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始终存在着一个以何种方式看待它的问题。从最初的“翻译引介”,到后来的“体用之争”,又到新中国的“理论批判”,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吸收转化”,大体上反映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思想轨迹及中国人在不同时期对待西方哲学的不同方式。实际上对待西方哲学不仅需要历史的观点和具体的方法,而且需要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多样化的看待方式。马克思哲学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理论视野和看待方式。
西方哲学研究之所以需要马克思的哲学立场,首先在于它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就哲学本身的研究和发展来说,离不开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交流与相互促进。当今中国哲学界呈现出一种中、西、马三者协作融通的良好态势,它们在面对问题时,以各自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彼此关照、互相吸纳和相互补充,以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因此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而言,不仅需要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更需要西方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各有所长,彼此之间也各有所需。正像马克思哲学发展需要借鉴西方哲学的问题和方法一样,西方哲学的研究也需要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及其思想观点。西方哲学研究需要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从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看,在于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一种合理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框架。毋庸讳言,马克思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解释框架;它既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同时又是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和观察世事的观点与方法;它是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为其立脚点的无产阶级哲学,同时也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其终极关怀价值的人类解放的哲学;它是一种以人为主体和中心、以实践观点为思维方式、以改造世界为本质特征的主体实践哲学,同时又是一种以人为根源和本体、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以人为标准和尺度的实践人本哲学;它是一种变革哲学和发展哲学,也是一种时代哲学和世界哲学。
因而,马克思的哲学及其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民和我国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合理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而且也为西方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合理的价值取向与概念框架。这意味着,从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去看待西方哲学,既不能把它当作某种价值中立的纯客观对象去解释,也不能牵强附会地仅仅从主观方面来理解,而应当是在坚持“实践观点”和“以人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主体实践”的视野来看待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必要性,更主要的表现在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这其中至少有几个方面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首先,应当从马克思关于生活世界和时代发展的观点来考察西方哲学的生成根源与历史地位。面对西方哲学理论,人们通常注重其思维逻辑有余而对其产生根源则重视不够。其结果,原本来自生活世界的思想理论却脱离了产生它的现实土壤而变成了孤立抽象的思想产物。在马克思看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31）。
这意味着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其赖以生成的生活世界基础和社会存在根源。只有深入地了解后者,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前者。不仅如此,所谓生活决定意识的观点,在更深层意义上说,也就是时代决定哲学、哲学表现时代的观点。这一观点在马克思关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2](41)等著名论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且内在地蕴含了哲学问题与时代课题之间的必然联系。因为每个时代总有每个时代的问题,而“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
如果说哲学是在思想中表现出它的时代,那么,时代的内容就是哲学的内容,时代的问题就是哲学的问题,时代的精神就是哲学的精神。过去人们往往过于强调西方哲学的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而常常忽视了它与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忽视了哲学问题与时代课题之间的必然联系,结果造成西方哲学认识的片面化和抽象化。由此来看,西方哲学研究应当把哲学与时代、哲学问题与时代课题、哲学精神与时代精神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把握西方哲学的产生根源、历史地位和价值意义。其次,需要从马克思的人的观点和实践观点来考察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与理论特点。这里涉及到哲学、时代、人、历史、实践之间的复杂联系。这种联系在马克思看来实质就是:哲学家是自己时代和自己人民的产物,时代的精华和人民的精髓通过哲学家表现为哲学体系;哲学问题实际上是时代问题,时代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而哲学不过是人的问题及其解决要求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达而已;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的发展,而哲学的发展则表征着人的发展;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实践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生存方式和特殊生命本质,哲学只有坚持实践观点才能对现实的人做出现实的理解与合理的解释。
由此来看西方哲学研究,一方面,尽管西方哲学各种思想本身就是某种人的自我意识理论,但是,我们的研究却很少把它们与人本身的发展及其历史形态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其结果,人的理论脱离了现实的人本身,哲学失去了人性根基,哲学历史变成了超越人的历史发展基础的抽象的思想历史。这一点,要求西方哲学研究应当把哲学及其发展历史建立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如果说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想理论本质上都是某种人的自我意识理论,那么,这些理论往往是,或者把人归结为“理性”、“神性”、“精神”、“自然”,或者将人视为“意志”、“意向”、“语言”、“文化”等等。西方哲学从这些特定方面大大扩展并深化了对人本身的自我认识,但它们同时也将对人的认识引向片面化和抽象化。这一点,要求西方哲学研究必须从人的实践出发来解释人的其他各种属性和种种特征,而不是相反。由此而言,只有坚持人的观点和实践观点,才能对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及其理论特点做出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此外,应当从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精神来分析西方哲学的思想文化传统。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一种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批判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蕴含着深刻否定性倾向的否定性思维方式。但这种批判哲学和否定性思维方式,决不仅仅限于哲学批判或思想否定,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强调“‘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16)的实践批判哲学和实践否定思维方式,亦即所谓“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19,48)。
由此决定了马克思哲学“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2](416)。不仅是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更重要的是现实批判、政治批判、实践批判和武器批判。这些方面集中地凸显出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精神和本质特征。然而,曾几何时,当人们将这种批判精神和否定特征意识形态化并抽象地运用于西方哲学研究时,却将它与西方哲学绝对地对立起来,以至于对西方哲学采取了一种片面批判和完全否定的态度。其实,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并非完全对立,二者原本同属于一种文化传统,因而在许多方面存在某些同一和承继关系。在马克思之前,西方哲学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否定性思想传统”,它肇始于古希腊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集中展现,进而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继续延伸。
其表现形式,是哲学形态的不断更替、否定和转换;其内在实质,则是思想在概念的反思中实现自我的超越、否定和扬弃。可以说,正是西方哲学的否定性思想传统孕育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批判精神,后者则不过是对前者的一种基于实践观点的批判性继承和否定性超越。由此而言,对待西方哲学思想文化传统,我们也应当像马克思对待西方哲学的否定性思想传统一样,既不是简单地照搬也不是完全地排斥,而是采取一种既“批判性地继承”又“否定性地超越”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批判精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责任编辑:秦卫波）
原文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2008年1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