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共时性来看,还是从历时性来说,现代性在西方都是一个充满紧张的思想概念,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实践课题。同样是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各自所选择的现代化的切入点和发展道路就截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简单言之,英国的现代化基础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经济革命(《国富论》);法国的现代化起点是法国大革命以及与此相一致的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人权宣言》);而德国作为一个相对“迟到的民族”,则采取了“文化革命”的策略,自上而下地把自己强行推上了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纯粹理性批判》)。　　

德国的“文化革命”对于德国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和决定意义,是德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个难题,因为由此而演绎开来的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现代性逻辑,比如,众所周知,德国现代化的后果一方面是高度缜密的理性批判体系和现代性反思话语,另一方面却又是灭绝人寰的非理性举动和不可理喻的反现代化实践。德国现代化所选择的这条“特殊道路”(Sonderweg),至今依然是现代性理论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显得难以捉摸,也难以解释。　　

综观德国近现代历史,几乎每一次的现代化冲动,都是滥觞于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概而言之,18世纪是由所谓的“狂飙突进”运动拉开帷幕,19世纪的始作俑者是所谓的“德国政治浪漫派”(请注意“浪漫派”前面的定语“德国”和“政治”二词),到了20世纪,魏玛共和国时期所谓的“保守主义革命”( KonsevativeRevolution)则为德国新的一轮现代化浪潮吹响了号角,因此,“保守主义革命”也就成为了研究20世纪德国历史,特别是德国思想史的一个必然起点。　　

“保守主义革命”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场具有政治关怀的思想运动,但它对当时以及后来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形成了冲击,对20世纪德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更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保守主义革命者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实际上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复兴传统的德国思想观念,包括国家主义的政治概念,唯心主义的思想概念,保守主义的文化概念以及权威性质的信仰体系等,以便把德国的现代化矫正到传统的路线上来,得以持续永久的发展下去。　　

归纳起来,“保守主义革命”立意在于“否定”(否定多元,否定民主,否定法律),旨归在于“反抗”(反抗现实政治体制与政治观念),具体涵括以下几点。　　

(1)认识论上的反理性主义:任何一种现代性话语的出发点都必须是锚定自己的认识论立场,“保守主义革命”作为20世纪德国的一种现代性话语,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更加旗帜鲜明:即坚决反对启蒙运动以降的理性主义,认为知识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感性;不是意识,而是直觉;不是理智,而是情感。因此,保守主义革命者们轻学习,而重体验;轻反思,而重行动。　　

(2)政治哲学上的反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在德国近现代思想史中,自由主义一直都是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攻击的靶子,“自由主义批判”构成了德国思想史的一条主线,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直到20世纪反启蒙的“保守主义革命”,乃至批判启蒙的法兰克福学派。　　

(3)多元主义批判与权威主义的国家概念:“保守主义革命”反对代议民主,呼吁有机民主,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上都有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理论主张。在社会层面上,“保守主义革命”的立足点是反对多元主义的社会图景,认为多元化只能给社会带来动荡和混乱,使社会陷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因而无法很好地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更不能建立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一体性。　　

如何评价“保守主义革命”,在史学家和哲学家那里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德国当代历史学家戈勒·曼(Golo Mann)在其《德国历史: 1919—1945》( DeutscheGeschichte:1919—1945)中指出,“保守主义革命”虽然是“纸上谈兵”、“秀才造反”,革命者的行动仅限于一些“冲动”和“活动”,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于德国20世纪历史的革命意义。德国当代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至今就依然还深深地打着“保守主义革命”所遗留下来的烙印。从魏玛共和国的“保守主义革命”到战后联邦德国的“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批判话语,在当代德国乃至整个西方始终处于争论的焦点。哈贝马斯在阐述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时,也不得不抽出相当的精力,在他的多本《政论文丛》中,不厌其烦地阐明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阐明他本人对于保守主义的坚定不移的批判态度。　　

我们认为,作为一场思想运动也好,作为一场文化革命也好,作为一种“主义”话语也好,“保守主义革命”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反思可能性,比如:文化革命对于现代性的推动和激发究竟有没有决定性意义?或者说,文化现代性的优先性能否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一种选择?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又如何确定?知识分子与政治(特别是与政治家)之间,除了“异见”与“共识”之外,有没有其他折中或超越的互动可能性呢?现代性的几种“主义”(主要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究竟有没有调和的必要和可能?如果有,是通过批判性调和而达致有所建构呢,还是通过毁灭性调和而相互解构呢?

 

原文载《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1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