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感性活动”是关乎马克思“新世界观”存在的源始性概念。“感性”是现实性受动性,“活动”是能动性否定性,“感性活动”意指能动的受动性或受动的能动性。如此特别的意含是马克思杜撰出来的吗不是。这是马克思整合德国古典哲学的“活动”原则和“感性对象性”原理的结果。在德国古典哲学运动中,“活动”原则的阐发在某种程度上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原则的真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富有逻辑承接关系的环节来体会康德的构成经验对象的具有“自发性”的“纯粹活动”、费希特的设定“非我”的具有创造性的“活动本身”、谢林的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绝对无差别之同一的“无限活动”、黑格尔的具有绝对自主性的自在自为的“自我活动”。“感性对象性”原理在这里特别地与费尔巴哈联系在一起。它是费氏批判宗教异化时表达出来的,其含义凝结在两个基本问题中1·“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1](P29)在此,我们必然要追问马克思究意是如何从这两个哲学观念中开拓了一条以“感性活动”为主导原则的属于自己的哲学道路呢问题的透彻理解,必须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说“对象性的活动”原理开始。
《手稿》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在批判异化劳动时明确地把异化和对象化区别开来。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由之可知,对象化是一切劳动之共性,没有对象化的劳动是不可想象的。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自身的力量对象化到一个外部对象上去,从而形成产品,确证劳动者的本质力量。当然,劳动又必须以“感性的外部世界”为前提。这一前提存在的必要性就在于,“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具体而言之,“感性的外部世界”既在广泛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又在狭隘的意义上给劳动者提供肉体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劳动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外部自然界,在合乎人的需要的意义上占有这两种生活资料。这是劳动对象化的应有之义。马克思紧接着指出,在劳动的现实状态中,劳动对象化有着另外的表现形式,即异化。
如果说对象化是劳动的肯定方面,那么,异化则是劳动的否定方面。在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中,劳动的对象化,不仅是劳动者创造出产品以及其他的外部存在物,而且是劳动者创造出一个与自己相对立相异已的独立力量。劳动的实现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劳动者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既失去“劳动的生活资料”又失去自身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更有甚者,劳动者自身的存在也已经身不由已“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护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2](P48—49)可见,劳动者同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也就是他同外部的感性自然界,同一切生产资料和一切生活资料之间的异化关系。从斑驳陆离的异化现象中剥离出劳动对象化,马克思便由此出发阐发了“对象性的活动”原理。马克思认为,“劳动同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同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生产对象以不可怀疑的实在性确证着劳动过程和劳动主体的存在,亦即确证着人的生命之存在。因之“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当人能够对确证着自己的“作品”和“现实”再度进行拷问时,这意味着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在此意义上,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就是“自主活动”,“自由活动”,是人的“类生活”、“类特性”。马克思据此就把人的“对象性活动”指认出来“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已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3](P50、53—54、124)
透析马克思的叙事语境,我们能够发现,“对象性的活动”是对感性实在性的确认。在马克思看来,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就是说在这个东西之外有对象,并且是“感性的”对象。一个自身之外没有对象的存在物,就不会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可见,对象性和感性就是一回事,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此相遇了。马克思甚至认为,“生活”和“科学”具有相同的基础,这就是感性,而对感性的把握应当“参见”费尔巴哈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象性的活动”又指证着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否定性。马克思认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既然是受动,那就有需要;既然有需要,也就有“欲望”和“激情”。“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2](P85、124—126)。结果,人就通过对象性关系创造或设定着对象,同时也把自身创造或设定出来。这种创造和自我创造的品格不是外在赋予的,而是归因于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不消说,这是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活动”原则的发挥。如果说,这两个方面比较多地体现了马克思对自己理论先辈思想成果的继承,从而确保自己哲学建树的合法性的话,那么,“对象性的活动”原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蕴涵着最关本质的革命“活动”原则基于抽象思辨的主观虚妄性因现实的感性对象性的介入而得以克服,费尔巴哈偏执于单纯“直观”的“感性对象性”原理因能动性的范导而被超越,从而,能动性以对象性为基础,对象性以能动性为动力,近代哲学革命的积极成果经过批判以后被继承下来,马克思获致了属于自己的叙事话语和哲学立场。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对象性的活动”原理标志着马克思超越了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开始从近代“世界本身原理”(理智形而上学)中为当代阐明“新原理”。毋庸置疑,这一原理是马克思从根基上发动哲学革命之枢轴,是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起点。“起点”之意味特别地在于,由于“对象性的活动”是契合于“现实的人”的生成过程的哲学概念,所以,它有可能为人类认识自己指出一条可以通达的现实道路。
当然,《手稿》是在批判清算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中论证“对象性的活动”原理的,这在表达上仍然带有较浓的费尔巴哈的“类”或“类本质”的理论痕迹。而且,“对象性活动”原理直接缘起于马克思对被国民经济学和理智形而上学默认为资本社会当然前提的异化劳动的批判,它之作为主导的理论原则还没有被马克思所自觉。这种自觉是在清算费尔巴哈哲学过程中形成的,并以“感性活动”原则的明确提出和阐发为标志。可以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是马克思哲学原则的“独立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对这一原则作了精祥的论述。
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向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P54)这段言简意赅的论述标明,“对象性的活动”原理已经提升到“感性活动”即实践原理的理论高度。
马克思在此明确指出,“活动”原则属于“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的唯心主义,但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而费尔巴哈也未能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由此看来,以往的哲学,不论是唯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不理解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基于此,他们都无法达到对“对象”、“现实”、“感性”等最切近的理解和把握,更遑论描绘和阐明人及其“能动的生活过程”。结果,在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上,要么将之归结为“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要么将之归因于“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一言以蔽之,历史遭到了严密的遮蔽甚至严重的曲解。
马克思坚决与这些“意识形态”的理论幻想区别开来,把祛除历史之蔽的路径指证为从人的感性活动、从人的现实实践出来,将“感性活动”即实践确立为自己哲学的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表达了自己关于历史的哲学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3](P92)在这里,“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如果不是指人的实践那又是指什么呢这种感性的人的实践如果不是被马克思当作自己哲学的主导原则,那我们究竟怎样解决马克思的这段陈述呢？这难道真是可能的吗？
二
伴随着“感性活动”亦即实践原则的最终确立,马克思完成了“成为马克思”的理论探索,一场哲学革命终于成为可以感觉得到的“经验事实”了。感性活动原则标志着马克思彻底地与旧哲学进行了划界。按照马克思现在的哲学境域,不仅与人有关的感性对象,就是人本身,包括人的精神生活,都必须归结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并且只有在人的实践中才能予以实证的合理的解释。毫无疑问,这已经超越了旧哲学。我们知道,黑格尔哲学作为近代哲学的总结和集大成者,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黑格尔以“思有同一”原则给近代哲学围绕着“实体”和“观念”的争论划上了休止符。尽管如此,新的问题仍然产生出来“思有同一”之基础是“观念”,黑格尔把一切都消融在“自我意识”之中,精神的东西成了历史发展唯一起决定作用的积极力量。易言之,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是黑格尔哲学的主导原则。对此,费尔巴哈愤而攻之,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被赋予主体之地位的存在究竟是何种所指呢费尔巴哈说,存在是“实际存在的实体”亦即“存在于自身的对象”,“就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感觉的存在,爱的存在”。于是,较之黑格尔“不能被思想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哲学意向,费尔巴哈则提出“不能被直观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与之相对持。在此基础上,存在就是实体的肯定,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例如,鱼在水中存在,但你不能将鱼的实体即本质与它的这种存在分离开来[4](P157、167—168)。马克思立即根据自己的哲学境域予以反驳。马克思认为“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指黑格尔———引者注)的共同之点”。“不了解存在的东西”,是因为费尔巴哈仅仅满足于直观,而未能触及人的感性活动。所以,且不说费尔巴哈根本不能理解千百万无产者因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的完全不符合而采取的革命实践,就连表面上看来为其佐证的自然现象也在实际上让他无地自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是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3](P97—98)看来,“存在”和“本质”究竟能否一致,并不取决于抽象思维或直观,而无一例外地是由人的感性活动即人的实践所决定。在这种意义上,把感性活动即实践确立为哲学的主导原则就能够满足理论自身存在的现实性要求。马克思已经在哲学境域上超越了自己的理论前辈。感性活动原则意味着马克思前此思想成果被整合为充实新的哲学境域的必要环节。马克思把“感性的人的活动”、“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和“实践”并列表述,这是理论自觉之象征。而对实践的规定,马克思有一句话尤其值得仔细体会“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是马克思对自己思想转变中所获致的积极成果的延伸和深入。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任何一个处在的尺度”即外在自然界和本性及规律已经得到人的尊重,与此同时,人在自身固有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驱动下,又时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与外在自然界发生关系,把自己的意愿和需要贯注于自然界之中,使之改变为维护自身存在的对象。在这种情形下,自然界就生成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事实,工业中向来就有“人和自然的统一”就是明证。可见,“环境的改变”已经不是“抽象思维”和“感性直观”之结果(后者倒是要由与“环境的改变”相关的过程来说明),而应归因于“人的活动”。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自我改变”也是当下直接地发生的。换言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是一种“革命”。既然如此,“环境的改变”、人的“自我改变”、“人的活动”、“革命的实践”才能被同时提起,标志着一种崭新的哲学境域的创制。
尽管如此,我们必定还要追问马克思以往的思想成果是如何被处理的呢马克思是否真的如同阿尔都塞所言出现了一个“认识论上的断裂”而归附一个新的“问题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思想演历中的一个现象是必须指出的从马克思开始真正的哲学活动时起,凡是被马克思视之为富有价值的思想,都没有被简单地抛弃,可以说马克思每进展到一个新的思想平台,都认真地清理已有的思想,将其中的成果改造转化为支持新的思想平台的力量,甚至成为其中的构成部分。感性活动原则的制定同样如此,没有例外。“环境的改变”和“自我改变”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彻底的否定性能动性的“批判精神”吗使两者的一致的规定不正是一种对哲学之“现实性要求”的期盼吗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所关注的人如果不是“现实的人”(而且已经远远越过了费尔巴哈)那又会是什么呢因此,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过程,就是自己在思想上自我扬弃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过程。如果说马克思进入了一个新的“问题系”,那倒真是事实,因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处于“生存论”的哲学境域之中。
感性活动原则象征着“生存论”哲学境域的真正实行。恩格斯认为,在1830年到1840年期间,“黑格尔主义”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渗透到通俗读物和日报,使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从中汲取着思想灵感。这种“或多或少感染了自己的敌人”的“全线胜利”不过是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5](P220)。这场斗争所产生的真正成果是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以感性活动提升为哲学主导原则为标志的。这里出现的一个问题便是,何以在众多的批判者中唯独马克思一人脱颖而出马克思关注现实生活的独特思想发展道路是可以说明问题的。马克思刚走上哲学舞台,就对“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的德国哲学没有好感,而主张“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可以说,当马克思提出“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时[6](P120—121)”,马克思实际上是将此作为自己哲学之思的内心“绝对命令”。这种品质在马克思毕生的思想探索中皆一以贯之。正因此故,当黑格尔轻视“市民社会”时,马克思却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发现了国家和法的秘密;当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热衷于纯粹的哲学批判以便创造和推动世界时,马克思却通过对“物质利益”的研究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当费尔巴哈醉心于“爱的宗教”时,马克思却开始思考“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约言之,关注现实的“绝对命令”激励着马克思一直致力于寻找“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矢志不移地“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进行理论创造,以至于一旦形成对“人的感性活动”的理论自觉,“生存论”哲学境域也就现实地呈现和敞开。
真正说来,“生存论”与理智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境域是对立的,最关乎本质的要紧之处就在于前者把“时间性”导入哲学殿堂之中,而后者则疏远甚至排斥了“时间性”。“时间性”与人的感性活动直接相勾联。当人的对象(“身外自然”)和人本身(“自身自然”)都必须在人的感性活动中生成并获得成为自身的规定时,人的感性活动就是对人的生存的筹划。既是筹划,则人的生存就不可能是现成的,而是蕴涵着执著于本已将要存在之“先行决心”的一种希望。这种希望不是漂浮无据的幻想,而是曾经拥有和当下照面的生活体验。由此观之,“时间性”成为人的生存筹划亦即人的感性活动和源始本真的基础,其直接的表现则是任一情境中人的生成的过程性亦即历史性。所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本真的历史性就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存在。在此意义上,“生存论”哲学境域能够真正实现对人的现实关切,把人的生存的“时间性”作为生存“历史性”所以可能之条件,而使“历史性”成为“时间性”的存在方式。相反,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境域中,逻辑是决定一切的力量,历史性是逻辑过程的表现。结果,有着巨大“历史感”的黑格尔哲学却没有“时间性”,“时间性”和“历史性”处于绝缘的状态。相形之下,“生存论”哲学境域对“知识论”的超越就不言而喻,前者恰恰就是后者所追求的真理。在马克思“生存论”哲学境域中,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的感性活动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人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本质生活条件”,人的精神生活是被意识到了的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换言之,一些被“知识论”哲学境域所污染的领域,只是在马克思“生存论”哲学境域中才得到了真正的说明,而这正是“感性活动”上升为哲学主导原则所获致的成果。
至此,以“感性活动”为哲学主导原则的重大意义已经清晰可见。马克思正是以此发动了一场从根基处开始的哲学革命,一场顺应“时代愿望”并真正给予阐明的哲学革命。这就不仅批判和克服了理智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辨,而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借此所阐明的“新原理”对于人类认识自己的规范和引导之作用,在于马克思所达到的对历史意义的关乎本己的澄明。
【参考文献】
[1][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责任编辑 叶剑锋)
原文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