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首次明确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作为一个新鲜词汇出现在党的报告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这个理念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发展经济的抓手，是体现民生的窗口，在文化上与中华传统价值观有一致性，也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1]。那么，究竟如何来理解生态文明？我以为，生态文明是一种社会发展状态，是一种社会进步标志，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而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独特的条件和资源。

一、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状态的生态文明

所谓文明（civilization），乃是指与“野蛮”相对的一种状态，如李渔《闲情偶致》说：“辟草昧而致文明”。而在古代，文明乃指光明，《易·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人孔颖达疏云：“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一定意义上，文明犹言文化（culture），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孔颖达疏：“文明，离也，以止良也。用以文明之道，截止人也，是人之文，德之教。”在这里，文明是属人性的，是指人文教化的道理与方法，但并不是表达一种社会发展状态的概念内涵。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状态的涵指，文明乃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是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外在显现。从此角度来说，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或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为时上百万年；农业文明是在铁器出现之后，为时一万年；工业文明始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为时三百年。这些传统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以人统治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其实质是“反自然”的。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

在原始文明中，自然的主要涵义就是“生成”、“生长”、“本原”，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早期的希腊哲学所理解的自然与中国老子的“道”是不谋而合的。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这时，人与自然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对立关系，不过，与现代人类与自然的对立是由于人类的破坏力超越了自然的恢复力不同，原始初民与自然的对立是由于自然的强大超越了人类的生存力量，因此，现代的人地矛盾表现为人类作为自然的对立面，而原始的人地矛盾表现为自然作为人类的对立面。在这种自然压迫着人类的历史空间，人类在与自然的有限和谐中，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其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也十分有限。人类初期的这种有限的文明是落后、狭隘、封闭的。

在农业文明中，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形成了以耕种与驯养技术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以及以大家庭和村落为主的社会组织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崇拜自然、依附自然的地位，实现了有限的征服，水土流失、土质下降、沙漠化、盐碱化等生态问题已露端倪，出现了阶段性、区域性生态失衡，但从总体上看，人类没有破坏自然的自净力和恢复力，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整体上保持着相对的和谐。

在工业文明中，社会依靠大机器的工业生产，人类的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人类的财富获得空前高涨，但与此同时，资源面临枯竭，污染日益严重，全球性生态问题全面呈现。与原始文明保有“万物有灵”观从而对自然顶礼膜拜，使人臣服在自然的压力下，由此保持着人与自然的低水平和谐不同，也与农业文明信奉“天人合一”观从而对自然钟爱有加，使人局限在自然的变化中，由此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局部性和谐不同，工业文明信仰“天人相分”观，高扬人的主体性，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统治自然成为这个时代文明的最高音符，由此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紧张。这样的文明形态是不可持续的。

文明的跃进是历史的必然。20世纪不断涌现出来且日益严重的各种全球问题不断困扰着我们，冲击着我们对未来的遐想，催促着我们必须以广阔的视野和深沉的智慧来审视当前的“人类困境”，寻求解困之策。这种可持续的社会文明必然是主张人与自然保持高度和谐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社会文明，它要求重建世界之整体，亦即要求对自然界的整体性结构、整体性功能、整体性运演规律，对社会—自然的整体性关系，对人类变革自然之实践的整体性综合效应，以及对自然界复杂而有机的整体与其多样性的统一，与其开放性的统一等多方面作全面、完整的把握。在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等方面，生态文明具有与过去文明完全不同的特征（如下表）[2]。

人类文明形态的简要比较

比较项目	原始文明	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	生态文明
时间尺度	石器时代，历时一百万年	铁器时代，历时一万余年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历时三百年	信息革命之后
空间尺度	个体范围或部落范围	区域范围或国家范围	国家范围或洲际范围	洲际范围或全球范围
哲学思考	无中心，低智状态	追求“是什么”	追求“为什么”	追求“将发生什么”
自然观念	自然拜物主义 （天压人服）	自然优势主义（天定胜人）	科技优势主义（人定胜天）	天人互补协同 （人地和谐）
经济水平	天然食物链 （牲畜式的）	初级水平 （农业为主）	高级水平 （工业与服务业为主）	优化水平 （决策与管理为主）
经济特质	自然型经济 （自然供给）	自给型经济 （简单再生产）	商品型经济 （复杂再生产）	协作型经济 （可持续性生产）
消费模式	满足于个体生命的延续需要	低维持水平的生存需求	高维持水平的发展需求	自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求
生产模式	从手到口	简单技术和工具	复杂技术与体系	智能转化与再循环体系
能源输入	人的肌肉	人、畜及简单天然动力	非生物能源	清洁的与可替代的能源
资源利用方式	采集型	改造型	掠夺型	协调型

二、作为一种社会进步标志的生态文明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所谓社会进步就是指人化的过程，是指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对自然的改造与适应的结果表现。其主要标志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包含政治文明）。实际上，任何文明都是对抗自然的结果表达，因此，文明先天具有反自然的性质。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中改造主观世界所取得的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制度文明也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中改造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方式规范体系的进步状态及其积极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是人类直接改造自然之物而使之属人的成果，是客体文明；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自身而使之本真化的结果，是主体文明（当然，人类改造自己的过程依然是在对自然之物的改造过程中而形成的）；制度文明是人类连接改造客体和改造主体的中介成果，是中介文明（连接主客之间的中介包括技术文明）。人类正是在对自然的反抗中，催发了自己的主体意识，改造了自己的主体意志，发达了自己的主体智慧，并推动着物质的繁华、精神的丰富和社会的进步。

但是，这些发展并不是平衡的，人类的物质繁华与精神的蜕化之间的尖锐矛盾正在阻碍着历史的进步。著名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在以“人类与大地母亲”为主线的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中通过考察得出结论：“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中的一员。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他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同一的”。然而，迄今的文明特别是近300多年的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凭借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3]。”或者埋藏在沙漠下或者遗留在荒野中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玛雅文明等古老文明正是这种“惨重的灾难”之一。文明的丧失，源自人类精神的颓废，继之是制度的缺陷，接着是物质的倾覆，而生态的崩溃既是所有文明沉沦的始因，又是所有文明灭亡的恶果。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要避免重蹈覆辙，开启人类文明的新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一种可持续性的文明。表现在物质层次上，它要求摒弃掠夺自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学习自然界的智慧，创造新的技术形式和新的能源形式，保证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表现在精神层次上，它要求摒弃对抗自然的文化，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匹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精神，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表现在制度层次上，它要求改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和规范，改变传统社会不具有自觉的保护环境却有自发的破坏环境的机制的性质，按照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的伙伴共同体，从而使环境保护制度化。因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社会不可能建立理性而合宜的物质保障、精神保障和制度保障，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合理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必然包含着生态文明，反映为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表征和依归。

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它坚决反对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正是在此，有些人误解了生态文明，以为少吃少喝甚至不吃不喝就是在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不是清教徒，它并不反对物质的增进和消费的形成。它是在理性地认识到资源的有限性上来主张适度生产、适度消费和适度人口，认为要完全满足生存需求、基本需求，适度满足快乐需求，充分满足精神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弗洛姆指出：食欲是与生俱来的肉体机能，而内在的良心则需要人和原则来指导，这只有靠文化的进步来促进。[4]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中，物质文明不可少，精神文明不可缺，制度文明不可偏，生存发展和意义价值相互关联，同等重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曾经长久地制约着中国的发展速度和文明层次的跃进，人们急切地呼唤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但是，过度的工业文明也使中国出现了生态危机，发展缺乏后劲等问题。对中国来说，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发展有着多重的旨意：加快物质文明的进程，解决从生存到发展的所有问题；提升精神文明的内涵，解决从功利主义到环境主义的所有问题；突出政治文明的引导，解决从偏狭性到公正性的所有问题。

生态文明在把握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同时把握了人与人的恰当关系，在把握环境资源的适度性上把握了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在把握了物质文明进程的适当性上把握了精神文明发展的高度性，它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5]。

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生态文明

文明的转型决定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渔猎文明促动了奴隶主义的萌芽，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生态文明将催动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因此，从历史向度来看，人类的文明必然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跃迁为生态文明；从社会向度来看，文明不仅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制度上的成果，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成果。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就是过分宣扬人的主体性，强化资本逻辑，高扬技术理性，加强自然控制。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完全变革的必然结果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6]。”为此，马克思提出了“使自然界真正复活”，“使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的历史使命。恩格斯也提出了克服私有制社会中人与自然冲突和人与人冲突的任务，以便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7]”。

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它以民生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追求；生态文明要求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环境和发展上的协调性。可见，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有着共同的价值准则和核心旨趣。因此，它们二者都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片面的人或者片面的自然，都不符合社会主义或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社会主义体现了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生态文明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突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种际公正看重的是自然的价值，强调的是人类发展的生态基础，突出了发展的持续维；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公正重视的是人的价值，强调的是人类发展的目的意义，突出了发展的质量维。而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社会和谐都必须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恰当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恰当关系。

生态文明只能属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只能追求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和谐理想。两者内在的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互为发展。生态文明为各派社会主义理论在更高层次的融合提供了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8]。”

资本主义只能代表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只能选择资本主义。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资本主义奉行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这种发展模式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畸形、社会贫富悬殊、生态危机加剧、社会道德败坏等众多严重问题。彻底世俗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再假“上帝”之名去为无孔不入的赢利活动作“恪尽天职”之类的辩护，“资本主义的文化正当性（如果不是道德正当性的话）已经由享乐主义取代，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9]。”快乐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消费的随意性、最大化，而要支撑这种生活方式就必然要最大化地消耗自然资源，因此，自然界的“祛魅”命运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正是工业文明的弊端；工业文明的缺陷正是资本主义的缺陷。

因此，无论是生态文明还是社会主义都必须既面对工业文明又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革命与改良两种选择。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要研究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丰富活力，都要思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给全人类带来的诸多利弊。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难题，例如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等新型社会主义流派的探索，不仅在学术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也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问题具体结合起来。虽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仍然单薄，仍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确为社会主义回应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想象空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因为当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主义不能只研究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阶级关系，还必须研究人与自然的文化伦理。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10]。”

对中国而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独特的条件和资源。首先，我党明确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心。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我党最早对生态文明的理解。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党的十七大则鲜明地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其次，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这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再次，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融合。这为社会主义真正代替资本主义，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提供了有力武器。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1日。

[2]参见潘玉君、李天瑞：《困境与出路：全球问题与人地共生》，《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6期、

曾建平、杨方：《人与自然关系的构成及道德意蕴》，《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3][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529页、526页。

[4]曾建平：《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5]曾建平：《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03页。

[8]潘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学习时报》2006年10月08日。

[9]〔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67-68页。

[10]潘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学习时报》，2006年10月08日。

（原载《鄱阳湖学刊》2009第1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