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模式转换和社会进步上评价，发生在西欧近几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对推动人类社会进化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彻底转型，而且这种区域性的、民族性的社会进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代表了世界历史进化的一般特征。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尚未或正在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民族或国家对西方的现代化的荣辱兴衰、是非功过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的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初露端倪。中外的思想家开始用理性的目光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对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现代性进行审视和批判。本文认为，现代性是西方历史和文化演变的结果，是启蒙精神的内涵的嬗变和升华。只有透过启蒙精神的内在逻辑线索，才能够从总体上把握现代性的内涵，才能够找到西方的现代性危机的内在根源。

一、启蒙精神的基本内涵

透过启蒙运动及其精神把握西方现代性无疑是一条捷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启蒙精神的理解和总体把握。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理性主义是重要的思想来源和价值取向之一。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在对神学批判基础上从根本上恢复理性的主导地位，弘扬理性精神，把理性精神变成人生存的思想根基和行为准则。正如启蒙运动巨擘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勇敢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但是，启蒙运动并非在一般和笼统意义上强调理性，它所提倡和追求的理性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思想内涵，并且，这种对西方传统理性精神的时代诠释和创新构成了启蒙精神的基本内涵：

自律精神。启蒙运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使人从神学权威和教会权威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个人理性和良知的主人和最终的仲裁者；就是要实现康德所说的“脱离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在不经别人指导和无需他人引导的情况下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概言之，就是要弘扬人的自律精神。自律（autonomy）的表面含义就是“自己管理自己”；[2]深层的含义是：人是理性的主体，人有权行使自己的理性；是人的一种能力，是理性与意志所拥有的自己给自己立法的能力；是指人在行使自己的理性时不受任何外在的权威和立法者所代表的“他律” （heteronomy）的限制和束缚；是人的一切真正的自由的基础。启蒙所弘扬的自律精神是与从外部把规范或权威强加于人的“他律”相对立的。他律在当时表现为圣经的神学权威和教会的政治权威对人的精神统治和现实奴役。启蒙所提倡的自律精神就是要使人达到一种境界：一方面不接受没有理性依据的任何信念及其约束；另一方面，人又不能在没有理性支配下“为所欲为”。用当代著名的哲学家蒂利希的话来说就是“任何属于人的本性的东西都内在于他的理性结构中。人是自律的。审美的实现（艺术作品）、认识的实现（科学探索）、在成熟的人格中的个人的实现、在正义的原则中的社会的实现等等所依据的规范，都属于理性，并以在每个人理性之中的自律为依据。”［3］

技术理性精神。启蒙运动并非笼而统之强调理性，而是突出理性的一个层面—技术理性的地位和作用。众所周知，理性（ reason）是西方文化中特别难理解的有丰富含义的概念。社会学家韦伯把理性化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理性分为“肯定理性”和“否定理性”，蒂利希则把理性化分为“普遍理性”（Universal Reason）、“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直觉理性”（Intuitive Reason）、“技术理性”（Technical Reason）等。在他看来，“普遍理性”就是指“逻各斯”（Logos），“逻各斯”被认为是任何被创造物的原则和普遍形式，既在作为整体的实在之中，也在人的心灵之中。其基本公式就是：实在=逻各斯=心灵=话语=理性=人的理性=宇宙的原则。但是，正如蒂利希所言，对西方18世纪来说，理性的“逻各斯”不是重要的概念，批判理性和技术理性则是重要的概念。批判理性是一种充分的、激情的、革命的、以正义原则的名义、着重于人的善良本质。体现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权威教会而斗争。技术理性是在当今占有优越地位的一种理性形式。是那种“把实在分为它的最小元素，然后由这些元素构成其它事物，构成大一点的事物”[3]P431的分析方法。技术理性的力量在于它的分析实在以及由这种分析而构造工具的能力。逻辑实证主义是使用技术理性的典型代表。技术理性强调理性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强调人类都依赖技术理性生活，情感不能代替逻辑。无论是日常交往还是文化创造活动，一刻都不能离开技术理性的作用。批判理性在完成对宗教信仰的批判和革命之后，技术理性就成为在西方现代生活中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理性主义精神。

自然法精神。自然（nature）概念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立论的阿基米德点。在启蒙学者看来，所谓“合乎理性的”东西，也就是“自然的”东西。把“合理的”与“自然的”等同起来。思想家们试图以“自然理性”去反抗和批判超自然主义的“天启理性”，以自然天赋人权观去反对君权神授和人权神授观。自然法是指“理性的规律”，特别是道德规律和认识理性的规律，即“逻格斯”的规律。卢梭，伏尔泰等人都强调自然理性原则，认为理性是自然的，而不是神创的，是人的自然本性表现。他们认为，自然的东西（the natural）指的是“生长（growth）”出的东西，是与规范、法治、制度等人为的文化产物不同。他们幻想有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或“史前状态”存在，认为当下的生存状态是人类文明结出的恶果，因而把人类社会的希望寄托于那种纯粹的自然的田园生活。

和谐精神。启蒙运动的和谐精神是古代希腊哲学中和谐理论的现代阐释，是基督教的天意观的世俗化的结果。启蒙运动思想家最终要强调的是，尽管没有上帝的保佑，没有“神恩”的赐福和关照，人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力量同样可以获得完美的结局，同样能够获得一个完满和谐的世界。现代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等流派的观念是从后一种天意观演变而来的。即相信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从此登上了管理世界的舞台。人们相信无论是宇宙还是现实事物，都有一个统摄的“逻各斯”在背后起支配作用。这种“逻各斯”就是善和完美，就是理性，就是人的智慧所在。另一方面否定一切神秘的直觉和对启示的盲目依赖和信仰，反对上帝对人改造世界进行干预。但是，他们对上帝的否定却是一种不彻底的、有限的否定。这种情结至今还在人们的思想深处保留着，成为西方人在经济、政治、教育等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观念。

二、启蒙精神嬗变出的现代性

作为纯粹时间性范畴，“现代性”并无固定的时代特征。但是，一旦把“现代”放入特定的空间，与某一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结合起来，现代就有了独特而固定的内涵和外延。对西方社会而言，现代既具有特定的时空内涵，又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现代西方历史、西方现代化进程、西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是从不同层面切入西方历史的，而现代性主要是从文化精神和思想观念视角切入的。具体是指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后，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之后所形成的相对于其它时代和其他民族所不同的文化精神。总体上看，这种精神是西方文化中的希腊理性文化精神与希伯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精神在近现代相互整合的结果。具体而言，现代性是启蒙所弘扬的理性精神嬗变和升华。

从思想史看，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所出现的一次彻底文化革命运动，它是前两次运动的成果的继承和总结。尽管启蒙思想家国别各异，表现形式不同，理论视角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在总体上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反对宗教蒙昧主义，提倡理性和科学精神。二是在社会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和自由。用“人性”、“人道”、“人权”等进一步论证和提高人的尊严和自由。从西方思想内在逻辑的演变过程看，启蒙精神是理性主义逐步战胜基督教信仰主义并逐步取代信仰主义成为主导文化精神的过程。与宗教改革运动相比，启蒙运动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深刻的。这种批判不仅揭露了教会的反动本质，而且触动了神学的信仰根基。启蒙运动高扬了作为“神学婢女”的理性地位，并把理性置于启示、信仰之上。理性成为审判一切的法官，以经验和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受到推崇。

启蒙精神对于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现代性是理性主义战胜信仰主义并取得主导地位所形成的文化精神。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是启蒙精神嬗变的结果。现代所主张的理性主义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技术理性主义，而这种对“理性”的独特的价值取向正是源于启蒙精神中的“技术理性”、“自然理性”和“和谐精神”。现代所确立的人本主义原则正是源于启蒙精神所主张的“自律原则”。这种文化精神一方面是西方传统理性精神的继承和复兴，另一方面是理性精神的时代变革。启蒙时代，个人从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平等的人格，自由成为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目标，实践基础上的理性和科学原则成为人的行为准则。

从基督教文化演变背景看，现代性是基督教不断去魅和世俗化的结果。新教的入世主义理想和希伯来精神中的文化资源在西方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任何以一个社会都无法与自己的历史失去联系，相反都是在传统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千年的中世纪所形成的基督教文化精神不会被现代社会所彻底遗忘。基督教神学中合理的、有价值的观念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因而，如果仅从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演变视角看，现代性就表现为基督教由与世隔绝到积极入世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天职观、劳动获救观、现实解放观、合理禁欲主义等“新教伦理精神”。因此，现代性一方面与传统农业社会文化精神，特别是与基督教神学有质的差别，另一方面又与后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为我们今天审视现代性的成败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基本思路。

总体上看，现代性的主旨就是理性精神、科学精神、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平等精神、民主精神、人权观念、博爱精神、契约精神、宽容精神、天职精神、节俭精神、时间观念、金钱观念、财富观念等构成的“价值理念”体系和一种新的“意义世界”。现代西方政治革命如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所形成的《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的共同口号：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就是现代性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标志。概而言之，现代性就是以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精神为支柱所构筑的价值观念体系。

三、启蒙精神与现代性危机根源

进入20世纪之后，在西方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危机已经昭示着西方文化精神的深层危机。启蒙运动允诺的理想目标似乎不是离人们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民主制度本来是自由的保障反而成为限制自由的枷锁；被当作人类自身解放工具的科学和技术反而成为迫害人、威胁人的“弗兰肯斯坦”恶魔；平等和人权已经被权力资本、话语霸权和无孔不入的“知识权力”所消解；博爱成为推行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招牌。因此，西方的现代性弊端受到各种哲学流派的深刻批判。斯宾格勒在20世纪之初就发出了《西方的没落》的警告；存在主义从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入手批判文化危机；吉登斯立足于后现代的西方社会检讨《现代性的后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独辟蹊径，从“启蒙运动的辩证法”这一视角对“神话就已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学”，启蒙使人“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4］的窘境作了极为深刻的批判。马尔库塞用“肯定理性”与“否定理性”剖析现代性危机；霍克海默从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角度对启蒙精神做了检讨；弗洛姆从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角度剖析现代性的弊端；哈贝马斯从合法性危机角度等对当代西方文化危机作了深刻剖析。上述批判对于我们把握现代性危机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他们的批判因局限于当今社会的现实层面，缺乏历史的纵向深度，缺乏对现代性危机做历史根源的发掘。如果换一种思路，把现代性置于启蒙精神的历史演变进程中，从几个维度加以对比，或许能够更清楚地把握现代性危机。

自律精神与人类中心主义。启蒙运动倡导的自律精神是建立在对独断和权威的反叛基础上的，以此为起点的自律精神一方面从根本上承诺了人对自身的责任，把上帝置于一侧；另一方面则带有对他律的革命意向，确立了人自己的权威。自律精神从个体角度提倡个人主义，从群体则提倡团体本位，对人类而言则提倡人类中心主义。从自律作为一种个人规范意义上讲，个人主义、团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自律的表现无可非议。但是，这种个人规范一旦成为“他律” 式的新的他律，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那么，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势必难以协调。民主制度、国际关系准则、人与自然的和睦关系就会成为对人没有约束力的东西。这与自律精神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自律成为一种新的任意性和武断，那么，人就会成为“无法无天”的受意志支配的没有任何限制的自高自大的“超人”。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对犹太民族的迫害，斯大林的黑暗集权统治，追求经济指数的高速增长而不惜破坏生态资源环境的极端行为都充分说明，当代的政治危机、民主危机、人权危机、生态危机无不与启蒙自律精神的极端化有关，是自律精神“独断化”结出的恶果，是自律的异化表现。

技术理性与人的单向度分裂。以技术理性为支撑的现代科学技术在物质文化方面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创建的“丰功伟绩”无可置疑。但正因如此，“唯科学主义”、“技术万能论”、“历史乐观主义”、“文化进步主义”等成为当代文化精神的主流。科学与技术成为一种统治人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技术理性作为哲学理念渗透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对人自身的认识和把握上也贯穿着技术理性原则。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学等把用于研究自然现象的纯粹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方法用于研究人类自身和规范人类自身的行为。从而使人在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层面发生分裂，成为单向度的人。技术理性原则不顾人是动物性与类神性的统一、本能与理智的统一、情感与意志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受动与能动的统一、自在与自为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等特性。把人当成“物”或与自然等同的“他者”。用“工具理性”代替“交往理性”，把人当成手段和工具加以利用。人被当作高速运转的机械装置的一个零件，没有自由可言，人的自由和创造本性被泯灭。人的理性是一种普遍的理性，除具有计算、推理和验证之外，还具有批判功能。所谓批判或革命功能是指理性对自身行为的自我调节或校正。批判不仅是指革命的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和权威教会而进行的斗争，即凭借对实在的“逻各斯”结构的激情信仰，并深信人的心灵可能透过转变社会而重建这个结构，而且还表现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一种觉醒意识，有一种自我批判的能力。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等流派的崛起就是对以技术理性为宗旨的工业社会的反抗和批判。从总体上看，这种不同哲学流派的斗争就是“批判理性”对“技术理性”所进行的斗争。

自由主义与形式化民主：启蒙运动主张的自由主义、天赋人权、个人主义等都是人的“自然法权”，是人的理性行为。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科层制、代议制等现代民主制度完全是一种贯彻理性主义原则产物。这种政治制度的初衷本来是作为人权和自由保障而建立的，但是，今天西方以繁琐的“科层制”为表现形式的形式化民主却成为自由的枷锁和囚笼。《人权宣言》明确宣布，人生而赋有自然权力，为了保障自然权利的需要才产生了国家。政府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机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决定，因此，先有个人的权利而后有保障此权利的国家。人民是目的，国家是手段。人民的权力高于而且优于国家的政权。然而，当今西方的民主制度却被形式化所困扰时起逐步丧失其保障人的自由的应有功能。繁琐的法律条款，复杂的诉讼程序，劳民伤财的选举，官僚主义、人浮于事的行政管理体制等等都有悖于人的真正自由和权利，致使作为自由保护措施的民主制度已经异化为扼杀自由的工具。人的自然法权最终被自身的形式所束缚。

【注释】

［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2]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3］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M].香港: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第422页。

［4］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导言”， 1990年，第5页。

 

（原载《学术交流》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