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当今的学术研究非常看重历史意识，越来越广泛地引进和运用历史意识。且不说以史料为据的历史推论或解释，也不论史学研究中单纯的史料钩沉，就是在各个学科普遍开展的问题史之追踪研究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历史意识的频繁使用。这种状况似乎表明，历史意识的重要性已然成了当今学术研究的共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审问：历史意识是否真正成为人们学术研究的基本学养？这种追问不过是表达这样的担忧：历史意识乃是人历史性地生存的本源特质，是人筹划生存所固有的基本素养，但在时下的文化时尚中，历史意识却被当作标识思想姿态的知识记忆或诠释策略。就此而言，本文论题本质重要地相关于当今学术研究中的某些现象，尤其是指向当下把历史意识下降为近代哲学意识“内在性”的倒退理解和行动，指向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迷思，力图从哲学存在论的原则高度清理历史意识的存在性质，挑明历史意识在当代人实际生存中出场的可能性及其对于当今学术研究的基本意义。
一、历史意识的存在论性质
真正说来，历史专属于人，道说历史是人类的生存命运，人原本就是一个历史性存在物。在此，马克思的一段论述引导我们贴近问题之切要处：“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
这段论述直接提到了“自然物”与“人”的区别明确与“历史”有关。所谓“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就是强调自然物在存在性质上乃是被创造的现成之物，自然物没有自己造成的属于自己的历史。换言之，自然物尽管也是在时间中，但时间仅是其存在的外在量度，并非自身的存在性质。人则与此截然有别，人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这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另外的场合为我们提供了线索：“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虽然马克思说的是异化劳动情形下的实情，但我们从此能够提炼出这样的思想：人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异化劳动”）而自我创生的，这一创生具有普遍性——“工人”还生产“其他人”。就我们的论题而言，这一提示非常要紧。
所谓人的自我创生，马克思的另一个表述就是：“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这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必定要通过自己的现实活动而筹划自己的生活，人从来不能指望有一个身外力量来使自己成为人，人是人自己的活动所造就的。当然，人安排自己生活的现实活动直接呈现出来的感性现象，无非是人们忙忙碌碌地操心自己当下的生存，似乎毫无例外地滞留于“现在”。其实，正如海德格尔所洞察的，人们是依照“先行决心”来筹划自己的。先行决心不是人凭空无据的臆想，而是导源于曾经的生存经历。正是人的曾经的生存可能性决定性地为先行决心提供了灵感和依托。这表明，在生存的“现在”时刻，人不可避免地与“过去”和“将来”有了牵连，处于十分不合逻辑——或者说让逻辑无所适从的循环之中，人就是根据“曾有”的经历畅想自己的“未来”而筹划“当前”的生活。由此我们当能有所感悟，人的生存是有时间性的，时间性乃是人生存在世须臾不可或缺的前提性条件，人正是在时间性中才完成了自我创生。由于生存时间性不可移易地表现为“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样式的联系，呈现出敞开的过程性质，所以，人在自己的源始根据处就是一个历史性存在物，人必定需要历史性地生存且能够历史性地生存。就此可知，马克思把“历史”与人的“形成过程”相勾连，根本不是偶发或旁出式的文字拼凑，而是旨在呈现人向来就有的本真的生存结构——人仅仅是在时间性中才有“自己的形成过程”，从而不可逆转地历史性地建构自身。
既然属于自我创生的性质，那么，历史就是“被认识到的历史”，而且是人“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
“被认识到的历史”之说，崭露了历史本身的可认识性和可理解性。这种状况当且仅当属于本真的历史性，从而“被认识到的历史”其实就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和把捉。这就是说，历史与认识的关联，原本就发源于并服务于同一个目标，历史认识毫无疑问具有不可阻挡的持续性和永恒性。不消说，这与“某个主体获得了关于某某东西的表象”的流俗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流俗所执的乃是起初彼此相外而后却能链接起来的两个东西。就此说来，“被认识到的历史”道破了本真的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一破解还通过历史“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论断而得以巩固和深化。
从历史作为人的形成过程可知，人命运使然地步入自我创生的生存之路。这是出于生存之基本需要的“有意识”作为，毋宁说就是人的生命自觉。这样说来，在人的本真历史性之中，人的意识有其出场的必然性且时时刻刻在场。既然人的意识时时刻刻伴随着人的生存决断，那么，以审视和拷问自己生存状况为先导的生存决断，就不言而喻地涵纳着“扬弃自身”的现实要求。这就一方面突出了人所具有的自我发动自我控制的品质，另一方面标识了人以“形成过程即历史”面目而生存在世的复杂性和不可逆性。由于本真历史性归因于生存时间性的支撑，并通过生存时间性的绽出样式表现出来，如果每一个绽出样式代表一种生存态势，那么，人有意识地“扬弃自身”自然首当其冲地指向曾经的生存可能性。这就呈现了“有意识地扬弃自身”与“被认识到的历史”之间的相得益彰关系，显而易见彰显了历史意识的本来出生地。基于此，我们便能启明历史意识在存在论上未曾被追问、未曾被思考、未曾被道说的性质。
其一，历史意识并不等同于流俗所说的一般意识，也不是一般意识在历史中的运用。这一划界旨在提醒：在人们习惯于以意识“内在性”的近代哲学观念为圭臬来对待和要求历史意识的学术状态中，我们尤其需要在问题的上手处就得抵制意识“内在性”的诱惑，恪守并检审切入问题的正当视野。具体说来，就是要毫不妥协地把握历史意识的源始本真性与一般意识或曰意识“内在性”的派生性之间的原则分殊，而且是关乎问题之根本的存在论原则高度的分野。
其二，历史意识并不止步于“过去”，而是以领悟基于生存时间性的历史性为旨归，并以此种方式养护人的历史性。在编年史的视野中，所有的视线皆指向“过去”，由此带来了“过去”笼罩历史的流俗历史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反思“过去”并在此滞留就是历史意识的在场状态。倘若历史的事情本身果真如此，那么，此等历史意识观念当属正当。但是，由前文所阐发的人的生存时间性和历史性来看，这种正当性确属自己的否证，不仅根基虚妄而且视野偏执。以人的生存时间性和历史性为源始出生地的历史意识，必定是在“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内在的联系”中扎根。历史意识或许要把“过去”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但“过去”肯定不会也不能是唯一视角，“过去”必定需要还原到原初所属的时间性联系之中才有其本来的意义。而且，突出“过去”不是为了演绎人类曾经的故事，而是通过展示曾在此的生存经历而汲取有益于人当下生存的本真资源。就是说，历史意识的存在状态，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
其三，历史意识诚然会借助反思活动来展开自身，但并不以反思活动为自身在场的基本原则。揭示反思活动的实质及其对于人类筹划生存的必要性，无疑是近代哲学的重大贡献。问题的要害在于：尽管黑格尔卓越地归纳了反思作用在于寻求“固定的、长住的、自身规定的、统摄特殊的普遍原则”，但却坚持由此得到的“普遍原则”是事物的“本质”和“真理”。这就把反思这一仅仅是人类生存活动中的现象抽离出来，主观臆断地把决定性的奠基作用指派给反思，以至于反思成了意识“内在性”的另一种表述。实际上，作为人谋划生存的手段，反思活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的生存历史性的制约，不可能凌驾于生存历史性之上而成为决定一切的力量。就此说来，历史意识的开展或许离不开反思活动，但并不是仅仅依靠反思才能出场。真正说来，恰恰是历史意识的引导和支撑，反思活动才有其自身，才能成为确证历史意识在场的积极因素。
其四，历史意识并不是主体设定对象的建构性的思维原理，而是人生存筹划的调节性的规范性的“行动指南”。仅从提法来看，人们很容易把历史意识思为意识“内在性”，况且“被认识到的历史”的合理阐述又能提供颇有学术分量的支持。但是，历史意识与意识“内在性”本质上的天壤之别是不能否认的。近代哲学发展到黑格尔阶段，完成了意识“内在性”原则的理论缔造，宣告了精神主宰和创造一切的绝对权威。按照黑格尔，精神是“种子”，自我决定自我发展，在外化自身中又能够扬弃自身的外化而返回自身，在显得是他物的东西里面又回归于自身中，由此表明精神是自由的。这就是精神设定万物的内在机理，也就是意识被赋予的建构性本性。这样一来就十分清楚，不论采取何种手法，意识“内在性”都不能与历史意识相提并论，我们也不能依此等思路来描画历史意识。这不仅是因为近代哲学寄予厚望的意识“内在性”本身却真正是被设定的东西，其来历时时刻刻都需要在存在论上予以追究和建设，而且因为以人的生存历史性为根据地的历史意识原本就是人的历史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人的历史性生存之中，历史意识贯彻始终，未曾因为某种原因而缺席。正是这样，历史意识的责任承当，不在于操心什么新东西的建构，而是以自身的在场来刺激、确证并巩固本真的历史性，引导人们牢记“自己的形成过程”的本己性，领会人之为人的实际可能性，从而充分开发并利用积极的生存资源，筹划现实的生存。
二、历史意识的哲学图像
非常清楚，基于意识“内在性”原则而来的所有观念或规定没有达到历史意识所具有的存在论高度，自然不能用来阐释历史意识，若武断推行就会遮蔽历史意识的源始扎根处。但是，西方近代哲学不可否认地参与了近代文明的创造，仅就文明延续的必然性而言，意识“内在性”原则对于当今的影响就是不能忽视的。这样的话，我们不仅不能轻视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之思，反而应该透析这一思想成果所提供的参照意义。
黑格尔哲学具有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历史感”，人们由此相信黑格尔无与伦比地发展了丰富深刻的历史意识。正是这样的缘故，就是在当代，只要一提到历史意识，人们往往都会把视线投向黑格尔哲学，我们亦能听到好像是黑格尔的声音。黑格尔的历史之思为何而获得如此这般的评价？
不论谈论什么问题，也不论涉足何种领域，黑格尔哲学思考的基本原则总是一以贯之，从未动摇过。作为佐证，黑格尔的历史研究自始至终都贯彻了这样一个实际要求：“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由于历史领域是精神充分展开的场所，所以，这种贯彻同时也是哲学基本原则的建构。正因为具有关乎于哲学基本原则的紧要性，黑格尔告诫人们，若要达到对理性的确信，务必要与两种通常使用的“理性”观念区分开来，一为“奴斯”所指代的，一为“神意”所指代的。前者由古希腊人阿那克萨戈拉最先提出，后者为盛行于世的基督教所鼓吹。尽管这两种“理性”都被赋予了统治世界之威力，但与黑格尔所说的理性仍有差距。前者以自然永远遵从普遍法则为由来张扬理性，但并没有达到自然产生于理性这样的认识高度；后者以神意鉴临一切世事为由来张扬理性，但不能进展到“确定的应用”。黑格尔如此之区分透露了至为关键的信息：作为世界主宰的理性，必定具有“生产力”，且能够实际应用。这真是可能的吗？黑格尔把视线指向“最广义的人类的活动”，试图在“热情”这一人类所固有的本质力量中探寻理性实现自己使命的理据。黑格尔说：“解释历史，就是要描绘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人类的热情、天才和活力。”
黑格尔所说的“热情”，就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黑格尔深信，“人类的行为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人们关心一件事情，必定将自身的利益贯注其中，从事情的实施和完成中得到满足，否则什么事都无从发生，什么事也不能成功。这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源泉”和“原动力”。就是说，人们常常要求他们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必须适合“他们的脾胃”，总是“从自己的理解、独立的确信和意见来献身于一种事业”。正是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人们才会充满激情地活动，才形成了历史。“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基于此，黑格尔就把理性和“人类的热情”并称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
黑格尔如此看重“人类的热情”究竟有什么意义？
从黑格尔哲学本身的需要来看，这是使理性之主宰性得以实现，从而完善和巩固哲学的基本原则。黑格尔非常清楚，人类热情的实际开展及其成果构成了历史的实质性内容，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与人的热情有关，统治世界的理性无疑需要借助并利用人类的热情而完成自己的计划。把人类的热情和理性相提并论，黑格尔自信能够克服影响理性权威的错误理解和观念，形成完善自洽的理论体系就获得了关键性的支持。所以，“在历史中实现它的计划的那个理性，对黑格尔来说，既不是一种抽象的自然理性，也不是一种超越的神明理性，而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理性。而且，他所说的理性和热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作为有理性的上帝或自然和作为有热情的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类的理性和人类的热情之间的关系。”这是黑格尔本人所期待的意义。
另一方面，由关注人的实际生存故事而切近本真历史性。黑格尔用理性来观察并说明历史，看到了拥有“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个人。这些个人是每个世代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影响或许“极为有限”，但毕竟是任何世代皆必不可少的力量。他们是“社会的特殊单位”，有着特殊的需要、本能和利益，也势必为了自身的需要或利益而行动。毋宁说，“使自身满足于自己的活动和劳动，这是个人生存的无限的权利”。就此可以相信，个人关注自身需要并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是出于生命保存和延续的“自然的冲动”，比起法律、道德等人为强制力量的推动作用，其影响更为隐蔽、直接、有效和永久。而且，如此这般发自于生命基层的冲动，总是生气勃勃永不衰竭的。黑格尔从这种“自然的冲动”中发觉并归纳出“人类的热情”的巨大作用，无疑是切入人的实际生存的思考，表达了历史运动之真谛，打开了通向人的生存历史性的方便之门。于是，理性实现自己的计划获得了真正可靠的手段，理性统治世界就可以落到实处。基于此，在理性支配的世界历史展开为若干阶段的发展中，历史意识岂能不在其中栖居？黑格尔反复强调世界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在如此言之凿凿的话语中，依附于逻辑形式的历史意识岂能是黑格尔的理论应酬？黑格尔明言人类热情的表演验证了“理性的狡计”，但这一理性须臾不能缺失的工具却真正支撑了理性的地位，人们难道不能从普遍必然性的高度来想历史意识吗？这是我们透过黑格尔的文本所发现的意义。
当然，黑格尔始终坚持，理性是“原则”、“最后的目的”和“使命”，人类的热情则是“实行”或“实现”。在历史的广阔画面上，我们发现的不过是人的激情的“戏剧”和自私欲望的纷扰，甚或是罪恶和凄惨的“屠宰场”，这正是“理性的狡计”——理性始终留在“后方”，并不直接干预事物的运动过程，而让事物按照自身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却同时正好实现了理性自己的目的。就是说，历史是理性的自我发展。黑格尔就明确提出，“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绝对精神的回忆和墓地，也构成它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性，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就会是没有生命的、孤寂的东西。”由此可知，黑格尔把历史当作精神居住的并且不断予以扩建和改建的家园，历史是由逻辑思辨构造出来的并决定性地用来确证精神的生命力。这样一来，历史就是逻辑的策源地，历史过程本质上便是一个逻辑过程，历史发展遵循着逻辑创造的纯粹必然性。于是，历史进程中到处都有的偶然性就被由逻辑操控的必然性所吸收，人们可以轻松地借助“概念的眼睛”清晰地“看出”这一必然性，从而确信历史发展从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先后本质上从属于并且是为了丰富和加强逻辑的先后关系。就此显而易见，要了解黑格尔的历史，首先就要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从何处来发现历史意识呢？依据“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历史”的提示，历史意识当然是在纯粹的逻辑运动中、在“逻辑理想”的实现中。
由此看来，在黑格尔“巨大的历史感”中本来可以直接出场的历史意识并没有直接出场，而是必得要经过严实厚重的逻辑包装才粉墨登场，而且是以理性或绝对精神的命运或必然性的面目出场。换言之，黑格尔不可能让历史意识尽如原貌地出场。既然如此，我们能够放心地依从黑格尔哲学关于历史意识的图像来看待历史意识吗？柯林武德的一个评价道破了答案：“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最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对和敌视的，莫过于他把历史当作是一种在时间中发展的逻辑过程以及把我们对历史的知识当作是a priori（先验的）这一观念了。”最终，“叛离黑格尔”在哲学上蔚然成风，实证主义为始作俑者。
实证主义进入我们的分析视野，主要是因为以批判黑格尔哲学面世的实证主义，在迎合时代的精神生活需求中获得了人们的认可，通过历史编纂学的推广而上升为主导学术理念，进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走向“客观性”迷思的中流砥柱。我们在此要关注的问题是：实证主义以及与之必然相关的“客观性”学术诉求是否有助于历史意识的出场。
实证主义从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中获得了自信，把自然科学知识视为一切知识之表率，把自然科学方法当作学术研究的唯一可靠的方法。由此延伸开来，实证主义乐观地消解了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异质性，把自然科学研究从“确定事实”到“构成规律”这样的一般进路宣布为历史研究的“纲领”。通过执行这一纲领的第一步即“确定事实”，历史编纂学史无前例地繁荣起来，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与黑格尔等人打造的理性形而上学相比，历史编纂学致力于精确无伪的史料考订，一丝不苟，不折不扣地遵从自然科学规范，自觉杜绝任何形式的主观臆测，无疑切合人们摆脱抽象思辨束缚的时代愿望。以如此清晰可见的形式报答实证主义的引领以及自然科学的武装，历史编纂学的文化影响当然就可想而知了。这一影响最为突出并且至今仍方兴未艾的方面，就是史学乃至所有的人文科学都以“确定事实”作为自身建设的基本路径，“崇拜事实”成为学术研究的时尚。事实一旦被确定下来，就明如白昼，无党无私，对任何人都一律平等，任何人理当给予尊重，这不正是自然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吗？既然如此，我们的学术研究焉有不从之理？的确如此。当“客观性”作为学术目标而广为流行时，无可辩驳的是，我们已然一力于弘扬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所制造的“科学精神”了。
尽管“让事实说话”确是学术研究不能违背的重要原则，在实行中确有积极有效的影响，但是，谁也阻挡不了实证主义历史研究纲领的破产，因为史学家们在实施了纲领的第一步却无法进展到第二步即“构成规律”。究其原因，这一研究纲领在起步时就在根子上失误了。柯林武德认为，自然科学事实在发生时就一定要被自然科学家所知觉到，历史领域的“事实”却与此迥然相异。“公元二世纪罗马军团开始完全从意大利以外征集的这一事实，并不是直接给定的。它是由于按照一种复杂的准则和假设的体系来解释资料的过程而推论出来的。历史知识的理论就会发现这些准则和假设都是什么，并且会问它们成为必要的和合法的都到什么程度。所有这一切都被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全然忽略了，因此他们从不向他们自己问一下这个难题：历史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
从柯林武德入木三分的剖析可以推论，历史研究所谓的“确定事实”，并不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通过直接观察或实验来进行，而是根据记载某一过去之事的历史文献来展开。历史研究终究不能重演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而只是确定历史文献的真伪。尽人皆知，任何一个历史文献都不可能做到尽如原貌，每一个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始终值得推敲，宁可说，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正是在持续不断的质疑中才得以建构并展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性与其说不可避免，不如说恰是确定历史事实的必要前提。换言之，舍弃或泯灭研究者的主观性，历史事实的确定便无从谈起。这样说来，那种故意撇开人类思想进程中确实不能缺失的主观性的做法难道不是十足的主观臆想吗？这难道不是忠实地执行了近代哲学意识“内在性”的存在论原则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起步时就陷入的迷误。看来，克罗齐说实证主义事实上导致了执于“超验原则”的“历史哲学”，的确值得玩味。
若以“何以可能”的要求来追究，实证主义自以为不容争辩的“客观性”，其实则始终与其赖以形成的正当性分不开，毋宁说恰恰要取决于这种正当性，从而就根本不可能是现成的。问题的要害在于：“历史客观主义虽然通过其批判方法从根本上消除了与过去实际接触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但是它却以此安然自得地否认了那些支配它自身理解的并非任意的根本性前提。”这个“根本性前提”就是以时间性为源始条件的人的生存历史性。不可否认，这是我们所有的研究活动能够展开的基础，当然就是判断任何“客观性”是否正当的基本依据。由于人的生存是历史性的，所以，我们必定需要也能够把握人类曾经的生存经历——这就既要不厌其烦地解读历史文献说了什么，又要特别致力于领会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人类生存经历必定对我们说了什么。这里的确存在着所有的学术研究理当追求并遵循的客观性，但与实证主义所说的“客观性”是两码事。这样我们应当相信，历史研究正当形成的客观性——研究者的历史性实在与被理解的历史事实的实在的实际关联，一定蕴涵着历史意识，但实证主义标榜的“客观性”却偏离进而扼杀了历史意识。
三、让历史意识是其所是
上述分析标明，实证主义理念所指导的历史研究，历史意识处于显而易见的边缘状态。或有以历史意识还是存在的为借口来反驳，但这种状况肯定不是实证主义的功劳，而是本真历史性不可遏制地发展的成果。实证主义稳稳当当地重返了自己所批判的思辨哲学的存在论基地，以为实证主义能够有助于历史意识出场不啻天方夜谭。显然，尽管黑格尔之后的人文科学发展，意识“内在性”原则和实证主义被奉为学术指导理念或方法论依据，但真正起作用的思想路标还是近代哲学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思考历史意识如何可能出场必须面对的真正思想状态。看来，如果历史研究并不以撰写编年史为归宿，如果学术研究最终仍是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为旨归，如果生存历史性的优先性毕竟不能悬置，那么，我们理当自省，即使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历史意识的知识图像，但本真的历史意识并不一定就非得需要这些图像不可。在这些图像出现之前，历史意识就已然存在；没有这些图像，历史意识也总是实际存在着。我们关心历史意识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历史意识是什么”乃是抽象出来的呓语，人的现实生存根本不能也不会停留于解答这类抽象呓语；作为现实生存中的实情，历史意识在根本上时刻在此。正是这样，我们所从事的植根于服务于现实生活的学术研究，基本责任承当当是如何让历史意识真正出场。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在历史意识与已有的历史意识的哲学图像之间进行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划界，但这不是为了证明界限的那一边一无是处，而是要赢获一个合法道说历史意识的理论视野。把历史意识说成是人的自我意识，这是流俗所认可的判断。的确，历史意识是有这样的寓意或成分。由此就必须承认，近代哲学对于自我意识的论证，能够为我们理解历史意识的这一内涵提供文化参照和指导。且不说黑格尔之后，即便是当代，人们大都把历史意识看作为意识的一种现象或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近代哲学的影响。问题在于，扎根于生存历史性的历史意识原本就是开放的，其深刻寓意不是本来属于后起性质的能动的意识“内在性”所能把握得了的。迄今为止，基于意识“内在性”而对历史意识的所有界定，似乎非常完满，形式上已然形成了丰富的知识，但总是争议迭出，历史意识总有超出预料的意义。我们已经阐明，用意识“内在性”来对待历史意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无法达到历史意识的存在论高度，实际出场的只是以意识“内在性”为动力的逻辑思辨，而不是历史意识。正是这样，把历史意识付诸课题化，关乎于生存历史性的道说，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同时，现有的思想成果需要深入地开发，妨碍历史意识出场的现有思路需要毫不妥协地超越，任务之艰巨自不待言。可以说，没有谁能够无条件地拥有对于这一思想事情的优先发言权，没有谁能够提供一套完整确定的标准答案。我们在此更愿意论说有助于历史意识作为思想事情而能展示出来的简要思路。
其一，提问方式。
在历史意识不可避免地成为思想事情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切入这一事情本身，以何种方式提出问题才能合法地照面历史意识。这就是问题的提问方式。柯林武德最初提出而后伽达默尔予以精详阐发的“问答逻辑”，把问题之于答案的优先性、提问之于问题的建构性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这在一般意义上为我们讨论提问方式提供了理论灵感。除此之外，从当下的思想状态来看，我们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是什么”与“何以可能”这两种提问方式。
概括起来，“是什么”提问方式的思考基点是所问对象“是否存在”——对象并不现实存在；由“问”而“答”的进展一定要指明对象是“什么”——不消说，这是通过思维把对象制造出来，而且越清楚越简单越好；所问对象的存在性质是现成的、封闭的、完成的。与此不同，“何以可能”提问方式的现实开展，思考基点是所问对象“怎样存在”——承认对象已经现实存在；由“问”而“答”的进展是要揭示对象自我创生的本性；所问对象的存在性质是生成的、敞开的、未完成的。由此当比较清楚，“是什么”提问方式仅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过程，只有使用“何以可能”的提问方式来探讨历史意识问题，才是合法有效的，由此可望有助于历史意识出场。换言之，若是使用“是什么”提问方式来探讨历史意识问题，就是非法僭越，由之而来就会造成对于历史意识的致命遮蔽。
虽说是非取舍已经非常明白，但由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迅猛发展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使我们依循“是什么”提问方式来想问题最合时宜最为近便，从而就自觉不自觉地沉湎其中并止步于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思愈深，给历史意识施加的遮蔽就愈甚。在实际运行中，“是什么”提问方式的典型症候就是给对象“下定义”。依流俗之见，通过定义为历史意识规定清楚明白的内涵和外延，人们对历史意识的把握不是更容易吗？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总是需要内涵明晰的概念吧！这种期待或质疑，不仅仅在人们理解历史意识时有所表现，而且波及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或问题。在此，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否定下定义的做法，而是要提醒：我们运用下定义的方法时，是不是因为不知道或不认识所要定义的对象，然后通过概念和思维的力量给这个对象确定了内涵，从而实现了把握这个对象的愿望？经过下定义，我们获得了一个确定的内涵，这个对象从此以后不就是在这个定义规定的意义上为我们所把握而是存在的吗？这就是说，下定义做法从不知道对象是“什么”开始而以给对象规定了一个“什么”结束，其适用范围相当有限，与历史意识的存在论性质相对照，毋庸置疑不能用于对待历史意识。而且，倘使追究下定义做法的最终动因，我们就毫无例外地走进了现实生活世界，发现了筹划生存的原初推动。可以说，不用下定义的近便之法来对待历史意识，在存在论意义上，正是要抵制用派生物来界定原生物的非法越界和盲目乐观。
因此，以“何以可能”提问方式来思考历史意识问题，是基于人的生活实情和实际需要的学术选择，不仅能够达到合法且确当的理论视野，而且切近人类历史的本真处，开通了学术研究服务于现实生活世界又从中获得决定性动力的正确道路。
其二，诠释学纪律。
把历史意识课题化以后，理解和解释就成为表现并守护历史意识的基本手段。这是因为本真的生存现象不是摆放在我们面前的现成物，不是我们对之有所认识的某个有形的东西，我们自己就是当下的现实生存，我们是在历史性生存中拥有自身，这就要自己关心自己，使领会曾经的生存成为时时刻刻都必然发生的事情，而有所领会地源始发生的生存历史性必定具体地通过理解和解释等样式来激活自身。既然如此，为了保证领会活动顺利开展，避免生存历史性的中断，促进和弘扬历史意识，我们需要遵守最基本的诠释学纪律。
依据动态敞开的历史性以及与之同在的历史意识，理解和解释的真正目的乃在于呈现生存意义。这始终是一项不断推进和创新的事业。任何生存情境中的生存意义都不是现成的，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全部予以挑明的，而是不断地生成和建构，所以，一切理解和解释都会遭遇两大现象：一是误解，一是先入之见。当然，这是理解中时刻存在并有可能起着积极作用的现象。任何理解都有误解的可能或成分，误解彰显了不间断理解的必要性，理解就是要暴露误解之所在及其实际成因，从而把握意义。另一方面，任何理解都不是凭空开始的，都有一个先入之见，问题仅在于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和实现先入之见的积极性建设性。这样的分析当然还能够深入，仅此可以让我们清醒所有理解中必定具有的“二律背反”的实情，进而自觉约束自己，实现理解的原初使命。
诠释学要求的进一步深化，我们还可以发现理当时时谨记的阅读伦理。一般说来，文本阅读是理解活动中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件，也存在着能否凸现历史意识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否认，阅读文本的主旨在于发掘和领悟文本的意义，不仅要明白“文本说了什么”，而且要了解“文本对我们说了什么”。为实现这一要求，我们就需要充分尊重“作者”、“文本”、“读者”的实际存在，对三项因素必然互动所构成的阅读语境保持高度的敏感，克服并不合法的“客观性”迷思。具体说来，以某种载体存在的文本确实不能怀疑，但这是“读者”所要阅读的文本；文本的“作者”或许并不在阅读现场，但却在读者的阅读中时时出场；阅读过程的结束，“文本”就变成为读者所理解了的存在。就此我们毫无例外发现，首先，任何情况下的文本阅读，“作者”、“文本”、“读者”都有存在的权利；其次，阅读是由“读者”发动的过程，“读者”处于主动的地位；再者，“读者”毕竟是因为某种切己的当下需要而去阅读某一“文本”，从而文本的阅读是没有止境的。看来，在文本阅读过程中，不管读者是怎样地苛求自己，保持客观性，但都不能避免自身主观性的参与和渗透，而且还是关键的作用。既然如此，如何约束并引导主观性的走向，恪守阅读伦理当然具有本质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在理解和解释可以顺利开展的情况下，历史意识的在场就是可以相信的。这就是我们强调遵守诠释学纪律的真正意图。
其三，现实关切。
在时间性注定是人的生存命运的意义上，现实关切对于历史意识的出场具有关乎根本的意义。由时下学术氛围和状态来思量，实现现实关切的首要事情就是高扬思想的意义，守护思的事业。这一判断所暴露的问题以及由之而来的焦虑，就是指自近代以来越来越严重的技术对思想的霸占、对精神力量的剥夺。可以想象，当思想或精神被技术魔杖引向标准化批量化程序化，思想就毋庸置疑地离开了道说人的生存故事这一安身立命之所，如此我们还能期待这样的思想可以张扬历史意识吗？
海德格尔曾把精神遭受的误解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决定性的误解”是把精神曲解为智能，也就是单纯的理智，是可以训练和批量分配的才能。第二，被曲解为智能的精神变成了服务于其他事物的工具，尤其是被看作为与其他事物对立的上层建筑。第三，被工具化的精神等同于获取与传授知识的技术性实用性的科学，事实上造成了精神的亏损和失势。第四，在上述曲解基础上，精神就被看成是用来装饰其他东西的奢侈品和摆设。海德格尔据此指出，追问存在问题，就是唤醒精神本质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关系到具有生存历史性的人的源始世界能否成立、进而防止世界沉沦的基本条件之一。
海德格尔对当代精神生活困局的洞察发人深省，由此论说的解困之路耐人寻味。存在问题归根结底需要还原为人的生存问题，因为只有人这样的存在者是以自身的生命活动来确证自身的存在，以自身当下生存的方式来守护存在，也就以其他存在者所不可比拟的坚定性永远存在。精神追问存在，其实就是返回自己的源始出生地，实际履行自己的本真使命，这是思的事业的真正开启。在这个时候，人的生存时间性和历史性在精神的本真领悟中得以澄明，历史意识的出场就是可以期望的。进而言之，只要精神实际地投身于思的事业，历史意识就必定要成为精神的顾虑和机理，为精神提供动力。这就是精神之现实关切为何能够标识历史意识出场的根本寓意。与此相对照，精神被技术化侵略和占领之后，就在单向度视野中运行，为现实生活世界聚拢于技术化这一平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此这般地疏离生存历史性，精神让历史意识出场也仅是形式上的说辞。
既然如此，在当代，精神回归自身的首要行动就是破解技术化的屏障，暴露现实生活世界的真相和思想事业的实情，鼓励并引领人们自己思想且主动地享受有思想的生活，从而就能够在尊重生存历史性的源始性中促进历史意识的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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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月琴，张盾）
原文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8卷（2008）第3期，编辑录入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