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第一概念”。人类正在迈步进入知识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知识革命。这一大浪潮、大趋势必将波及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等。其中，价值观念变革尤为重要。1985年，日本未来学家堺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正是以“知识价值社会”、“知识价值革命”这些概念来描述这一历史进程的。总之，知识价值观的更新、知识价值论的重构，是时代的呼唤。

知识价值论是研究知识价值的理论。它是一种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知识既具有经济价值，又具有其它社会、人文价值。知识经济突出了知识的经济价值。在经济学意义上，知识价值论研究知识（经济）价值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它是斯密、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而哲学则研究知识价值本身，以便为经济学和其它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知识某一层面价值奠定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在哲学意义上，知识价值论将传统知识（认识）论与现代价值论结合在一起。它研究知识价值及其评价、实现以及知识价值主体在各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和知识价值及其评价、实现以及知识价值主体的历史演变，尤其注重研究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价值的属性（本质）、类型、构成、知识价值评价及其标准、实现及其机制以及知识价值主体等等问题。

迄今为止，哲学知识价值论虽已提出，但是尚未系统展开。在本文中，笔者力图通过对于现有各种观点的梳理，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为哲学知识价值论勾勒一幅草图。

一、知识价值观

传统知识价值观  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知识价值观表现了显著的差异。近来人们对于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其实质是对于中（东）西知识价值观的比较研究。“李约瑟问题”表明，对于生产起到真正推动作用的、以基础科学（以实验和数学为基础的科学）为支撑的应用科学（技术）不是产生于中国（东方），而是产生于西方。而对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则表明其中的症结是在于中（东）西知识价值观的显著差异。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下，知识主要是一种伦理—政治智慧，如儒家（“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或者是一种人生—审美智慧，如道家（庄学）、释家（禅宗）等。这种渗透着实用理性的中国智慧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使其呈现着技术一度领先、科学滞后——未能从经验型上升到理论型的片面发展格局，对于生产未能起到真正推动作用。

近现代科学技术是西方社会文化的产物和表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经将知识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形而下的，一类是形而上的。前者具有实用价值，后者是人类求知本性的体现。这里的实质是将经验科学奠定在理论科学基础之上。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起，近代哲学出现了“认识论转向”，形成了“认识论中心”。但是，对于人们来说，认识以及知识主要仍然是一种求真的认知活动及其成果。现代哲学出现了“价值论转向”，形成了“价值论中心”。实用主义宣称“有用就是真理”，将真理归结为价值。由此，对于人们来说，认识以及知识变成主要是一种求利的认知活动及其成果。这同时表现在，人们力图从可验证性、可操作性上定义知识。

现代知识价值观  只有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所隐含的经济价值才能真正显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将科学劳动包括在社会总劳动中，将科学技术包括在社会生产力中。以熊彼特为肇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将知识（创新）作为经济的主要动力。这些观点是对于知识经济的预见。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提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直接依据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1]

总之，所谓知识经济是指知识对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作用。知识的经济价值的迅速增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测度：一是从量的方面来测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6年年度报告》中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个术语，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估计上的：“据估计，OECD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现在已是以知识为基础的。”[2]二是从质的方面来测度。中外许多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已经从主要作为经济的外生变量转变到主要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发挥作用。知识的经济价值的迅速增值导致知识的社会、人文价值的迅速增值。199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变移》一书中提出：知识正在取代暴力和财富，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3]

二、知识价值论

知识与知识价值  既然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因此，理解知识和信息是理解知识经济的关键。在当前探讨知识经济的浩瀚文献中，知识和信息的定义（内涵和外延）几乎是所有论者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争论的焦点在知识和信息的相互关系上。除极少数论者持知识和信息“同一”论外，绝大多数论者持知识和信息“包含”论。但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信息包含知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知识包含信息。前者可以阿尔温·托夫勒为代表。此种观点认为，各种搜集起来的“数字”和“事实”称为“数据”（date），分类整理后的“数据”则成为“信息”（information），“信息”经加工制作可以发挥作用的则成为“知识”（knowledge）。[4]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它揭示了知识的根源、本质，更适合于知识的内涵规定。后者可以OECD为代表。此种观点认为，“知识可以分成：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知道怎么样做的知识（Know—how）和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who）。”这里分为四类：事实知识（“知其然”）、原理知识（“知其所以然”）、技能知识和人际知识。根据这种分类，前两类知识属于“编码化知识”，又称为“归类知识”（“言传”型），亦即“信息”，较易于编码化（归类）和度量，人们可以通过理论学习——读书、听讲和查看数据库（“言传”）获得；后两类以及其它各类知识属于“隐含经验类知识”，又称为“沉默知识”（“意会”型），较难于编码化（归类）和度量，人们可以在实践中学习（“身教”）获得。[5]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它揭示了知识的类型、构成，更适合于知识的外延规定。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知识逐步编码化，而“编码化知识”又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加以掌握，在电脑及其网络中存储和流通。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智能、人脑及其网络应当着重把握的是“隐含经验类知识”。因此，这种知识分类反映了人—机知识分工的历史现实。人—机知识分工在于人们通过运用自身“隐含经验类知识”，使用机器存储和流通的“编码化知识”，并且力图将前者逐步转换为后者。

在哲学意义上，知识是人类认知活动的积极成果。这种积极意义可以真理（合规律性）和价值（合目的性）两种尺度的统一加以衡量。所谓知识价值，其中价值成分是以真理成分为根源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是知识亦即知识价值的本质属性。这是第一。第二，就知识总体说，知识价值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具有无限性。实物是“稀缺”的，这就决定了实物经济“收益递减”，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以及非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实物只能“分享”，在“分享”中价值递减。相反，知识是“丰富”的，这就决定了知识经济“收益递增”，表现为经济增长的非周期性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同时，知识还能“共享”，在“共享”中价值递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将实物——有形资产称为“有限制资本”，相反，将知识——无形资产称为“无限制资本”。第三，就知识单元说，知识价值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具有创新性。“知识爆炸”不仅是指知识在量上的迅速扩张，而且是指知识在质上的迅速更新。当今美国首富、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曾经说过：“今天的电脑编码没有一行将在比如说四五年的时间里具有价值。”“编码化知识”如此，“隐含经验类知识”同样如此。新的知识一旦出现，旧的知识立刻淘汰。变换如此迅速，让人应接不暇。第四，就知识单元和知识总体的统一说，知识价值具有一体性。以“知识经济”概念来代替“信息经济”概念，本身就表明了这种经济不仅仅是以某种高新科技知识（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基础的，而是以知识总体为基础的。上述知识分类表明，这种知识总体不仅体现了基础科学知识和应用科学（技术）知识的统一，而且体现了（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人文科学知识、思维科学知识等等的统一。事实证明，科学技术是“双面刃”，既有造福于人类的一面，又有遗祸于人类的一面，如信息技术中的病毒技术和信息战、生物技术中的“克隆”技术和基因战等，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就要求我们运用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如法律、伦理道德等）加以范导。不仅如此，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如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环境科学、人口科学等），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构造适宜条件，推动知识创新。总之，知识经济是以一体化的知识为基础的，这种知识形成了以科学技术知识为“硬知识”，以社会、人文知识为“软知识”的一体化格局。知识的一体化可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

知识价值评价及其标准  对于知识价值属性的科学理解，为我们确立合理的知识价值评价标准体系奠定了基础。首先，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是知识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知识既是真实的，又是有用的。应当从现有知识体系中清除一切虚假的、无用的“知识”。其次，知识总体价值的无限性和知识单元价值的创新性可以作为知识价值评价的“硬标准”。任何一个知识单元，可以通过测度它对于现有知识总体的比较创新程度，确定它的价值。最后，知识的一体化程度可以作为知识价值评价的“软标准”。任何一个知识单元，同时应当测度它的社会化、人文化程度。当然，社会实践是检验价值评价以及价值评价标准的根本标准。运用这些标准，构造合理的知识价值导向机制，可以范导人们的知识价值取向，保证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健康发展。

知识价值实现及其机制  对于知识价值属性的科学理解，同时为我们建立合理的知识价值实现机制奠定了基础。知识价值实现机制包括内部机制、外部机制两个方面。内部机制是指各种知识要素和各种知识门类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知识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之间的互动机制；外部机制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近年，美国经济领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许多论者指出：这不仅取决于美国近年采取一系列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政策（如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一系列“美国第一”的政策等），而且从根本上取决于美国社会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规范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实用主义、自由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以及一系列富有生机、活力的知识创新体制。这正是知识价值实现的社会机制。因此，当前我们讨论“知识经济”问题，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落实在行动中。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应当进一步改革现有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建立一系列充满生机、活力的知识创新体制。知识（不仅是指科学技术，而且包括全部知识总和）是第一生产力，知识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第一标准。这正是我们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应当树立的基本价值观念。

知识价值主体、知识价值革命与知识价值社会  知识经济不仅改变了知识的含义，而且改变了知识主体——知识分子的含义。有人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雇佣劳动体制将会变成劳动（知识劳动）雇佣资本体制。因此，知识对于财富和强权的依附性关系将会改变。知识将会成为第一财产、第一权力。与之相关，知识人格——知识分子将会从对于财阀和权贵的人身依附性关系中解放出来，形成真正独立人格。所谓“皮毛”之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以休矣！但是，知识分子内部将会出现分化：“知识资本家”（人们将实物资本家称为“有限制资本家”，相反，将知识资本家称为“无限制资本家”）和“知识劳动者”（“知识工人”）同时出现。有人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将会变成工人阶级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知识（技术）官僚”和“平民知识分子”同时出现。总之，知识革命将会引发社会革命，带来知识社会。

对于知识社会前景，除悲观论外，在乐观论中有两种观点：一方面，有人认为，知识经济可以最终挽救资本主义危机。它可以使资本主义从“有限制资本主义”发展到“无限制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可以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它可以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建立在“实物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发展到建立在“知识（信息）公有制”基础上的知识（信息）共产主义。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这里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所有和知识产品共享之间的矛盾应当如何解决？其实，知识（经济）价值作为知识物化形态，具有双重属性：其知识价值应当共享，而其经济价值却应当有所归属。因此，在现有条件下，这两种观点均属于“知识乌托邦”。

总之，知识价值论包含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初步提出一个研究框架，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进一步研究。

 

【注释】

[1]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修订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编，杨宏进、薛澜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

[2] 同上，1页。

[3] 参见[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变移》，周敦仁、徐以骅、陈寅章、沈培娣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4] 同上。

[5]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修订版），6页。

 

（原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