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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东正教的本土化特征
 

  东正教在俄罗斯千年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俄罗斯民族的语言文字、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特性、文学、艺术、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法律制度、交往方式等诸多方面都与东正教息息相关。不仅如此,作为俄罗斯目前的基本价值体系和宗教信仰,东正教依然具有深刻的影响。然而,本土化了的俄罗斯东正教和希腊正教或拜占庭东正教又有所区别。探索俄罗斯本土化的东正教形成过程、构成要素、表现形式等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俄罗斯东正教特点及其对俄罗斯文化和历史命运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对于俄罗斯民族而言,东正教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而且俄罗斯皈依东正教的过程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一方面,俄罗斯东正教依旧保持与拜占庭的希腊正教在教义和仪式上的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东正教作为一种本土化了的东正教,其民族性痕迹又十分明显。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些民族性痕迹决定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基本特点。这是一个需要从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更广阔的视角去把握的问题,需要从地理环境与民族生存,生产活动与语言、宗教、艺术等生成关系入手,透过民族特定的历史生存环境与其语言、宗教之间的深层关系把握俄罗斯本土化的东正教的特征。

一、俄罗斯东正教形成的自然环境因素

  尽管不同的史学理论对自然环境在民族历史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不同的评价,但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民族生存的外在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是无法忽视的。特别是对俄罗斯的民族和国家而言,自然环境对其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为此,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都对俄罗斯的自然环境因素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有过深刻的见解,在他们看来,地理环境恰恰是决定一个民族的长时段历史的最根本因素。

  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В.О.Ключевский)在《俄国史教程》中,分析了俄罗斯自然环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历史的影响。他认为,正是俄罗斯的自然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俄罗斯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基础。俄罗斯广袤的平原和浩瀚的森林,纵横交错的河流和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决定了它主要经济活动的类型,决定了耕种的特点和国家组织的类型,形成了与相邻民族的关系,形成了民间文学幻想的形象和民间哲学最初的观点。

  法国的著名俄国史大师博立约(Anatole Leroy-Beaulieu)在《帝俄和俄罗斯》中用很大篇幅发掘俄罗斯外界环境对人的影响。他认为,俄国是自然环境对民族性格影响最大的国家,并从地理位置、气候和土壤等方面分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机制,揭示出俄罗斯人性格结构的两极性在于其气候的两极性,以及俄罗斯广阔的疆域与俄罗斯人的自由、坚韧、忧郁、忍耐、单调、保守等性格的关系。

  毋庸置疑,俄罗斯的自然地理条件在俄罗斯人性格的形成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大部分疆域处于高纬度地区,这一地区黎明和黄昏延续的时间特别长。广袤的原野、漫长的黄昏滋养了俄罗斯人独有的忧郁气质。冬季的严寒天气要求俄罗斯人有强健的体魄、与自然斗争的勇气以及忍耐精神。俄罗斯人以其独特的豪勇和逞强任性对付大自然的严酷恶劣、变幻无常。

  与俄罗斯自然环境中的大平原紧密相联的是俄罗斯文化的深层气质:心灵的温柔和谦卑、思维的捉摸不定和战战兢兢、心平气和的宁静和垂头丧气的沮丧、追求精神的梦幻、趋向禁欲主义以及创作的空洞性。这些性格特征主要来源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而这些性格习惯又在俄罗斯民族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自然环境对其宗教信仰的直接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宗教的苦修主义倾向。可以说,“俄国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苦修主义,也就是仿效基督的贫穷、温顺和爱,认为这才是得救的道路”。[1]俄罗斯人接受基督教后不久便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修道士领袖圣费奥多西(Преподобный Феодосий Печерский),他的生活使苦修主义典型化。他本来是尊贵而且富有的青年,但却抛弃了所有的特权,穿上了农民的“粗野的装饰”,成为一位劳动者。他后来进入基辅的岩洞修道院担任院长,时常代替身体过弱或过度疲劳的修道士,做他们不能胜任的粗重工作。俄罗斯的基督教早已有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作基础,这一切并未因仪式的变更而死亡,苦修主义的崇高理想一直作为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特点而存在着。在人们的心目中,较低级的教士常常因处在被压迫的地位而成为更可尊敬的基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宣扬这种道理,他在日记中写道,谁想在天国中站最高地位谁就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仆役。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他又借用佐西马神父的话说:上帝将拯救他的人民,因为俄罗斯是最懂得谦卑的人。这种苦修主义与其说来自教义,不如说来自恶劣的生活环境。

  第二,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上帝的热爱。俄罗斯人向来醉心于各种形式的美,这种美包括:大自然的景色、儿童的天真、老年的勇敢、男女的爱情以及音乐和艺术。美在俄罗斯人心中会挑起一种“就要流泪”的心情。这种心情里面有温柔、哀愁和高兴。在俄罗斯人看来,假使一个人对所谓的自然之美没有达到“就要流泪”的反应,这个人就等于枯木死灰。自然环境,特别是茂密的森林,是俄罗斯人生存的家园,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等都与此密切相连。大自然之美是俄罗斯一切美感的源泉和基石,这种民族无意识决定了其对待外来文化和宗教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从俄罗斯人最初对东正教的兴趣上看,他们主要是被拜占庭东正教的教堂装饰和豪华的礼仪所吸引和折服。他们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不是神学上或哲学上的思想,而是宗教仪式。虽然后来俄罗斯人也从事思维缜密的宗教辩论,但他们的宗教信仰上的最显著的特点还是极深的感情因素。皈依东正教之初,基辅的上层社会人士全身心地而且热诚地信奉东正教,把东正教的崇拜仪式从拜占庭整个搬了过来,从物质美和精神美的结合中得到喜悦。东正教的崇拜仪式,像基督的降生、死和复活,都是用西方见所未见的虔诚来纪念的。教堂本身不仅被认为是名誉上的“上帝之家”,而且被认为是上帝的实际住所。崇拜仪式举行时没有乐器,所有音乐都来自嗓音,也没有椅子,所有的人都站着,有时要站好几个小时。这是为了表示崇敬,也是为了怀念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到的苦。所有基督徒都承认宇宙是上帝亲手创造的,但基辅的俄罗斯人从大自然方面看到上帝的爱。

  第三,大地崇拜基础上的圣母崇拜。多神教崇拜自然、自然力,甚至把自然力看作上帝的化身。俄罗斯人的天地崇拜来自其天地观,用索洛古勃(Ф.К.Сологуб)的一句诗来概括就是:“头顶上,晴朗的天——是我睿智的天父;脚踩大地——大地是我神圣的地母。”俄文中的祖国一词有两种表述,既有象征男性的(Отечество),也有象征母性的(Родина)。阴暗、寒冷、潮湿的自然环境对俄罗斯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相对而言,俄罗斯人对母亲的情感更炽热、更恒久。俄罗斯人普遍习惯于把大地当作养育他们的母亲。圣母崇拜的基础是古代对繁殖女神的膜拜,圣母的形象,如同母神的形象一样,是土地的孕育力和一切繁殖力的化身。俄罗斯在皈依东正教之前就有“潮湿的母亲大地”(Мать сырая земля)的说法。大地是俄罗斯人“永恒的女性”象征,他们称伏尔加河为“母亲河”、“亲爱的母亲”、“生母”等。大地作为可以种植谷物的富饶耕地的概念逐渐和大地作为祖国的概念融合,成为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观念。

  别尔嘉耶夫在剖析俄罗斯民族性时指出了其女性崇拜和大地崇拜的情结。他写道:“永恒的女性是玛利亚的贞洁,她与永恒的男性结合在一起,和逻各斯的男性结合在一起。全部的土地,所有的母亲-大地都是女性的,但她的女性是双重化的,正如全部女性的自然一样。土地是夏娃和玛利亚。只有在神秘主义的婚姻中能够解释逻各斯和世界的女性灵魂结合,和大地结合的奥秘。”[2]在他看来,俄罗斯的宗教信仰是女性的宗教信仰,是集体温暖中的宗教信仰,而这种温暖却被体验为一种神秘的温暖,这样的宗教信仰拒绝男性的、积极的精神之路;俄罗斯的宗教与其说是基督的宗教,倒不如说是圣母的宗教,大地母亲的宗教,照亮肉体生活的女神的宗教;对俄罗斯人民而言,大地母亲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成了圣母,俄罗斯是孕育神衹的国家。

  伴随着拜占庭东正教本土化的过程,俄罗斯原有多神教遗产中的大地-母亲崇拜观念与东正教中的圣母形象相互结合、相互妥协,最终成为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大地崇拜和圣母崇拜。这种宗教观念演变成基本的民族情感,积淀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之中,以致成为文学家的写作主题和宗教哲学家们的思想主题。

  第四,自然崇拜与森林崇拜。俄罗斯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40%。森林与俄罗斯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说自然环境是构成俄罗斯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茂密的森林则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俄文中的“森林”(Лес)一词指的曾是一位神祗,他身穿褴褛的树皮衣,栖身于粗大的树墩上,日日夜夜守护着森林。树木有坚韧、亲和、旺长、广纳这四种性格,不畏风雪、不屈严寒、积极向上。正如列昂诺夫(Л.М.Леонов)《俄罗斯森林》一书中所言:“确切地说,俄国人坠地伊始,首先看到的就是森林,森林陪伴他们走完生命的全部历程:襁褓时期的摇篮,蹒跚学步的幼童的木屐,松子和草莓,木陀螺……朝圣者的木杖,独木棺乃至坟墓的杉枝和墓前的十字架,没有一种东西能够离开森林的。”[3]这种生活环境透过多神教民间信仰和风俗习惯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也强化了俄罗斯人的宗教情感和宗教意识。树木的四种特性铸造了俄罗斯民族之魂,与森林相关的类似于图腾崇拜的白桦树情节、熊情节、斧子情节都是俄罗斯民族最原始的宗教意识。

  二、俄罗斯东正教的本土多神教遗迹

  古斯拉夫多神教作为一个原始宗教体系具有多神教的特征,其核心是对自然力量的崇拜。面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古人感到人类的渺小无力,只能指望超自然的力量保佑人类生存。俄罗斯的早期信仰呈现物化取向,相信各种物体的超凡力量,产生了拜物主义。对大自然的恐惧使人产生神话趋向,人们祈求无处不在的无形力量的宽容和保佑。同时,将自然界的物体和各种自然现象视做有灵魂的泛灵论为多神教的鬼神体系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同时又成为祖先崇拜的基础。12世纪时俄国出版了《神像漫谈》一书,这本书把多神教文化分成了三大阶段:“1.斯拉夫首先供奉的是吸血鬼与众神之母——别列吉尼亚神;2.受地中海沿岸各民族所崇尚的神像的影响,斯拉夫人也‘开始供奉人类生育之神和具有生育能力的妇女’;3.开始同时供奉‘雷神、霍尔斯太阳神、莫克什神(人类生命的化身,生命、家畜、风、雨、女人编织的保护神)和保护农业丰收的维尔神’。”[4]罗斯也有自己的神话体系,只是相对于希腊、印度、埃及等神话而言比较简单而已。斯拉夫民族的“万神殿”只包括六个神:雷神泊沦,太阳神霍尔斯和达日吉博格,天神和风神司特利博格,天狗西马尔格以及女神莫科什。由于俄罗斯民族具有这种多神教信仰的基础,因此,俄罗斯人在接受拜占庭东正教时就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多神教信仰传统全部忘却,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持久的本土化磨合、妥协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多神教信仰传统下皈依东正教。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出于政治的需要,将拜占庭的东方正教引入基辅罗斯,他首先受洗入教,而后命令所有基辅罗斯人入教。由于“罗斯受洗”不是出于人民的自觉自愿,多数基辅居民对“受洗”存有疑虑或恐惧,因此,接受东正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原来居民信仰的多神教经过改头换面后保存了下来,由此,便出现了“双重信仰”。在人们的观念中仍然没有放弃对多神教神祗的崇拜,在人们的意识和生活中,新旧两种宗教互相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旧的多神教成为新的东正教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罗斯人虽然已经受洗,但仍然崇拜和祭祀风神、太阳神、雷神、火神、畜神以及山妖、夜叉和吸血鬼。俄罗斯人的宗教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多神教的印记。在多神教仪式化传统的影响下,东正教信徒普遍认为,严格遵循各种仪式是教徒的首要职责,宗教中最重要的是吃斋、祈祷、画十字等,而东正教的道德内涵、《圣经》和福音书的教义则很少有人仔细琢磨和思考。在流传下来的基辅罗斯的民间作品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是日历、礼仪、诗歌、咒语、符文和礼仪歌,他们是土地崇拜不可分割的部分。礼仪性的民间作品包括婚礼歌、葬礼哀歌、宴席歌和丧宴歌。一些反映古斯拉夫人的多神教观念的神话传说得以流传。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教会竭力根除多神教的遗迹,与“异端”风俗、“魔鬼游戏”和“渎神行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斗争,但这些民间作品及其所表达的观念至今还保留在民众的生活之中。

  由于俄罗斯人集体式的洗礼活动,同时又缺乏宗教教育,所以,新皈依者的思想没有很大的变化,异教迷信行为普遍继续存在。虽然从前的诸神现在被称为恶魔和邪恶的妖怪,但是人们依然相信他们的存在。一切烦恼,不管是疾病还是旱灾,都归咎于妖怪,而为了战胜他们,人们祈求基督教的圣徒们保佑,并实行神圣的仪式。“在较为原始的宗教里十分流行的拜物教崇拜现在以新象征物继续流行。十字架、圣像、圣徒的遗物、圣水、圣餐的圣饼、香与圣膏,甚至《圣经》,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具有魔力的东西,可以防止魔鬼捣乱与工作。”[5]实际上,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不得不为俄国农民履行“驱妖”的义务,因为农民的祖先曾经求助于异教祭祀和巫医。“神职人员被请去用巫术仪式和咒符从屋里驱逐妖怪。教士们亦默认了这种做法;甚至在今天当旱灾或者疾病侵袭他们荒凉的村庄时,也可以看到他们举行这样的仪式。”[6]总之,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拜占庭的东正教仅在表面上赢得了民众,在真正的信仰层面和日常生活中,他们仍然顽固地坚持多神教信仰,并且把许多古老的迷信并入了基督教。神学和哲学没有在基辅罗斯找到生长的土壤,也没有产生重大成果。基辅的宗教著述总的来说跟在拜占庭后面亦步亦趋,对基督教理论贡献甚微。

第二,拜占庭东正教与多神教之间的互相接纳和妥协。弗拉基米尔大公实行“罗斯洗礼”,将基督教(东正教)立为国教,使多神教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国教沦落为“邪教”,被迫从城市退到农村,从公开转入地下。东正教取代多神教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其间既有双方的相互否定、相互排斥,也有相互利用、相互渗透,这一互动过程的实质不能以“基督教战神多神教”等词语来简单地概括,而应该看作两种不同文化逐步融合的演变过程。在广大的俄国农村,在下层人民思想和心态中,多神教与基督教长期共存,形成“双重信仰”的文化形态。从历史看,“双重信仰”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是两种宗教公开对峙的时期。这一时期,基督教以中心城市为据点,多神教则以农村和边缘城镇为统治区。基督教自上而下艰难地推行,最初的信徒多半是执政者和上层社会成员,广大下层群众则坚持信奉多神教。这一时期,两种宗教以相互排斥、相互对抗为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基督教的传播是艰难而且反复的,每遇到天灾旱年多神教就在局部地区重新抬头,甚至占据上风。第二个时期为1315世纪,是多神教步步退缩的时期。这一时期,罗斯的基督教化进展顺利,但仍有人同时保留对多神教的信奉,成为“双重信徒”。两种宗教的相互接近、相互渗透成为主要趋势。在基督教化过程中,东正教顺应广大信徒的心理和宗教习惯,形成东正教的俄罗斯特色。第三个时期为1620世纪初,是多神教残存的时期。这一时期,东正教已完全地统治了俄国,多神教在失去国家和社会的支撑之后土崩瓦解,发生文化转型。但是,多神教信仰并未完全绝迹,而是依托于俄国村社和农民阶层,以民间文艺、传统风俗、民间信仰等形式继续存在。[7

事实上,东正教在俄罗斯的传播是一个艰巨和漫长的过程,从教堂的建筑时间间隔就可见一斑。“先是小俄罗斯,然后是大俄罗斯,要被基督教完全渗透,还必须有一定时间。光辉成就姗姗来迟:1025年和1037年在基辅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从1045年至1052年在诺夫哥罗德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1051年在基辅建成了早期的修道院之一,克里普特修道院。”[8]东正教在俄罗斯传播困难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信奉的是异教崇拜,这种异教崇拜被连根拔掉,时间不会太迅速,同时也不会太彻底。基督教创立之前的信仰和心态,直到今天在许多方面还继续存在着,尤其是在婚姻、死亡、治病救人等问题上。他们使基督教永远带有俄罗斯色彩,在东正教礼拜仪式,比如在圣像崇拜和对复活节格外重视上,独特的地方常常很突出。”[9

应该看到,俄罗斯的本土多神教信仰是由一些原始认识、宗教信仰和崇拜构成的统一体。这些认识、信仰和崇拜是俄罗斯民族在其自然环境中长期生存活动的智慧结晶,也是对环境依赖的表现。它作为一种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生存样式传递下来,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不会因为大公或皇帝的行政命令而改变。事实上,在俄罗斯,拜占庭东正教终究无法取代多神教而原封不动地确立自己的神圣地位。“它感到无力完全根除古斯拉夫的信仰和崇拜,于是不得不迁就民间的多神教意识,去同化这些崇拜,并吸收这些崇拜的各种成分。其结果,一些古老的信仰和仪典,不仅以教会所不承认、所排斥的多神教习俗、节日和崇拜形式得以保存,而且还披上了一层正统教会崇拜的外衣而继续存在。遭到教会制止的‘偶像崇拜’,却以敬重圣像,尤其是 ‘显灵’圣像的方式得以保存。在对‘圣地’和‘显灵’圣像的崇拜中,可以看出对植物、泉水这些自然对象的顶礼膜拜的痕迹。圣徒崇拜也是对多神教的让步,它具有基督教之前的守护神崇拜功能。在民众阶层中,基督教的形象是与日常的劳动生活、与人们现实的需要密切相关的。古代斯拉夫神衹——那些人类不同生活领域的守护者,那些能祛病消灾的神衹——顶着东正教教谱上圣徒的名字继续存在。”[10

第三,圣像艺术和圣像崇拜。圣像是一种在木板等材料上绘制的画像,是基督、使徒或圣徒的形象表现。圣像崇拜是拜占庭东正教的一个传统之一,但是,这种传统与俄罗斯本土多神教的拜物主义的偶像崇拜结合后就演化为颇具特色的圣像崇拜。在俄罗斯信徒的心目中,圣像不但是耶稣、圣母及圣人的物化象征,而且本身具有大小不一的魔力和神秘功能。可以说,在俄罗斯的一切文化成就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圣像更鲜明地反映出俄罗斯人的宗教感受。那些色彩华美、用细工镶嵌刻绘在木板上的基督、玛利亚、圣徒和天使的像,反映出俄罗斯人终生不灭的宗教热情。“每座教堂的墙壁上,每个人的家中,无论沙皇的宫殿还是农民的小屋,都供有夺目的圣像。人们时常认为这些圣像会带来奇迹:全俄罗斯最崇拜的弗拉迪米尔母像,据说曾在俄罗斯三次为不同的外敌所侵略时,保护了莫斯科,使这座名城免遭毁灭的厄运。”[11

 据东正教的传说,第一幅圣母圣婴像是希腊物理学者、福音书的作者之一圣路加绘制的。实际上,俄罗斯人绘制圣像的艺术源于拜占庭时代的希腊。基辅的统治者弗拉基米尔988年改信基督教时,雇佣了拜占庭的工匠兴建教堂,并叫他们镶嵌、绘制圣像来装饰教堂内部。早期的俄罗斯艺术家就从这些圣像中学会了绘制宗教英雄人物,但俄罗斯的工匠们不久就巧妙地改变了圣像的容貌。圣像艺术北传到诺夫哥洛德和莫斯科时,生气勃勃的人物穿着斯拉夫服装,开始取代较僵硬、定了型的拜占庭人物。这些生气勃勃的人物服装上鲜明的大红大绿,在金色背景映照之下,有如燃烧着的余烬。尽管有这些改变,俄罗斯的圣像并没有丧失庄严的宗教性质。不仅是已完成的圣像受到教士们的顶礼膜拜,就连用来绘制圣像的笔和颜料也得经过隆重祝福,甚至连制作这些圣像的绘制活动本身也被认为是在神的感召之下进行的。

  从理论上讲,圣像崇拜对教徒应该具有审美意义和象征意义,然而在俄罗斯,教会实践中却失去了大部分的精神性特性。圣像崇拜成为教会发财致富的泉源,一些教会神职人员常常利用圣像崇拜愚弄人们,骗取钱财。由此可见,圣像崇拜也充满着不少迷信色彩,这从另一个方面看出俄罗斯东正教的本土特征。

  第四,家庭守护神和守护天使。“每一个俄罗斯农民的屋内,都供奉着家庭圣像,作为抵抗自然界黑暗势力的护符。他们最喜欢用的是圣经里的先知以利亚。俄罗斯的农民特别崇拜者为旧约人物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控制自然力,其中包括可以灌溉庄稼的雨和时常焚毁农民木房的火。……不识字的农民把这些在圣像中描绘的传说故事一代代地传下来。事实上对于俄罗斯的老百姓来说,也只有出现在各种背景中,构成一部书画圣经的圣像,才是有意思的圣经实录,因为他们不会读、无法领会文字所表达的内容。”[12]不仅如此,在俄国,每个循规蹈矩的基督徒都有一位守护天使或守护圣徒。他对着守护神祈祷,表白心愿,遇到危险时祈求保护。他常常把这位守护神的小圣像揣在衣袋里,在他看来,那不只是彩色木像而已,而确确实实是神的化身。当他把圣像拿出来注视的时候,他相信小小的圣像也会用那画成的眼睛注视着他。守护神常常和守护神像持有者同名,一个名叫迈克尔的人会向迈克尔祈祷,并用庆祝圣迈克尔节来代替庆祝自己的生日。许多人终生把守护神像挂在床头,死后其家人还会请人画个纪念性的圣像十分隆重地挂在当地的教堂里。

  总之,俄罗斯的东正教与希腊正教不完全相同,这主要是因为在接受拜占庭的希腊正教时始终受原有文化的影响。原有的文化特征在理解、选择、接受东正教时就已经注定了这种俄罗斯化的东正教的特征了。正如俄罗斯著名文明史学家米留科夫(П.Н.Милюков)言,俄罗斯教会“必然很容易而又不自觉地采取从前异教信经的教义。它是通过把东方基督教简化和将其降低为彻底本土化的办法取得这一结果的。由于被简化和地方化,东方的信经变成了俄罗斯东正教特殊的民族的类型”[13]。

三、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与东正教  

与地理环境、多神教信仰因素相比,俄罗斯的斯拉夫人的民族性格在拜占庭东正教的本土化进程中扮演了更为主要的角色。如果说前两个因素是以一种不自觉地形式潜在地产生影响,那么,后者就是一种自觉的和显在的选择、取舍、再创造和再诠释。对于斯拉夫民族,无法改变而只能适应的是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定的自然环境产生了特定的宗教信仰和在此基础上塑造出相对独特的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既包括其外在的行为举止方式,也包括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原则,是民族的世界观、道德观、人生观、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因素浓缩、积淀后形成的行为习惯和外在特征。民族性格主要表现在审美特性、价值原则、交往方式等各个方面。俄罗斯民族性格在东正教本土化过程中具有双重体现:一方面是拜占庭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迎合”;另一方面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对东正教的一些特征的“本土强化”。宗教本身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思想体系和实践体系,既包括宗教教义、崇拜对象等内在的精神因素,也包括宗教教规、礼仪、教堂、节日等外在的物质因素,俄罗斯民族性格总体上在两个方面都有影响。

  首先,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在宗教礼仪等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对于一种外来的相对比较成熟的拜占庭东正教而言,能够被俄罗斯全面接受和移植有两个主要方面的因素。一个是由包括东正教在内的基督教的普世传播性所决定的。在东斯拉夫民族皈依东正教之前,其周围的波兰、保加利亚等境内的斯拉夫民族大多已经皈依东正教,这为基辅罗斯的东斯拉夫民族的皈依提供了外在氛围。另一个是由基辅罗斯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对外文化交往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个大前提下,一些具体的过程上的细节问题充分体现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因素的作用。第一,俄罗斯民族生活在大森林和大平原的自然环境中,由此形成的审美特性、独特的美感以及生存技能,决定了其对东正教华丽的礼仪、宏伟壮丽的教堂建筑的内在认同和自觉接受。这些看似偶然性的选择背后却有一种必然的因素,那就是俄罗斯民族自身的文化基础和性格特征。拜占庭的复杂教堂建筑和华丽宗教礼仪对俄罗斯民族不但不是负担,反而是一种享受和启发,这些礼仪和教堂建筑艺术在俄罗斯不但没有枯萎,反而根深叶茂、发扬光大。圣像崇拜被赋予了民族特色,华丽的仪式成为展示其民族天性的舞台,无论是教堂的内部装饰还是鬼斧神工的教堂建筑,抑或是弥撒仪式上的“圣咏”和“音乐”以及宗教节日,都与其民族性格结合得极为完美和和谐。大森林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俄罗斯民族对森林的热爱和利用森林、树木的技能,他们仅用一把斧头就可以造出外形独特、结构复杂的拜占庭式教堂。第二,俄罗斯民族的生活习性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对东正教的选择和接纳。历史学家对俄罗斯人选择东正教的原因作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罗斯人拒绝了伊斯兰教,因它禁止喝酒,而喝酒是罗斯人的最大乐趣;他们拒绝犹太教,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失败民族的信仰,于是他们选择了拜占庭的礼拜仪式和信仰。”[14]高寒地区的俄罗斯民族嗜酒成性,喝酒是俄罗斯人古老而传统的嗜好,从古至今,俄罗斯人嗜酒的传统难以改变。弗拉基米尔大公就说过,对罗斯来讲,乐在酒中,不能没酒。酒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的节日、庆典都要开怀畅饮、一醉方休。酒是俄罗斯人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部分人的伴侣和伙伴。教堂和酒馆可以被看作精神和肉体的归宿。

  其次,俄罗斯民族性格在宗教教义方面的渗透和影响。由于俄罗斯自然环境——永远过不完的灰色冬季和寂寥无际的广大平原,俄罗斯人在文化上形成了典型的性格——忧郁和怀疑的倾向。俄罗斯的气候塑造了俄罗斯人非此即彼的两极性格,他们事事喜欢走极端,显出明显的非理性主义、极端主义和情绪化特征。俄罗斯人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生活,四周没有天然的屏蔽,缺乏安全感,特别依赖村社集体,因此形成了古老的集体主义性格,即对集体的热爱和对个人主义的憎恨。这些性格特点影响着对拜占庭东正教教义的理解和阐释。第一,神秘主义思维方式支配下的宗教修行的苦修主义盛行。在俄罗斯,宗教圣徒重视自己的修行,而不太注意自己的理性思考。人们特别尊敬的圣徒类型包括:苦行型——不朽的干尸,白痴型——为了基督的圣愚,勇士型——勇敢的士兵,道德型——虔诚贤人等。第二,神秘主义思维方式和非理性主义助长了俄罗斯东正教的保守性。在近千年发展中,东正教的保守性在俄罗斯一直保持得非常完好。这一方面与俄罗斯的重礼仪轻教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保守的性格相关。俄罗斯的神学家在神学上没有太多的著述值得炫耀,在神学理论上更缺乏创新。他们认为无需再发现什么新的真理,自然也不需要改变。有些学问研究也旨在使传统理论永存,并防止异端者出现。同时,俄罗斯的教会也不像西方教会,没有任何发展世俗学问的机构,没有教会学院和教会大学。第三,集体主义倾向导致人们把教会、教堂视为神圣的家园,强调“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而反对单一性和个性。聚和性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对其神学思想的基本理解和主流解释。这种思想的现实主义基础是俄罗斯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性格特征。与集体主义相关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沙文主义、选民意识、拯救使命意识都与东正教的一些教义契合。第四,性格结构影响了俄罗斯的政教关系的基本结构。自由与柔顺的性格强化了东正教的政教关系。俄罗斯的农民崇尚自由,对生活要求不高,在村社中自由自在地生活就可以,没有什么政治主张和物质需求。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主要由劳动、节日、喝酒、娱乐、探亲等活动组成。这些生活是属于个体的基本权利,而效忠沙皇、纳税、服兵役等则是绝对的义务。沙皇既是君主又是上帝,农民从来不怀疑沙皇,就像基督徒从不怀疑上帝一样。沙皇集世俗皇帝和人间上帝于一身,而君权又高于神权。

德国哲学家谢林曾说,一个民族只有当它能从自己的神话上判断自身为民族时,才能成其为民族。民族神话产生的时期当然不可能是在民族已经出现之后,也不可能是在民族尚未形成,还是人类大集体之中不为人知的成分的时候;民族神话的产生必须是在民族形成之前的过渡阶段,也就是快要独立和形成之际。民族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形成是和民族的形成齐头并进的。俄罗斯民族的组成成分复杂,其语言、神话、多神信仰等标志民族特征的因素因缺乏完整的历史记述而难以作详细考证,这为后人破解俄罗斯的文化传统,特别是皈依拜占庭东正教之前的文化特征增添了许多困难。但是,从已知的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确认,俄罗斯在皈依东正教之前的多神信仰和神话体系还是相对完整、基础丰厚的,正是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学传说、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之中的宗教信仰痕迹构成了皈依一种比较成熟的外来宗教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对拜占庭东正教的选择、认同、理解、诠释和再创造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的。

【注释】

1]华莱士.俄罗斯的兴起,叶仓译[M].纽约:纽约时代公司,1979年,第96页.

2]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董友译[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234页.

3]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0-321页.

4]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2页.

5]郝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等译[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6]同上第35页.

7]乐峰.俄国宗教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28页.

8]布罗代尔.文明史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5

 [9]同上第485-486页。

 [10]泽齐娜.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11]华莱士.俄罗斯的兴起,叶仓译[M].纽约:纽约时代公司,1979年,第103页.

 [12]同上第106页。

 [13]郝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等译[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14]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等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原载《求是学刊》200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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