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与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的问题，也是一个跨世纪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在不可抗拒的全球化到来之际，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界探讨、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从更深层次和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加以把握和审视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课题。本文试以全球化为背景，从文化哲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进行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讨论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

在近20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探讨中，形成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理论成果。[1]但是，也应该充分看到，以往的讨论尚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而且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会直接影响今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理解的歧义性在理论上无法统一。最初，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前苏联的教科书哲学，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以“教科书哲学”为蓝本，由中国人写一部中国人能够看懂和喜闻乐见的、最具理论权威的、通用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后来，随着对马克思早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重要著作的全面深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重新认识。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实践基础上的哲学人类学”、“异化理论”等，而不是恩格斯、列宁等人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笔记》等著作中的思想。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内涵在理论上的莫衷一是，从而形成了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多方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此为轴心衍生和散发出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如实践哲学、人的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交往理论等。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科学的、普遍适用的真理，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普遍的真理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和在实践中运用并指导实践的过程。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来自毛泽东的观点。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指出，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的历史优秀遗产和现实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割断历史，不顾现实情况的做法。他认为，“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认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2]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都为后人指明了方向和做出了榜样。但是，由于后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政治化，使得本来是理论和学术的问题，却变成了纯粹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变成了一种由领袖去完成、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的活动或过程。这样，所谓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就变成了检讨和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所产生的若干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总结、理论概括的活动。这种观点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简单化的局限性：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只能由领袖人物去完成，而不需要别人或别人没有能力去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可以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定理或法则不完全相同，作为社会科学理论，无论我们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理论本身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或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如果只局限于重大的历史活动或意识形态层面，无需深入到全民族的实践活动中去和人们普遍运用的思维方式，那就不需要在理论上探讨这一问题了，仅仅期待伟人、领袖的理论创新就可以了。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关系的曲解。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成了通过发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文化资源去论证、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按着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板块”去寻找相应的概念，进而，用中国人的哲学“话语”、“概念”、“范畴”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最终形成的是一种翻译成为汉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变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去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或精神气质的中国哲学——“中体马魂”的哲学体系。显然，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中国化就成了中西方哲学相互诠释的过程。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

当然，除上述问题之外，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尚未开始”的事情，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事情，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等争论。但是，总体上看，问题无论来自哪里，但症结似乎都集中于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的理解，另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其中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上述问题探讨的理论视野和方法的局限。如果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系列概念、范畴构成的思辨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西方的文化精神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形态与其精神实质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视野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开放化和自我更新、转型过程割裂开来，总之，不突破原有的对“哲学”理解的理论范式，不了解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和不顾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就难以对这一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解答。我们的理论探讨就会沦为实践的总结和政治哲学的平庸，很难发挥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的理论先导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其中，有作为纯粹的理论化、体系化的学说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以马克思的主要思想理念、基本原则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作为文化精神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形态。

从传统的理论范式、学科分类和学术分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但是，马克思不是学院式的、书斋式哲学家，其思想自创立之初就与其亲密的战友、伙伴——恩格斯紧紧连在一起，同时，马克思的思想又始终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发展、完善和创新，与后来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又紧密相连，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常又与马、恩、列、斯、毛的哲学思想和名字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加以严格区分，笼统意义上讲，上述思想家的哲学都可以冠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学术分工把马克思的哲学与其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严格区分开来，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与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严格区分开来，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队伍。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作为千年伟人（根据英国BBC2000年评选结果），马克思的思想和地位是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其他思想家和伟人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我们既然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其哲学，这种哲学就应该主要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而不是别人的思想，这是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时必须明确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另外，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渗透在其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理论之中的，不存在界限泾渭分明的、严格的“条块分割”的理论领地。打破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板块壁垒，“解构”中、西、马学术分工是另一个基本前提。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作为理论化、体系化的哲学主要是依据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构筑起来的，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尽管某些观点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并不矛盾。马克思把哲学的使命归结为“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而且要消灭作为体系化的哲学存在，因此，他坚决反对体系化哲学。在他一生的著述中我们难以找到一部类似教科书式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主要融会在论战性的著作中，如果说有“体系”，完全是因为论敌思想的体系化造成的。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与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和机械的唯物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主体的价值，与旧唯物主义强调客观性和物质本体、自然本体不同。如果仅把马克思的哲学归结为唯物论，显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真内涵。因此，教科书中的由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认识论、三大规律、五大范畴等构成的哲学思想体系在形式上与马克思哲学相一致，但在内容上和实质上缺乏马克思哲学应有的高度和境界。但是，这种哲学因为其理论化、形式化较强，容易满足大众的直接需求和被意识形态运用于政治生活之中。正因如此，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然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生活之中，特别是存在于教育和政治宣传之中。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代表真正的马克思哲学，也不应当是我们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这种哲学缺乏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意蕴，是缺乏生命力的。

从学理上看，马克思哲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对人和历史的理解上。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基本原则。其中有实践性原则、批判性原则、主体性原则、人类解放和幸福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历史进步主义与乐观主义原则、世界历史思想、现实活动和物质利益决定历史进程的原则等。这些原则都属于马克思思想，而且又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有互补性的哲学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要面对的重要内容，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不可少的原则。

从文化哲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文化精神表现之一，是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哲学是西方文化模式下的产物，具有西方文化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性。从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积淀性等特性入手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谱系关系”和“家族相似性”。马克思哲学是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的犹太—基督教为核心的“两希”文化之河哺育的结果，马克思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西方文化基因和流淌着西方文化血脉，这些积淀和凝固在整个西方文化中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觉和不自觉地体现出来。例如，分析事物的理性精神，拯救和解放人类的弥赛亚精神，历史进步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精神，异化思想等。而上述这些文化精神是在世界其他的文明和文化中所没有的或不同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精神所不同的。正如梁漱溟所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前进路向”，中国文化是“持中路向”，印度文化是“反身向后路向”[3]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不是同一路向上的“快慢”问题，二是不同路向上的“分野”问题，是“南辕北辙”关系。

当然，应该明确的是，马克思的哲学并没有停留或局限于西方的传统文化之中，而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批判和超越，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同时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形成了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对基督教神学的彻底批判和超越形成了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思想。因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更具鲜明的时代性，他的哲学思想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进步方向和趋势，在与各种文化精神的对比中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然而，以往，理论界较少从文化层面去审视马克思哲学思想，致使马克思哲学的文化特征被遗失在我们的理论视野之外，而这一点对于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维度。不过，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文化哲学视角正受到学界越来越多人的关注。[4]从理论上看，这种文化哲学视角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本意。马克思自己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任何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植根于某种文化传统土壤之上的，都根植于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任何离开人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的哲学都是无稽之谈。马克思的哲学就是19世纪西方文化的精华之一，是西方工业社会文化精神的体现，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这种文化精神不仅代表了工业社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进步性，而且还代表了对工业社会弊端的批判的超前性。正因如此，马克思哲学受到全世界各族人民和各种文化的青睐。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人类世界的20世纪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占全世界一多半的地区和民族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历经一个半世纪全球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5]

从文化哲学范式对哲学加以审视就会发现，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又极为特殊。“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6]一定意义上讲哲学是文化精神的表层和外显，是文化精神的最集中、最突出、最自觉的表现。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与西方文化精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从文化层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马克思哲学的这种与中国文化传统迥异的西方文化特征，它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构成一种互补的可能，才使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有一种“异质相吸”内在根据，正是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性和先进性，才能够满足中国文化自身更新和不断进化的内在需要。

总之，我们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文化哲学视野和层面的把握，才能够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和本真内涵，才能够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前提。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理论上的无谓争论和思想混乱，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探讨引入正确的轨道和方向。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西方先进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无论是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还是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世界格局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现实来看，中国社会过去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和必然性都不容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结果，是各种理论、学说、流派、思潮百舸争流、竞相交锋、较量、大浪淘沙后的结果，而不是哪个天才人物的好恶的结果。今天，重新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由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背景决定的，是国际上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共同决定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上由于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东欧和前苏联遭受挫折乃至失败，进而使得人们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甚至抛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竞争，马克思的集体主义受到个人主义的竞争，在国内伴随传统文化的兴起，特别是新儒家从海外重新登陆，人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又受到文化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诋毁，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受到来自海内外的双重夹击。随着全球化和西方后现代的到来，马克思的思想同时也受到来自西方社会各种思潮的侵袭和诋毁。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连同他在中国社会中的命运都处于一个相当关键的时期，当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面临着特定的历史任务和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就是实现作为西方的先进的文化精神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注意一些重要问题，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首先，要防止跌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理论陷阱”不能自拔。第一，狭隘的民族主义对西化的道德义愤。维新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的毁灭”等都是民粹主义的表现和口实，这些怪论的主要根据是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只有不同特点，不同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点，而且每一民族的文化是不可更改和代替的。第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对待外来文化的盲目的崇洋媚外心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论；历史虚无主义；教条主义和“洋八股”等都是其表现形式，这种观点全面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连同精华和糟粕一起抛弃。上述怪论无论来自哪个方向，其结果都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

其次，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本土化”，具体而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优秀的西方文化结晶补充到中国文化之中去，使马克思哲学代表的西方文化精神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精神的融会贯通，最后形成的是一种融中西方文化之优长的更为先进的中国文化。第一，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在人类处于蒙昧阶段，在没有大的范围的交往时期，文化也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交流和融合，历史上几个文明轴心内部的文明发展都是如此，例如中国的华夏文明与韩国和日本等文化之间的交流，汉民族与蒙古族和满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有时是自觉和主动的，有时是不自觉和被动的。第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文化的特征和局限性，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总是处于不完善的地步，总有一种完善和进步的趋向，总有一种向外来文化学习的倾向，哪怕这种外来文化相对落后和原始，但文化的发展遵循的是“拾遗补缺”原则。文化的共时性，体现为差别，历史性体现为先进与落后，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种文化模式中还是有巨大差别的。第三，文化交流的形式多样，道路曲折。一种哲学、一种文化只有在对比中、在交流中、在碰撞中、在斗争中、在排斥中、在认同中才能够真正走到一起去。两种文化的相遇取决于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及其深入程度，而且交往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战争、自然环境变化造成的移民、迁徙，大规模而广泛的宗教传播活动，丰富持久的商品贸易活动，跨民族之间的通婚，饮食与服饰娱乐等方面的文化交流等形式，都是文化交往的基本方式。这其中既有自觉的又有不自觉的，既有主动的又有被动的，而且有时是不可抗拒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哲学思想的交流与传播应该属于较高层次和较深的层面，是一种由特殊的主体—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率先完成，是一种完全的自觉活动，是一种精神性的创造活动。但是这种深层交流或借鉴和融合却是建立在一定的现实活动基础之上，没有一定的物质活动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仅仅依靠几个思想家、哲学家或翻译家、传教士是无济于事的。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中国与西方文化互补、共生的过程，是一个“综合创新”（张岱年语）的过程。文化差异、文化间距是文化交流和文化结合的基本前提，而哲学作为文化精神的表层和最集中的体现，哲学正体现和反映了文化的异同。没有差异就不存在交流和融合，没有差异就不存在吸引力。正因为存在着不同哲学之间的差异，才有“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可能和必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古希腊哲学这个源头传下来的。不能真正理解古希腊哲学就无法理解全部西方哲学，也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古希腊哲学的最根本的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却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着西方文化精神的精华，与中国的传统的哲学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不同，二者正好具有这种互补性。西方文化中进步的历史观，“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对自然勇于探索的大无畏精神，人的“超验”意识，“罪感”意识，彻底的“批判”精神，“弥赛亚”精神，博爱精神，宽容精神、平等精神等都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人的注重现世生活的“现实”意识，循规蹈矩的“中庸”意识，人伦纲常约束下的“耻感”意识，顺从自然的“无为”意识，仁爱精神，等级观念，狭隘观念等。当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有不同的界说，张岱年先生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归结为四个要点：“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8]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走的是不同的路向，西方的文化路向有“征服自然之异彩”，“科学方法的异彩，“德谟克拉西的异彩”[9]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是以道德代宗教的社会，中国的文化是早熟的等结论。他把中国文化的弊端归结为五大病：“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暖味而不明爽”。[10]对中国文化无论怎样归纳，怎样诠释，中西文化之间的迥异性是无法抹杀的。迥异的文化之间必然一方面相互吸引，另一方面又相互排斥。在文化交往和融合过程中，不经历这种曲折的、艰苦的磨合过程，只停留于表层，即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结合是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之所以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根基，得益于其在中国百年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得益于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理论敏感和觉悟，得益于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两次巨大的理论飞跃，得益于其在中国社会精英中灌输和教化，得益于以宪法的形式作为人的行为规范去要求人们接受。但是，仅仅依靠上述这些手段还不够。两种文化“共生”是指两种文化并不以牺牲或完全取代另一种文化为代价和前提，而是在“移植”和“嫁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中国的本土文化仍能够继续生长壮大。文化的取长补短，拾遗补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文化的排斥和阻滞也是自然而然过程的。文化交流并非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不仅我们今天向西方人学习，历史上和现阶段，西方人同样有过崇拜包括中国文化的时期。中国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如《易经》和《道德经》成为21世纪令西方人叹为观止、趋之若鹜的文化瑰宝。

再次，应该明确几个理论视野。第一，全球化视野。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社会、世界公民社会、世界公民政党、全球社会契约、地球文化、世界文化、全球价值、全球意识、新世界主义等成为人类的美好设想。另一方面，也有人把全球化视作发达资本主义策划的新的全球殖民主义化，有关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新欧洲中心主义、“帝国主义的变种”、“全球化的陷阱”、“普遍臣民化”等。但是，无论人们对全球化持什么样的态度，“全球化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铁的事实”[11]世界范围下的政治、经济、信息全球一体化，必然导致文化的世界化和西化，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现实，而不是，也不容我们选择与拒绝。我们只能应对，主动地吸收先进的文化资源正和自己的本土的优秀文化。第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视野。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是一个必然的和不可逆转的过程。西方的现代化的确代表了人类文化进步的方向，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对中国文化具有重要借鉴。不应该被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扰乱我们的视线和动摇我们现代化的方向和信心。第三，中国的国情视野。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而完整的大国，尽管中国目前还较为落后，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在人类文化家园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无可否定的现实。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既不能走完全的西化，对悠久的民族文化进行彻底革命和否定，也不能完全闭关自守，完全排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的优秀遗产。

第四，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总体上看，目前的国际和国内大的环境非常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国人的文化素质普遍得到提高，人们的鉴别、批判能力普遍增强，这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认同而不仅仅是朴素的情感；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马克思的理论、文本、文化基因、文化母体、马克思的理论后果等等都毫无掩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可以反复地斟酌、反复地思考、认真地选择而不是“饥不择食”。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上述因素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艰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是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够满足于一部完美的哲学教科书，亦不能寄希望于一两次理论飞跃或几个重大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实践基础上需要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哲学工作者们努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全民族生活实践与文化自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在失败和胜利，顺境与逆境、困难与挫折的反复考验中完成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进程中还要受到时代变化的考验和其它理论学说的冲击和竞争。时代环境或处境变了，随之而来的对理论的需要也将发生变化。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简单化的做法，要看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外来思潮和中国传统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斗争而又相互吸取的过程。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就时，也要放宽眼界，不仅要看到体现在著作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还要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情操、行为方式等等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实际影响，看到它对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

【注 释】

 [1]参见：1、纪光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讨论综述》，《哲学动态》1999、3；

         2、顾红亮，刘晓虹：反思、融合、创新——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关系   

            的讨论述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5；

3、王恩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讨论综述》，《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4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534页。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62-63页。

 [4]参见：1、衣俊卿：《马克思思想：人之存在的文化精神》，《中国社会科学》，2001、3；

 2、程广云：《马克思主义的民间立场和田野调查》，《江海学刊》，2004、2。

 [5]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6]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40页。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一卷，第276页。

 [8]张岱年：《文化与价值》，新华出版社，2004版，第212页。

 [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62页。

 [1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版，第297-300页。

 [11]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版，第16页。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