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理论贡献，并且与我国现实社会活动息息相关。之所以争论较多，就在于理论自身的特点和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差异以及这种理论始终被实践活动所“修正”。因此，如何准确把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内涵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就成为学术研究的起点和落脚点。事实上，唯物史观自从其创立那天开始，就决定了其自身的命运。这种理论并没有像人们接受自然科学原理那样被普遍接受并深信不疑，也没有成为解决复杂社会历史问题的“万能公式”。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命运就更为多舛，先不论理论自身怎样，仅就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而言就极为特殊，因此，如何从苏联教科书体系理解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日本马克思主义文本考证研究模式中确立自己的研究模式，就必须回到马克思通过语言文字所表述的“文本”，即唯物史观的“经典——理论文本”，就要正本清源和甄别原创和他人的诠释。毋庸置疑，从马克思“经典——理论文本”，特别是从比较晚近发表的“文本”入手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一个半世纪以前留下的理论形态的“经典——理论文本”还远远不够，还必须重视另外两个“文本”：一个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即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时代主题以及西方文化背景等，可以称作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现实原本”；另一个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应用的对象，即中国社会的具体状况，可以称为唯物史观的“实践——对象底本”。相对于“经典——理论文本”研究而言，对其余两个文本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理论研究的深度和水平。

一、“经典—理论文本”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下很大力气去研究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理论形态的“文本”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必要的现实问题。单从“经典——理论文本”引进方式和表述形态上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情况比较复杂。首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经过日本、苏联从欧洲传播过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得到的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深受苏联理解和研究模式影响。这种传播的方式和过程难免有文献编辑整理时信息丢失和遗漏问题。由于包括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俄国思想家们对马克思思想理解上造成的意义偏离等问题也在所难免。为了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有必要回到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其次，我们还受到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模式的影响。这些研究模式和成果无疑对我们加深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有所帮助，但是，他们的研究同样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文本”研究。为了从理论自身的正本清源，有必要在“经典——理论文本”上下一番功夫。

第一，要明确研究唯物史观“经典—理论文本”遵循的基本原则。首先，要注意区分哪些是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哪些是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论述，哪些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体会和发挥。在唯物史观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往往过多地停留于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论述和理解上，对他们的文本研究较多，而对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研究较少，因此，要加强对马克思本人特别是要对包含重要思想的早期著作的研究。其次，除了研究马克思已经公开发表的著作外，还要对那些未公开发表的读书笔记、手稿和书信等文献进行研究。第三，力求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把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表述和基本理论内涵结合起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是在清算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历史观和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进行哲学反思过程中提出和确立的，而且把唯物史观当作一个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后来的实践和理论活动。正如他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我所得到的、并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1]事实上，唯物史观思想早在1845年秋—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有明确的表述，但是这部重要著作到了1932年才第一次全文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非一经创立就变成教条和万能公式，而是始终面对现实的实践活动和丰富的人类历史现象的。马克思晚年的视野转向西欧之外的俄国、印度、中国时，马克思开始反思他的以西欧社会历史为基础总结的唯物史观理论的全面性。

第二，要充分吸收、借鉴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和取得的成果。以往我们主要局限于对苏俄理论家们的经典文本和研究模式的解读和借鉴，今天还要参考西方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等流派或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这有益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对新的国际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阅读和研究，对西方的文本学、文献考据学的借鉴都会加深对唯物史观的研究。

第三，研究“经典—理论文本”的目的在于弄清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回到马克思的“文本”，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弄清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分别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他的核心思想是：首先，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时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入手，而不是从人们的观念入手，研究社会问题要从“市民社会”入手，而不是从国家入手，应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其次，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人的交往方式进而决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再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大体上看，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等几个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过程。

二、“历史—现实原本”与唯物史观的现实基础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特别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现实的社会状况的重要性，强调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理论、意识形态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否则这种哲学就是空洞的说教与实践无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特别强调了“尘世”与“天国”、“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原本”与“副本”之间的关系，指出德国哲学的原本就是德国的现实，德国哲学和法哲学是这种现实的副本，“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2]。就此问题，马克思有过许多精彩的论述。例如：“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的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的‘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德意志的表现，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3]在此，马克思深刻指出了人们在对待各种“经典—理论文本”时必须要了解文献产生的社会历史前提，而不能把那些在某一国度里产生的文献、理论当作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简单的照抄照搬。马克思还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不懂得理论联系实际的德国哲学家，指出，“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这种掌握，就像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在马克思看来，正如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而德国哲学家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4]“这种在法国人的原著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5]

 马克思关于“法国文献”与“德国现实”关系的分析对我们今天研究唯物史观具有重要启示。无论是从时间间距还是从文化、民族差异去看，在我们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时，必须对产生这种理论的“历史—现实原本”给予应有的重视，否则就难以发现马克思唯物史观自身的西方文化特征和这种理论的时代性、针对性。

 唯物史观的“历史—现实原本”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创立所依赖的“底版文本”，即马克思唯物史观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基础。这个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从宏观上看是马克思所处的文化背景或文明体类型，即由“两希”精神和罗马法制精神为支撑的西方历史文化；从微观上看是19世纪前后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情境，具体而言就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后半叶，法国的大革命及其留下的思想理论遗产对整个欧洲的影响、英国工业革命后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以及人的生存状况、由启蒙时代、改革时代、复辟时代、统一时代、工业化时代、英雄时代等构成的德国社会现实。马克思的理论前提是西方文化传统，批判的对象是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史观，理论面对的是西欧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对这个“历史—现实原本”分析，可以发掘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些主要特征：他的历史观深受历史进步论影响；他对无产阶级的同情深受西方特有的弥赛亚精神和普罗米修斯精神感染的结果；他所依据的历史原本是典型的西欧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他所考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约关系主要是当时最发达的英国17世纪之后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他用于审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标尺是以欧洲为标准的，等等。不深入了解这个理论产生的“原本”，就难以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历史缘由，难以准确把握这种理论所针对的批判对象和理论自身的着力点，就难以体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就难以看清跨文化比较视野下所显现出的西方文化特征与中华文明之间的显著差异。

事实上，历史观是对一个民族、国家自身历史发展的反思和体悟中形成的，在西方有基督教神学历史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等。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也十分丰富，其中有复古史观、循环史观、进化史观、变易史观等。每一种历史观的提出都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都有其相对特点和时代特征。发掘和解读唯物史观的“历史—现实原本”就是要充分认识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现实基础以及因此而具有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并非天才头脑中的灵感和启示闪现，而是来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唯物史观不是固定不变的绝对真理体系和教条，而是一种带有特定历史时代、特定民族文化特征的历史理论；充分认识到马克思是在为解决德国乃至人类现实问题时创立的，而非为了建构某种历史理论体系而为的；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思想发生转变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中创立的。

总之，时刻清醒地认识到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是马克思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今天正确看待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其产生这种理论的“历史—现实原本”关系的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如果撇开理论产生的原本和基础，就会重蹈青年黑格尔派覆辙。因为“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布只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6]所以马克思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7]历史上，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苏联早期布哈林等人的“机械决定论”、中国共产党早期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等都是不考虑唯物史观产生历史文化背景而教条理解唯物史观的典型事例。

三、“实践—对象底本”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

    对唯物史观研究目的在于把握一些基本的原则并用于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但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书斋中的学问，而是一种指导社会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面对它的指导对象才具有意义。同时，马克思唯物史观也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如果不深入到“实践——对象底本”，就难以创新和发展，这种理论就难以有效指导人们的现实活动。

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所面对的“对象底本”就是马克思的“幽灵”所“附体”的地方。这种“对象底本”可以有许多，如俄国社会、日本社会、欧洲社会、中国社会等。在中国当下从事唯物史观理论研究，“中国底本”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底本就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境况。这种“实践——对象底本”广义上讲是自近代以来的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狭义上讲就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和存在的社会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世纪之交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唯物史观研究如果不能直接面对中国社会现实境况（大致包括：地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状况、人口数量与结构、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能力、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社会的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和舆论监督、公民的日常生活与宗教信仰和舆论自由状况、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与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教育水平与国民素质和精神面貌、对外交流与对外贸易状况、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与世界地位等现实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给予分析和指导，仅仅停留于对唯物史观的“经典—理论文本”文献考据、学理分析、体系建构、寻章摘句等活动，仅仅停留于对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现实原本”追本溯源式的研究远远没有达到目的。如果理论研究不能面对当下的情境，即“实践——对象底本”，就会使理论研究变得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成为一种纯粹的经院式的“解经学”和“诠释学”，这种研究只能在象牙塔的书斋中、少数学者的头脑中，唯物史观的理论能量就难以发挥，唯物史观的理论之树在中国大地上就会水土不服而枯萎，一种貌似“万能的公式”就会成为无人问津的致有观赏价值的艺术花瓶。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创新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限于理论自身的发展和创新。这种发展和创新主要是从理论视野的拓展和理论资源的借鉴加以展开的，通过把相关的理论资源嫁接和补充到马克思唯物史观之中达到创新目的。面对理论自身的创新追求的是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洽性，这种创新来得相对比较容易，只要逻辑的起点、公设合理，结论就会合理。但是，这种创新的理论往往于事无补。另一方面实在实践中实现理论创新。在理论运用到实践之中时，在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时对原有的理论作出修正、补充、拓展、创新。这种理论创新的核心问题是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就是到理论应用的对象，即“实践——对象底本”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丰富多彩的、靠聪明的头脑无法想到的、活生生的问题中去，在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时开展理论创新。

回到唯物史观的“实践——对象底本”，回到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境，现实的问题就会自动的逼迫理论创新。运用唯物史观思考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可以抓住两条线索：一条是现实与传统线索，可谓“历时性”维度，即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在适当保留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的问题。这类问题是：第一，判断中华民族、中国现实社会、国家当下的历史方位、历史道路、历史阶段等问题；第二，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方向，以及发展的阻力、制约因素等问题；第三，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政治结构、文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等问题。第二条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民族、国家历史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发展历史的比较线索，可谓“共时性”维度，即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民族、社会、文化横向比较。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中国的民族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异同问题；第二，中国的道路、发展模式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的异同问题；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与中国社会的道路选择问题；第四，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是什么，时代的总体特征是什么。上述思考线索和问题的提出既是唯物史观指导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些需要新的唯物史观理论给予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与马克思一个半世纪前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生态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科学技术负面后果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国际贸易问题、宗教信仰问题、文明差异和冲突问题、发达与落后问题、中心与边缘问题、跨国企业与国际金融资本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殖民问题等都远比当时复杂；每一个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也更为复杂；决定社会历史的因素也更加丰富。这些问题需要理论创新。同时，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变、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等多重转变叠加期，是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交织发生的非常时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复杂性、困难性是世界罕见的，用原有的教条是无法解决的，必须对唯物史观进行创新。

总之，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中应注意兼顾三个“文本”。离开对“理论—经典文本”的解读，就有可能以讹传讹，从根本上偏离马克思思想本意和基本理论内涵，从而走上非马克思主义道路。离开对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现实原本”的研究，就有可能看不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从而把唯物史观视为绝对真理体系和解决问题的万能公式。如果不客观面对 唯物史观的应用对象——“实践——对象底本”，在实践中就难免会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错误，从而遭受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人民出版社,第3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2002年，第2版，人民出版社,20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人民出版社,第299页.

[4]同上，第299页.

[5]同上，第29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人民出版社,第66页.

[7]同上第67页。

（原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