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文化哲学的研究与兴起得益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从总体上看，文化哲学的研究与发展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是同步发展、相得益彰。然而，这种密切关系及其蕴含其中的理论价值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发掘，相反，人们对文化哲学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尚存在许多误解。出现这种情景，除了人们的立场、情感等表层原因外，还有其深层原因，即从学理上没能厘清二者之间的本真关系。从哲学观角度看，文化哲学与作为西方近代传统哲学变革成果的马克思哲学具有内在的一至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同质性关系。因此，加强文化哲学的研究，为从哲学范式层面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征和理论旨趣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同时，全面把握二者之间的相同性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逐步深化，有助于发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着力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得以深化的理论视野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受益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模式，同时也受制于这种研究模式，致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缺少自主创新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侧重于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化和政治化，带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特征。苏联教科书哲学由于强调哲学体系在形式上的完整性，结果导致“牺牲”内容的丰富性和用形式“裁剪”内容的结局。苏联教科书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并把哲学的党性原则政治化，从而在内容上完全排斥同样具有真理成份的非无产阶级哲学。过分强调哲学与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进而违背哲学创新的大众化、平民化、自由化和学术化的基本品性。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情境和哲学家们的个性创造，从而使其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表述形式上的个性化特征。但是，教科书哲学和中国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此，而在于我们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意义所在。从学理上看，我们还没有从哲学范式转换这一层面去把握马克思哲学对传统的旧哲学变革的意义和价值。西方哲学在黑格尔之前基本上没能突破本体论和认识论范式。本体论和认识论是哲学家们构筑哲学体系和研究哲学的基本范式，既包括唯心主义哲学家也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都无法超越这种哲学范式的阈限。马克思哲学诞生的标志恰恰超越了这种传统的哲学范式的限制，表现为用一种新的，即文化哲学范式去理解和建构自己的哲学。

根据库恩的理论，范式（Paradigm）不是一个概念、一种理论或某一命题。范式是通过对哲学中的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得出的一个整体性的，具有“世界观”特点的总体性理论视野。一种哲学理论成为哲学范式的条件是：在原有的范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或提供的答案无助于实践活动，有背于生活方式条件下形成的。新的范式开拓了新的认识领域，扩大和深化了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给人提供的是新的理论视角，思维空间和意义世界的图景。哲学史上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实践哲学、文化哲学等不断转换就是哲学理解范式的转变。

本体论、认识论哲学范式的基本特点在于，把人与人之外的世界作二元对立，把人视为纯粹的认识主体或认识工具，认识的目的在于对世界和人自身进行解释。为了寻求解释的可靠性和普适性，不惜一切代价寻找世界的“始基”或“本体”作为构筑真理体系的阿基米德点，然后再用逻辑学的概念和方法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这种哲学范式下的哲学研究和创造追求的是哲学在体系上的完整和无懈可击，追求哲学的超时空性、超历史性和超民族性，把哲学的旨趣定位于对世界做出一劳永逸的解释和说明。

相对而言，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经过维柯、赫尔德、狄尔泰、李凯尔特、文德尔班、卡西尔等人的不断深化和完善，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影响广泛的、新的哲学理解范式。当代的历史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乃至宗教哲学等理论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理论旨趣上，也都体现出文化哲学的意蕴和风格。作为一种哲学理解范式，尽管文化哲学充分汲取了包括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宗教学、文化神学等在内的对文化进行“形而下”和“形而上”研究成果中的营养，但是，文化哲学并不是一种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部门哲学，而是以对文化研究为契机，通过对文化的透视和把握进而以此为基点和视野，对人类的自身生存及其生存的世界做出新的理解的哲学观念。文化哲学的特点在于不以寻找世界始基和建构严密理论体系作为理论追求目标，也不仅仅满足于对世界做出某种一般性的解释和说明，而是把关注的重心指向人的现实生存，力求给人的生存活动提供智慧和现实关怀。文化哲学把对人的理解定位于具有文化创造活动的存在，认为人生存的世界是文化世界、人的历史是人的文化发展史。文化哲学理解的文化与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内涵不同，前者认为文化从包含的对象和范围而言是指人类历史创造的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的一切非自然存在物，就本质而言，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的凝固，是历史创造活动的积淀和延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哲学与当代实践哲学、历史哲学等哲学流派具有共通性，不做严格区分甚至可以将这些哲学范式相等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为轴心和起点发展起来的，而马克思哲学的变革正是从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这一层面上进行的，因此，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必须牢固地把握这一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置于文化哲学这种范式的理论视野之中。如果依然用一种马克思所超越的本体论哲学范式去理解马克思哲学，进而在这样一种视野中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旨趣和发展方向。

二、马克思哲学的文化哲学品性

由于人们对哲学范式和对文化概念内涵理解的差异，导致人们对文化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充满歧义和误解。人们或者把文化哲学斥之为“文化本体论”、“文化决定论”而加以拒绝；或者把文化哲学理解为部门哲学，把其与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部门哲学相提并论等同视之。在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思维范式之下得出上述结论并不奇怪，然而，这与文化哲学的本意相差甚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置于文化哲学的理论视野之中，其理论根据在于马克思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一致性或同质性，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运用文化哲学这一概念。

首先，从马克思哲学的外在形态看，马克思哲学具有文化哲学品性。文化哲学与传统思辨哲学、意识哲学不同，它不把构筑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的“完整知识体系”作为理论目的。从马克思对哲学的一贯理解上来看，他对纯粹的形式化的、思辨的、体系化的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独立的哲学”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并非仅仅体现在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国家哲学、法哲学的批判当中，而且也决定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形成的品格追求。他坚信，“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1]马克思深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具有体系化的特点，指出，“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2]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发展的确是通过哲学家们构筑哲学体系的方式传承的，但这不是哲学存在的根本。哲学的根本在于对现实给予具有针对性和切中时弊的批判。虽然“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3]但是，我们也不能期望黑格尔的哲学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这种体系化的思辨哲学往往对彼岸的事物给予解答。受这种理念支配，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在一生中并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像教科书一样的哲学著作显然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马克思哲学在存在形式上的特点与风格与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西方传统哲学所追求的风格的确不一致，这是我们正确对待和理解马克思哲学尤为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和今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把哲学的本质特征定位于外在的形式，或者以是否体系完整为标准去取舍哲学和评判哲学的优劣是非，就会对马克思哲学作出极为错误的评价。我们切不可用另一种看似完美无缺的理论体系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而要把对马克思哲学研究发展的注意力放在“非体系化”上，这样更符合马克思哲学自身的特征。马克思要超越的是“纯粹的哲学”，即几千年来人们信奉的，由哲学家们构造出来的体系化的哲学、书斋哲学等。如马克思指出：“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马克思要反对的哲学正是这种形式化的、以知识化面貌出现和存在的哲学。

其次，马克思哲学在哲学的使命和功能上具有文化哲学品性。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意识形态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换，即由原来神学占主导地位变成了现在由哲学占主导地位。在马克思看来，“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4]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德国当时的哲学水平，满足于以“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为代表的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认同和接受。相反，他认为自己所创立的哲学不同于保守的“意识形态”，而是真正哲学——为历史和现实服务的，对尘世这种“原本”批判的“实践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哲学应该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哲学领域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一切领域里进行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哲学批判的目的在于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其中，哲学这个作为现实的观念上的构成部分也最终被一并消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对马克思而言，消灭哲学并非是简单地抛弃哲学，而是要超越旧的哲学，其中包括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哲学。在此，马克思强调了自己的哲学与旧哲学之间的重要区别。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马克思指出了旧哲学的局限性在于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这一目的，在他看来“改变世界”才是哲学的最终使命。只有当整个现存社会和它的经济基础在实践上完全被推翻、这种意识在理论上全部被取消和被废除的时候，这一斗争才会结束。在此，马克思强调了作为理论的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功能及其重要性，认为革命离不开理论的先导作用。

第三，马克思哲学在强调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现实性上具有文化哲学品性。在文化哲学看来，哲学是人类的理性事业，它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特征和普适性，但是，不同的哲学也总是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或民族特征，这些特征正是哲学的某种文化内涵。马克思哲学特别强调其时代性、民族性和现实性，并把这种特性作为区别于传统哲学的标志之一。马克思明确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6]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立根于时代的现实，真正在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反映现实、批判现实、推动社会变化和进步的哲学才是有益的。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与时代、现实结合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建立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的哲学、双脚扎根大地的哲学才是有用的。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7]事实上，马克思一生的哲学发展轨迹也印证了他对哲学的追求和承诺。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人的现实生存作为关注的对象并对其进行批判的哲学。

第四，马克思哲学在立论基础上具有文化哲学品性。马克思哲学是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上产生的，但是，马克思哲学突破了旧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范式，而把哲学的重心转向了人的社会历史领域，把哲学的旨趣定位于人的生存活动。首先，马克思主张用实践的观点理解人的本质、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认为人是在劳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8]人是自为的存在物，即在自己的文化中表现自己。因为，“正像一切自然存在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9]同样，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10]这说明自然界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界，而是打上了人的文化烙印的“人化自然”，那种“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1]其次，马克思通过剖析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揭示了人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发展，这种哲学分析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哲学方法。马克思强调要“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活动。”[12]而对象化的活动是一种感性的、现实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不仅“生产人本身”，而且还会生产出一个感性的、现实的、物性的“文化世界”。从马克思的一贯立场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实践活动和文化世界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十分紧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一体二维”的关系。从逻辑上看，实践活动主要强调人的感性、现实性、创造性特征，而文化世界或文化模式主要强调作为对象化结果、实践活动结晶、人的生存方式、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机理等。从动态互动关系上看，实践活动与文化模式互为条件不可或缺，没有人的感性的物质和精神创造活动，就不会有人的生存；没有立足于文化世界的实践活动，人的活动就将降为动物式的本能活动。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如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分析、资本和商品分析、商品拜物教分析、东方社会理论提出等几乎所有的哲学观点都是立足于人的文化世界的。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础可以看出，其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同构关系。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着力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文化哲学理论视野，从文化哲学范式层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和理论品格，有助于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着力点和基本方向。

首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既不体现在建构一劳永逸的哲学体系，同时也不体现为回到马克思文本中寻求现成的答案。因此，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标准并不应以是否建构某种哲学理论体系为标准，也不应以对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文本的阅读和诠释的多寡为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征在于强调哲学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给予关怀，通过对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存在形式上与以教科书形式或语录教条式的理论哲学存在张力，而且在哲学功能上亦与只满足于对世界和现实作出一般性解释的意识哲学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在于对现实进行批判，从而达到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不会因为这种哲学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文化存在一定的历史间距而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体现为一种对当代文化精神做出深入细致的批判和回应的文化批判精神，这种哲学立足于人的文化世界，从文化模式和人的生存方式、生存境遇入手对人类社会进行批判，而不再把目光指向抽象的自然界、人性等远离人的生活世界的玄学问题。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本方向不应定位在建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而应该创建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分体现出马克思哲学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的个性化化哲学和充满诗兴智慧的哲学。

其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着力点应该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从文化哲学审视马克思哲学会发现，马克思哲学是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时代精神精华。这种建立在对现代西方文化批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精神对中国当下的社会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价值。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借鉴，而作为现代工业文明文化精神体现的马克思哲学对中国社会转型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中国社会当下的重要历史任务是重塑文化精神，即用以理性和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文化精神、思维方式、价值体系代替以情感、经验以及等级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精神、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新的文化精神是建立在对旧的文化精神的彻底批判基础上，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自觉批判。人类发展进化的历史证明，从总体上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这种决定关系并不是一种机械的、自然关系，需要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加以变革才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需要先进的理论和哲学的指导，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的文化传统的批判。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焕发出青春活力的基本途径在于使体现为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精华的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加以融合。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文明国家，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了非常发达的农本社会文化精神，而且这种文化精神仍然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仍然作为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的潜规则而存在。中国的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始终遭遇以农业文明文化精神为根基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顽强的对抗。这种对抗总体上表现在以经验对抗理性和以人情对抗法治和契约，这种对抗在政治体制上、经济体制和日常文化生活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在精神性维度上，我们同主体精神、个体意识、科学精神、自由观念、民主意识等并不陌生，但是，这些理性化的文化精神远没有在我们的个体生存、公共生活、社会运行和制度安排中作为本质性的机理和规定性而扎根，事实上处于一种‘无根的’浮萍状态。”[13]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文化精神并没有生成和扎根，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的、深入的文化启蒙。作为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哲学本身体现了现代性的核心理念，它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精神具有极强的批判性，通过这种批判中可以在中国催生出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用马克思哲学思想指导我们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科学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契约精神、尽职精神、自律精神和法制精神。中国的社会已经建立起商品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种经济体制若发挥作用必须建构一整套的与之相匹配的文化精神，使从事商品经济的主体具有与这种体制相适应的精神气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

[2]同上第219页。

[3]同上第8页。

[4]同上第2页。

[5]同上第57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220页。

[8][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326页。

[11]同上33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13] 衣俊卿：《现代性与文化阻滞力》，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7页。

 

（原载《理论探讨》2007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