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当代形态的理论建构，是哲学界近年十分关注并深人研讨的热门话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研究深化所凸显的前沿性问题，同时又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实践所提出的时代性课题。应当指出，许多学者都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特别是在其发展方向、基本原则和构建方法等方面。但是，也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这在目前仍是一个见仁见智、悬而未决的理论难题。尽管此问题研究具有挑战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出路和办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建构与新时期发展观的历史演变趋势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因此，本文试图从“发展哲学”维度，通过反思其时代根据、本质特征和观念基础，特别是立足新时期发展观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和基本趋势，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建构这一时代性课题进行理论探讨，或许这是走出目前困境的一种可能方式与合理路径。

一、当今发展时代需要构建当代中国发展哲学

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是任何哲学都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它不仅是哲学把握自己的基础和根据的首要课题与关键问题，也是其确定自身主题、内容和形态的前提问题与核心问题。不言而喻，哲学根源于时代，时代决定着哲学。哲学必须关注、反映和表达它的时代课题、时代要求和时代精神。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问题同样也不能例外。从理论上说，哲学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映和表达着时代内容和时代要求。这是哲学的任务和使命，也是其无法摆脱的命运和责任。黑格尔早就洞察到，“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正像“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1]。马克思继承并进一步发挥和升华了黑格尔的这种洞见。他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文化的活的灵魂”[2]。恩格斯也强调:“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3]如果说黑格尔的深刻洞见，已成为人们把握哲学及其发展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理论视野和思维向度，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则应成为我们今天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当代形态问题的思维前提和理论根据。这意味着:哲学并非哲学家脱离现实的主观遐想和概念思辨，而是历史时代及其发展要求的产物与结果;时代的课题及其解决要求构成哲学生成的现实根源和存在基础，哲学则是自己时代课题及其发展要求的观念解决和理论表达;时代主题的历史转换决定和制约着哲学形态的理论变革，哲学形态及其内容发展则反映和表征着时代的历史进步;时代的内容和时代的精神总是要通过某种文化形态及其民族形式来展现和表达，而哲学则是通过特定民族精神形式和思想观念形态对时代要求和时代精神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把握。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理应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时代课题、时代内容、时代要求和时代精神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思想理论表达”。理论的反思最终还要回到现实的根基。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意味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发展的时代”。

在当代，“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实现社会现代化、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创造人的合理生存方式、促进和实现人的现代化问题;“和平”问题，实质上则是一个平衡东西方利益关系、遏制世界战争、争取安全生存环境、创造稳定发展条件问题，归根到底仍是一个发展问题。然而，回顾20世纪上半叶，可以说那几乎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在短短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不仅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其间还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或变革。在此特殊历史境遇中，人类连起码的和平都无法实现，发展也就失去了必要条件，社会的进步最多只能采取变革的特殊方式。所谓“发展的时代”，实际上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局部战争还时有发生，而且还有持续的冷战，但毕竟大多数人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之中。由此提供了一种机遇和条件，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开始追求发展，进而使发展成为一种时代潮流。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发展仅仅是一种已成过去的历史事实，它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价值诉求。正是这种事实和价值相统一的客观前提和主体基础，构成了人们判定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性质的现实根据，同时也为人们把握当今时代的哲学主题和哲学形态提供了时代依据。事实上，正是这种“发展的时代”，孕育了“二战”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发展观和发展理论的生成及其演变，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便是:发展的时代需要发展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理应是一种反映当今时代发展要求的当代发展哲学。发展哲学之所以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还有其更深刻的民族历史根源。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在从近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却大大地落伍了。一方面，西方列强凭借它们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和软弱无能，致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日渐衰竭，人民生活贫困交加，国际形象沦为“东亚病夫”。穷则思变，贫者思富，弱则思强，衰则思兴。于是，追求发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便成为全体中国人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也推动许多志士仁人做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然而，在旧中国，由于列强侵略、政府无能、军阀割据和战乱不止，加之制度不合理，缺乏发展条件，致使我们的理想目标无法真正实现。民主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创造了有利政治条件，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现代化目标仍无法真正实现，国家还很落后，人民也很贫穷。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归根到底取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时代要求。追求发展、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既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人的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神圣使命，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主体要求。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革命哲学”或“变革哲学”，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所需要的就是一种能适应其建设和发展要求的“建设哲学”和“发展哲学”。

改革开放，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也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找到了一条又快又好的发展道路，同时为建构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奠定了实践基础并提出了理论要求。改革开放30年余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然而，必须看到，新世纪新阶段是我国社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不仅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目标任务还很艰巨，而且发展本身还将面临着许多错综复杂且难以预料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将如何处理和解决，我们应具有何种自我意识和思维方式，我们当确立怎样的理论前提和发展理念，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发展哲学的研究和探讨。正是在此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所需要的正是一种反思、表达和导引中国社会顺利发展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

 

二、当代中国发展哲学要有当代中国自我特色

 

时代的要求对哲学形态的最终决定作用，并不否定哲学发展的内在继承关系。相反，哲学思想的发展总是以前人思想为前提和基础的。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5]同样，发展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它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为前提和基础，甚至也不能离开现代西方的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然而，对于当代中国发展哲学来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还是现代西方的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都不是可以现成照搬的东西。必须把它们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并使之中国化，才能使其适合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就其实质而言，所谓“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必须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具有当代中国自我特色，必须使其真正成为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哲学。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理论形态，理应是一种反映我国社会发展实际、表达我国人民发展需求、体现当今时代和民族的发展精神、提供当代中华民族发展理念的发展哲学。或者借用刘森林教授的话来说，它应当“是中国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6]。

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必须面对当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与迫切需要。马克思曾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为，“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而“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7]。由此而言，哲学作为在思想中所表现的时代，并不是对时代现状的事实陈述，而是对时代要求的观念表达，而时代的现实问题和迫切需要恰恰蕴涵着“时代的要求”与110寸代的呼声”。发展哲学不是描述事实的“知识”或“科学”，而是反思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观念”。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就是反思和解决当代中国现实发展问题的一种特殊理论方式和根本哲学观念。它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过程所遇到的现实矛盾和迫切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所面临的所有矛盾和全部问题都要由或都能由发展哲学来解决。事实上，正像哲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特殊部门，历来都在用自己的特有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一样，当代中国发展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理论形态，它只能解决属于它自己应当解决的特殊发展问题。这意味着，它要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所面临的根本矛盾及其理论解决为研究对象和历史使命，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为研究主题和基本问题，以对现有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反思与批判、对当今时代要求和时代精神的观念表达为研究方式和理论路径，而以阐释当代中国人在其社会发展中的存在方式、地位作用、价值和意义为核心问题和目的宗旨。这样来理解当代中国发展哲学，似乎有悖于人们传统的哲学观念与发展观念。但传统并非衡量哲学是非及其发展理念合理与否的标准和尺度。事实上，正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哲学，恰恰要以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为前提和基础。哲学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世界观”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人无关，忽视人的发展问题，或者是人站在世界之外去观世界。恰恰相反，从现代哲学观点来看，它要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人为主题、主体、中心和根据，对人本身及其地位、作用、价值和意义进行理论反思和自我理解。如高清海先生所说:“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面对的虽是外部世界，表达的却是对人自己的看法。……哲学对世界的认识实质上不过是对人自己的认识，它是通过世界以理解、把握人自身的存在及其活动的性质、意义和价值的。”或者说，“哲学，实际上就是人以世界为中介的自我意识、自我理解、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理论活动、理论表达”[7]

正是这样一种哲学立场和哲学理念，为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哲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视野与合理的思维方式。如果说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对自身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理论，是一种“主体自我意识”和“社会自我意识”[8]，那么，发展哲学实际上也就是人作为社会主体对其社会发展形式和内容本身的一种“社会主体自我意识”。由于社会发展实质上是人的发展，因此，对社会发展的自我意识，实际上也就是对人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自我意识，是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关系中，对现实的人及其存在状况、生存方式、地位作用、价值意义和历史发展的自我意识与自我理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实质上就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根本问题的哲学，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哲学，是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是研究人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价值和意义的哲学。

不言而喻，建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这种“哲学”与“理论”。实际上，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以人为根本的实践人本哲学和以实践观点为其思维方式的人的发展理论。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它就是一种“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5]，是一种“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实践的人道主义”[4]，是以“实践批判”的观点为其思维方式和以“改变世界”为其本质特征的“人的解放”学说[4]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9]为其终极关怀价值的人的“自由个性”[11]实现学说。把握经典作家的这些立场和观点十分重要。它不仅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价值与理论实质，而且也为我们今天建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提供了基本价值前提和根本理论基础。

然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毕竟还是一种一般性、总体性的观念与理论。特别是在马克思所处时代，这种哲学和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是如何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人的解放”特别是“无产阶级解放”问题。而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主要的问题已不是“革命”和“解放”，而是“建设”与“发展”。因此，建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价值与理论实质的前提下，如何使其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统一，实现其理论重点由“革命”和“解放”向“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转变。建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必须对现代西方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进行反思与批判。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思的和批判的。

如果说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8]，那么“发展哲学作为哲学，首先和主要是对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批判和反思”[6]。反思与批判的理论活动，既是主体自我意识理论表达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之为哲学、发展哲学之为发展哲学的本质活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类进人发展的时代，适应不同类型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需要，在西方国家先后出现了所谓“经济增长理论”、“综合发展观”、“创新工程计划”、“可持续发展观”等各种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应当说，这些理论和观念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各有其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因而其中都包含着某些合理思想和正确观念。例如，“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发展特殊地位的强调;“综合发展观”强调“以人为中心”，强调“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创新工程计划”主张以创新推动发展，反对依附性发展而主张内源性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反对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追求一时繁荣，而主张保护生态平衡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等等。所有这些合理思想与正确观念，对于建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都是不可缺少和应当汲取的。然而，必须看到，现代西方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本质上是以西方社会及其发展需要为背景和根据的。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不仅在发展阶段、发展基础、发展主题、发展需要上存在明显不同，而且在文化背景、思想传统、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即使是西方思想家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所提出的某些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也往往是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发展问题所进行的西方思考与西方阐释，而不可能真正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需求。如丰子义教授所说:“首先，西方发展理论不可能真正站在非西方国家立场上来说话;其次，西方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也不完全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存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西方发展理论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11]这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尽管包含着某些积极因素与合理思想，但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并不都完全适用。由此决定了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必须是具有当代中国自我特色的当代中国发展理论。对此，高清海先生曾强调指出:“如果承认现代化不是西方化，那也就不能沿袭西方‘发展观’的理论模式去对待中国问题，我们必须寻求和创造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国情况的新的理论逻辑和发展理论。我们要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且还要为人类发展做出努力，就必须建立和创造我们自己的发展理论。[12]这也就是说，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必须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出发，在反思和批判现代西方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的基础上，建构出适合中国特殊国情、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体现中国人自我意识、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

 

三、中国化的发展哲学与新时期的发展观演

 

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必须是一种具有当代中国自我特色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那么，这种发展哲学就应当是一种真正的“中国化的发展哲学”。这意味着:它不仅要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要反映和表达当代中国人的发展要求，而且更要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及其合理发展思想，要以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和发展理念为思想前提和观念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使其真正成为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

事实上，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不仅我国的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新时期的发展观和发展理论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正是这种理论成果为中国化的发展哲学建构提供了思想前提和观念基础。中国化的发展哲学，既要继承和反映新时期发展观和发展理论的核心价值、基本理念和根本方法，同时又要继续推进这种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丰富与发展，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和哲学化。新时期的发展观为中国化的发展哲学提供了核心价值理念。一种发展哲学总是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与根本理念。否则，它就不能成为独立形态的发展哲学。在一般意义上说，所谓新时期的发展观，也就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指导地位的发展观，它主要包括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观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观等不同阶段和特殊形态。

不言而喻，这些阶段和形态之间各有特色、相互区别。但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们之间又有着一脉相承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统一价值观念”。这就是:它们都“追求发展”，都强调“经济发展”，都坚持“全面发展”，都要“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都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1131。用科学发展观的话说，那就是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正是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统一的价值观念，构成了新时期发展观的主要价值目标与根本价值理念，同时也为中国化的发展哲学提供了核心价值与根本理念。构建当代中国化的发展哲学，必须坚持这一价值与理念。但是，对于中国化的发展哲学来说，仅仅具有这些核心价值与根本理念还不够，还需要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这些价值和理念，特别是需要为其确立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指导实践的“发展观”，明确自己的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这也许已经足够了。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发展哲学”，却不仅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与根本理念，而且要有自己的价值理念体系，并要从根底上为这种价值理念体系提供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据。换句话说，中国化的发展哲学，既要解决当代中国发展“追求什么”与“如何发展”的问题，又要提供“为什么要追求发展”及其“发展何以可能”等问题的思想前提和理论根据，亦即解决其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这些问题仅仅局限于一般发展观层面，显然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解决它的合理方式与有效办法，就是将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和理论的层次。事实上，自新时期发展观开始形成以来，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理论界就已经开始在思考和探讨这些问题，并且目前仍在继续进行，其成果就是各种“发展理论”和“发展哲学”论著的相继问世。对新时期发展观核心价值与根本理念赖以确立的基础和根据的深人挖掘和理论探讨，不仅是在为这种发展观提供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而且是在为建构中国化的发展哲学开辟道路和准备条件。新时期发展观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确立之日，也将是中国化的发展哲学形成之时。建构中国化的发展哲学，需要为其根本理念与核心价值的贯彻和实现，开辟和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这一点，新时期发展观也提供了重要成果。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开辟和确立，离不开发展实践及其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和特殊问题。

实际上，随着改革开放过程的逐步深化及其发展阶段的不断推移，我国社会发展过程在其不同阶段上早已呈现出不同的矛盾和问题及使其得以解决的特殊方式与方法。正是这种现实实践过程的不同矛盾和问题及使其得以解决的特殊方式与方法，构成了新时期发展观历史演变的现实动力和实践基础，同时也决定了这种演变必然要形成不同的发展阶段及其理论形态。具体说来，针对改革开放之初所面临的思想僵化、体制不合理和自我封闭等矛盾和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提出和实施了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来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发展战略，由此便形成了其实现发展的“改革开放”的方式和路径，形成了以此为特征的“改革发展观”。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各种体制改革、迎接未来科技发展挑战和加强党的建设等项艰巨课题，以此为基础和任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和开拓创新，形成了其实现发展的“自主创新”的途径和道路以及以此为特征的“创新发展观”。进人新世纪新阶段，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人和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等矛盾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于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统揽全局、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显著特征是“社会和谐”，而其内在实质则是“以统筹与和谐来实现社会发展”。就此而言，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和谐发展观”、“改革开放”、“自主创新”、“统筹与和谐”，不仅代表了“改革发展观”、“创新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观)”各自的发展方式、发展方法和思想特征，而且为中国化的发展哲学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建构提供了方法前提和实践基础。然而，中国化的发展哲学之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不可能是对新时期发展观之方式方法的照抄照搬和简单罗列。它必须站在现代发展哲学的理论高度，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和特点，以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为基础和根据，对其进行深人反思和统一理解。这就需要对新时期发展观的发展方式与发展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论整合。

这意味着:中国化的发展哲学之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不仅要以新时期发展观的方式与方法为前提和基础，而且要分析和把握“改革开放”、“自主创新”、“统筹与和谐”之间的相互关系，理清和确定它们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地位和特殊作用，同时也要为新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的产生和形成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

一言以蔽之，中国化的发展哲学之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既是历史的和发展的，也是包容的和综合的，同时又应是开放的和创新的。建构中国化的发展哲学，必须把握新时期发展观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和主要趋势。因为正是后者构成前者的认识前提和历史根据。

就其基本规律而言，它主要表现在:任何正确发展观的产生和形成，都依赖于社会发展矛盾的合理解决与主体发展要求的正确表达;新时期发展观的历史演变，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历史转换及其解决方式的合理选择和与时俱进为动力和途径;发展观不同理论形态之间的历史继承和内在超越，是新时期发展观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其主要趋势表现在:从“改革发展观”到“创新发展观”再到“和谐发展观”的历史演变过程，呈现出一种认识上愈来愈深化、内容上愈来愈丰富、形式上愈来愈完善的发展趋势;随着对发展观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的深人探讨，发展观的理论研究越来越趋向哲学层面;而随着对发展观哲学研究的继续进行和不断深化，新时期发展观将最终走向中国化的发展哲学。

由此而言，中国化的发展哲学，其实并非新时期发展观之外的某种独立哲学形态，实际上它正是这种发展观历史演变的理论要求、必然产物和最终归宿，是新时期发展观历史演变趋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交汇点。事实上，新时期的发展观与中国化的发展哲学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其区别主要在于:新时期的发展观是一种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实践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化的发展哲学则是一种探讨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哲学发展理论，’;前者的主要任务在于对发展过程和发展实践的“观念指导”，后者的历史使命则在于对现有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理论反思”和“概念表达”;前者的历史演变及其理论形态是“现实的”与“具体的”，后者的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发展则带有某种“理想性”和“反思性”。由此决定了新时期的发展观走向中国化的发展哲学的历史必然性和理论必要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对立，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统一关系:从历史生成来看，新时期的发展观为中国化的发展哲学提供产生前提和最初基础，而中国化的发展哲学则是对新时期的发展观的思想深化与理论升华;从演变逻辑来说，新时期的发展观为中国化的发展哲学提供核心理念和理论实质，而中国化的发展哲学则为新时期的发展观提供思想前提与理论基础;从发展形态来讲，二者最终将会在它们的成熟形态中达到完全统一。这意味着:在那里，新时期的发展观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中国化的发展哲学，而中国化的发展哲学则是一种理论形态的新时期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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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吕学文)

原文载2010年5期《河南社会科学》，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