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水城《吕观文进庄子义》残本的发现

黑水城是一座西夏时代的古城废墟，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25公里处。1908—1909年，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先后两次在黑水城遗址掘获了大量唐、五代、宋、西夏、金、元时期的文献，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14年5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来到黑水城遗址,获得大批文物和文献。[1] 到了8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组成考古队，于1983年9－10月和1984年8－11月间，两次在黑城进行考古发掘，也获得了大量文书和其它文物。[2]

黑水城遗址发现的文献，现在统称为“黑水城文献”，其中以俄藏最为丰富完整。1996－1999年，《俄藏黑水城文献》1－11册（ 1-6册：汉文文献部分；7-11册：西夏文文献部分）在多方努力之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影印出版了《英藏黑水城文献》4册。影印本的问世使这些原来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成为比较容易读到的书籍。

因为研究庄子的缘故，《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的《吕观文进庄子义》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个残本，起自《齐物论》“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终于《天运》“北门城问于黄帝曰”一段（中间还有缺页），一共109页。由于无头无尾，原来的书名是什么并不清楚，但是此书每一卷的卷前和卷末，都有“吕观文进庄子内篇义卷X”，或者“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卷X”，杂篇完全缺失，不过可以推想，如果杂篇存在，也会如此标目。整理者就是根据卷目，以《吕观文进庄子义》题为书名。

吕观文，北宋吕惠卿之尊称。吕惠卿于宋哲宗绍圣（1094－1097）年间加观文殿学士，故有吕观文之称。《宋史·吕惠卿传》没有记载他著书的情况，但是《宋史·艺文志》载有“吕惠卿庄子解十卷”。作为著名的官员加学者，吕惠卿曾经参与经筵讲经，他注解的《庄子》，也是为了向皇上讲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庄子义十卷，参政清源吕惠卿吉父撰，元丰七年先表进内篇，其余盖续成之。”由此可知吕惠卿在完成《庄子》内篇的注释之后，已经进献给皇上。《吕观文进庄子义》的“进”字，就是由此而来。后世藏书家根据吕惠卿经筵讲经的旧事，也有定名此书为《吕太尉惠卿经筵进庄子全解》的。[3] 总之，发现于黑水城的《吕观文进庄子义》残本，与见载于《宋史·艺文志》的吕惠卿《庄子解》，就是一部书。

根据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可知吕惠卿在元丰七年已经把《庄子义》的内篇进献给皇上，但是他的全书完成于何时？又在何时何地刻板流行？曾经有过哪些版本？这些版本之间是什么谱系关系？这些情况都不清楚。从《庄子义》的现存情况来看，只有一个金代刻本传世，这个刻本题名《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十卷，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由于吕惠卿的《庄子义》在元明没有刻传，这个金刻本就是唯一的传世孤本了。黑水城《庄子义》残本问世，部分地改变了这种孤本单传的现状。傅增湘先生定此本为北宋刻本，前苏联学者孟列夫编《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也断定为北宋本。此书因此具有双重的宝贵，一是宋版书本身的难得，二是《庄子义》原来只有金刊本传世，现在有了“黑水城文献”的北宋本问世，对于考订此书的规模、贞订版本及其流传等等，都是极其难得的。

二、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存佚和错页

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影印本可见4套编号：

一、书册页码。按照这个页码，黑水城《庄子义》残本是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的第51－159页。

二、俄藏编号及其页码。据统计，俄藏黑水城文献共有8000多个编号，《吕观文进庄子义》编为TK6。影印本公布的《吕观文进庄子义》一共109页，每一页按照“俄TK6吕观文进庄子义（109－1）”顺序排列，直到109－109。这个序号配合书册页码，使影印本《庄子义》残本的页码顺序非常清明。

三、《庄子义》残本原有的编码。残本的版式是半页十行，每行17－19字，以18字为多。注双行，每行25字。两个半页之间的折缝处，有原刻的卷、页号码。例如卷二的第一页，标志为“庄子二  一”，其它例此。按照这个编码，残本所存为：卷一存25－28页，共4页；卷二存第1－21，23－28页，共27页；卷三存第1、2、4－21、23－25页，共23页；卷四存第1－26页，共26页；卷五存第3－27、29－32页，共29页。总共109页。

残本原有的编码有一误处，卷三的第20页与第21页正好颠倒，这一错误被整理者发现并且改正了。这样卷三的第19页接21页，再接20页，内容就连接上了。整理者能够发现原有编码的错误并按照文义正确衔接，说明整理者熟悉庄子文本的内容。

但是整理者也有疏忽之处。残卷的卷二缺佚第22页，整理者把第26页放置在第22页的位置，而让第25页衔接第27页。这个错误显然来自整理者，因为整理者在版心框外左上角标写的卷、页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就涉及到影印本的第四套编号了。

四、整理者的编码。整理者的编码标写在版心框外的左上角处，这套编码用罗马数字标写卷数，斜杠后再用阿拉伯数字标写页数，例如卷二的第一页被标写为Ⅱ/1，其它以此类推。这套编号基本上根据残本原有的卷、页编码，但是如上所说，它对原来的错误有所改正，也因为疏忽留下了新的错误。

我们提到的四套编码，第三套和第四套更加重要。第三套是残卷原来就有的，第四套是整理者留下的，反映了整理者的文献水平。而第二套只是标示残卷全部遗存的排序，第一套只是书册页码。影印本影印出了残卷原件上的第三套和第四套编码，排印出了第一、二套编码，而第一、二套编码以第四套为根据，也就是说，整理者的改错和新错，也反映在排印的第一、二套编码的顺序中。

按照第二套编码，《庄子义》残本存109页，按照第三套编码，第五卷没有第28页。但是，没有被纳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中的卷五第28页，现在还可以看到。二十年代末，俄国博物院寄送了部分《庄子义》残本的复印件给北平图书馆，其中就有卷五的第28页。后来，北平图书馆以《庄子内外篇义》为书名，把这些复印件装订成一册，这个影印本现在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普通古籍部。作为普通古籍而不是善本保存，大概因为是影印本的缘故。这样，原来以为只有109页的《庄子义》残本，实际上存有110页。卷五的第28页没有丢失，是四川师范大学的汤君教授首先指出的，[4] 笔者见到的《庄子内外篇义》影印本，证实了这一点。[5] 卷五第28页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中失收，说明《庄子义》残本在问世后还有遗失。据说，当年俄藏黑水城文献在运送入藏时，曾经与敦煌文献发生了部分的混淆，或许我们还能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还会有《庄子义》残本的新页出现。当然，这在目前仅仅是愿望而已。

三、中国学者对《庄子义》残本的看法和利用

黑水城文献的问世，是20世纪初震动世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中国学术界对此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并尽其努力收集相关材料。这种努力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中留下了痕迹。例如《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三卷第六号（1929年12月）有一条馆讯：

西夏文书及佛像展览会  上月新购入之西夏文书，实为稀世之珍。爰于本月七日，开展览会，陈列此项西夏文字及旧藏佛像多种，又选列各项善本及唐人写经，邀请学术界政界名流及新闻记者来馆参观。是日到会者，约二百余人云。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二号（1930年3、4月）又有一条馆讯：

编辑西夏文字专号  本馆自购入西夏文经卷后，经周叔迦先生编列目录，顷已竣事。当于馆刊中西夏文专号内发表。该号并有罗福苌先生遗稿及罗福成先生新著多种云。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果然就是“西夏文专号”，罗福苌的《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向达的《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都刊载其中。

从这些馆讯可知，当时的北平图书馆购买到一些西夏文书并安排专人进行编目和整理，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于黑水城文献保持着极大的关注。

黑水城《庄子义》残本也引起了注意。罗福苌《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略举俄人所得，第三项曰：

三、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  刊本，每页十行，行十八字；缮刻绝精。案吕观文即吕惠卿，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记元丰七年惠卿进庄子内篇注事。

罗福苌是罗振玉之子，其学术事迹见王国维的《罗君楚传》。[6] 罗福苌称《庄子义》残本“缮刻绝精”，汤君教授亦称此本为“精良的刻本”，[7] 这是笔者不能同意的评价。这里先提出反对意见，下一节再加以辨析。

中国学术界当年对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了解和认识，在傅增湘先生《跋宋本吕惠卿庄子义残卷》中可以知其大概。[8] 据傅老先生所言，当时俄国博物院新近寄送了《庄子义》残本的复印件给北平图书馆，[9] 一共55页，它们是“卷二存第二十五六两页，为《德充符》篇；卷三存第一页，为《大宗师》篇；卷四存第一至二十六篇，为《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各篇；卷五存第三至二十八页，为《天地》、《天道》、《天运》各篇；凡五十五页。”傅老先生统计各卷所有，用了“存”字，他似乎以为俄国博物院寄送的复印件，是黑水城残本的全部。今天我们知道，傅老先生见到的《庄子义》残本，只有全部的一半。行文至此，暗自希望俄人还有掖藏，这样我们还能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看到《庄子义》残本的更多册页。

傅增湘先生是博学的版本学家，[10] 著有《藏园群书经眼录》等重要版本学著作，他对《庄子义》残本也做了细密的版本考察。傅老先生说：

考是书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云“庄子义十卷，参政清源吕惠卿吉父撰”。《宋史·艺文志》作《庄子解》。焦氏《国史经籍志》作《庄子注》。观此本作内篇义外篇义，则陈氏所题正合，而宋明二志皆失之矣。又书名上冠“吕观文进”四字，考陈氏言惠卿于元丰七年先表进内篇，其余盖续成之。按元丰七年，惠卿为河东经略使，知太原府，至绍圣中知大名府，乃加观文殿大学士。知此书岁进于元丰，其成书付雕，必在绍圣时，故追题此衔耳。其刊工古拙，于宋讳不避恒字，则北宋开版，殆无疑义。褚氏《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采吕氏书，其目下注云川本。以余所见《册府元龟》、《李太白集》、《二百家名贤文萃》诸本参之，皆字画疏古，风气朴厚，正与此类，则兹为蜀刻，或不妄也。

傅增湘先生以《庄子义》残本不避北宋最后一位皇帝钦宗赵恒之讳，断定此本为北宋本；又根据吕惠卿加授观文殿大学士的时间是在绍圣年间，定此本刻版于绍圣年间；再根据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采吕注《庄子义》用的是川本、以及他经眼的川本书之刻板风格，猜定此本是蜀本。傅老先生的论点影响深远，汤君教授在肯定此本优良时，也说黑水城《庄子义》残本“是北宋蜀地精良的刻本”，接受了傅老先生猜想此本是蜀本的认识。

根据傅老先生的判断，黑水城《庄子义》残本是北宋蜀刻本，比传世的金刻本要早一些，因为金刻本被定为壬辰年刻本，壬辰年是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南宋孝宗干道八年，当然晚于北宋。但是，前苏联专家缅希科夫认为黑水城《庄子义》残本“为11世纪末的原刻本”，[11] 汤君教授随之亦称其为“初雕版”，是“最早的《庄子义》的初刻本”，[12] 却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的观点即使作为一种猜想，也不甚合情理。吕惠卿的《庄子义》现在只有金刻本和黑水城残本存世，但是不等于当年就只有这两个刻本。无论《庄子义》最初在何时何地雕版，它一定是在吕惠卿的关注下进行的，至于流传开后的翻版再刻等等，就不好猜测了。黑水城《庄子义》残本有很多漏字、错字、俗字、简略字，还有前字不误而后字故意用简单笔划的字来代替繁复前字的现象，从这些现象来看，它不像是在作者吕惠卿的关注之下刊印的最初版本，也称不上精良。因此，称它早于金刻本是可以的，而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之前，以它早于金刻本就称之为“原刻本”或者“初刻本”，是不恰当的。

从傅老先生的《跋》中，可以知道他没有见过金刻本，他的《藏园群书经眼录》也没有收录关于《庄子义》金刻本的条目。《庄子义》金刻本有一个复杂的流传故事，这里无需详述，但是此书深藏，就连见多识广的傅老先生也无缘经眼，却是可以肯定的。或许就是因为《庄子义》金刻本的金贵，使傅老先生想到采用黑水城《庄子义》残本辑补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采纳的吕氏注文，合成一部新的《吕观文进庄子义》。傅先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他遗憾地表示自己年事已高，已经没有力量来从事这项费力耗时的工作了。这项工作最终由陈任中先生完成了。

陈任中先生事迹不详，他的《校辑吕注庄子义序》称：“余在馆编纂有暇，辄就此残本先录一编，以与道藏本《义海纂微》详互参校……”，落款又曰“识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据此可知他当时供职于北平图书馆，[13] 其它事迹，则有待查考。陈任中先生利用黑水城《庄子义》残本“辑校”出了一个《吕观文进庄子义》的十卷本，严灵峰先生的《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初编》，收录吕惠卿《庄子义》十卷，就注明是“景印民国二十三年陈任中辑校排印本”。陈任中的辑校排印本于1934年印行，时间不古，比较容易见到。这部书，陈三立的封面题名是《吕观文进庄子义》，而章钰的内封题名是《宋吕氏庄子义耐庐校辑本》，陈任中自己的序文标题是《校辑吕注庄子义序》。可知这部书的重点是“校辑”。所谓“校”，是用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与“黑水城文献”的吕义残本相互参校；所谓“辑”，是用“黑水城文献”残存的吕惠卿注来替换《义海纂微》的相应内容。或者说，吕注见存于“黑水城文献”的，就采用黑水城残本的吕注，所缺失的，则用《义海纂微》摘录的吕注补充。因此，陈任中“辑校”出的本子，就是按照傅增湘先生的设想，由黑水城《庄子义》残本与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的吕注部分和合而成。

但是，能够供陈任中先生利用的《庄子义》残本十分有限，不仅没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109页（加上没有丢失的卷五第28页，就有110页了），甚至不足傅增湘先生经眼的55页。从陈任中先生的序言中可知，他利用的《庄子义》残本只有51页，他说：

往岁俄国博物院始以吕义残本贻我国北平图书馆，计卷二存《德充符》篇第二十五六两页；卷三存《大宗师》篇第一页；卷四存《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四篇二十二页；卷五存《天地》、《天道》、《天运》各篇二十六页，凡残存五十一页。

从陈任中先生的描述来看，他所见到的《庄子义》残本，比傅增湘先生所见到的少了卷四的4页。北京图书馆影印的《庄子内外篇义》，就是陈任中先生所见的规模。

四、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错误举例

上文指出，黑水城《庄子义》残本有很多错字、俗字、简略字，还有故意用简单笔划的字来代替笔划繁复的字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些现象说明这个本子不会是吕惠卿关注下问世的“原刻本”或者“初刻本”。同样，这些现象也表明，这个本子并非“缮刻绝精”，也不像汤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精良的刻本”。

下面例举《庄子义》残本的一些错误，以为说明。

先看大字排印的正文。我们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作为参照，简称郭本；而黑水城《庄子义》残本则简称残本。为了方便查对，这里用残本的第一套编号标志出页码，一页的两个半页，分别用A、B标志，然后是行数；而郭本则简单标明页码而已。

1、若与人不能相知  （残本，P.52，B行6）

   若与人俱不能相知  （郭本，P.107）

   说明：残本漏“俱”字。

2、化声之相待，若不相待  （残本，P.52，B行10）

   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郭本，P.108）

   说明：残本漏“其”字。

3、内直者，与天为徒也，知天子  （残本，P.60，B行9）

   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  （郭本，P.143）

   说明：残本多“也”字，漏“与天为徒者”五字。

4、闻以有翼飞者也，冰闻以无翼飞者也  （残本，P.63，A行1）

   闻以有翼飞者也，未闻以无翼飞者也  （郭本，P.150）

   说明：残本误“未”为“冰”字。

5、始乎治，常乎乱  （残本，P.65，B行2）

   始乎治，常卒乎乱  （郭本，P.158）

   说明：残本漏“卒”字。

6、迁劝成殆事  （残本，P.65，B行9）

   迁令劝成殆事  （郭本，P.160）

   说明：残本漏“令”字。

7、夫祖梨橘柚  （残本，P.68，B行7）

   夫柤梨橘柚  （郭本，P.172）

   说明：残本误“柤”为“祖”字。

8、熟则剥则辱  （残本，P.68，B行8）

   熟则剥，剥则辱  （郭本，P.172）

   说明：残本漏一“剥”字，语气大变。

9、化予之死臂以为鸡  （残本，P.90，A行6）

   化予之左臂以为鸡  （郭本，P.260）

   说明：残本误“左”为“死”字。

10、犁往问之  （残本，P.91，A行4）

    子犁往问之  （郭本，P.261）

    说明：残本漏“子”字。

11、体无穷  （残本，P.103，B行3）

    体尽无穷  （郭本，P.307）

    说明：残本漏“尽”字。

12、我善治植……陶匠善治植木  （残本，P.110，B行7、10）

    我善治埴……陶匠善治埴木  （郭本，P.330）

    说明：两个“埴”字，残本皆误为“植”。前一个“植”字，有手改痕迹，木旁改成了土，但是后一个“植”字没有改。

13、万群生  （残本，P.111，A行9）

    万物群生  （郭本，P.334）

    说明：残本漏“物”字。万字的旁边，有手写添补的“物”字。前行的“至德之世”的“世”，也有明显的笔改痕迹，但是不能辨识原字为何。也许见到残本原件可以辨识，亦未可知。

14、恐天之迁其德也  （残本，P.119，A行4）

    恐天下之迁其德也  （郭本，P.364）

    说明：残本漏“下”字。北平图书馆影印的黑水城残本在“天”字右下方有红笔补写的“下”字，字很小，比注文的字还小一点。

15、临莅天下若无为  （残本，P.121，A行4）

    临莅天下，莫若无为  （郭本，P.369）

        说明：残本漏“莫”字。

16、户居而龙见  （残本，P.121，B行1）

    尸居而龙见  （郭本，P.369）

    说明：残本误“尸”为“户”字。

17、曰：“叟何为此？”  （残本，P.126，B行1）

    曰：“叟何人邪？叟何为此？”  （郭本，P.385）

    说明：残本漏“叟何人邪”一句。

18、又三年，过有宋之野  （残本，P.126，B行10）

    又三年，东游，过有宋之野  （郭本，P.387）

    说明：残本无“东游”二字。

19、天忘朕邪   （残本，P.127，A行1）

    天忘朕邪? 天忘朕邪  （郭本，P.387）

    说明：残本缺一“天忘朕邪”，语气大大弱化。

20、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为  （残本，P.130，A行8）

    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  （郭本，P.398）

    说明：残本漏“不”字。

21、象象罔乃可以得  （残本，P.132，B行5）

    象罔乃可以得  （郭本，P.414）

    说明：残本“象”字重出。

22、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则  （残本，P.134，B行1）

    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  （郭本，P.421）

    说明：残本漏“多男子而授之职”一句。

这里略举22例，都是明显的错误。其它如缺漏“此”字、“而”字，多出“也”字、“矣”字之类，都不算在其中。还有一些与版本问题相关的差异也不算在内，例如残本P.70的“攘臂于其间”，郭本作“攘臂而游于其间”，郭本校注曰：“世德堂本无而游二字”，类似的例子，也都不算。还有异文，如残本P.102的“行气”，郭本作“衡气”；残本P.129的“月”，郭本作“日”，等等，这些关乎理解而不能蘧然确定对错的例子，也不算。就是明显的错误，这里也没有全部列出，例如P.108页漏刻“殉”字，误“财”为“则”等等，就没有列举出来。毕竟，这里做的不是版本校刊的工作，而只是指出黑水城《庄子义》残本有很多明显的错误，以此说明它并不是一个精良的刻本。

上面例举的是黑水城《庄子义》残本中有关《庄子》正文的错误，在注文里，错误也不少见。按说，注文的错误需要用金刻本加以对校而一一标出，但是金刻本比较难见，不方便采用，所以这里先指出注文中明显的错字和别字。因为没有采用校本，下文的例举除了标出错文的出处，还在笔者认为有错的字句下划线以明提示。

1、非同乎己，则同乎者；非异乎己，则异乎若  （残本，P.53，A行4）

   说明：这一段注下在“我与若辩”的正文之下，根据“非异乎己，则异乎若”的己若对举，知“者”字当为“若”字之误。

2、上不为仁义之行以近名，下不为淫僻之俗以近刑，善两忘  （残本，P.55，A行9）

   说明：这里的“善两忘”，显然应该是“恶善两忘”。《纂微》引作“恶善两忘”。

3、泽地十步一啄  （残本，P.57，A行3）

   说明：正文是“泽雉十步一啄”，据此知“泽地”乃“泽雉”之误。

4、诚能反而家之  （残本，P.76，A行10）

   说明：“家”，当为“求”字之误。

5、意怒哀乐爱恶  （残本，P.77，B行9）

   说明：“意”显然是“喜”字之误。

6、未有间其唱者，则闻其如此也  （残本，P.78，A行8）

   说明：“间”，当为“闻”字之误。

7、所恃者，国为定也  （残本，P.82，B行3）

   说明：“国”，当为“固”字之误。

8、素石不杂  （残本，P.82，B行3）

   说明：“石”，当为“而”字之误。

9、犹为又极  （残本，P.87，A行2）

   说明：“又”，当为“太”字之误。《纂微》引作“太极”。

10、其来不能却，去其不能御  （残本，P.91，A行2－3）

    说明：“去其”，当为“其去”之倒文。

11、大冶必以为不祥之今  （残本，P.91，B行8）

    说明：据《庄子》原文，知“今”当为“金”字之误。

12、鼠肝虫臂，孔往而不可  （残本，P.91，B行9）

    说明：“孔”，当为“无”字之误。

13、旬所以通其读  （残本，P.106，A行10）

    说明：“旬”，当为“句”字之误。

14、不自见而则彼，则是不自得而得彼也  （残本，P.110，A行4）

    说明：“则”，当为“见”字之误。

15、老死不相主来  （残本，P.111，B行7）

    说明：“主”，当为“往”字之误。

16、故田子者  （残本，P.114，B行9）

    说明：“田”，当为“四”字之误。

17、为之权行以称之，则并与权行以窃之；为之符死以信之，则并与符死而窃之； 

（残本，P.114，B行9）

    说明：“行”，当为“衡”字之误。“死”，当为“玺”字之误。

18、折斗折行者……斗行非所时也  （残本，P.116，B行4）

    说明：二“行”字，皆为“衡”字之误。“时”，当为“持”字之误。

19、钳杨墨之凡  （残本，P.117，A行6）

    说明：“凡”，当为“口”字之误。

20、不若过是而已  （残本，P.118，B行6）

    说明：“若过”，当为“过若”之倒文。

21、所谓种人之民  （残本，P.118，B行9）

    说明：“种人”，按《庄子》原文当为“种种”。

22、好知之道  （残本，P.118，B行10）

    说明：“道”，当为“过”字之误。

23、先王以为符狗  （残本，P.121，A行5）

    说明：“符”，当为“刍”字之误。

24、殊死相栒  （残本，P.123，B行3）

    说明：“栒”，当为“枕”字之误。《庄子》正文作“殊死相枕”。

25、人莫不也所往  （残本，P.127，A行5）

    说明：“也”，当为“知”字之误。

26、欲其本反以求之  （残本，P.127，B行6）

    说明：“本反”，当为“反本”之倒文。

27、肃肃乎天，赫赫发乎地  （残本，P.128，A行10）

    说明：“肃肃乎天”，当为“肃肃发乎天”。残本漏“发”字。

28、万物虚之特也  （残本，P.130，B行10）

    说明：“特”，当为“时”字之误。

29、韬乎其事，则士自通矣  （残本，P.131，B行8）

    说明：“士”，当为“事”字之误。

例举暂且打住，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举不胜举。残本中还有多处不易读通的句子和段落，笔者倾向认为是刻板有误的缘故。至于注文中亡士混淆，末未不分之类的现象，也屡屡可见。举出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这些错误，已经足以说明此本不善了。况且黑水城《庄子义》残本还好使用俗字简字，例如“學”，被刻成“斈”；“覺”，被刻成“斍”；“體”，被刻成“骵”，“萬”被刻成“万”。这些用字，也是断言《庄子义》残本为“精良的刻本”的反例。就是仅仅从版面来看，也很难说此本“缮刻绝精”。此本字形大小不一，笔划粗细不同，字行排列不齐，疏密不匀，确实称不上“缮刻绝精”。我认为还是傅增湘先生的评价比较平实：“字画疏古，风气朴厚”，这个八字评语，写活了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刻板风貌。

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问世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它越完整、越精良，带给我们的惊喜越大。但是，研究只能根据事实说话，愿望只是愿望而已。由于吕注《庄子义》只有一个金刻本传世，黑水城《庄子义》残本即使不那么精良，对于我们也是十分可宝贵的。傅老先生说：“老见奇书眼更明”，他的欣喜，也是我们面对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心情，即使它不如我们希望的那样精良。

五、陈本与黑水城《庄子义》残本

这里所谓的陈本，是指陈任中先生辑校的《吕观文进庄子义》。我们知道陈任中先生采用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51页吕注，与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中的吕注拼合，做出了一个新本《吕观文进庄子义》。此本于1934年印行，流行比较广泛。

拿黑水城《庄子义》残本中完整的吕注与《义海纂微》节录的吕注对照，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个话题，是我们下一节的内容。这里要指出的，是陈本所采纳的残本吕注，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之间也有许多差异。笔者在发现这些异文时，曾经猜想陈本所依据的，或许是不同于上海古籍影印本的另一个本子，甚至暗暗希望，黑水城发现的《庄子义》残本或许不止一个。但是，拿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与北平图书馆的影印本对照之后，我确信它们是同一个本子。那么，如何解释陈任中先生的辑校本与黑水城《庄子义》残本之间的差异呢？

我以为，这与陈任中先生的本子是辑校本大有关系，因为是辑校，他所做的，就不仅是辑，还有校。也就是说，他不仅要采用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吕注，还要改正其中他认为是错误的字句。因此，对照陈本和黑水城《庄子义》残本，我们看到陈任中先生有许多改动，其中有多处明显是陈本义胜，例如：

1、主所谓常然者  （残本，P.107，B行6）

   陈本改“主”为“其”。

2、然生皆而不知其所以生  （残本，P.107，B行7）

   陈本颠倒“生皆”为“皆生”。

3、放免  （残本，P.108，B行6）

   陈本改“免”为“逸”。

4、不自见而则彼  （残本，P.110，A行4）

   陈本改“则”为“见”。

5、适人之适而不自夫，而可以为圣人乎  （残本，P.110，A行9）

陈本改“夫”为“知”。

 6、与斗斛而字之 （残本，P.115，B行6）

陈本改“字”为“窃”。

7、符玺非刑恃也  （残本，P.116，B行4）

陈本改“刑”为“所”。

8、折斗折行  （残本，P.116，B行4）

陈本作“剖斗折衡”。

9、同以合之，异以散五  （残本，P.118，B行6）

陈本改“五”为“之”。

10、恐监者真以舜与尧为有未至  （残本，P.122，B行9）

陈本改“监”为“学”。

11、交相交讥而  （残本，P.122，A行4）

陈本改“交”为“非”。

12、长生，则所与久道  （残本，P.125，B行1）

陈本改“久”为“入”。

13、开汝外则闭其门  （残本，P.125，B行3）

陈本改“开汝”为“闭”。

14、叟何人非  （残本，P.126，B行7）

陈本改“非”为“邪”。

15、人莫不也所往  （残本，P.127，A行5）

陈本改“也”为“知”。

16、欲其本反以求之  （残本，P.127，B行7）

陈本颠倒“本反”为“反本”。

17、德成之，载立德  （残本，P.131，A行2）

陈本改“载”为“则”。

18、尊皆所闻  （残本，P.131，A行3）

陈本改“皆”为“其”。

19、不可不，然不然  （残本，P.136，B行4）

陈本改“不可不”为“可不可”。

20、非不行其之而使人为之  （残本，P.140，B行5）

陈本改“之”为“言”。

这里略举20例，这20个例子，都是陈本改而善之的例子。拿这些例子作为残本不善的证据，也是合情理的。陈本有大量改善的例子，也偶有改而不善的例子，例如：

1、此皆上贤好知之道  （残本，P.118，B行10）

陈本改“道”为“过”。

2、诚有所谓尧舜者  （残本，P.118，B行4）

陈本改“有”为“以”。

还有涉及到理解的，例如：

1、王则圣之外也  （残本，P.108，A行7）

陈本改“外”为“次”。

说明：这里的“圣之外”与“圣之次”，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表达的意思很不相同，圣内而王外，是庄子内圣外王的思想，而圣先而王后，则是汉代宇宙生成论思路下的由先后而分高下的理解，这是需要分辨的。

陈本中不太好理解的，是有许多脱漏，例如

1、伯夷叔齐二士  （残本，P.110，A行8）

   陈本漏“二士”。

2、而王帝书所谓高下不相慕者也则  （残本，P.118，A行2）

   次句陈本缺漏。

3、则绰约柔乎刚强廉刚雕琢则其热焦火其寒凝冰若此则非所宜撄也  （残本，P.118，A行2）

   此句陈本缺漏。

4、再抚四海之内  （残本，P.122，A行5）

   陈本漏“之内”。

5、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悬而天  （残本，P.122，A行6）

   陈本仅作“居也渊静动也悬天”。

6、有心则有身则有迹之流  （残本，P.123，A行1）

   陈本仅作“有心则有事有迹”。

7、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残本，P.123，A行1－2）

   陈本略作“自股无胈至规法度”。

   说明：吕注多重引《庄子》原文，上面的这段原文，就被陈本省略了。

8、故贤者伏处乎大山堪岩之下以避忌害之危万乘之主忧栗乎庙堂之上而不知所以为之之方  （残本，P.123，A行6－7）

   陈本略作“贤者退伏而避患万乘忧栗而不知所以为之之方”。

9、则凡所谓形者不期正而自正也  （残本，P.123，B行10）

   陈本仅作“则形不期正而自正也”。

10、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则为是汝遂于大明之上  （残本，P.125，B行8）

   陈本仅作“无见无闻无知则汝于大明之上”。

11、则奚为欲取之官以之佐五谷养人民以遂财生为哉  （残本，P.125，B行6）

    陈本仅作“则奚为而外求哉”。 

12、上为皇而下为王  （残本，P.126，A行4）

   陈本作仅“为皇为王”。

13、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  （残本，P.126，A行5）

   陈本作“失道者见光为土”。

14、则以为终为终以为极者  （残本，P.126，A行6）

   陈本作仅“则以为终极者”。

陈本也偶有添加之处，例如P.122“向言舜招仁义”，陈本就添加了“真人”二字，成“真人向言舜招仁义”。笔者在对照黑水城残本阅读陈本时，尽可能标识出了所有的差异之处，即使是多一个“也”，少一个“矣”，也都尽量标识出来。这里所举，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或许陈任中先生的改动和删节都有他的理由，尤其是，他改动的多处，确实是改善了。但是，这样的改动却让我们看不到残本的真实面目。假如陈任中先生如他自己所声言的，凡有残本可据，“并依吕义残存本”，忠实地照录残本，而以校注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标明出处，或许更符合校刊的要求？

对照黑水城残本阅读陈任中先生的辑校本之后，我更加感到有必要用黑水城《庄子义》残本来刊校金刻本，做出一个完整的《庄子义》版本来，因为陈本采用的完整吕注太少，又有许多未加说明的改动和省略，凭借陈本还不足以充分了解吕惠卿的《庄子注》。

六、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与黑水城《庄子义》残本

在黑水城《庄子义》残本问世之前，吕惠卿的《庄子义》只有一个金刻本传世，这个本子过于金贵，就连博学的版本学家傅增湘老先生都缘悭一面。人们对吕惠卿《庄子注》内容的了解，主要依靠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所录取的吕注。[14] 那么，《义海纂微》所引的吕注是否足以作为理解吕惠卿《庄子》思想的依据呢？

在看到了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完整吕注之后，傅增湘先生说：“褚氏《义海纂微》采取注义凡十三家，郭注之后即继以吕注，然字句删落，大半多失本旨。”[15] 陈任中先生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说：“余在馆编纂有暇，辄就此残本先录一编，以与道藏本《义海纂微》详互参校，始觉褚氏所删节者，仅为原注复述加证之文，约十之一二，其中精义要旨多已采录。”[16] 这两种意见或许都不完全准确，但是，如果一定要二者取一，我倒是更倾向于傅增湘先生的意见，因为《义海纂微》所删节的，远不止是“原注复述加证之文”，删节的数量，也远不止有“十之一二”，至于《义海纂微》采录的吕注是“大半多失本旨”还是“精义要旨多已采录”，我的感觉是，读了吕注全文，再读《义海纂微》的节录，会觉得吕注的基本意思似乎都在《纂微》里了，但是如果没有吕注全文，只读《纂微》节录的吕注，往往有飘忽不定、难定其解的感觉，甚至或有不知所云的感觉。

对照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完整吕注阅读《纂微》节录的吕注后，我认为《纂微》在几个方面改变了吕注：一、吕注是为皇上讲经注写的，所设想的读者对象不是熟悉《庄子》的专家，而是一个新读者，所以吕注不是同行的酬唱，而是对新读者的导读。这种注解目的决定了吕注的体例，使吕注对庄子原文尤其是重要的原文有大量复述，而其讲解就夹杂在对原文的复述之中。《纂微》基本删除了吕注中复述的庄子原文，这样，吕注的讲解往往变得没有着落，失去了理解的上下文。读《纂微》吕注有时会感到不知所云，就是因为注文的理解背景被抽失掉了。二、吕注设想的听讲对象是皇上，注者吕惠卿也是北宋重要的政治家，因此，吕注对着皇上讲出的道理，有很强的政治用心。或者说，吕注背后隐含着注者吕惠卿对其时代政治的思考。这一层意思，陈任中先生看得很清楚，他说：“《庄子》一书……深合吾国政治学之要旨，而吕注则明揭其旨，以责难于君，其近世责任政治之权舆欤！”[17] 有了用世的这一层用心，吕注即使论身心修养，也有君王为人世楷模的考虑。而《纂微》丧失了这种特殊性，把吕注的道理在相当程度上泛化了，成为普遍化的一般态度和一般方法。所以，拿完整的吕注与《纂微》的节录相比，《纂微》的道理显得玄虚得多，而吕注本身的现实指导性则更加明显。三、用世之心使吕注具有浓烈的儒家意味。宋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三教合流，这个特点也表现在宋代的《庄子》注释中，宋代三部比较重要的庄子注释之作：王雱的《南华真经新传》，吕惠卿的《庄子义》、林希逸的《庄子口义》，都有这个特点。而《纂微》的编者褚伯秀是道士，道家侧重超脱，与儒家强调用世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也反映在吕注原文与《纂微》的删节之间。《纂微》所取录的吕注，基本消除了吕注的儒家意味，吕注引用诗书以资助益的内容，也被《纂微》一概删除了。

下面略举几例，对吕注原文与《纂微》删节之间的差别加以说明：

1、关于庖丁解牛的注文

吕注原文：

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则举手动足，无非道之譬也。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㑹，则从容中道之譬也。物以有而碍，道以虚而通。人之未闻道，则所见无非物也，犹其始解牛所见无非牛也。人之既闻道，则所见无非道也。犹其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犹闻道者之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识识也。不以目视也，故官知止。官知则目官之知也。以神遇也，故神欲行。神欲则非有知之欲也。依乎天理，批大郄，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是乃未尝见全牛也。道之在天下，无物非道，则无所适而不通，亦若是而已矣。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则所见无非牛者，故不免割折而更刀也。更刀则伤其生之譬也。臣之刀十有九年，所解数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则视天下之事，无适而不通，不以伤其生之譬也。十有九，则阴阳之极数也。凡物之有形质者，不能无碍也，而其为形质者，未始有物，则不乃如其节之有间乎？生之为生也，其本未始有生也，不乃如其刃之无厚乎？以无厚入有间，故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不乃如体道而逰万物之间，逍遥而无碍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则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则豫兮若冬涉川也。豫则图之于事之始也。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蹰满志，善刀而藏之，则犹兮若畏四邻者也。犹则慎之于事之终也。夫唯圣人为能通天下之志，故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而由难之，故终无难。是故当其难为也，豫而慎乎其始，及其已成也，犹而畏乎其终，故能始终如一。岂若寘行而直前，与夫几成而败之者同日而语邪？

《纂微》的摘录：

物以有而碍，道以虚而通。人未闻道，则所见无非物；既闻道，则所见无非道。神遇不目视，喻闻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识识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軱乎，是乃未尝见全牛也。天下无物非道，而无适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见无非牛，更刀伤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发硎，不以伤其生之譬也。其为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节之有间乎？其为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无厚乎？其于逰刃恢有余地，不乃似其体道而逰万物之间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则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为戒，视止行迟，以至善刀而藏，则慎终如始，无败事矣。

这一条吕注原来有583字，而《纂微》的摘引只有218字，字数少了一多半。如果用下划线标示出吕注复述庄子的原文，可以看到，吕注是成句甚至成段地引述庄子原文，然后加以自己的解说，而《纂微》摘引的吕注，虽然也有引自庄子的原话，但是基本上不成句，更不成段了。

当然，《纂微》的摘引还不在于删除了吕注大量引述的庄子原文，改变了吕注引原文而疏通文义的特点。《纂微》删掉的远不止这些，改变的也不仅仅是吕注的形式风格，而更是儒家情怀的注释立场。我们知道，吕注是为了进献皇上而写的，而不是失意士人在抒发人生的感愤，所以吕注倾向于把庄子的话解读成寄寓儒家道理的寓言。例如上引这段吕注，上来就把庖丁解牛的各种动作说成是“无非道之譬”。儒道两家都论“道”而崇尚“道”，仅此而言，还不能说这句话就如何是儒家的情怀，但接下来，庖丁解牛的流畅动作而发出的“中音”音响，被解释成“从容中道之譬”，这样就把第一句的“无非道”导入儒家的苑囿，因为“从容中道”显然是儒家的话语。这种具有儒家意味的理解不为《纂微》所取，《纂微》没有摘引这一段。这种排斥儒家立场的倾向在这段吕注的末尾处也能够得到证明，吕注在这里谈到了“慎终如始”的问题，《纂微》所引的吕注，也摘引了“慎终如始”的话，但是，吕注言“唯圣人为能通天下之志，故慎终如始”，《纂微》删除了“唯圣人”这种更儒家的表达，把“慎终如始”变成了具有普泛意义的一般行为方式，而不是圣人的高妙方式。

2、《人间世》开篇“颜回见仲尼”一段的注文

吕注原文：

其年壮，故轻用其国，而不见其国。其行独，故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则《无衣》之所刺是也。

《纂微》的摘录仅仅是：“年壮，故轻用其国，行独，故轻用民死。”吕注援引《诗经》的内容则没有了。

这种去儒的立场也见于《人间世》“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的注文，吕注言“君子小人，不能无过，而其所以过则不同”，《纂微》全不采录；其后言“人患不能正其身，能正其身，而后可以言曲直屈伸也。不能正其身而言曲直屈伸，则入于邪而已。……君子之所……”的一大段，《纂微》也不采录。“正身”是“君子”修养的基础，《大学》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这种来自儒家的正身修身思想，是道士褚伯秀没有兴趣的。

3、《人间世》结尾的楚狂凤歌的注文

吕注原文：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凤德而遇乱屈身巽言，则隐而未见、行而未成者也。故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则当趣方今之变而已矣。天下有道，则圣人成焉，成也者，所以成己而成物也。天下无道，圣人生焉，生则全其身而已矣。

《纂微》的摘录：

圣人成焉，成己而成物；圣人生焉，则全其身而已。

吕注的一大段注文，到《纂微》这里成为短短两句。君子成德之说不见了，天下有道无道作为圣人成己成物或保全生命的前提条件也不见了，这样，圣人的生和成都变得有点飘忽。我注意到，吕注谈“圣人”的地方，《纂微》或有所引，因为圣人也可能是道家的圣人，但吕注凡谈“君子”之处，《纂微》几乎一概不取，因为君子代表着儒家的人格。本来，《庄子》原文关于楚狂凤歌的这一段，是代表着道家人格的楚狂对孔子的讽劝，但是吕注作了儒化的成德之释。吕注的这种儒家意味的发挥，《纂微》大概是不赞成的，所以相关的注文都被删节了。

《纂微》删除吕注中儒家言论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骈拇》的一段注，曰“或言牧羊，或言牧马，牧马则养心者也。守意在心，而欲正其心者，必先诚其意，则守意者，所以养心也。”（p.108,A5）这里的正心诚意来自《大学》，《纂微》对这一段，仅引作“牧羊以喻守意，守意乃所以养心也。”吕注原文中儒家意味十足的正心诚意，都被《纂微》删除了。

以上所引表明，吕注的儒家立场是很清楚的，《纂微》对这种倾向的排斥也是很清楚的。因此，《纂微》所删除的绝不仅仅是吕注引述的庄子原文，还有吕注的儒家言论和儒家立场。《纂微》节录的吕注与完整吕注之间的差别也绝不只是字数的多少，还有基本立场的迁移。在这个意义上，傅增湘先生说：“褚氏《义海纂微》采取注义……多失本旨”，是一个见识深透的观察。

比较之后我们可以说，仅仅凭借《纂微》摘引的吕注来理解吕惠卿的庄子注解，是不能够得吕注之真相的。如果说陈本在文本的形式上使我们不能得吕注《庄子义》的真相，那么，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就是在思想内容上使我们不能得吕注《庄子义》的真相。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完整吕注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也使我们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庄子义》，有了这样一部书，我们对吕惠卿庄子思想的研究，才有可靠的依据。

七、《庄子义》金刻本与黑水城残本

黑水城《庄子义》残本问世以后，比较残本与传世的金刻本是学术界必定要做的工作。三十年代初，《庄子义》金刻本还在民间流徙，还未入藏北平图书馆，傅增湘先生未得寓目，只能根据书目著录，来辨析两个本子的不同。傅老先生说：

遍检各家书目，惟季氏《延令书目》有宋刊本，题《吕太尉经筵进庄子全解》十卷，明文彭、吴元恭识尾；此本今藏杨氏海源阁。考其目录所记行格，为半页十二行，行大字二十四字至二十七字，小字二十八九不等，其结衔及书名与此本迥异。杨绍和跋谓是南宋刻本，则视此已逊一筹矣。[18]

傅先生从书目记录的书名和版本样式，断定金刻本“与此本迥异”。笔者见到金刻本，随机点数数行，所得字数与目录所记稍有不同，大字有行23字者，注文小字有多至34字的。但是从版本样式确实可以断定，金刻本与黑水城残本是两个不同的版本，而不是同一个版本的不同刻传。

这两个版式不同、刻版年代不同的版本之间是否有渊源关系？它们之间有那些异文？这些都是笔者关心的问题。但是金刻本阅读不易，要进行对照阅读还有诸多不便。笔者深切地感到，确有必要整理金刻本，并参照黑水城残本，做出一个新的《庄子义》本子来排印流传。这项工作，将是佳惠学界的大功德。

【注释】

[1] 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

[2] 《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载《文物》1987年第7期。

[3] 见《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1册，第7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4] 汤君：《黑水城文献<庄子义>考》，载《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2期。汤君误以为卷一第25－28页是《逍遥游》的内容，其实是《齐物论》的篇末。

[5] 这个影印本只有版心，整理者标写在版心框外左上角的编号、原本的眉批等，都不可见，也没有前言后语交代来历。国家图书馆的目录关于此本的信息也语焉不详，或曰民国影印本，或曰1949年出版，这些信息在影印本上得不到任何印证。此本的影印似乎是为了防止遗失，而没有出版流传的意图。如果这个影印本只藏于国家图书馆，而不见于其它图书馆，则可以如此断言，但目前还只是猜测。

[6] 王国维：《罗楚君传》，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

[7] 汤君：《黑水城文献<庄子义>考》，《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2期，P.52。

[8] 傅增湘：《跋宋本吕惠卿庄子义残卷》，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二号。

[9]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前四卷各期（还有第五卷第一号），每期都有馆讯，介绍馆内重大消息，其中也有重要书籍入藏的消息。例如第四卷第二号载：“影印道德经  英伦博物馆藏有敦煌写本道德经，本馆商得该院同意，业已影照副本，由英伦寄到矣”。笔者以为俄国博物院赠送《庄子义》复印件一事，可能也有类似消息，然而遍查而无所得，只在第一卷第六号的馆讯中见到一则消息：“重要赠书  十一月与十二月中，本馆屡承各国学术团体惠赠书报，兹为篇幅所限，未能一一登载。”或许，这“未能一一登载”的受赠书报中，就有俄国博物院赠送的黑水城《庄子义》残本的部分复印件？

[10] 傅增湘（1872－1950），著名藏书家。字润沅、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等。光绪二十四年进士，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11] 缅希科夫：《黑城遗书（汉文）诠注目录导言》（三），王克孝译，《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缅希科夫即孟列夫，因为译者没有采用他的汉名，故随译者之称。

[12] 汤君：《黑水城文献<庄子义>考》，《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2期，P.44。

[13]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陈任中先生编《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丛书总目首笔检字表》，是《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三号的抽印本，国图的目录介绍作者陈任中先生的生卒年为1874－1945年。

[14] 明代焦弘的《庄子翼》所引注《庄》者二十二家，也是首列郭象注，次列吕注，但是引用有限，这里暂不讨论。

[15] 傅增湘：《跋宋本吕惠卿庄子义残卷》，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二号。

[16] 陈任中：《校辑吕注庄子义序》，载陈本《吕观文进庄子义》卷前。

[17] 陈任中：《校辑吕注庄子义序·再识》，载陈本《吕观文进庄子义》卷前。陈任中先生看出了吕注的政治用心，但没有仔细分辨吕注与《纂微》之用心的不同。

[18] 傅增湘：《跋宋本吕惠卿庄子义残卷》，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二号。汤君教授谓“傅文所记题目之‘筵’字，当系衍字”，乃未见季氏书目的缘故，傅先生记录实不误。

(原载《诸子学辑刊》第二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版。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