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个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宝库，可以从多个视角发掘出有价值的理论瑰宝。毋庸置疑，我们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也应该看到，我们的研究更多局限于历史、经济、哲学、政治等领域或层面，很少把马克思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加以对比研究，即便在这方面有所涉猎，也仅局限于马克思如何对基督教进行批判层面。然而，在西方理论界，这种研究却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或理论视角。它是与对马克思进行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研究并列的另一个重要理论维度。马克思的思想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思潮还是作为一种由其思想引发的政治运动对包括蒂利希、布洛赫、别尔嘉耶夫、古铁雷斯、朋霍费尔、洛维特、默茨等在内的20世纪西方有神学背景和渊源的哲学家们的影响都极为深刻。尽管他们的理论归宿不同，甚至有人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是，他们或者曾经是崇拜马克思的虔诚信徒，或者曾经对马克思思想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或者把马克思思想意蕴融化和渗透在自己的哲学、神学思想里。在上述思想家中，蒂利希一生的政治活动、哲学和神学创作活动都伴随着马克思所兴起的风云激荡的历史洪流度过。他除了把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原则贯彻到自己的理论中之外，还力图把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思想进行理论对比分析，试图以基督教神学为准绳对马克思思想加以定位，其目的在于把马克思思想综合到基督教神学之中去，进而证明基督教是一种关于人类及其历史的永恒真理。诚然，我们无需同意蒂利希等人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但是，蒂利希等人的这种对比分析无疑会拓宽我们对马克思研究的理论视野，对调整我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方式也有所启发。

一、“真正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具有一致性

由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以及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的多元化，因此，大凡严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要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事先加以界定。蒂利希首先区分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异同。在蒂利希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必须加以严格限定的概念。他反对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根本区别。他强调指出，他“所谈的“马克思主义”，不包括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也不包括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而仅仅是指真正存在于马克思本人的活动和思想中的力量”。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崇尚社会正义的运动，它反对保守的政治制度和基督教僧侣的统治，”[1]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东方专制主义形式”和“在俄国亚洲传统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改造”。[2]并且指出，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具有一致的地方，而假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与基督教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斯大林主义与基督教没有一致性的原因在于：“基督教肯定而斯大林却否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基督教肯定而斯大林主义否定审判要公正，证据要确凿”；“基督教希望从人的内心深处治愈每一个人，而斯大林主义则企图通过恐怖手段毁灭每一个人的人格中心，将人变成物”；“基督教肯定自由是一切精神创造性的必要前提，斯大林主义则使精神集体化并把它束缚于事先确定的模式”。[3]而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一致的地方表现为对人及历史的观点上。其次，蒂利希认为，早期马克思思想与其晚期思想不同，只有其早期思想与基督教具有一致性。在蒂利希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并非所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都与基督教具有一致性。为了对马克思的思想做出准确定位，蒂利希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阶段划分。他认为，第一阶段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阶段，即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阶段是马克思的晚期著作和受恩格斯著作的影响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第三段是直到列宁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德国和俄国共产主义内部斗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蒂利希认为，把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思想作对比最具价值。这是经常被忽略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故意掩盖的一个阶段。他认为，如果不对此加以对比分析，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现实和根据。在他看来，马克思对整个20世纪全世界具有影响的真正秘密就在于此，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有重要关联就表现在其早期思想中。他认为，“在马克思的早期发展中有两个决定性的基本思想：他关于人的概念和他关于历史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显示出与基督教对人和历史的解释有明显的一致性。但这两个概念同时也展现了与基督教的对立。”[4]正是这种对立，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从最初的统一走向最终分裂。

二、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基督教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人观与基督教人观具有内在关联。蒂利希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不仅表现在早期著作中，而且也隐含在他的全部著作甚至最后的著作中。这一概念通过人的自我异化(alienation)和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概念得到了最简明的阐述。马克思关于“人事实上不是它本质上是因而可能是和应该是的那种东西；它已与自己的本性相疏远。”[5]的论述表达了他对人的基本看法，这是马克思人观的核心思想。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首先，人作为它本质上是的人；接着，经过资本主义人被异化和非人化；然后，人反叛自己的非人化；最后，在将要来临的无产阶级社会中，人再次成为人本质上是和应该是的那种人。”[6]马克思的这一逻辑取自黑格尔而起源于先知性的基督教传统的“疏远化”概念之中。在马克思看来，“疏远化（estrangement）是工业社会一切集团的命运。”[7]

蒂利希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在人观上的相似性根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与马克思的“异化说”的相似性。“原罪说”的基本内涵在于：最初的、上帝创造的人是清白无罪的，人由于背信上帝的教诲而与上帝失和，从而堕落为“罪人”，最后又因皈依上帝得到救赎而重新成为“义人”——“清白人”、“释罪的人”、“获救的人”。其逻辑结构为：清白人——罪人——义人。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基本结构为：本质应该是的人（自由的人）——分裂的、陷入困境的人（异化的人）——获得解放的人（重新回到自由的人）。蒂利希对“罪”与“异化”概念作对比研究后指出，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基督教“原罪说”的当代表现形式。

蒂利希认为，马克思的人观与基督教人观之间又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基督教概念中的“堕落”是普遍的，马克思的“疏远化”则仅限于一个特定的时间阶段；基督教关于乐园的象征—人的获救是超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的共产主义—人的彻底解放的象征则是历史的；马克思看来有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可以克服疏远化，而基督教看来，每一个社会集团都需要救赎，不存在有能力解救自身和他人的特殊集团。基督教把一切人都置于审判之下，而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具有豁免权。基督教不承认有任何例外的人存在，她始终谴责和怀疑自己建造的一切；马克思设想的是可在历史中予以克服的异化，而基督教看到的则是超历史的堕落。这种堕落只有通过弥赛亚的出现才能超历史地予以挽救。

马克思思想与基督教在“历史观”上有内在关联。蒂利希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建立在他的人观基础上的，他对人的解释决定了他对历史的解释。马克思历史概念根本特征在于“他力图用历史的观点来理解自然而不是用自然的观点来理解历史。”[8]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是历史主义的而不是自然主义的。马克思强调了人的历史性，他从人的历史地位中引出对人来说是“自然”的那些性质。他不承认自在的自然，仅仅承认自在的历史，即人类生产的历史。通过它，人成为自己所是的这个样子。

蒂利希认为，基督教关于乐园、关于背负着诅咒的人类历史、关于在时间成熟之时对天国的接近、关于在新的大地上建立上帝之国的象征等方面内容都充分说明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基督教的历史观之间的相似性。但二者之间也具有差别：首先，在马克思思想中，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被想象成直线的，所有三个阶段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处在一个水平面上。而基督教的解释则可以比作一条平滑的曲线，这条曲线产生并复归于超历史性的东西之中。先知看到的不仅是平面的直线或者曲线，而且还把历史看作具有垂直的维度，即在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时刻，都有一个神圣的目标在等待人去实现，上帝时刻注视着人的一切活动，即末日审判的时刻。同时，人进入天国和极乐世界也时刻也在进行，并不是一个永久的最终的期待。在蒂利希看来，这一点恰恰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一点。其次，基督教观念中的“堕落”是普遍的、永恒的，而马克思观念中的“疏远化”则仅限于一个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时间阶段。基督教认为，救赎的力量“垂直地”进入历史过程而不是这一过程的产物。马克思则认为，有一个社会集团，即无产阶级或先锋队可以克服疏远化。无产阶级被豁免了这一审判。基督教不承认有例外，反对一切自己创造的观念形态，并始终将自己置于这种怀疑之下。第三，基督教中关于乐园的象征是超历史的，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象征则是历史的。基督教的乐园只有在天国才能够实现，而共产主义在人类的现实历史活动中就可以实现，尽管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没有准确的时间表。

马克思的“解放观”与基督教“救赎观”之间的关联。蒂利希以基督教“救赎观”为标准对马克思的“解放观”做出了对比和指摘。首先，蒂利希认为，无产者作为“救赎者”缺乏“合法性”和将导致不良后果。指出，无产者具有双重性，它既是救赎者，又是被救赎的对象。因为，无产阶级“既是最深刻的疏远化的承受者，同时又是真正人性对疏远化的抗议者。无产阶级既是救赎者，又是最需要救赎的人。”[9]其次，蒂利希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苦难即异化状态，是被限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而且是一种可以在历史中予以克服的异化，而基督教看到的，则是一种超历史的堕落。只有通过弥赛亚的出现才能超历史地予以挽救。而弥赛亚既不等同于无产阶级，也不等同其他任何人类集团。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这种地位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在解放过程中流落为“广大的群众”成为完全被救赎的对象；另一方面使无产阶级与广大的群众分离，使其成为先锋队。但是，尽管先锋队在革命的过程中可能要比群众付出的多，但是，一旦革命取得成功，先锋队就会失去其本色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群众的对立面—官僚阶层。总之，蒂利希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基督宗教从超越时空、超越历史有限性的永恒立场上来看待人类的处境和历史，人类有限和有罪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表露无遗，认为只有基于宗教永恒性才能觉察个人的无限尊严；换言之，有限的“罪身”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升至无限的永恒──个体彻底的解放，而这种解放又是在个体生命的展开历史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则通过从宗教批判到社会批判的范式转换，把人类生存处境完全置于具体时间中加以说明，因此，他只求建立在时间中的社会组织，一旦确信自己发现了历史真理，就试图用一切（甚至暴力的）手段来加以实现，即使这些手段会无视人的尊严也在所不辞。

此外，蒂利希还从其它层面或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例如，把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都当作一种“历史预言”或“历史乌托邦”；把马克思所发动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作是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相并列的人类历史上的三次最为壮观的乌托邦运动进行对比分析等等。他认为“最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性的末世学，一种批判与期望的运动，在许多方面类似预言。”[10]并认为，神学预言与马克思的历史解释之间明显的结构相似，这也是神学“欣赏”马克思的主要原因。

三、蒂利希等人对马克思思想神学阐释的价值

其实，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界，把马克思思想与基督教融合来创立新的神学理论也并不难见，宗教社会主义、解放神学、政治神学、世俗神学等理论中都渗透着马克思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从基督教神学视角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阐释也不止蒂利希一人。别尔嘉耶夫耶夫曾经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做过对比，指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之所以特别地活跃、特别地影响巨大，是因为它具有宗教的全部特点。” [11]他更加注重外部特征和笼统意义上的对比，没有对真正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做严格区别。相比之下，蒂利希的对比分析则是从思想观念内部和严格意义上进行的，从学理上看其对比分析更加理智、严谨和深刻。洛维特在分析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后指出，“《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全部历史程序，反映了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式，即历史是朝着一个有意义的终极目标的、由天意规定的救赎历史。”[12]显然，洛维特是在对体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进行文本解读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他更加注意从马克思的文化传统去分析其理论特征，他就此指出，“只有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意识中，全部历史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种观念背后的现实的推动力是显而易见的弥赛亚主义，它不自觉地根植于马克思自己的存在之中。植根于他的种族之中。即使他是19世纪的自由的犹太人，是坚决反宗教的，甚至是反犹太主义的，他也还是一个受《旧约》局限的犹太人。”[13]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与其犹太教传统紧密相联的。

当然，我们无须全面接受或赞同蒂利希等人的观点和结论，因为蒂利希等人对比分析的目的在于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中加以把握，把马克思看作是基督教文化精神的现代表现，进而证明基督教所包含的信息具有永恒价值，因而，在分析和论证时难免有失偏颇。同时，从他们的分析视角和理论深度上看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对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异化理论、实践哲学等还缺乏全面深刻的把握。如果拓宽一下理论视野，把蒂利希等人的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一对比，就会更清楚地看到其局限性。仅从学理上看，20世纪初肇始于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对马克思的研究所达到的理论高度、细致程度和理论境界要远远高于蒂利希等人的理论贡献。事实上，马克思对人的理解的核心是人的现实生存及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把人类的历史进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都归结为人的彻底解放——“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建立。马克思的理论重心既不在于对人的异化处境的描述和揭露，也不在于对人类美好未来的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在于对人的解放道路、解放手段、解放主体的探索上，马克思关注的是“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的任务放到了人自己身上，而没有到天国中去祈求上帝的拯救。如果说马克思思想与神学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思想对基督教神学的彻底革命和根本超越。

但是，应该看到，蒂利希等人对马克思思想的神学阐释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其结论本身，而在于这种对比分析本身。这种神学视野下的研究代表了对马克思研究的一个维度。这一维度与把马克思结论神圣化、绝对化的教条主义态度，与把马克思思想当作方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态度，与对马克思思想作结构主义[14]等研究的各种维度都有所不同，它构成了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哲学维度，即注重于马克思思想的文化传统研究。蒂利希等人的这种对比分析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以及改变我们多年形成的对待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思维定势、问题意识、思想境界是有益的。

首先，蒂利希等人对马克思思想的神学阐释，有利于拓宽我们对马克思思想来源的认识，加深对马克思哲学变革意义的理解。在以往关于马克思理论来源问题上，我们大多只局限于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考察上，在谈到德国点哲学时也仅仅追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不敢越雷池一步，谈神色变。这样就忽略或掩盖了基督教神学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影响。的确，马克思一生对基督教神学作了最为深刻的和彻底的批判，但是，这并不等于、也不能够说明作为西方传统文化的基督教对马克思思想没有影响。正如尼采是基督教神学的叛逆一样，尽管他对基督教给予无情批判，但在他的“超人”中也无法消除上帝的阴影一样，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也无法消除基督教文化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仅就从上述三大理论来源上看，无论是黑格尔，欧文、付立叶还是亚当斯密，这些人的思想和行动都渗透着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而且在他们的理论中也深深地打上了神学的烙印。绝对精神与上帝观念；社会主义与天国、乐园观念；经济行为的和谐与天意观念之间都有着某种无法割断的思想渊源。因此，如果把马克思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文化加以绝对的割裂，无疑等于把马克思与整个西方的文化传统彻底地割断了，马克思思想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非西方文化的产物。同时，如果不以马克思与基督教神学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为前提，就无从得出马克思哲学的诞生是一次深刻的哲学变革的结论。马克思思想的伟大意义恰恰在于他所实现的是哲学革命和文化革命，其标志是其思想与基督教神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实现的不仅是哲学革命，也是神学革命。马克思哲学是现代工业社会文化精神的真正体现：既批判基督教神学又批判技术理性；是人本主义和实践哲学的结合；是理论革命与现实革命的结合。

其次，蒂利希等人对马克思思想的神学阐释，有助于我们看清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问题。中国社会选择马克思哲学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马克思哲学自身特征双重因素决定的。一种外来的哲学如能够长久生存下去，必然要经历本土化、处境化——中国化的过程。伴随历史环境变化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哲学中的暴力革命，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利益冲突等表层结论失去直接的理论对象后，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成西方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的关系。这种视野下，两种文化的差别、张力、甚至不和谐就会愈发显现出来，而且这些问题将成为未来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蒂利希等人侧重于理论本身的渊源关系和文化传承关系的对比分析，从学理上揭示出植根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马克思思想与其文化母题——犹太教—基督教的“谱系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总体特征——那种与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迥异特征。事实上，马克思的人观、历史观、解放观、自由观、价值观、自然观等都体现出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只有明确这一基本前提，才能够使我们避免因情感冲动和盲目信仰造成的理论混乱和错误判断，我们才有可能全方位了解马克思思想，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过程克服一些浅薄流俗之见。

第三，蒂利希等人对马克思思想的神学阐释，有助于我们调整马克思研究的路径，改善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在近20年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我们逐步从苏联教科书体系中走出，经历了从原理到经典著作、马克思哲学史，再到西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过程。总的来看，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正逐步全面和深化，总体上形成了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研究路径：第一种是文本学研究。这种研究的确可以消除以往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或“错读”以及“以讹传讹”的弊端，但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分析目的论”的影响，因此，与此相关的“回归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的理论诉求就难以从根本上实现。第二种是价值学研究。这种研究的优点在于可以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去发掘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消除“字句主义研究”的弊端。但是，这种研究容易脱离文本和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把非马克思的哲学强加给马克思。第三种是文化哲学研究。这种研究可以超越单纯文本学或价值学研究的不足，超越马克思哲学的一些具体结论或原理，把马克思哲学当作一种文化精神加以对待。这种研究追求的是马克思思想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所体现出的根本特征和基本原则，从而消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等弊端。不容回避，各种研究路径都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是，对马克思哲学作文化哲学研究的趋势和持开放的态度却不失为一条较为理想之路。因为“回归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的根本归宿是回到马克思产生的文化母体之中，最终要从东西方文化的视野中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同时，作为一种西方的、外来的哲学其价值只有在与本民族的哲学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对比中才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只有坚持开放性和批判性原则，消除“意识形态幽灵”、“形而上学怪影”、“文化认同障碍”、“中国语境藩篱”、“东方文化独断”等一切不利因素的干扰和羁绊，才能够更加全面深入。蒂利希等人对马克思思想的神学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马克思哲学与基督教文化母体之间的内在关系，无疑为我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典范。

【注 释】

[1]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上海.1999年版第527页.

[2][3]同上第51页.

[4][5]同上52页.

[6][7][9]同上第53页.

[8]同上第55页.

[10]同上第221页.

[11]别尔加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2000版第87页.

[12]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三联书店．北京．2002版第53页．

[13]同上第52页.

[14]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重庆出版社．重庆．1993版．

 

（原载《求是学刊》2004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