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与教条主义的斗争。近百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也是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坚决地反对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就得到顺利发展,并能够取得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成就;什么时候我们受到教条主义的羁绊或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就受到损害或遭受严重的挫折。今天,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仍然面临着反对和克服教条主义的艰巨任务。
一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实践者和领导者,无疑有着切身的体验,明察如何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曾经说过“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第534页)
细读这段论述,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1)马克思主义的伟力在于它具有能够面向各个民族具体实践的理论特质,而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必须把它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2)这种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际展开就是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进而形成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3)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反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论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做法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现实,从而会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抽象、空洞的东西。于是,我们能够明白,毛泽东从肯定的向度真切地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在否定的语气中揭示了横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道路上的障碍,而且是上升到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前途和命运的高度。这样的高度正是由教条主义的实际存在和危害所彰显出来的,尽管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到“教条主义”。不过,毛泽东在这里提醒人们注意的东西———“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教条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此说来,反对教条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头等要务,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向来势不两立。我们把两者的对立撮要归纳如下
其一,教条主义用理论剪裁现实。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教条主义以熟谙马克思主义某些经典文本自居,表露出拥有高深理论或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外观。的确,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不达到较高的理论修养和思维水平,那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教条主义往往以此种实情为借口,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幻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动辄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或个别结论来吓唬人。
深入剖析教条主义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我们不难发现,首先,教条主义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向以发展和开放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说,反复告诫人们,必须把他们所创立的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需要持之以恒地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中,并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予以深化和完善。恩格斯对此有过经典性的论断“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第742,743页)不消说,这是对教条主义的有力抨击。其次,教条主义人为关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实际的通道。顾名思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两个向度的融会互动,但在教条主义者的视野中,仅有他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一度,这就十分明显地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只是少数天才思想家的主观构想。毛泽东敏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3](第112页)“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4](第844页)再次,教条主义贬低现实,“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3](第310页),实则自行消解自身立足之基。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第72页)就是说,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归根结底都产生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并且一经形成又反过来作用并服务于现实生活。如果说马克思从一般的意义上澄清了一种思想学说安身立命之根据,那么,以“改变世界”为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毫无疑问具有这种自律性。因此,教条主义违反思想学说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一意孤行地用理论剪裁现实,在某些时候或许还有非常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表,其实是不折不扣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殊不知,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才是常青的。颇有反讽意味的是,教条主义一旦严格按照自身的逻辑来行事,脱离活生生的现实而空发议论,它本身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真实的存在已然没有了可能。
其二,教条主义用抽象的一般抹杀生动的个性或特殊性。既然把理论凌驾于现实之上,张扬理论主宰现实,教条主义也就无法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涵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特质,从而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会轻视各个民族国家具体情况的特殊性。的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继承了西方哲学几千年发展的优秀成果,并直接从德国古典哲学获得了思想资源,在哲学话语表达方式上带有德意志民族哲学传统的特色,由此真切关注本民族的社会发展。但是,马克思毕竟发动了一场旨在终结由黑格尔集其大成的西方思辨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并由此在哲学上自觉地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拥有一种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殚精竭虑的博大胸襟。正是基于如此之情怀,马克思在完成了对自己哲学信仰的清算之后,便由“副本”进入“原本”即市民社会的世俗生活领域,试图以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标的,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展示人类“往何处去”的合理之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理论思考就由民族性上升到世界性的层面,并始终保持这两个层面的渗透互益,也使自己的问题域更加紧密关联、更加切近现实生活世界。由此,我们理当明白马克思理论的真正旨归———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即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像教条主义所想象的那样无视各个民族的差异性,相反却极为重视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尤其是重视各个民族选择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例如,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就把视线转向了当时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仔细考察了当时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揭露并谴责了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把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爆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称颂为“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5](第712页)。马克思1881年初在讨论俄国未来发展命运时,就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的实情,相信农村公社是俄国“新生的支点”,并富有远见地指出俄国农村公社“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6](第438页)。应该说,马克思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理
论品质,在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了坚持和发扬。列宁就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证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要用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
然而,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教条主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品质。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不顾实际情况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原理当做僵死凝固的公式。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皆时不时地表露出来。实际上,马克思非常反感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当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教条式地解释《资本论》第一卷的有关思想时,马克思就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6](第130页)马克思是如此断然拒绝教条主义,以至于为了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划清界线,他曾经宣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
者”。显而易见,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乃是不可想象的。
其三,教条主义是迷执于自我的主观主义。正如前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源于现实而又应用于现实乃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能够存在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没有例外。而且,与以往的任何一种学说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注重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密切联系,它“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然而,教条主义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无视客观现实的实际变化,轻视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因此,虽然他们自诩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实则徒有其表,堪称欺世盗名。教条主义把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他们要求人们接受的正是经过他们过滤和加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其理解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亦即是否合法,教条主义者总是采取存而不论的策略,甚至容不得别人半点的怀疑———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度存在的王明“左”倾路线即是典型的例证。毫无疑问,教条主义实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下彰显着以他们的话语为标准的思想霸权。
毛泽东曾经颇有洞察力地告诫人们,教条主义是一种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当然有多种表现形式,而教条主义作为其中的一种,其突出之点,就在于教条主义者刚愎自用,企图制定适合任何情况的一劳永逸的行动方案,以至于画地为牢,走向自我封闭。马克思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7](第416页)马克思在此除了点明自己与教条主义的区别之外,还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教条主义者执迷不悟,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指望他们能够自我解救,而必须打破教条主义的迷梦,倾听现实世界的呼声,如此才能发挥理论本有的作用。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我们就不是以空想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7](第418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所阐发的“新原理”。这个过程的实际展开,毫无疑问既要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要熟谙中国的实际并时刻紧扣这一实际。这不但与教条主义不能相容,而且还需要警惕和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还是邓小平同志一语道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8](第146页)
二
教条主义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成了直接的对立。这种状况决不是我们的主观臆想或推断,而是在中国历史地发生的现象实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它们都是在同教条主义以及其他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9](第1471页)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中国先进分子解决中国当时社会实际问题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固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理论品质,同时还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
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皆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华民族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这样的历史情势,以不可延宕的紧迫性把寻找摆脱奴役的富国强兵之路摆在中国人面前。换言之,选择何种革命道路以建立主权国家,成为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关键性问题,自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要任务。这也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第11页)。
毛泽东无疑深谙当时中国的国情,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事关中华民族前途的革命道路问题上,如何正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性质,乃是制定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和前提。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总结了建党以来革命运动的经验,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并肯定中国革命只有依靠农民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些观点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把农民运动视为“痞子运动”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机械地照搬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旧模式,固执地从概念出发来想问题———既然是民主革命,那首先就应当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只有完成了民主革命,无产阶级才能掌握领导权。很明显,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是必然葬送中国革命前途的空想。正是由于相信农民并紧紧依靠农民,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模式。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尝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奏,同时意味着毛泽东达到了对于中国革
命道路的初始领悟。
但是,当时党内弥漫着包括教条主义在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挤,更遑论全面贯彻与实施,革命事业由之遭受了挫折,党内滋长了一股消极悲观情绪,出现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总结了革命战争、红军建设以及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际经验,通过剖析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回答了“中国武装斗争怎么搞、中国革命走什么路”这个重大问题。可以肯定,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解决,既为中国革命事业指明了方向,同时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正实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证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正确性,而这一理论的酝酿和问世以及这一理论在后来的实际运用,都离不开与当时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尤其是与教条主义的思想交锋。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并没有达到揭露其错误根源的思想高度,致使党内一部分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教条主义由此正式在中国革命舞台上亮相。教条主义虽然晚出,但却打着马克思主义“本本”、苏联革命经验以及共产国际决议的招牌,从而影响更广危害更大。王明把矛头指向“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奉行“从决议中来到决议中去”的思想路线。为了反对教条主义,为了宣传自己的正确思想,更是为了拯救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毛泽东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刻理解,反复论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倡导“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问题,当时的直接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统一革命队伍的思想。究其原因,其一,“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固然是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思想,但只有在人们认识到了它的正确性的情况下才能被人们所接受,从而才有贯彻实行的可能;其二,由于这一理论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所以,只有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中国社会的实际,人们才能从切身的体验中领会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及其现实可行性;其三,当时教条主义到处兜售着所谓先进的革命行动方案,吸引了人们的视线,抢占了思想阵地,而揭露教条主义的本来面目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危害,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中国实际讲清楚,就是告诉人们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这就不可辩驳地证明,《反对本本主义》是声讨教条主义的战斗檄文,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宣言书,它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找到了正确的思想定位。
《反对本本主义》提出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不久以后就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高度,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高深的理论原理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工作方法和行为准则,而全面系统地给予了阐发,“两论”由此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性著作。
后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具体论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明确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指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态度———“有的放矢”的实事求是态度和“无的放矢”的教条主义态度,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反对教条主义。
于是,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正是为了批判和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先后阐述和论证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由此不仅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而且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方向。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成果相互依存并相得益彰,一经形成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直至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从实质上来看,中国革命道路解决的是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党的思想路线解决的是中国“举什么旗”的问题。由于“走什么路”和“举什么旗”的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来予以阐发,因此,毛泽东所关注并给予了正确解答的这两个问题,是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始终的关键问题,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大立足点。换言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两个问题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回避而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不可规避地成为与各种错误思想包括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正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解决的这两个问题的圆满解答,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
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就是探讨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巨大成就,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其中就包含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从批判“两个凡是”开始的。从实质上来看,“两个凡是”就是新时期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第一个站出来,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他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文中指出“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0](第126页)在邓小平看来,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靠的是实事求是,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任何一项成就的获得,同样要依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根据中国新时期的实际状况,既强调实事求是,又倡导解放思想,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概括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是对新时期教条主义的有力批判,并由此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8](第260页)这就清楚地说明,只有首先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帮助人们突破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新的实践的开展才获得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这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中国共产党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入了关键时期。针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一些人产生了它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这些人提出,市场经济一向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也要发展市场经济,那不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显然,这种疑问隐含着一种对抗———用固守陈规的思想观念来抵制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思想观念,而这种对抗实质上就是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立。可以肯定,如果不能消解这种对立,不能破除人们头脑中的陈腐观念———特别是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那么,刚刚启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有可能中途夭折,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原地踏步。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的基本考虑是我们必须寻找更有效的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让人民富裕起来,尽快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此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正因此故,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加能够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经济手段。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第372页)
由此可见,正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又一次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路”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解答,打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僵化观念,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特别是“生产力”标准,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
三
我们的分析表明奉行教条主义,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必须旗帜鲜明地与教条主义进行划界,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一个已经发生了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并将永远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质上是实践问题,它不是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学术研究来展开,但是,从学术上反映和把握这一过程,仍然至关重要。换言之,以学术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理所当然地属于当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组成部分。这样说来,时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当具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承当和学术自律。
所谓责任承当,是说当代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要使马克思主义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在此扎根,确定立论视野,形成问题意识。所谓学术自律,是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时刻反躬自问———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于此,我们在欣赏时下很多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不禁产生了一些担忧。此忧正是由研究中的某些倾向所致。
第一种倾向洋教条迷信。2004年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一文,提出了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的问题,强调尤其要反对对洋教条的迷信,即把一些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奉为圣旨。洋教条迷信近年来在我国的哲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很盛行,有着多种表现,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一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学家的概念和理论都或多或少地被用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最盛行的就是“以海解马”即以海德格尔来解读马克思。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也就是穆南珂先生所批评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介式方法”,即通过西方哲学这一中介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
他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经由这种中介才能重新获得新生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作为一种哲学就不是没有疑问的了;这种方法并非新的方法,它不过是柯尔施所揭露的那种“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什么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故伎重演[11](第5页)。
二是依据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来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年来,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在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评价上,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常常以某些西方哲学家之是非为是非,而很少对这些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作具体的分析。实际上,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出现所谓的“马克思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受到了一些现代西方思想家的肯定。一些有这类洋教条迷信的人常常因此而喜不自胜,好似一条穷汉突然攀上一门富亲戚而顿感脸上流光溢彩。更为重要的是,有这种形式洋教条迷信的人不懂得或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要靠现代西方哲学家来担保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就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因为从其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一直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的诘难和挑战。正是在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们的论战中,而不是在他们的赞誉和喝彩声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
播,并显示出了非凡的理论生机与活力。
三是以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同质性来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甚嚣尘上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成为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一些人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同质性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辩护,来论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论证方式大致如下现代西方哲学理所当然地具有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或在别的什么方面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同质性,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现代性。在这些人看来,马克思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甚至还开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现代性批判”的先声。总之,现代西方哲学中什么东西时髦,人们就会把什么东西“追溯”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其实是对一种幻影的迷信,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只是现时代的哲学,而现时代的哲学并不必然具有现代性;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只具有时间规定性的概念,一种哲学的现代性只有在其与时代的问题和需要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确定。
必须承认,在当今的全球化环境下,各种思潮的碰撞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面对此种情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当通过与不同哲学思潮或流派的对话,不断吸收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而使自身日益丰富和完善。但是,上述种种洋教条迷信,却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退场和边缘化。如果一旦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期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只能归于泡影。
第二种倾向文本崇拜。与洋教条迷信相反,文本崇拜的倾向打着“回归马克思”的旗号,以阅读马克思哲学文本自居,把自己的阅读结果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希求由此来“推动马克思”。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崇拜拥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外表悬置阅读者的主观性,致力于客观考读马克思的文本。既然是在读马克思的书,岂能不赞同岂能不效法于是乎,大家一起来爬梳马克思的文本吧!
的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而后者又是以吃透和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为前提的。于是,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就是须臾不可放松的必修课。全部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是否真能排除自身的主观性。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阅读一个文本,主旨在于发掘和领悟文本的意义,不仅要明白“文本说了什么”,而且要了解“文本对我们说了什么”。人类文明史上的名篇佳作在首次出版以后又不断被再版,正是有力的佐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阅读文本,其实就是“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互动,于是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建构了不可消除的诠释语境。虽然以某种载体存在的文本确实不能被怀疑,但这是“读者”所要阅读的文本;文本的“作者”或许并不在阅读现场,但却在读者的阅读中时时出场;随着阅读过程的结束,“文本”就变成为读者所理解了的存在。在此,我们毫无例外看到,其一,在任何情况下的文本阅读中,“作者”、“文本”、“读者”都有存在的权利,都应当受到必要的尊重;其二,阅读是由“读者”发动的过程,“读者”处于主动的地位;其三,“读者”毕竟是因为某种切己的当下需要而去阅读某一“文本”,从而文本的阅读是没有止境的。由此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的主观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起着关键的作用。
显而易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阅读,不管阅读者怎样地苛求自己保持客观性,都不可能完全避免自身主观性的参与和渗透。可是,那些主张回到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者,却认为可以驱逐自身的主观性。就此请问把一个根本不能排除的因素排除掉,这难道不是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吗这难道不是在恪守客观性的幌子下兜售自身的主观性吗而且,按照文本崇拜者的逻辑,用放逐自身的主观性来守护文本的客观性,那他们自身就不应当存在,但他们自己却时时炫耀所谓的阅读成果,这难道不是要别人消失自己却要在场的极端利己主义吗？
谁都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而我们之所以认为反复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十分必要,固然也有因为出现了误读故而需要重读这方面的考虑,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当下实践的需要。我们今天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并根据新的实践的需要,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借以获得新的思想资源,这同时也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且,正是因为研究者的主观性不可避免,所以,我们就要有意识地约束自己,引导主观性的走向,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展开。
看来,时下存在的洋教条迷信和文本崇拜这两种倾向,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因而都是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应该警惕和加以反对的。
那么,当前和今后我们应该如何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呢虽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就这一问题给出一个统一而确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以何种思路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体现着人们以何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而决定着人们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来看,始终不渝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亦即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着眼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理当是我们今天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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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严 真)
原文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2期，录入编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