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问题，其基本研究路径是：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19～20世纪自西方流传到东方，并最终流行于全世界的一种文化现象，探讨其中的精神实质。[1]

在本文中，笔者将进一步探讨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现象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所蕴涵的“民间立场”，探讨与之相关联的“田野研究”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研究突破当前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的局限。

一

以往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总是强调立场、观点、方法，强调立场决定其它两个方面。所谓“立场”，时下流行用语就是“视域”（解释学）、“境域”（生存论）等等。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象化观念性现实存在，可以从三个基本视角来看，一是把它看作意识形态，二是把它看作理论体系，三是把它看作文化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上层建筑，它蕴涵着“官方立场”；作为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专家学者学术研究的文本符号系统，它蕴涵着“知识分子立场”；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它蕴涵着“民间立场”。三种立场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毫无褒贬的意图；并且这样的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历史上，三种立场时分时合：当三种立场融合并且以“民间立场”为根基时，通常是马克思主义的兴盛时期；而当三种立场分离并且背离“民间立场”时，则往往是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时期。这一现象，既可以从事实上证明，也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在某些国家地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兴盛起来，是因为它以“民间立场”为根基；而之所以在和平建设年代逐步衰落，则是因为它作为意识形态以及学术研究，逐步背离“民间立场”。一般来说，“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为“知识分子”所传播，并且为“民间”所接受，才能真正发挥自身“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作用。

问题在于，以往我们总是在“官方立场”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用意识形态来干预学术研究，干预日常生活。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实用化的倾向。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狭隘视域和独断作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当前，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逐步从意识形态干预中解脱出来，无论注重文本、版本研究（“解释”、“解读”），还是注重与其它思潮流派的比较研究（“对话”）等等，都是具有一定独立性和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立场”的表现。

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现象所蕴涵的“民间立场”依然被遮蔽着。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声音总是被遮蔽的。他们通常不能自我表达，而要借助于少数甚至个别代言人。而“代言”本身便构成一种遮蔽。例如在媒体这种公共领域中，至少存在三种“过滤”：一是政府（权力）的过滤，这是“官方立场”对于“民间立场”的干扰；二是市场（金钱）的过滤，这是“民间立场”自身的扭曲（把“民间立场”单向度地表达为“市民阶级”或中产—小资阶级的立场，忽略了下层、底层民众的立场）；三是知识的过滤，这是“知识分子立场”对于“民间立场”的干扰。但是，总有某种声音是不曾被过滤了的。例如，民谣这种口述文体就通过口耳相传表达了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声音，是“民间立场”的“直言”。过去墙上的大、小字报、现在网上的网帖，都是这样一些情况。当然，这种声音总是转瞬即逝：大、小字报可以被撕掉、网帖可以被删除。但是，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民间立场”是存在的，存在于他们的闲聊中，存在于他们评品人物和议论时事中……

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世界业已流行一个半世纪多，在我国也已流行近一个世纪。因此，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民间文化中的存在。正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整个世界文化的影响，也像儒教、道教、释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民间文化中的影响应当得到充分估计。在民众，尤其下层、底层民众中，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整个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轻易被格式化的民间文化。一个工人或农民，也许根本没有读过一部马克思著作，甚至连马克思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过，或者非常反感马克思主义等等，他仍然可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与某些官僚、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为饭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才是真正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生命力所在。

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比较“官方立场”、“知识分子立场”，“民间立场”是历史—逻辑在先的。

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国家始终是“非官方”甚至“反官方”的（在某些党内是“半官方”的），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官方”的，但在共产党“执政”前却是“在野”（“反对”）、甚至“地下”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后依然如故。

然而，马克思主义自创立起就反映了“知识分子立场”。马克思是具有批判—革命精神、科学精神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社会—文化批评和科学研究是“知识分子立场”的表现。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个学问家，而是一个具有社会—人文关怀的科学家和革命家。

但是，从接受学、传播学角度讲，更为原初和本来的马克思主义是“民间立场”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表达了西方（西欧北美）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因而为西方工业无产阶级所接受。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2]。这是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所确立的“民间立场”的写照，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民间立场”的写照。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工人阶级（以及其他下层、底层民众）的解放的根据、理由和条件的学说，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到了第二国际，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修正”了这一“民间立场”，把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首先并且主要理解为经济斗争，在政治斗争中以和平改良来取代暴力革命。这一立场成为后来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滥觞。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了著名的“灌输论”：“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3]这种“灌输论”已经显露了马克思主义“官方立场”的端倪。列宁主义所“灌输”给人们的是阶级斗争、集中制党、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等等意识。这一立场成为后来斯大林主义的渊薮。而以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则把马克思主义转变为社会—文化批判。这种社会—文化批判归根结底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工业文明的解毒剂和装饰品而已，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立场”的典型表现。但是，从西方到东方，从西欧北美经过俄国（苏联）东欧到中国东亚以至拉美，马克思主义“民间立场”不仅始终存在，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深厚土壤。

近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被还原为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倾向。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都强调了“原本”的马克思，忽略了“副本”的马克思。有人把“原本”的马克思哲学规定为“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便作为“解释学转向”的依据；有人从“原本”的马克思哲学中寻找“生存论根基”。……无论“解释学转向”，还是“生存论转向”，都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多元化开辟了道路。这一态势在总体上是健康的，但是，重“文本”，轻“现实生活世界”以及在“文本”中重“原本”，轻“副本”是偏颇的。其实，笔者认为，作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仅仅有一种基本语境，如“经济学语境”等，而是起码有三种基本语境：一是“人类学语境”；二是“历史学语境”；三是“经济学语境”。它们分别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为“范本”。而在作为“副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则有三种基本阐释路径：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是在“经济学语境”中阐释马克思的典范，这一阐释路径的基本特点是以经济唯物主义、经济一元论或经济决定论、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为理论基础，强调经济（—科技）生产力以及“吃饭哲学”、“活命哲学”等等，这主要是“民间立场”的反映，走向极端，往往落入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窠臼；列宁主义是在“历史学语境”中阐释马克思的典范，这一阐释路径的基本特点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学说为理论基础，强调阶级斗争、集中制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主要是“官方立场”的反映，走向极端，往往落入教条主义或“老左派”陷阱；马尔库塞等等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学语境”中阐释马克思的典范，这一阐释路径的基本特点是以人性论或人道主义以及异化论为理论基础，强调人性、个性自由以及反异化等等，这主要是“知识分子立场”的反映，走向极端，往往具有自由主义或“新左派”嫌疑。此外，所谓毛泽东主义、格瓦拉主义不仅是介于列宁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而且是“民间立场”的另类表现。

总之，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民间立场”是原生态的，“知识分子立场”是次生态的，“官方立场”是又次生态的。三者之间往往相互转化。这里毫不涉及是非真假对错、好坏高下优劣。比较“官方立场”、“知识分子立场”，“民间立场”是朴素的、自发的和隐型的。但是，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都应当充分启明这一“民间立场”。

二

立场决定了观点，尤其决定了方法。

“官方立场”通常从“政治语用学”或“政治解释学”的视域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所谓“政治语用学”或“政治解释学”是说：任何话语只有通过一定政治语境才能得到阐明。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有政治策略层面，而在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则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几乎被政治策略化了。所谓“实际”、“实事”、“实践”通常被理解为政治“实际”、政治“实事”、政治“实践”，而所谓“是”和“真理”也通常是在政治语境中阐明的。这种“官方立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语用学”或“政治解释学”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如果超越它的适用领域，那么它也会走向反面，从而出现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实用化的倾向。因此，对于这种“官方立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语用学”或“政治解释学”，既要为它留地盘，也要给它划界限。

“文本研究”、“版本研究”以及“比较研究”往往是“知识分子立场”的表现。以“版本研究”（“文献研究”）为基本特征的马克思学研究具有“价值中立”和“意义悬置”的特点，典型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职业（饭碗）意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对话”、以“文本研究”为基本特征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解释学转向”，这些既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学科—专业研究意识，也表现了他们的社会—文化批判意识。

与上述两种研究方法相比较，反映“民间立场”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毛泽东曾经倡导“调查研究”，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4]的著名论断，并身体力行。这种“调查研究”对于打破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以及经验主义思想束缚，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是具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首先并且主要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因而，这种“调查研究”在反映“民间立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愈益严重地受到了“官方立场”或者“知识分子立场”的干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可操作的规范、可验证的标准，这种“调查研究”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主观性与片面性，达到客观性与全面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葛兰西具有类似毛泽东这种注重实践的倾向。

受到葛兰西和毛泽东的影响，澳大利亚籍印度史学者古哈（Ranajit Guha）创始了一种关于受剥削压迫的下层群体的研究，称作“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美国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是这一“底层研究”的典范。

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出的“田野研究”，是在“民间立场”上借用人类学、民族学术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它主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揭示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田野”。

“田野”亦即自发形态的“隐型文本”，与自觉形态的“显型文本”相比较，它不注重马克思说过什么，写过什么，甚至不注重马克思所说所写如何为人们所解释、怎样为人们所解读（包括“误解”、“误读”），而注重马克思在民众实际接受和传播中的集体表象。它不注重每一观念的“真实性”，甚至不注重每一观念的“逼真度”，而注重每一观念的影响力。

“田野调查”是“田野研究”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工作。为了获得比较真实和丰富的材料，马克思主义田野工作者（这是笔者所杜撰的一个名词）应当重新“到民间去”：到各个地区，尤其老少边穷地区去；到各个阶层，尤其社会边缘、弱势群体、下层、底层民众中去。正是这些地区和阶层，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生长的天然土壤。在“田野调查”以及“田野研究”中，尤其应当注重马克思主义“民间思想群落”的调查研究。

民众，尤其下层、底层民众的观念首先并且主要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口述表达出来的，并且只有在“闲聊”（亦即没有任何干扰）中才能充分呈现出来。这就造成了“田野工作”的困难。因此，这种“田野工作”应当在访问者与被访问者之间去陌生化，亦即熟悉化。因此，在访问中，应当避免任何干扰：如录音、摄影甚至记录等应当尽可能地不用；两人“面对面”交谈比三人以上“座谈会”更适用；访问者所确定的话题应当尽可能地与被访问者的知识和经验相适应，访问者除了引导话题以外，不以其它问题引导被访问者；应当尽可能地不以访问者的“先入之见”引导被访问者的谈话，被访问者只是说，访问者只是听。一切价值判断、意义裁决在整个“田野工作”中应当保持“中立”，“悬置”起来。这不防碍我们后来的认识和评价。

当然，通过民众，尤其下层、底层民众自己的书写表达出来的观念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种书写正与口述一样，本身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声音。网上聊天就是一个例子。与其它媒体（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相比较，网络是最为接近民间的媒体。但是，目前上网绝大部分还局限于中产、小资阶层，网上书写首先并且主要反映了他们的观念。

毫无疑问，“田野研究”并不与“文本研究”相对立，二者是统一的。“田野研究”是一种特殊的“文本研究”，而“文本研究”则是一种特殊的“田野研究”。“田野研究”的成果可以是某种特殊的“文本研究”的对象，某种特殊的“文本研究”也就是“田野研究”。从“文本研究”的角度讲，某些经典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从“田野研究”的角度讲，某些大众文本，如《国际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东方红》、“老三篇”、《红岩》、《雷锋日记》、“样板戏”等则是同等重要的研究对象。因为马克思主义首先并且主要不是通过它的经典文本，而是通过它的大众文本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传播；所以不仅仅前者、而后者也具有同等影响力（注意“大众文本”并不一定是指流行歌曲、畅销书籍等等，它既具有影响的广度，又具有影响的深度，还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并不是短暂性的影响）。对于这些文本作出一定的语境分析与语用分析，尤其从接受学、传播学角度来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田野研究”与“文本研究”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总之，“田野研究”的最终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民间立场”的呈现，它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传播，启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蕴涵的文化精神，并且为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民间立场”与“官方立场”、“知识分子立场”的视域融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

【注释】

[1] 参见拙作《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及其中国化、现代化》，载《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9页。

[3]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7、363页。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页。

（原载《江海学刊》2004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