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和存在方式的准确把握和合理定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不断创新的理论起点，是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沿着正确方向和路径发展的前提。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从对苏联教科书哲学反思，到开展“实践本体论”与“物质本体论”争论，再到 “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诠释学”、“生存实践论”等理论命题的提出或理论体系的建构，可以说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存在方式问题展开的。但是，时至今日，这种争论却很难进一步深入，对不同结论的认同上也难分伯仲。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尽管有缺乏对人及其主体性的强调的不足，但因其“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和严密性却很难被“解构”，而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尽管有强调人及其主体性的优点，但却有缺乏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和严密性的不足，实践哲学因“哲学体系”漏洞百出而受到“病诟”。其实，上述困境凸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问题。事实也充分说明，如果不转换理论研究范式，就难以走出这种理论困境。

一、马克思哲学变革与哲学理解范式转换

马克思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实现了哲学变革，用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新哲学代替了“解释世界的万能公式”——旧哲学，这也是我们至今仍然坚持马克思哲学的合法性根据所在。但是，学界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内涵和关节点的理解和认识却不尽相同。例如，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是：“唯物辩证法”对“唯心辩证法”的革命；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对“机械的唯物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超越；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对“解释世界”的哲学的超越；是“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对“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超越；是用“实践本体论”代替“物质本体论”；是一种“重建本体论”或实现了“本体论转向”，等等。显然，这些结论难免让人疑窦丛生。为什么不同的结论似乎又都能够得到马克思文本的有力支撑？其中的问题出在何处？在我们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还没能跳出传统的哲学研究范式的窠臼。从根本上看，原有的对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和存在方式的理解是建立在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理解范式上的，而这种哲学理解范式正是马克思所批判和超越的旧哲学，相对而言，现代的以人文主义精神为基础的文化哲学理解范式才能更有利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征和存在方式，才有助于发掘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涵和革命变革的真正价值。

一般而论，“哲学范式就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1]哲学范式转换是一种总体性和根本性的转换，至少在“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这两个基本方面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尽管目前学者们对文化哲学的理解还有分歧，但就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的认识却基本一致：例如：“文化哲学是一种与理性主义哲学相对的思维方式，是对文化的形上意义及思维方式进行专门的研究”；[2] “文化哲学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其他哲学学科或分支领域的特殊的哲学研究领域，而是贯穿于或渗透于所有哲学领域之中的哲学视野或哲学境界”；[3]文化哲学就是“自觉地以整体文化为对象的哲学。”[4]另外，人们对文化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理解也基本一致，例如认为：“文化就是‘人的现实的生命存在’及其‘世界’、及其‘优化过程’。人的现实的生命存在是文化的本体，因而也是哲学的‘本体’”；[5]“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的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6]在处理文化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基本坚持：“哲学生长于文化的土壤之上，哲学按其本质精神来说是‘文化的’。”[7]认为“哲学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自觉外显”[8]

应该说，西方哲学有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两中哲学理解范式。理论哲学理解范式以自然科学为理论基础，以逻辑范畴为理论工具，以构筑完美的、普遍适用地解释世界哲学体系为使命，其中，意识哲学、思辨哲学、本质主义哲学等形态都属于这种哲学范式。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则以人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为关注对象，以语言符号为媒介，以人的现实创造活动为根基，通过对人的对象化活动成果——文化的观察、对比、解剖、反思、批判达到对人自身的把握。探究人的生存方式及其合理性，人的形象的自我完善、给人以生存智慧是文化哲学研究的目的，其中，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等都属于这种实践哲学研究范式传统。但是，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两种哲学传统发展和影响并不平衡。伴随自然科学在近代的革命性进步，理性哲学得到进一步强化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运用的哲学理解范式。相反，实践哲学、文化哲学范式却不断式微、弱化。马克思哲学的创立时期正是黑格尔意识哲学的鼎盛时期，但马克思要变革的却正是黑格尔的意识哲学、思辨哲学、体系化哲学，而他的哲学基本立场恰恰是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立场。因此，我们不应把马克思哲学变革简单地理解为黑格尔哲学加费尔巴哈哲学的平均数，而是从哲学范式转换层面进行的一次深层全面转换。

从马克思哲学的存在方式看，马克思哲学已经开始转向文化哲学理解范式。马克思对纯粹的形式化的、思辨的、体系化的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独立的哲学”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他坚信，“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9] 马克思进而指出德国哲学特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10]马克思认为，哲学的根本在于对现实给予具有针对性和切中时弊的批判，而不是体系的完美。尽管“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11]但黑格尔的哲学并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种体系化的思辨哲学充其量只能对“彼岸的事物”给予解答。可见，马克思要超越的是哲学家们构造出来的体系化的哲学、学院式书斋哲学，把哲学变成变革现实的文化批判精神。

从对哲学功能和使命上的理解上，马克思哲学已经开始转向文化哲学理解范式。在马克思看来，“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12]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德国当时的哲学水平，满足于以“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为代表的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认同和接受。相反，他认为自己所创立的哲学不同于保守的“意识形态”，而是真正哲学——为历史和现实服务的，对尘世这种“原本”批判的“实践哲学”、“历史哲学”。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哲学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哲学领域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一切领域里进行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哲学批判的目的在于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其中，哲学这个作为现实的观念上的构成部分也最终被一并消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13]但是，消灭哲学并非是简单地抛弃哲学，而是要超越旧的哲学，其中包括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哲学。在此，马克思强调了自己的哲学与旧哲学在哲学功能上的本质区别，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马克思指出了旧哲学的局限性在于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这一目的，在他看来“改变世界”才是哲学的最终使命。

马克思哲学强调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现实性，说明其哲学已经开始转向文化哲学理解范式。马克思明确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15]在他看来，只有立根于时代的现实，真正在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反映现实、批判现实、推动社会变化和进步的哲学才是有益的。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16]事实上，马克思一生的哲学发展轨迹也印证了他对哲学的追求和承诺。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人的现实生存作为关注的对象并对其进行批判的哲学。

二、马克思哲学的文化哲学意蕴

的确，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里并没有明确地谈及“文化哲学”范式，但是，其哲学对象、哲学主题以及哲学运思理路本身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哲学意蕴。这也充分说明，马克思哲学变革不仅仅体现在对哲学的外在形式和哲学功能的理解上，更主要地体现在哲学的研究对象和主题的定位上。

首先，马克思在哲学对象的锁定上具有文化哲学意蕴。以人为哲学研究对象，对人的本性进行探究是西方哲学的基本主题之一。马克思哲学的独特价值在于从文化哲学视野对这一问题给以解答，而且这种解答与传统的神学和理性哲学、意识哲学相比具有优越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性在于人的自我创造性、历史生成性和总体性。马克思主张用实践的观点理解人的本质，认为人是在劳动实践活动中，在文化创造中形成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进化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17]马克思充分强调了人的形成既不是纯粹的外在力量——上帝的“造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进化”，而是“文化创造”过程。马克思认为“正像一切自然存在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8]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无疑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存在物，人的存在特征在于其以自主性、目的性、选择性和创造性为内涵的“自为性”——“自由性”，人的形成是生命本能冲动和文化符号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符号形式不是给定的，而是人的后天创造的结果，人的生存活动无不在一定的文化符号形式中完成，文化符号形式不断积淀、丰富成为人的形象模板和内涵尺度。第二，人与其它存在物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人具有自己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正是人的文化发展史。人的形成是一种文化创造过程，人的纯粹自然本性不断受到否定、改造、教化，人的生成是一种不断“扬弃自身”的过程。第三，人的文化本性或实践本性决定了人的总体性或整体性特征，人的文化本性消解了关于人的理想与现实、理性与非理性、物性和神性、自在于自为、主动与受动等二元对立的困惑，揭示了人在现实的文化创造过程中的总体性特征。

马克思以人为轴心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提出“自然人化”思想，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创造性的文化关系、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在此问题上的机械论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19]这说明自然界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界，而是打上了人的文化烙印的“人化自然”，那种“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0]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自然界在时间和空间上对人的优先性，但认为不能因此而把人“镶嵌”到自然世界的庞大体制之中。在他看来，作为人生活的对象的这个自然界恰恰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界了，而是一种被符号化、被赋予文化内涵的自然界——人化自然界——文化世界，而人面对的、与人有直接关系、有价值的正是这部分自然界。所以，他认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1]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给定的环境，也不存在人被动地受制于环境的状况，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恰恰是人的文化创造的结果。环境因人的创造活动而改变，环境的形成和人的生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环境的改变和改善取决于人的文化创造。

其次，马克思在对人的自由本性这一哲学主题的揭示和探索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哲学意蕴。马克思一生始终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理论主题，但是，他对这一哲学主题的揭示和探索并没有停留于纯粹的思维意识活动中，而是立足于人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立足于人的现实历史创造活动之中展开的。马克思揭示了人自身的生存及其本质规定，认为自由和创造是人的最基本的特征。马克思所设定的人的理想生存状态就是最终消除异化现象，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建立,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原则得到彻底贯彻的理想状态。

对传统自我意识概念进行文化哲学批判，赋予人的自由以丰富的文化内涵。马克思在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观对比分析基础上，批判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发掘了伊壁鸠鲁哲学中关于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自己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感性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本体的必然的自然世界”。揭示了“必然世界”与“偶然世界”之间的关系、人的自由与必然世界和偶然世界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强调了人类精神的绝对自主性，把人从一切超验对象的迷信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无法认同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仅仅归结为一种精神的自由的观点，认为，精神的自由只有变成实践的力量才能实现。因为，精神的自由要变成实践的力量必须经过双重的否定：一是对世俗现实的否定，一是对自身的内在规定性的否定，即“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22]他认为，哲学必须“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23]事实上，马克思已经把哲学家们头脑中的“自我意识”降到了现实世界之中。并深刻地揭示出：人是创造性地存在，是自我否定性的存在，世俗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否定活动的结果和形式。人的自由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活动，是人与自身自然分离的过程，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

对人的本质做文化哲学层面把握，对不人道的异化现象进行文化批判。马克思在对传统理论批判基础上对人的本质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24]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有意识活动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25]另一方面“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6]马克思揭示了人的有意识的感性活动的基本结构和特征：首先，人的感性活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不仅自然成为其改造的对象，人自身同样可以成为其对象和客体，这是人的活动的独特之处。其次，实践的对象化活动的后果是创造出人的文化世界，即活动本身以文化符号的形式被凝固和积淀。因为对象化的活动是一种感性的、现实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不仅“生产人本身”，而且还会生产出一个感性的、现实的、物性的“文化世界”。这个文化世界并非始终体现人的自由意志，而还有可能以违背人的自由意志的状态——异化形式存在，而且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马克思对异化现象有着深刻地认识，认为，作为对象化活动的后果，异化的产生和消除都必须通过现实的活动来实现，具体而言就是人类社会的文化转型、文化批判、文化反思等活动使人的生存不断“优化”。

对传统历史观进行文化哲学批判，探索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坚持历史进步史观，对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持乐观主义态度。但是，马克思历史观与神学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努力把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各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相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民族学笔记》等著作中探讨了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比研究了俄国、印度、中国等文化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提出了著名的落后国家超越历史进程实现社会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理论”。马克思对历史的观察更加侧重民族文化特征，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选择性在历史演变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强调历史受“铁律”支配，充分注意到历史演进的一般趋势和特殊道路的关系。

【注释】

[1]衣俊卿：文化哲学：一种哲学研究范式，《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

[2]参见：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 。

[3] [6] [8]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第10页；第12页。

[4] [5] [7]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第2页；序言第1页；第10页。

[9] [11] [12] [14]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第8页；第2页；第57页；第55页。

[10] [13] [15] [16] [22]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219页；第76页；第220页；第220页；第76页；第75页。

[17] [18] [19] [20] [24] [25]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第二版，第3卷，第326页；第326页；第326页；第335页；第273页；第273页；第273页。

 

（原载《求是学刊》2006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