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消费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一种体现人的道德价值观的伦理文化现象。消费的这种文化性表明，消费可以区分为粗陋消费和文明消费。粗陋消费是指在不健康的理念指导下的消费方式，比如吝啬消费、奢侈消费；文明消费是指一种健康、理性的消费方式，比如适度消费、绿色消费。

消费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证明。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确认，也是人的本质不断升华、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人们正是在感性的占有中实现存在，体现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以消费占有对象，以占有对象证明存在，这是人的本质力量和本性的体现。关于占有和存在之间的关系，弗洛姆从三个方面做了阐释：第一，占有意指那些固定的，可被描述的物，存在则指体验，而人的体验是不可描述的；第二，在占有这一生存方式中，我与我所拥有的物之间不存在生命的关系，因此占有的过程不能体现主体与客体之间一种有生命力的、创造力的关系，而存在方式的先决条件是人的独立、自由和具有批判理性，其基本特征是存在的主动性，即创造性地使用人类的各种权力，因此能体现主体与客体之间有生命力的、创造力的关系；第三，存在生存方式只在于“此地此时”，但时间并不是制约存在的尺度，因为爱的感觉、快乐的感受以及获得真理的体验就发生在此时此地，而这“此时此地”就是永恒，相反，占有生存方式则在于既定时期之内，即过去、现在或未来。由于在占有的过程中，人总是眼望着过去，并试图去体验，因此占有的时间是过去的时间，而过去的时间又是短暂即失的。在当代“消费社会”(鲍德里亚语)，正是占有的短暂性和存在的永恒性这对矛盾制约着、刺激着消费的不断增量和不断增质。

然而，这只是消费现象运动的本质，还不是消费的本质，消费的本质是需要的满足。人的需要才是生产和消费的原动力。马克思认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2]。而人的需要是丰富的，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3]。这表明，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再生产。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目的在于满足人的内在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人的需要和需要满足的方式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不只是维持自身新陈代谢的需要，而主要是实践主体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人的实践能力、人的本性的体现。人的需要的满足即消费是在人的能动的、创造性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不断实现的，新的需要又随之产生。因此，消费是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市场化的今天，科学技术推陈出新，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正日益强劲地展示出其对生产的反作用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无视消费而妄谈经济的发展，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放弃捕捉社会消费心理的变化而盲目地进行产品开发和扩大再生产，任何一个家庭和个人都不可能离开消费而奢谈家庭或个人幸福。

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相同，“以人为本”也是文明消费观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并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存环境等需要得到全面满足，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生理素质、心理素质等得到全面提高，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等得到充分发挥，人的自由、平等、人权得到全面培育。而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消费来实现，并依赖消费（需要）得到保障。从此而言，“消费”不但无罪，而且直接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显明。但“何种消费，如何消费”才是合理的、文明的，才能既能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又有益于人类的健康？解决这个问题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这样两个方面：从主体方面而言，在于调整需要，健全需要，使需要本身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律，促进人我关系的和谐；从客体方面而言，在于调整社会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于调整人地关系，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明显得到提高，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消费文明不断得到提升。主要是：首先，在消费方式上，多样化的消费取代了单一化的消费。人们已经完全摆脱把消费等同于满足生存需要的消费方式，逐渐从温饱生存型消费走向了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格局，非物质形态的消费，如教育、健康、信息、旅游、休闲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其次，在消费对象上，高档消费日益平民化。尽管马太效应正在发威，贫富差距还在扩大，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正态分布曲线并未形成，但以前想不到、不敢想、不可能获得的商品如彩电、电冰箱、手机、电脑等家电通讯用品一如“昔日王家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市民的日常消费品，深居富宅大院的“大家闺秀”降格为平头布衣的“小家碧玉”。

第三，在消费习惯上，超前消费成为时尚。量入为出的旧式理财观念节节败退，崇俭黜奢的居家美德日益边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现象凸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青年一代身上。这种消费时尚既体现了青年一代对自我潜力的自信，对消费欲望的解放，有利于释放思想和工作的压力，又隐藏着优良消费文化的断裂危险。对此，我们既要抛弃抱残守缺、食古不化的思想观念，也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引导，寻找传统的节俭美德与现代社会消费变化之间的接榫点，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和倡导适度消费。

第四，在消费意识上，绿色消费显现并日益深入人心。作为生命象征的绿色受到推崇，绿色产品受到大众喜爱，这是一种趋时的消费，代表着消费方式的未来走向和消费价值的合理转变。在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人有意识地提高个人消费品味，注重精神生活的享受与充盈，为自己的生活涂画七彩颜料，扩展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当然，由消费主义带来的各种反文明，扭曲人性需求的异化消费，如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畸形消费也在蔓延和扩张。

过度消费一般是指超过人的基本需求的消费，即不顾自身经济能力与实际需求，过分地追求感官满足。支撑这种消费方式的是消费主义文化把消费作为成功和幸福的主要标志。英国经济学家保罗·伊金指出，一种文化倾向性认为“拥有和使用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的物品和服务”是主要的文化志向和可看到的最确切的通向个人幸福、社会地位和国家成功的道路[4]。这个文化理念为过度消费提供了合理辩护：消费更多等于占有更多，占有更多等于成功更多，因此，挖掘消费需求的广阔天地成为社会不断追逐的目标。

所谓炫耀性消费，是一种为消费而消费的行为，如斗富比阔，这是一种追赶时髦和浪潮的“面子消费”，是一种显示身份和地位的“荣誉消费”，是一种张扬丑恶人性的“恶性消费”。弗洛姆称之为“消极性消费”，哲学家齐克岑米哈伊把它叫做“非自主性消费”。按照凡勃伦的理解，它是指在衣食无忧、生活已经足够富裕的条件下，人们通过对自身脱离生产环节的消费品的炫耀来体现自身的“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在这里，消费产生了裂变，本来是用来满足人们在物质上、精神上、审美上、文化上或其它生活所必需的消费，成了“意义性消费”，即消费是为了博得“荣誉”。这种意义性消费与浪费、奢侈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在凡勃伦看来，无论是“明显的有闲”还是“明显的消费”，其最终结果都是浪费，“在前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在后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财物”[5]。它的形成主要是不合理的需求被煽动激发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就致力于研究“消费伦理”问题的马尔科姆·库利指出，不顾神圣性的新消费伦理在20年代末被广告所控制，它大肆鼓吹的是得过且过、享乐主义、自我表现、美的身体、异教主义、逃避社会义务、向往遥远国度的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使生活具有独特的格调。新资产阶级及新型小资产阶级则简练地把这种新伦理体现在“创造完美的消费者”的过程中，他们的“创造”手段是广告、商业电视和购物中心，“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展陈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6]。以占有对象的新、奇、特、阔来显示自我的价值是这种消费的内在动因，在这里，消费的本原意义完全消失，只是一种象征、符号、代码，成为划分社会等级，表征阶层差异的标杆。

所谓畸形消费是一种反常态的非理性消费，如，黄金宴、人体宴、活人墓。本来消费是人们达到幸福的一种手段，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消费更多和更好的物品，意味着给人更多的幸福和令人满足的生活。但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消费已经严重异化，在本质上已成为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消费成了目的本身，“幸福就是消费更新和更好的商品，饮下音乐、电影、娱乐、性欲、酒和香烟”。[7]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消费成了一种病态行为，一种对物品的无度索取、占有、蹂躏，人们依靠这种占有来满足常态所难以得到和填充的某种偏执。“占有——欲望满足——欲望的更大发动——更大规模的占有”，成为消费活动对现代社会的具体把握，而人的自我存在则由此不断陷落于消费活动的漫无边际之间。

现代社会正是这样一个由消费活动所掌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对日常性生存的自我需要、实践方式，以及文化价值的构造，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掌握在消费活动上。

任何消费活动都是一种文化形态，但在消费主义的支配下，它却成为了反文化反文明的道具。以上种种异化消费是一种超出生理需求、精神需求的不当消费，具有强大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异化消费会形成一种两极对立的社会心理或社会意识，使少数富裕阶层容易养成骄横的优越感，视自己为一等公民，而处于消费缺量的多数平民和弱势群体则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困窘的社会状况乃至每况愈下的实际购买力与媒体激发的强烈欲望需求之间的矛盾会不断加剧、浓烈、溢出，并油然而生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最初指向“有闲阶级”（凡勃伦语）的不满和仇恨就会转而指向整个社会，“沉默的羔羊”也会变成“凶险的恶狼”掀起腥风血雨，不仅人与人的关系会受到巨大的冲击，而且社会文明难以保障。其次，异化消费不仅易于扭曲个人的道德人格，形成放浪形骸的自我，而且倾向于将消费者的视角拽向自身，形成封闭的自我，导致社会关怀意识和慈善意识的淡薄。再次，由于消费主体的异化，消费客体的异化便不可避免，在过度消费的发展观的引导下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势必导致对自然界的掠夺式开发，破坏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废弃物将难以遏制地泛滥，自然资源将加速消灭。异化消费绝不因其经济合理性而得到辩护，它会使我们放逐平等、自由、文明等普世理念，并动摇以人为本的价值根基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因此，明确消费即是文化，消费即是文明，是生态社会建构合理消费模式的基本前提。有鉴于此，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一种包含构建崭新的消费模式的文明形态，是人类反思工业文明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生活方式而做出的选择与追求，它的基本要求是推进消费模式的生态化，塑造消费文明。

三

在生态的视域下，所谓消费文明也就是消费模式的生态化，这至少包含三种意味，一是作为实体性的生态化——绿色消费，即消费无污染的产品；在消费过程中不污染环境，注重对废弃物的处置；自觉抵制和不消费那些会破坏环境或大量浪费资源能源的物品。二是作为方法论的生态化——循环消费，即任何消费的结束不应当是消费对象作为物质形态的终结，而应该是新的生产的开始，其基本模式是“生产——消费——利用——新的生产”。三是作为价值观的生态化——可持续消费，即倡导消费者树立新的消费观念：从消费只关心个人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把它完全当成是是私人事务的传统消费观，转变为既关心个人利益，也关心社会利益，关心环境利益，将消费利益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消费观。环保主义者乐意把这种消费模式概括为“5R”：Reduce节约资源、适度消费；Reevaluate绿色选购、品质消费；Reuse 废物减量、复用消费；Recycle垃圾分类、循环消费；Rescue保护自然、人文消费。从此而言，在生态视域中，消费文明既是主体文明的显现，又是社会文明的表征，也是生态文明的标志。

首先，消费文明体现了个人的整体素养。消费是人的生命存在的表达方式和重要内容。没有消费，人的生命价值、意义、尊严甚至生命本身都无从谈起，而个我的这一切又是通过与他者的消费关系而凸显的。从哲学角度看，消费完全适合海德格尔对此在（人）的在世状态（烦）的分析。海氏认为烦包括烦心和麻烦，烦心指涉此在与他物发生关系的存在状态，通过用具（物的使用功能）凸显一个与此在并存的他物以至世界的存在，麻烦指涉此在与他人关系的存在状态——一种共在状态，其意在通过这两种在世状态来消除主客二分的不等关系，彰显一个平等的他者的角色。一个具有健康意识、生态意识的消费者就应该抱有这种哲学思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活在他者（他人或他物）的口味中。在现代社会，提出“消费者权益”的概念的确是一个充满着道德色彩和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明确各自法律地位的积极事件，但是，任何权益除了包含着自由的内在规定之外，一定还包含着义务的具体规定，人们在享用消费自由，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担当了自由所涉及的责任，权益所涉及的道义。因此，消费不仅是个体的事务，也涉及到与他者的关系，彰显的是自我的社会素质、精神素质、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等。温饱型社会的特点是生产落后，产品匮乏，供给短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恩格尔系数占有较大比重，人们的消费需求强烈地体现为追求衣食的基本满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没有基本生存的满足，在穷人身上只能产生出“粗陋的需要”，“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部的丰富性[8]。”享受型阶段，居民的生活水平已基本达到小康，消费结构开始从以“衣”和“食”为主要内容进入以“住”和“行”为主要内容的消费阶段，消费者在自由、理性基础上选择如何消费、消费什么，不仅取决于消费者的自由度，也取决于社会生产的自由度；不仅是消费者权利的行使，也是消费者自身素养的展示，是个体文明发育程度的体现。如果没有与文明相匹配的消费行为、享受能力，没有与文明相契合的文明素质、精神面貌与价值观念，消费就会蜕变为浪费，自由就会蜕变为无度。“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9]。无论是在温饱型阶段还是在享受型阶段，消费者的文明教化程度都与其消费对象的消耗程度联系在一起，消费者主观上的异化必然导致消费对象在客观上的异化，这是因为人身上那些被制造出来的需要已经转变为迎合主观上自我制造出来的欲望——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总是要机敏地、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10]。

其次，消费文明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任何消费都是在一定的商品流通机制——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中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欲望之所以成为对需要的异化表现，是由于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欲望越界式地向需要发生了转变，以至于成为了“病态的欲望”[11]。欲望的蜕变根源于私有制社会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存在着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积累欲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所借以建立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12]。而造成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即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在于追求利润。对利润的贪婪既使生产扭曲，也使消费变态——“无限制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13]。正是生产和消费、消费主体和消费对象的“无限制和无节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存在。不过，与之不同的是，除了消费过剩导致的资源浪费之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消费不足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消费不足使得生态和经济处于恶性循环之中，一方面，处于收入底层或消费不足的贫困阶层不但把保护环境当作富人阶层的奢侈欲望，不容易将它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而且容易在绝望中无计可施地滥用土地，破坏资源，通过损害未来以拯救现在，从而加剧着人与资源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可以造成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贫困，处在贫困中的人们容易滋生社会失落感和被剥夺感，从而通过过激手段破坏社会关系，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论是严重的消费不足还是大量的消费过剩，都是片面的、狭隘的，都会造成生产与消费的严重冲突，导致人性的堕落，造成消费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和社会的不公平，坍塌人类努力建构的文明大厦。因此，消费文明将消费视为人的主动的、创造性的主体性建构活动，要求人们在消费活动中不仅要获得需要的满足，而且要以适度的消费方式沟通人与人的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求人们在消费活动中不仅要享受社会提供的文明成果，更要为社会创造文明成果。

再次，消费文明追求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任何消费，从其终极意义看，都来自自然并归于自然，因此，消费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有机构成。环境污染就其产生的行为缘由来看主要在于生产和消费。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开始享受发展的需要，并且将享受和发展的要求定位在物质上，物欲的满足成为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重要标准，由此形成了一种消费主义所崇尚的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这种消费模式，直接导致了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一方面，消费本来是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人的全部存在价值的手段，但当它僭越为人的目的之后，人便异化为以消费来证明其自身价值，陷入了对物的追求的恶的无限循环中，逐渐贫乏化、病态化、单面化，从而失去社会文明应有的深度和底蕴。另一方面，自然本来是作为人类的孕育者和生存发展的根基，但当人把对自然的占有作为证明人的本质的尺度时，就会忘记自然对人的前提性意义，不断掠夺自然，从而严重削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制约人类的文明进程。这表现在，无论是资源的计划配置还是市场调节，在面对自然资源时，都无一例外地忽视了资源的代价，缺少对生态资源的核算，缺少对生态资源的补偿，缺少对技术的环境评价体系。在这种不健全的资源供应、商品生产、物质消费的机制中，人们看重的是技术体系所达到的成果，看重的是经济的数量增长，看重的是消费的指标上升，从不反思劳动改造的对象——自然资源的供应体系是否健全。因此，倡导消费模式的生态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活基础。《21世纪议程》指出：“地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各国的发展失衡。”它呼吁“更加重视消费问题”，“各国执行新的政策以鼓励向适当的消费模式转变”[14]。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消费以商品为载体，以消费者为中心，以不同消费品的生产为外端，并终接原料的“原产地”——自然，形成一个“消费——生产——自然”的深度关系链，最终以垃圾形式重返自然。科学研究表明，任何生物都不可能生存在自己产生的废物构成的环境中。然而，人与动物不同的是具有能动性，能够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消费模式以消除废物对人的负面性，这就是消费文明——一种由消费活动所创造的积极的生态化成果。我国人均资源相对贫乏，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和人口急剧增长的阶段，转变消费模式，促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建构消费文明，对于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意义尤为重大。

 

【参考文献】

[1][3][8][10][1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第132页，第124页，第132页，第133页，第13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页，第392页。

[4]［美］艾伦·杜宁著：《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5]［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7页。

[6]参见［英］迈克·费瑟斯通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133—172页。

[7]［美］弗洛姆著：《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33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14]万以诚等编：《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原载《哲学动态》2009第2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