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可观的理论成果，但是，检讨一个阶段以来的理论研究得失尚有令人忧虑之处。我们的研究尚缺乏自主创新、民族文化特色和时代紧迫感，马克思哲学还没能真正扎根于中华大地并深入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马克思哲学还没能够真正成为武装中华民族头脑并引导中国社会朝着文明进步方向前进的实践智慧。从学理上反思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会发现，以往的研究往往把马克思哲学当作不同于哲学史上其他哲学的另一种意识哲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构筑某种作为普遍真理的知识体系，而很少注意到更能体现马克思哲学本质特征的，以历史哲学、社会哲学等为表现形式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活的、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文化精神精华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掘。从文化哲学视角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加以审视和解读，进一步厘清马克思哲学的文化特征和基本内涵，把马克思哲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互动与融合视界之中加以审视，把马克思中国化的理想境界定位在通过对马克思哲学的吸收来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新上，把马克思作哲学的当代价值定位于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上。这样做或许能够弥补以往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某些不足。

一、马克思哲学的文化特征：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的精华

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征作较为客观准确的理论把握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关系到如何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哲学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由于采取的理论视角、运用的方法不同或者解读者的立场和解读的文本不同等原因，对马克思哲学的特征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刻画或描述。从学理上看，总体上有两种对待或研究哲学的视角或理论范式。一种是把哲学视为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普遍的适用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公式和灵丹妙药的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这种哲学是认识论或知识论研究的对象，是由书斋或学院派哲学家构筑，以满足“解释世界”为使命的“意识哲学”、“本质哲学”、“思辨哲学”、“理论哲学”。这种哲学追求的是像数学一样科学性和普适性，强调哲学理性的逻辑性、严密性和共性，极力排斥哲学理性中人的情感、历史等非理性因素，把哲学构建成富丽堂皇的、八面玲珑的、无懈可击的知识宫殿。另一种是把哲学视为人的生存智慧或对生存智慧的追求和探索。这种对待哲学的态度强调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历史性、现实性和个性，把哲学与人的生存方式——文化模式、文化精神和人的生存困境紧密相连，这种哲学在形式上并不追求逻辑严密性和知识体系性，也不以作为解决问题的原理、公理、万能公式和灵丹妙药自居，而注重对人生存意义和价值探索，注重对现实的一切不合理的生存状况进行彻底批判和变革，以改变世界为理论使命。沿着这种思路回顾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路径不难发现，尽管我们在试图超越苏联教科书哲学的影响上作过许多努力，但结果上并不如人意。

文化哲学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其它哲学学科或分支领域的特殊的哲学研究领域，而是贯穿于或渗透于所有哲学领域之中的哲学视野或哲学境界。在文化哲学看来，哲学是人类的理性事业，它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特征和普适性，但是“不同的哲学也总是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或民族特征，这些特征正是哲学的某种文化内涵。具体说来，哲学是特定民族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特定的文化模式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特定哲学的内涵或视野，而特定的哲学反过来也会规范特定的文化模式。”[1]文化哲学认为，可以透过哲学去理解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同时也可以通过文化模式去理解特定的哲学。从文化哲学视野入手，可以通过西方文化精神的剖析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文化特征。

总体上看，马克思哲学是西方文化模式下的产物，具有西方文化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性，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和超越。一方面，马克思哲学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现代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从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积淀性等特性入手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谱系关系”和“家族相似性”。马克思哲学是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的犹太—基督教为核心的“两希”文化之河哺育的结果，马克思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西方“文化基因”和流淌着西方“文化血脉”，这些积淀和凝固在整个西方文化中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觉和不自觉地体现出来。尽管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革命家和批判家，他也无法超越以犹太教——基督教、希腊理性精神、罗马的法治精神、希腊神话为核心的西方传统文化作为“血脉”和“基因”对马克思哲学 “思想肌体”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在马克思的文本和意蕴中发现如，弥赛亚精神、普罗米修斯精神以及理性批判精神等西方文化家族谱系特征。因此，我们在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特征时，切不可以因文化模式差异、意识形态不同而根据我们的主观意愿和价值判断去刻意回避或否认马克思哲学与西方文化精神之间的这种不可逾越的谱系关系，相反，要从这种文化谱系关系中去发现马克思哲学的文化特征形成的内在根据。另一方面，作为19世纪中叶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思哲学又与西方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他那个时代保守的思想文化保持一定的张力和本质区别。马克思并没有陷入历史为其提供的理论视野和文化资源不能自拔，相反，马克思的哲学则是对它的文化遗产和理论思想来源的超越和扬弃。马克思哲学的诞生是一次极为彻底的哲学变革。马克思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机械唯物主义等一切“谬论”进行了彻底批判之后得出自己的哲学思想的，他的哲学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批判和超越，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形成了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对基督教神学的彻底批判和超越形成了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思想。因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更具鲜明的时代性，他的哲学思想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进步方向和趋势，在与各种文化精神的对比中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是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的精华。

从文化哲学视角看，马克思哲学思想无论在理论主题上、表现形式上和理论旨趣等方面更能自觉凸显西方文化精神的深层意蕴。在理论主题上，马克思哲学始终关注人类的现实生存和解放，关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及其道路。从形式上看，马克思并非学究式、书斋式的哲学家，马克思哲学毋宁说是社会哲学、历史哲学、实践哲学，而绝不是意识哲学、思辨哲学。马克思并没有去刻意构筑完整的知识体系并把自己的哲学视为绝对真理体系，他“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使命指向“改变世界”，而绝不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相对于那些以“知识论”形式存在的哲学体系，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实践论”、“批判论”形式存在的不以构筑严密逻辑体系为目的的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与传统的“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德国哲学不同，而是要从“人间到天国”，从“思辨哲学”终止的地方——现实生活出发，而不是把哲学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要建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哲学。在他看来，“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的“哲学”恰恰是毫无用处的。

从文化哲学视角解读马克思哲学思想符合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本意。马克思坚信，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任何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植根于某种文化传统土壤之上的，都根植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任何离开人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的哲学都是无稽之谈。马克思的哲学就是19世纪西方文化的精华之一，是西方工业社会文化精神的体现，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有机结合。这种文化精神不仅代表了工业社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进步性，而且还代表了对工业社会弊端批判的超前性。马克思哲学的主要理论贡献就在于对人和历史的理解上。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有一系列自己独特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基本原则。第一，实践原则。马克思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实践原则是马克思哲学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其中包括对人的本质理解、对人的精神活动和人的物质活动的基础理解、对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方式和途径的理解、对文化创造的理解等等都贯彻了实践原则。马克思的实践原则的提出主要针对神学、思辨哲学、旧唯物主义哲学而言的，具有时代气息。马克思特别强调现代工业、实验、科学技术等为表现形式的“实践”对理解人的本质和使人获得真正解放的现实作用。他热情地讴歌现代工业革命对历史进化的强大推动作用和解放人类自身的伟大作用。马克思对实践的强调既不同于西方传统“思辨哲学”，也不同于东方传统的“自然哲学”。实践原则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改变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这种哲学原则是整个西方现代文化模式的一个缩影和真实写照。第二，批判原则。马克思的给自己哲学的任务规定为“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4]主张对现实进行彻底的批判。这种批判原则强调外在批判和内在批判、对他者批判和对自我批判等全方位批判。这种批判既指向尚未生成的事物，也指向现有的已经存在了的事物，既指向历史，也指向现实和未来。这种批判精神是人类有意识的自觉自为生存活动的体现，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推动力。马克思的批判原则是西方文化中理性探索、变革和革命精神的现代升华。西方文化从古代至今不断进步得益于这种理性反思和理性批判精神的作用，马克思用这种批判原则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异化、非人道的现实进行了不妥协的批判正是对这种哲学原则的贯彻，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与东方古老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性和“永恒轮回”的无始无终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第三，历史进步主义原则。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理性沉思的理论成就。我们抛开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形态更替等的基本设定和结论不论，从更深的层面审视马克思的历史观会发现，历史进步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原则是其历史观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而且对人类的未来寄予了无限美好的希望。他把历史的进步和人的解放当作同一个过程，热情讴歌新的社会形态对旧的社会形态革命，强调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征服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推动历史进步，任何落后的民族、陈旧的文化做出牺牲和付出代价都是不可避免和值得的，坚信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

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理想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新

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社会具有极为特殊的理论地位和历史使命。与其他哲学不同，马克思哲学并不仅仅是以一个德国现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身份出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中，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始终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从马克思的学说自20世纪之初传入中国那一时刻，党的领袖、理论家和思想家们就开始了对其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思想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和传播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紧密相结合，与中国社会的解放和建设，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变革实践紧密相结合。从对马克思的某种理论、思想吸收运用到对其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从最初的少数知识分子自觉运用到全民性的大众普及，从一般性的理论学习到广泛的实践运用，从对马克思理论教条式的语录背诵到对其思想实质加以领会，从对其理论的照抄照搬到对其理论的创造性地发展创新，总之，无论是党的领袖还是职业的哲学家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和中国化做了许多的努力，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理论成就。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和理论价值与我们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统治地位一度受到动摇，马克思的哲学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等思潮的强烈冲击。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哲学并没能成为绝大多数人自觉的理论信仰和行动指针，马克思哲学往往成了人们的空洞口号和冠冕堂皇的装饰。

反思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难发现，这与我们以往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式和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定位有直接的关系。以往的研究没能跳出认识论、知识论的理论范式，基本上把马克思哲学定位于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完整的知识体系”、“颠扑不破的普适真理”，这样，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就变得简单了，把其著作翻译成汉语，把主要的经典著作印成人手一册语录背诵即可，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翻译、注释，考证、诠释马克思的文本。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就变成了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变成了编写一些通俗读物让人们去阅读、背诵和运用的活动。这种研究方法的致命弱点在于过分强调马克思哲学的一般哲学特征，而很少注意马克思哲学的文化精神特征。然而，这种态度的后果恰恰与初衷相违背，因为马克思哲学一旦变成一种“神圣教义”和“绝对真理”，它就会远离人的生活现实，就会变成人们可有可无的东西，除了给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装潢门面之外毫无他用，这种做法恰恰违背了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更远离马克思哲学自身的特点。

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征定位于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文化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理想境界应该定位于用马克思哲学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使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得以创新上是符合文化演变和理论创新逻辑的。在和平建设时代，我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和学习不再仅仅满足于党的干部、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等少数人的理论需要，而应从民族文化更新的高度出发，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和运用定位于对中国广大民众的普遍理性启蒙上。我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不再停留于到马克思文本中寻找现成的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解决某些局部问题和阶段性问题水平上，而是把马克思哲学变成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理论信仰，变成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因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5]马克思哲学若在中国变成现实的物质力量，必须掌握中国的广大群众，必须变成百姓大众的生存智慧。

从文化哲学视野看，通过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和传播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才是今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主要任务。完成这一任务既需要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领袖的推动，也需要广大哲学理论工作者的长期艰苦努力。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和互补性，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优势和不足与马克思哲学的相对优势，自觉地克服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想倾向。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过程将会出现“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为任何民族文化都具有排他性和保守性，中国文化同样如此。但是，也应该看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同样具有开放性、吸引性和相互借鉴性。文化总是伴随民族生存的环境和范围、与其他民族的交往的增加而不断发展和积淀。从文化进化的历史来看，几乎难以找到与外界隔绝的文化得以发展壮大的文化，相反，越是与各种外来文化有着密切交往的民族文化其发展得愈是充分，就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嫁接、转化、借鉴是文化得以不断演变和完善的基本途经。文化发展的借鉴性和吸引性又决定了中华民族完全可以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主动的学习和接受，不断地借鉴和吸收其精华。只有让马克思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中，使马克思哲学成为人们的基本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信仰，才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理想境界。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本土化、民族化。关键的问题在于充分吸收马克思哲学中的以实践原则、批判原则、历史进步主义原则、人道主义原则等代表的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用这些思想原则改造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习惯和方法为基础所形成的思维活动的形式。思维方式不仅仅是单纯的逻辑分析方法，还包含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观等维度，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和哲学的体现。马克思哲学思想，代表着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精华，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比较优势的哲学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要面对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文化中，儒道两家双流并行交光互映源远流长，几千年来逐步形成了“天人合一”、“齐物玄同”的自然观和“逍遥悬解”、“全生贵己”的人生观。在思维方式上侧重于经验综合思维、整体思维、直觉思维和辩证思维而疏于逻辑推理、具体分析和客观实证精神，在价值观上注重经验和现实世界而疏于对理想和超验境界的追求，在行为方式上循规蹈矩、保守封闭而疏于批判创新、开拓进取和标新立异。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哲学的精华补充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去，弥补其不足并创造出一种适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现代文化精神。用改造世界的实践精神代替顺应自然的消极无为观念、用历史进步精神代替历史自然发展的观念用批判创新的态度代替因循守旧的保守态度；用平等、公正、正义观念代替以亲情、家族、血缘为核心的人情至上原则；用理想主义思维方式批判单纯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用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消解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弊端；用人道主义原则消解“神道主义”和“王道主义”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加以整合，实现优势互补、融合创新。

三、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正如德里达所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6]不同的民族和文化都可以从马克思哲学中获得他们所需的灵感，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当代价值并不表现在它可以成为我们解决具体问题的灵丹妙药和万能公式，而是为我们提供一整套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哲学对中国社会当代价值特别集中体现在为中国社会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理论支撑上。

首先，用马克思哲学作为指导思想推动和加速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是一种基本的趋势和常态，但是这种发展与自然界的周期性运动不同，它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人类的自觉活动推动下的“自为过程”，人的实践活动可以加速或延缓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一次极为重要和艰难的文化转型，尤其对于具有几千年历史、农业文明极为发达的中国实现根本转变更为艰难。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世界的不同步性和中国社会的当下内外生存条件等因素也增加了实现根本转型的难度。对于这种由人积极参与的社会转变活动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单纯依靠自己的传统文化往往无法实现这种转变。历史证明，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新儒家思想，西方的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都无法承担起推动这种社会转型的理论指导作用。相对而言，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理性精神、实践精神、人道主义精神对于批判农业文明精神，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哲学是在批判旧的观念和制度中形成的，对批判旧观念和旧制度具有强大的“杀伤力”。马克思认为，不对旧的制度展开批判，就无法创建新的制度。告诫人们“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他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7]用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

其次，用马克思哲学催生中国的现代文化精神。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模仿和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过程。西方的现代化之路背后有一整套的以现代性为标志的文化内涵——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以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相对而言前者代表着保守、落后，而后者代表着革命和进步。从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工业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变革的结果，是历史进步的必然发展方向和趋势，是人类在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彻底批判和超越。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文明国家，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了非常发达的农本社会文化精神，而且这种文化精神仍然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仍然作为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的潜规则而存在。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文化精神并没有生成和扎根，需要马克思哲学的进一步的、深入的文化启蒙。作为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哲学本身体现了现代性的核心理念，它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精神具有极强的批判性，通过这种批判中可以在中国催生出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用马克思哲学思想指导我们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科学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契约精神、尽职精神、自律精神和法制精神。

第三，用马克思哲学为中国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步性导致了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现代性文化与后现代性多原文化并存和相互冲突之中。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既要承受和付出现代化建设的负面影响和代价，还要在思想上经得住对现代性的批判声音的困扰。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受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想观念影响，不能从理论上识别其理论的虚假性和危害性并加以批判，就会阻碍乃至葬送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文化保守主义过分强调本土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从根本上排斥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文化激进主义过分贬低本土文化及其合理之处，试图用全盘西化的方式彻底改变中国文化；自由主义完全不顾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用西方的模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上述各种流派貌似合理，实则偏颇，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问题，相对于马克思哲学具有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历史证明，在众多的文化资源中，马克思哲学无疑可以肩负起明鉴是非、针砭时弊、导引航向的作用。

【注释】

[1]衣俊卿.2001年：《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第12-1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人民出版社，第74页。

[3]同上第56页。

[4]同上第75页。

[5]同上第9页。

[6]德里达.1999年：《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2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人民出版社，第5页。

 

（原载《哲学研究》2007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