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现代性在西方是铁板一块。而所谓现代性，则可以作为总体性的概念来加以理解，其内涵是固定的，间题是明确的，连批判的途径也是可以梳理清楚的。于是，“现代性与中国”这样一个被一再还原的研究课题，也就获得了充足的成立理由。但反思一下西方的现代性批判历史，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无论从共时性来看，还是从历时性来说，现代性在西方都是一个充满紧张的思想概念，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实践课题。否则，又如何会有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内外交加的血雨腥风呢?又如何会有五彩缤纷的现代性话语在相互抵捂、相互摩擦呢?别的暂且不论，就说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吧，同样是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各自所选择的现代化的切入点和发展道路就截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驰。偏激而简单言之，英国的现代化基础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经济革命《国富论》;法国的现代化起点是法国大革命以及与此相一致的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人权宣言》;而德国作为一个相对“迟到的民族”，则采取了“文化革命”的策略，自上而下地把自己强行推上了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纯粹理性批判。
德国的“文化革命”对于德国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和决定意义，是德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个难题，因为，由此而演绎开来的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现代性逻辑。比如，众所周知，德国现代化的后果一方面是高度填密的理性批判体系和现代性反思话语，另一方面却又是灭绝人寰的非理性举动和不可理喻的反现代化实践。德国现代化所选择的这条“特殊道路“(Sonderweg)，至今依然是现代性理论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显得难以捉摸，也难以解释。克劳斯·埃德(Klause Eder)在其《历史作为学习过程》一书中指出，德国的现代化一直都处于一个学习过程之中，而德国现代化本身更是一个值得反复学习的对象。说它是一个学习的对象，意思是指从中可以汲取正反两方面的教训[l]。
综观德国近现代历史，几乎每一次的现代化冲动，都滥筋于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概而言之，18世纪是由所谓的“狂飘突进”运动拉开帷幕;19世纪的始作俑者是所谓的“德国政治浪漫派，’(请注意“浪漫派”前面的定语“德国”和“政治”二词);到了20世纪，魏玛共和国时期所谓的“保守主义革命，’(Consevative Revolution)则为德国新的一轮现代化浪潮吹响了号角[2]。因此，“保守主义革命”也就成为了研究20世纪德国历史，特别是德国思想史的一个必然起点。
二
从常识来看，把“保守”和“革命”这两个针锋相对的概念放在一起，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在一贯善于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问题的德国思想家那里，这样做肯定会有他们一套自圆其说的解释。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保守主义革命”这个名词还是没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统一定义。因此，如何来理解和定义“保守主义革命”，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当事人是怎样自圆其说的，有关学者又是怎样的一种看法。
先看当事人的说法。作为“保守主义革命”的重要理论家，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ek）在其历史著作(第三帝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把革命观念和保守观念联系起来，是想从保守和革命的双重角度去追求一个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理想境界。因此，这里的保守并不意味着倒退或落后，而是指对待能够持久和值得捍卫的一切的一种积极态度[3](p27)。
另一位代表人物容格(Edgar Juslius Jung)则认为:所谓保守主义革命，是说我们应当重新注意到一些墓本的规律和价值，因为离开这些规律和价值，我们就将失去与自然以及上帝之间的联系，也就无法建立起真正的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内在价值代替平等，用对领袖的有机选举代替机械选举，用内在责任代替官僚强制，用民族共同体的权利代替共和[4](p380)。
从当事人的这些自我理解来看，所谓“保守主义革命”，虽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思想观念体系，但他们对于当时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还是有着相对一致的价值判断的。为了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把德国从魏玛共和国的危机当中解脱出来，保守主义革命者基本上都主张:从根本上否定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建立起奠定在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权威国家。与传统的保守主义观念不同，他们反对压制大众，反对冷漠大众，主张把大众动员起来，从而建立起恺撒式的政治统治。我们再看有关学者的说法。阿明·莫勒(Amin Mohler)是一位从思想史角度专治保守主义历史的著名政治学家。他的《德国保守主义革命:1918一1932》一书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来概括“保守主义革命”:“轴心时代，’(Achsenzeit)。在他看来，所谓“轴心时代”，是一个断代的标准:我们必须把历史的进程扼要概括为这样一幅图式，即在轴心时代发生之前，保守主义是向后看，之后则把目光对准了未来。轴心时代之前，保守主义努力捍卫传统。因此，轴心时代之后也就是觉悟的时代。……从此之后，保守主义者意识到……必须放眼未来。
作为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精神思潮和文化运动，莫勒认为，“保守主义革命”共由五个不同的派别组成:(1)民族派(die Voelkische)，强调种族论，捍卫民族共同体，代表人物有汉斯·君特(Hans Guether)、赫尔曼·维尔特(Herman Wirth)等。(2)青年保守派(die Jungen Conservitiven)，核心思想不是语言或民族，而是帝国概念，主要人物包括汉斯·格林(Hans Grimm)、容格、凡登布鲁克、施密特(Karl Schimidt)以及斯宾格勒(Oskar Spengler)等。(3)民族革命派(die Nationrevolutaere)，政治上主张激进主义，主要有容格尔(Earnst Juenger)、所罗门(Ernst Soloman)等。(4)联盟派(die Buedischi)是一个青年运动组织，没有太大的特色。(5)乡民运动(Landvolkbewegugeng)，是德国北部石荷州爆发的农民起义的产物[2](p160-180)。
根据对这五个派别的比较分析，莫勒以为，后两派处于社会的边缘，因而意义不是很大，前三者中又以青年保守派最能代表“保守主义革命”的精神实质。回顾历史，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青年保守派除了拥有诸多名震一时的思想家之外，一度还处于政治话语和思想话语的中心地带。在莫勒看来，青年保守派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关键在于他们政治上激进得恰倒好处，主张政治认同的标准不应是“种族”和“民族”而是“超越国家的帝国”，主张在卡里斯玛型的领袖统帅下建立起一个权威主义国家;在思想上则比较接近传统的保守主义观念。也就是说，他们比较符合德国思想历史发展的一贯逻辑。
二
既然青年保守派是“保守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我们就选取其中的几位代表人物，主要有容格、凡登布鲁克、施密特以及斯宾格勒，对他们的生平、著作特别是政治观点和思想立场分别加以介绍，以便大家对这个派别、进而对整个“保守主义革命”能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了解。
容格1894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曾学习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容格主动报名上了前线，后又反对战争，但总归属于战争的一代。战争结束后，他重新回到了校园学习，主修历史、哲学以及国民经济学等，最终获得了法学学位。容格在政治上十分活跃，早在1919年就加入德国国民党(deutsch volkpartei)，并一度出任地方支部的领导人，后由于政见不同而淡出，转而致力于政治刊物的编辑和出版，成为许多政治俱乐部(比如“六月俱乐部”、“德国先生俱乐部”等)的骨干力量。1923年，容格还与希特勒建立了并不十分亲密也没有得到很好维持的个人关系。可惜，这层关系未能成为容格在纳粹上台后的保护伞。由于对纳粹的一些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容格于1934年被枪决，成为时代政治的牺牲品。容格在思想上也比较活跃，1927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下层的统治》。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分别为:“政治的精神基础”，“民族，社会，国家，法律”，“文化”，“经济”，“人口政策”以及“夕卜交政策”。可见，这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部普通的思想著作，而是一部致力于社会分析和社会改革的著作，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想在其中得到了翔实的发挥。由此而招致杀身之祸，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正如该书副标题所示，该书致力于分析“下层的没落以及与新兴帝国的脱节”。主要思想有这么两点:首先，容格批判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精英和政治制度是下等的统治，因此，不仅魏玛共和国需要加以批判和推翻，魏玛共和国所体现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也需要彻底予以否定。接着，容格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用以填补魏玛共和国瓦解之后的政治真空。他认为，应当用一种新的帝国政体来代替共和议会制，其榜样是中世纪的帝国观念(Reich)和条顿国家概念(Ordenstaatt)。
凡登布鲁克1876年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建筑官员家庭，一度曾辍学，后自学成才。早年崇尚审美主义，曾编辑出版有陀斯托耶夫斯基、莫泊桑、爱伦·坡等作家的作品，后开始关注社会，投入革命，逐渐形成自己带有审美主义和文化批判特征的政治立场，并以反对威廉帝国而著称。在青年保守派内部，无论理论上或是政治上以及组织上，凡登布鲁克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某种意义上，凡登布鲁克可以说是“保守主义革命”的精神领袖。他不但明确了保守主义的自我理解—“所谓保守，就是创造值得捍卫的一切”，而且还阐明了保守主义的革命对象—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和容格一样，凡登布鲁克与希特勒也曾有过浅薄的私交。但和容格不同的是，他对希特勒从未抱过幻想，也从不抱任何希望;他甚至准确地预见到了希特勒将成会为一个大独裁者。1925年，凡登布鲁克由于精神错乱而自杀。
1923年，凡登布鲁克发表了代表作(第三帝国》，系统地阐明了他的政治观念:反对议会制和多党制。《第三帝国》共分八章，每章都围绕着一个关键政治概念展开深入论述，包括“革命”、“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无产阶级”、“反动”、“保守”以及“第三帝国”。需要指出的是，凡登布鲁克所说的“第三帝国”并不是后来的纳粹帝国，而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由左翼和右翼之外的第三种政党执政的帝国，一定程度上倒是与第二国际所说的“中间路线”有些共同之处。不难看出，凡登布鲁克的政治批判对象也是魏玛共和国以及与之相应的民主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他不但批判议会制和多党制，而且也批判启蒙政治理论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张用权威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用领袖原则取代民主原则，最终建立起一个在精英统治基础上的封闭的民族共同体。-
施密特不但是“20世纪最聪明也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语)，也是“保守主义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说他最具影响力，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指他在“保守主义革命”过程当中所发挥的中流砒柱的作用;再就是他的思想活力和政治活动最为持久，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没有他在战后的“复活”，“保守主义革命”的影响力能否贯彻到当今，肯定是个问题。1888年，施密特出生在德国北部的一个小镇，受家庭和时代风潮的双重影响，早年追随表现主义，试图用审美主义来解释现实和改变政治，用审美来取代哲学。后来，施密特逐步完成了他的制度主义的决定论法学体系和政治哲学体系，成为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帝国初期的一个炙手可热的学术人物和政治人物。光是一顶纳粹帝国“桂冠法学家”的高帽，就注定他在生前身后永远都会招致非议。施密特著述可谓等身，主要有《政治的概念》、《议会制批判》、《论独裁》、《政治浪漫派》《宪法学》等。国内外现有的施密特研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过于强调他的政治哲学，而忽视或轻视他的法律批判理论(现代性的法律结构话语与现代性的政治批判话语);过于看重他与纳粹帝国之间的纠缠关系，而忽略了他在德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特别是他与黑格尔、马克思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复杂关系。施密特的思想庞大而复杂，这里无法展开详细论述，只好借用德国当代著名施密特研究专家梅林Reinhard Mehring)教授的一段话来结束对他的介绍:
施密特的方法在于通过解构加以论证。他从原则的高度去把握一切法律辜实，并从透视主义的角度建立起高度抽象的宪法模式，目的是想描述清楚法律的历史瓦解过程以及其中所暴露出来的悖论……因此，施密特的终极追求不是建立起一种新的法律结构，而是要瓦解现实中既有的一切法律结构。比较特别的一点在于，施密特并没有单纯停留在批判上，而是通过法律剖析形式来消解现有法律结构[5](P72)。
斯宾格勒如果说以上三个人物在汉语学界可能还比较陌生的话，那么，斯宾格勒这个名字可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斯宾格勒与汉语世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那部振聋发馈之作《西方的没落》，曾经让汉语世界的几代知识分子几度兴奋，又几度沮丧。在履历上，斯宾格勒比前面的几位都要简单明了。1880年出生于一个邮政官员的家庭，先后就读于哈雷、慕尼黑、柏林等大学，最后以赫拉克利特为博士论题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先是在中学任教，后专事学术研究和私人写作。主要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西方的没落》之外，还有《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人与技术》、《决定的时刻》等。表面上看，斯宾格勒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足不出户，没有明确的政治关怀和具体的政治立场。其实不然，从某种意义上看，斯宾格勒可能是青年保守派当中最具有政治倾向性的一个。他的政治观点与其说是反映在《西方的没落》里，不如说是集中体现在《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中。因为前者只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政治观念是相当潜在的;而后者则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不但政治概念十分鲜明，政治立场也颇为显著。斯宾格勒在《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分别从本体论和比较政治学的角度，阐明了对于“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解。就本体论来看，他认为，服胃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超越所有阶级利益的伟大政治经济制度在人生中实现的意志”。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相比较而言，斯宾格勒的社会主义概念具有人性化和内向化特征，因此，他批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式的范畴，而是带有明显的英国唯物主义色彩的范畴。斯宾格勒所说的“德国式”，就是“普鲁士式”，而他批评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与普鲁士精神结合起来，以便为德国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找到法理上的依据。从比较政治学角度来说，斯宾格勒把德国式的政治观念与英国式的政治观念对照起来，认为前者偏向共同体，主张社会主义，后者则着重于个体的独立，拥护个体主义。所谓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多党制等概念，不过是英国的一套把戏，根本就不适用于德国。在斯宾格勒看来，德国需要的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于是，在斯宾格勒那里，社会主义不仅与普鲁士精神息息相通，而且与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个体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也完全可以共约。
综合当事人的自我理解和有关学者的具体看法，加上对青年保守派的几位代表人物的介绍，对于“保守主义革命”，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理解:这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场具有高度政治关怀的思想运动，对当时以及后来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形成了冲击，对20世纪德国的政治结构、政治运动以及政治文化更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
保守主义革命者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工三王号，实际上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复兴传统的德国思想观念，包括国家主义的政治概念、唯心主义的思想概念、保守主义的文化概念以及权威主义的信仰体系等，以便把德国的现代化矫正到传统的路线上来，得以持续永久的发展下去。归纳起来，“保守主义革命”立意在于“否定”(否定多元，否定民主，否定法律)，指归在于“反抗，’(反抗现实政治体制与政治观念)。具体说来，它涵括以下几点:
(一)认识论上的反理性主义
任何一种现代性话语的出发点都必须是锚定自己的认识论立场，“保守主义革命”作为20世纪德国的一种现代性话语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更加旗帜鲜明:即坚决反对启蒙运动以降的理性主义，认为知识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感性;不是意识，而是直觉;不是理智，而是情感。因此，保守主义革命者们轻学习而重体验，轻反思而重行动。容格在《下层的统治)中就曾写到:价值不是我们可以认识和断定的事物的本质。相反，价值是自我意识与意识内容之间的一种评价关系。价值要么是情感对周围世界的体验，要么是作为意识表达的欲望。因此，情感和意志是任何一种评价行为的前提，情感和意志的特性决定了评价的趋向。
如果说容格把矛头对准了理性的话，凡登布鲁克则转而向启蒙运动发难。不管是启蒙的哲学，还是启蒙的政治，他都一概予以否定。在他看来，“自然法强暴了自然，而作为一种契约制度的国家观念所反映的不过是这样一个年代:人们失去了一再呼唤的自然”。“保守主义革命”把认识的手段主观化，认识的对象抽象化，认识的目的个体化，认识的过程简单化。追溯起来，“保守主义革命”的这种“礼赞生命，强调价值，否定启蒙”的知识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德国本土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特别是尼采的反理性主义的价值学说和透视主义的知识学说;再一个就是以伯格森为代表的法国生命哲学。
(二)政治哲学上的反自由主义
议会民主制在德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自由主义一直都是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攻击的靶子，“自由主义批判”构成了德国思想史的一条主线。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直到20世纪反启蒙的“保守主义革命”，乃至批判启蒙的法兰克福学派，都是紧紧围绕着这条主线而发展起来的。
“保守主义革命”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凡登布鲁克曾强调指出，“我们所谓的反启蒙，实际上就是要反对整个自由主义传统”。反对自由主义传统，主要是要批判其建立在自然法和契约论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议会民主制。具体来说，“保守主义革命”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是反对原子论的个体主义。他们认为，个体主义不能保障人权，不能落实人性，不能实现平等，更不能建立民主，“(主张个体主义的)自由主义埋葬了文化，消灭了宗教，摧毁了祖国。这是人性的自杀”[3] (p80)。
与此相应，“保守主义革命”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民主话语(有机民主)，用以取代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解(代议民主)。他们认为，代议制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天然或必然的联系，自由主义的民主可能只是一种斯多葛主义，表现出来的就是议会中无休无止的争吵和谩骂。德国需要的不是这样一种建立在契约观念基础上的民主，而是一种有机民主。所谓有机民主，其基础在于“种族归宿”，在于“血溶于水”的文化认同。因此，在德国的民主体制中，必须用“认同”代替“代表”。施密特在其(宪法学)中对此有过专论:
所谓民主，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认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认同，命令者与服从者之间的认同，··…这种认同原则的基础在于:没有民族，也就没有国家;因此，民族作为现成的尺度，在现实中必须永远处于在场状态。相对的原则(指自由主义原则)则认为，民族作为政治统一体本身不可能一直都成为人们的实际认同对象，因此，个人必须由别人来代表。一切国家形式的区别……都可以还原为认同与代表这样一对基本的矛盾。
(三)多元主义批判与权威主义的国家概念
“保守主义革命”反对代议民主，呼吁有机民主，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上都有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理论主张。在社会层面上，“保守主义革命”的立足点是反对多元主义的社会图景，认为多元化只能给社会带来动荡和混乱，使社会陷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因而无法很好地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更不能建立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一体性。而就对国家的理解来看，“保守主义革命”基本上继承了黑格尔主义的有关观点，并把它们推向极端。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权威国家，其基础是民族认同和恺撤式的独裁统治。于是，在“保守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中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悖论:议会制是反民主的，而独裁恰恰是民主的体现。施密特在其《议会制批判》中就明确断言:没有议会制，同样可能存在民主;没有民主，也同样可能有议会制;独裁与民主之间并非水火不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尽管都反对自由，但并不反对民主。
“保守主义革命”除了对国家和社会有着自己的特殊理解外，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具体而言，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保守主义革命”强调前者的优先地位，认为德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社会通过议会(多元政党)对国家的干预。魏玛共和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政府任听国会摆布，致使政治处于盲目的状态，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保守主义革命者几乎一致认为，“强国家，弱社会”不但是解决魏玛共和国危机的有效途径，而且是从根本上解决德国现代化出路问题的有效途径。所谓强国家，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包括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组织上的精英原则以及领导上的领袖思想。
四
德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戈勒·曼(Golo王四王加肠nn)在其所著的《德国历史:1919-1945》中指出，“保守主义革命”虽然是“纸上谈兵”、“秀才造反”，革命者的行动仅限于一些“冲动”和“活动”，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于德国20世纪历史的革命意义。德国当代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至今依然还深深地打着“保守主义革命”所遗留下来的烙印。从魏玛共和国的“保守主义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批判话语，在当代德国乃至整个西方始终处于争论的焦点。哈贝马斯在阐述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时，也不得不抽出相当的精力，在他的多本《政论文丛》中，不厌其烦地阐明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阐明他本人对于保守主义的坚定不移的批判态度。的确，作为一场思想运动也好，作为一场文化革命也好，作为一种“主义”话语也好，“保守主义革命”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反思可能性，并促使我们正视如下问题:文化革命对于现代性的推动和激发究竟有没有决定性意义?或者说，文化现代性的优先性能否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一种选择?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又如何确定?知识分子与政治(特别是与政治家)之间，除了“异见”与“共识”之外，有没有其他折中或超越的互动可能性呢?现代性的几种“主义”(主要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究竟有没有调和的必要和可能?如果有，是通过批判性调和而达致有所建构，还是通过毁灭性调和而相互解构呢?
【参考文献】
[1]Klaus Eder, Geschite als Lernprocess?Zur Pathogenense politischer Modernitaet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1991.
[2]Armin Mohler,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in Deutschland 1918-1932, Darmstadt,1994.
[3]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Das Dritte Reich,Hamburg,1931.
[4]Edgar Julius Jung,Deutschlang und die Konsert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e ueber Deutschland, Die Stimme des unbekannten Politikers, Muenchen, 1932.
[5] Reinhard Mehring, Carl Schimitt zur Einfuehrung, Hamburg.
原文载《河北学刊》2004年2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