼(Mario Biagioli)([13])；普林斯顿的夏平(Steve Shapin)；匹茨堡大学的马哈默(Peter Machamer)([14])；印第安那大学的贝托罗尼-梅里(Nico Bertoloni-Meli)。避免科学哲学理论所可能产生的先入为主的概念，找寻历史事实细节的真实性正是这种新潮历史研究的最大特征。这种新潮的科学史研究以丰富的研究成果向我们表明，这种摆脱科学哲学指导的“盲目的”的科学史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极其多产，使历史主义的编史研究观相形见拙，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元方法论未来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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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arkar, Husain, "Imre Lakatos's Meta-Methodology: An Appraisal",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Vol. 10(4) p397-416,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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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audan, Larry, "Progress or Rationality? The Prospects for Normative Naturalism",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24, No. 1, 1987.
8. Garber, Daniel, "Learning From the Past", Synthese, Vol. 67, 1986.
9．陈刚，“理论与事实的关系：从哈金的实验观点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4。
10．陈刚，“哈勃和他的天文学范式”，《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1。
11. Shapin, Steve and Schaffer, Simon, Leviathan and Air Pum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 Gingerich, Owen, "Galileo's Astronomy" in Reinterpreting Galileo ed. by William Wallace,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6.
13. Biagioli, Mario, "Galileo The Emblem Maker", ISIS, 1990, Vol. 81: p230-258.
14. Machamer, Peter G., "Feyerabend and Galileo: The Interaction of Theories,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Experience". In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4, No. 1, p1-46, 1973
（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