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文化变迁视角看，20世纪初在俄国爆发的一系列革命及后果是俄罗斯斯拉夫派与西化派代表的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引发的深层文化危机的现实表现。面对这种深层的文化危机，敏感的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不再满足于或局限于对革命及其后果本身做出感性的判断和因果关系的解释，而是站在宗教神学的立场上对这场文化危机做出诊断和给出医治的药方。包括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舍斯托夫、弗兰克在内的宗教哲学家们，把俄罗斯置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经纬线上，从东西方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俄罗斯民族历史命运与世界历史命运、各种内外社会思潮对比审视、人的精神信仰与现实活动、历史传统与现实选择、各种政治体制优劣评价等层面或维度剖析。在这些哲学家中，弗兰克（С.Л.Франк,1877-1950）是其中一位更为自觉的宗教哲学家，他不但对这其间的革命及其后果从文化深层给以发掘，而且还通过建构解决问题方法论的社会哲学试图给以医治，他的以重建社会的精神基础为旨趣的社会哲学思想理论本身包含的合理因素即使在今天同样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一、20世纪初俄国文化危机的宗教哲学自觉

    19世纪末的俄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个集团的不断壮大和中产阶级——“第三等级”的形成；另一方是包括来自西方和本土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唯物主义等虚无主义思潮在俄国滋生泛滥。俄国社会从阶级结构到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沙皇专制、宗教神权政治、村社制度三位一体的传统社会文化根基开始动摇，这直接导致了无数次俄国革命风暴的到来，而1905年以“血色星期天”事件为标志的请愿革命就是一系列革命的总爆发。这时期革命成为人们新的信仰和希望所在，“20世纪前夕的俄国，没有一个词能像‘革命’一样更为俄国人着迷。……对那些渴望新生活的俄国人来说，‘革命’一词充满了魔力。”[1]在思想、意识领域，俄国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和观念革命亦如火如荼。“最初由左翼西方化人士宣扬的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心跳在虚无主义中得到了成功表达并有别于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支配着学界和其他活跃的知识界。”[2]弗兰克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他深刻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情景：现实生活中，人类似乎进入了充满动荡、政变、风起云涌的历史运动的时代，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不再似以往那么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充满怀疑与失望、处事冷漠的时代，我们不知道应该为什么而工作，应该追求些什么，为什么而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精神上没有宗教信仰、自发的历史运动汹涌蓬勃——正是这两者构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悲剧特征。”[3]弗兰克积极参与那场思想斗争之中，试图要发挥一个知识分子——哲学家的作用。他参与著名的《路标》文集写作，发表了著名的《虚无主义的伦理学》（1909），批判无神论文化的极端性，呼唤精神价值的复兴，倡导宗教文化。这期间他还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及其意义》（1900）、《俄国革命中的道德分水岭》（1917）、《俄国革命的宗教历史意义》（1923）、《关于俄国革命的思考》（1923）、《偶像的毁灭》（1924）、《社会生活的宗教基础》（1925）、《生命的意义》（1926）、《马克思主义的基础》（1926）、《唯物主义是世界观》（1928）等文章，透过他的著作可以发现弗兰克由一个民粹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向宗教唯心主义者、虔诚的东正教徒嬗变的轨迹，也可以鸟瞰俄国在那个时期文化危机的基本征兆。

弗兰克认为，面对20世纪初俄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只有看清“由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曾大有希望的社会运动之破产，和随之而来的那些曾是最坚固的道德传统观念在俄国知识分子氛围中的轰然蹦塌”[4]这两个最为重要的事实，才可能找到俄国社会的复兴之路。可见弗兰克已经把视角深入到俄国革命运动背后的人和社会精神基础和价值世界寻找原因了。在他看来，“由于一切运动无论其目标还是其策略，归根结底都遵从和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信仰、生活经验、他们的评价与兴趣、理性与道德的气质，因此，政治问题本身就成为文化——哲学和道德问题。”[5]他站在宗教神学立场上，用宗教哲学去审视俄国文化危机并作出独特的诊断。在他看来，各种偶像的毁灭就是当时社会深层文化危机的基本症状。

首先是革命偶像的毁灭。弗兰克反思包括十月革命后建立起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政权前后俄国革命的起因、过程和后果后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包括近20年来的推翻沙皇反动专制政府，建立一个让人民彻底摆脱一切不平等、不正义的苦难的公平正义的理想的社会和体制的希望以失败破灭，因此，以往的革命偶像和革命乌托邦就应该彻底毁灭。革命偶像的破灭并非坏事，它可以唤醒千百万俄国的知识分子、各个阶层的革命分子，不要对革命抱有希望和幻想。因为，首先革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恶的问题。革命只能通过政权的转移实现一小部分人的愿望，新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装作改良的样子，一旦政权巩固，就会走向反面，露出真正的凶恶面孔，国家政权是利维坦和魔鬼，是吸血鬼。同时，革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革命使一切正常、安宁的生活秩序被打破，而这种代价只能由善良、无知的百姓去埋单。另外，革命是以暴力手段对付邪恶，以恶对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罪恶。弗兰克所指的革命偶像绝不仅仅是政治革命，还包括宗教战争、民族战争、国家内部的战争、世界大战。总之，俄国、法国革命和其他世界上的所有革命的命运都是一样：“期间为了理性的胜利而创造出了野性的疯狂，为了自由、平等、博爱而建立了可怕的专制制度、普遍纠纷和恐怖，无意义地杀人和破坏经济生活，纵容憎恨和凶残的复仇本能。……革命的历史以千变万化的形式重复着一个如经典一样确切有规律的发展主题：圣者和英雄们，他们献身与造福人类和在世间确立善良与公正的伟大理想，结果却成为野蛮的恶魔，破坏生活，残害人类，建立了巨大的不公和恐怖的无政府状态或野蛮的专制制度。”[6]在弗兰克看来，问题不在于要实现什么样的政治理想或社会理想，而在于这些理想的实现方式本身，在于对待生活与现实之态度的政治——道德结构，这一结构不依赖于局部的政治内容。

其次是政治偶像毁灭。与革命偶像相连的是政治偶像，即认为只要建立了合理、公正的政治制度，一切邪恶就可以被驱除。但是，革命胜利后，新的制度确立之后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他的结论是：人们不能为任何政治和社会制度而生活。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君主制、或者是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公有制或私有制，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外在与人的本性的，不会给人来来安宁和幸福。

第三是文化偶像的毁灭。如果说革命偶像和政治偶像是经验层面上的，那么，相对的还有深层的，作为社会历史发展观念的一些信条和观念，可以把这些统称为“文化偶像”。其中对整个欧洲社会而言所坚信的“进步”信念的偶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毁灭了。俄国与欧洲在文化上属于近亲，都有基督宗教文化传统，但是相比之下，俄国与欧洲，特别是与西欧相比总是处于颓势和落后地位。俄国始终把西欧当做自己的榜样和目标去追赶，也相信人类历史的“进步”观念，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欧洲社会的内在矛盾和社会的阴暗面。人们开始怀疑，人类社会的进程是否如科学进步一样是一个直线的或略带有曲折但总体是进步的，那种历史乐观主义不是像地球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新的世界格局的确定，把世界公平、正义的所谓公理全部推翻了，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民族之间的友爱、公平、正义，相反，弱肉强食、民族歧视、利益交换则是现实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第四是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偶像的毁灭。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认为，人的一生总得为实现某种客观目的服务，他应当献身于国家，献身于一定的政治理想，把这种理想、原则当作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信仰原则。俄国革命使这种信仰的偶像也随其他的偶像破灭而破灭，因为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一“绝对道德律令”。其原因在于，“第一，这种抽象的道德理想和规范具有冷酷无情的强制性，它们强行统治着我们的灵魂。我必须履行它们，我无权拒绝它们，无论我愿不愿意，无论这值不值得。”[7]其次，“生活道德规范的通常结构中具有内在的虚伪性和错误性。一切道德原则或道德理想，无论它如何表现，如果它只是抽象的理性形式，那么就是把生活某种局部的内容抬高到全部生活的生命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8]第三，在献身“理想”和“原则”的“道德理想主义”思潮中，有一种坏的辩证法在其作用，由于这种作用，一切在道德愿望和追求上明显的善的东西，在变为现实之后则成为恶。”[9]

            二、摆脱文化危机的社会哲学救治方案

面对文化危机下的人的精神危机，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必需的是以思想与意志的力量去解除使人颓废的怀疑主义的魔力，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与人的永恒本质上去。弗兰克不但对文化危机的病症做出了诊断，还给出了医治的药方，即重建社会精神基础的社会哲学方案。弗兰克批判各种学说在把握社会性质及其内在结构关系等问题的不足同时，建立了一种体系完整、功能齐备、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指导意义的哲学方法论。他的社会哲学分析了社会本体论性质、基本运行的道德原则、内在结构关系等，力图建立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和这种理想社会的运行规则。

第一，社会的本体论性质(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рирода)定位和社会的道德原则。弗兰克批判了把社会存在归结为“物质的”和“心理的”两种倾向后提出了“社会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生活”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点确立了社会哲学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即使人的自由意志得到保障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来源于社会与人的普遍基础，从本质上看是永恒的、包罗万象的一般性原则，而不是一些具体的政治理想或原则。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于其精神存在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存在和受精神活动支配的有目的的活动，那个支配人活动的最根本原则和基础就是人的道德，人类生活遵循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应当”（дожен）原则。弗兰克认为，“‘应当’这个范畴是一种第一性的范畴，它确定道德生活并通过它来说明人类生活普遍的本质属性。”[10]应当是一个第一性的范畴，表现了人的意志须服从最高的、理念的、应绝对遵从的因素因而不能说成任何人的本性的经验因素。应当所具有的那个在人类社会生活世界中必须而且总是以法与权的面目出现的方面是社会生活的道德的、理念的即神人性质的表现。与“应当”原则相对应，社会最普遍、最根本的原则是服务原则、团结原则、自由原则以及三者统一。服务原则是人的本体论本质最普遍的体现，因而也是社会生活最标准的原则。“服务原则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时又如使其得以巩固的粘合剂，——这是从上述关于社会本体论性质的一切中得出的结论。”[11]由服务原则产生了两个衍生的、相关的团结原则和自由原则，它们与服务原则有关，是它在人类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没有团结，社会就是一盘散沙。人与人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社会各级机关的“人”的意识、其在具体个人身上的体现就像永不停息的血液循环维持着整个社会的生命统一体。同样，没有自由或忘却自由、轻视自由，无异于关闭、封锁人的灵魂，无异于精神窒息，丧失那种人所呼吸的、流动的精神空气；没有自由，人便无法作为人而存在。

第二，对社会的本体论内在结构破解。对于社会的认识一直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家们关注的主题，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派等哲学家们观点，特别是把社会当作专门对象加以研究的社会学或社会科学学科建立之后，对社会的认识不断加深。弗兰克注意到西方哲学和社会学各流派取得的成果和形成的“总和说”、“个人本位说”、“集体本位说”、“有机体说”、“社会原子论”、“生命共同体说”等各种观点。在他看来，上述观点几乎都把社会现象归结为单个人的总和，即“社会不过是数个独立群体总和及其相互作用的总称”。但他认为上述观点存在许多缺陷，不足以达到对社会的真正把握，而他所诉求的是对社会的本体论结构的揭示，而不是经验论的外在描述，理性主义的逻辑分析。

弗兰克为了阐明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甚至弃用原有描述和分析社会本质的约定俗成的概念：个人主义（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集体主义（коллективизм），而是自己造了两个专门的概念：奇异主义（сингуляризм）或社会原子主义（социальново атомлизм）、总体主义（универсализм）[12]去论证自己的观点。弗兰克反对用“个别”与“一般”概念去分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法，认为这种观点最终只会承认“个别”的个体的人的真实存在，而社会作为“一般”只能是一种思维中的存在、抽象的存在。尽管这种抽象的“一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共同优点和不足，但尚不能说明或解释社会还是一个不同点相统一的具体的整体。弗兰克还反对把社会理解为生物有机体的观点。在他看来，不管社会统一体与生物有机统一体如何相似，都不能忽略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社会统一体与社会本身一样，带有一种精种性质，统一体所由之形成或于其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精神关系。而生物机体中身体细胞间的关系即使我们全然不懂，也仍然是一种自然的物质关系。因此，这种自然主义方法从根本上就偏离了探索社会本质的基本方向。弗兰克通过分析“我”与“我们”、“聚和性”与“社会性”的二元关系，揭示社会的内在的与外在的、现实的与精神的内在统一的深层本体结构。总之，社会是真正完整的实在，而不是无数个体的派生联合，此外，社会还是统一实在，我们于其中皆为具体的人而存在。被孤立看待的个体只是一种抽象概念；只有在会同存在中，在社会统一体中我们所说的人才真正真实地存在。

弗兰克还用“聚和性”和“社会性”概念分析社会的内在性和外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他用“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和“社会性”（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两个概念区分社会的“内部社会性”与“外部社会性”。认为社会内部层面与外部层面这两重性直接源于人类普遍本质的两重性。社会的外在结构是在内在的意志支配下建构的，在任何人与人的联合体之间的那种机械的外部关系中隐含着“聚和性”、内部的人之统一体的力量并通过这种关系起作用。

第三，揭示了等级制原则与平等原则二元对立统一关系。弗兰克在谈到社会的等级制原则（начало иерархизма）与平等诉求时指出，社会生活由于其本质是基于最高的服务原则的统一体，首先须以相反的不平等基础、等级制基础为前提，而不是以平等为前提。在谈到等级制的内在根源时指出，首先，“绝对意义上的平等是一种在社会生活中根本实现不了也从未在历史上实现过的东西。人们的身体及心灵特征总是各不相同，他们的社会地位、权利及义务也不平等。无时无处，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无论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必然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站在社会阶梯不同梯级上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13]其次，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它起因于必然客观存在于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属性，在社会中它与机体、与任何生活相适应。优化等级制度无异于使社会衰落，取消等级制度无异于瓦解社会，把它变为无机物。第三，尽管民主主义的抽象理论要求由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来统治，但在任何社会中，无论正式宣扬什么原则，都注定由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弗兰克在谈到如何看待等级制和判断其合理性标准时指出，首先，等级制的普遍原则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而是善。其次，衡量社会等级制度是否合理的尺度不是看它能多大程度地满是人的欲望、满足人的贪欲和不能比别人差的嫉妒心，而是看社会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合理的等级制度，即真正把每个社会成员放在该放的位置上，与他的品格及能力相匹配的位置上。第三，任何一种长期存在并已成为传统的等级制形式都会堕落，都会改变其真正本质。弗兰克反对建立在18世纪民主主义理想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及自然主义世界观坚持人权及欲望的平等观，认为要求社会给予每个人的财富、权利、荣誉不比别人的少的确具有诱惑性，但是，这种平等原则是错误的，无法实现的。

弗兰克还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理念力量与经验力量的二元对立统一、传统与创造的二位一体(двуединство)对立统一关系、世袭性（наследственность）原则与个人功绩（личных заслуг）原则的二元对立统一关系、社会生活的计划性（планомерность）与自发性（спонтанность）的二元对立统一关系，其观点同样具有启发。限于本文篇幅，在此不详细论述。

             三、弗兰克对文化危机诊治的理论价值

    伴随20世纪末苏联的解体，俄国的社会的思想、精神、道德、价值、信仰等再次陷入了真空和混乱状态，世纪之初的文化危机再次重演。坚持了70年之久的无神论一夜之间转向有神论、寻神论和造神论，曾经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被逐出阵地而丧失话语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价值原则也随之被人们遗弃。相反，当年被列宁称为“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14]而被驱逐出境的宗教哲学家们如今受到追捧，被作为批判对象的东正教神学及其新宗教意识在后苏联的俄国复活，包括弗兰克在内的新宗教意识哲学家们的理论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东正教蕴含的基本价值理念再次成为人们欣然接受的价值原则。怎样看待包括弗兰克在内的白银时期新宗教意识哲学家们的理论成就和当代价值无疑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我们不妨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视域评价弗兰克的对文化危机的诊治的理论价值，从问题本身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去分析弗兰克社会哲学的学术价值，这样或许有助于把握俄国的历史戏剧性变化和现实文化困境。

从历史和现实的对比来看，发生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俄国文化危机的历史惊人相似我们可以不去理会，然而，间隔70年的两段历史的共同之处却毋庸质疑，即一种作为主导社会行为的旧的价值体系轰然崩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确立，人和社会处于信仰缺失的文化焦虑状态之中，寻求和确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但是，两个历史时期同一主角——弗兰克代表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们及其思想理论的历史命运却截然不同。20世纪之初，弗兰克等人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建构的社会哲学理论和提出的应对文化危机的药方不但被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无情抛弃，而且还将之作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宗教唯心主义加以批判。这些宗教哲学家们不仅“灵魂”和“思想”受到清洗，就连其“肉体”也受到了摧残，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国外，只能在异国他乡去关心自己的祖国。20世纪末，当白银时期的宗教哲学巨星纷纷陨落客死他乡之后，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却被今天的俄国社会所接受并如获至宝。但是，哲学家们这种看似荒谬的命运却折射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就是弗兰克等人的思想的光芒和理论价值的超时空性。

从宏观上看，后苏联时期的俄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来凝聚因社会政治、经济动荡而涣散的人心，作为俄罗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成就，新宗教意识无疑可以充当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资源，更何况新宗教意识本身包含的一些价值原则对于民族凝聚力、感召力的形成有奇特的功效。在包括弗兰克在内的新宗教意识思想中，“莫斯科是第三罗马帝国”，“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东正教，它就是我们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位一体是我们的社会纲领”（费多罗夫）， “沙皇的王权尊严、教皇的神权尊严和新教改革的先知尊严，三位一体的全体一致的形象就是在尘世实现社会正义、和平和善”（索洛维约夫）等价值理念从不缺乏，这一切从各个方面和层次上带有东正教神学内涵的“传统文化”既是文化模式转型和生成的母体，又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避难所，因此，在20世纪末俄罗斯再次复兴白银时代新宗教意识是符合文化传传承规律的。弗兰克作为一位自觉的新宗教意识哲学家，他强调社会的精神本性和重建社会的精神世界努力在后苏联时代受到追捧也是理所当然的。

从微观上看，以弗兰克为代表的社会哲学、宗教哲学相对于其他哲学理论无疑由其内在的学术内涵作为坚实的支撑。

首先，弗兰克的社会哲学是在在分析了社会学、法哲学、历史主义、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不同特点和其在解决社会精神问题上的各种不足基础上建构的。面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文化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社会现实情境，弗兰克站在东正教神学立场上，从宗教哲学高度对当时风靡俄国的各种理论思潮和流派的社会观、伦理观、革命观、人生观、民族观、政治观等进行检讨和分析，对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俄国一系列革命的得失进行检讨，对苏维埃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批判，建构出了独特的试图在理论上超越其他哲学流派并对现实困境给与解答的社会哲学理论体系。弗兰克的社会哲学对社会生活的本体论本质、社会理想类型、社会遵循的基本原则、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二元结构关系等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探讨，也对与此相关的其他理论和学说作了深入的批判和剖析。他的社会哲学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批判不乏有深刻的启示；对单纯的社会经济决定论、暴力革命理论的批判也不乏深刻性；其理论对于进一步全面反思和认识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内涵也不无启发。这些正是弗兰克思想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其次，弗兰克的社会哲学所依赖的宗教哲学，特别是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对于批判以西方近现代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有很强的针对性，特别是对实证主义基础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对人和社会的认识的不足和偏颇的批判有对症下药之功效。事实上，20世纪西方文化危机已经证明了弗兰克、别尔嘉耶夫等俄罗斯哲学家们的先见之明。别尔嘉耶夫把俄国20世纪初发生的文化危机看作是西方文艺复兴的终结和人文主义危机的直接后果，认为“机械的引进”、“人的形象的分解”、人的客体化是这种文化危机的直接后果和表现。在他看来，虽然“在俄罗斯，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本身，而我们却感受着比西方任何地方都更加深刻的文艺复兴的终结和人文主义的危机。”[15]面对以技术理性幻灭、主体缺失、价值坍塌为内涵的20世纪西方文化危机，我们不得不为弗兰克、别尔嘉耶夫等宗教哲学家们的思想穿透力所折服，他们早在20世纪之处就开始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极端人本主义等主流文化精神进行批判，强调人的“神人性”本质、和社会的“精神性”本质，他们的理论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俄罗斯民族范围，成为全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

再次，客观地审视弗兰克对20世纪俄国文化危机的立场和理论观点不难发现，他的基本观点是神学历史观，他过分强调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精神基础的地位和作用，而忽视人的现实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性，难免有失偏颇和理想化，也不可能变成改造现实社会的灵丹妙药。但是，社会哲学是弗兰克自青年时代以来的多年社会学研究的结晶，又是其对全部宗教哲学研究的成果，同时也是对俄罗斯人近十年来以血泪教训得来的生活经验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剖析弗兰克社会哲学思想，有助于了解白银时期宗教哲学的理论特征和理论诉求，有助于了解俄国哲学的一般特征，有助于理解后苏联的俄国宗教哲学复兴的深层历史文化缘由。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叶夫多基莫夫曾说：“哲学在俄罗斯首先是社会的，它力求把神性真理应用于人类生活，因为社会是建立在圣三奥秘形象上的团体。俄罗斯哲学从一开始就是智慧，是历史及其意义的哲学，以人和人的历史命运为中心。批判和怀疑从来没有强烈吸引过俄罗斯思想，从传统上看，俄罗斯思想的出发点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理性的认识功能和心灵价值哲学功能的统一，对事实的认识和对事实意义的直觉的统一。”[16]弗兰克建构社会哲学的实践和理论诉求是叶夫多基莫夫对俄罗斯哲学品性断言的最好注释。正如一个世纪前弗兰克为了克服当时因偶像毁灭、虚无主义幻灭导致的精神危机而耗费十年时间写作了社会哲学初衷一样，相信，弗兰克的思想对同样陷入精神危机的俄罗斯同样具有启发。

【注释】

[1]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俄国史》（第七版），杨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页。

[2]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俄国史》（第七版），杨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页。

[3]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社会哲学导论》，王永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页。

[4]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5]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6]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7]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8]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9]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10]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社会哲学导论》，王永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1页。

[11 ]С.Л.Франк: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общества М： Республика，1992. 109-110.

[12] С.Л.Франк: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общества М： Республика，1992. 38.王永译为：个原主义和普济主义。

[13 ]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社会哲学导论》，王永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9-150页。

[1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4-605页。

[15]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16]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杨德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原载《世界哲学》200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