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人伦价值为中心的，中国的传统哲学在研究人伦价值问题时必然要涉及到人伦价值的认识论方面。虽然如此, 但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评价论, 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70 年代末才正式兴起的。20年来, 我国的评价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已成为当前哲学中一个有较大影响的领域。
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 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 是价值论的研究带动了评价论的研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我国进入新时期的前奏。该文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个“思维”显然不是指对客观事物的单纯反映, 而是与毛泽东所说的通过实践“能否达到预想的目的”中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观念形态的“目的”总表现为价值判断。因此, 由真理标准讨论所引发的对实践检验机制的研究, 必然要涉及到关于价值判断的评价论研究。我国学术界公认的价值论研究的真正标志是1980 年第10 期《学术月刊》发表的杜汝楫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该文正是从研究实践检验真理的机制着手, 指出实践所检验的“这种观念或思想的真理性”不仅在于与现存或早就存在的事实相符合, 尤其重要的是在于与其后的事实相符合, 即与“实践结果相符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考察, 超出了旧唯物主义的狭隘范围, “从陈述判断的领域”,扩展到实践判断的领域, 从而进入到“价值判断的领域”。该文接着研究了实践检验“成”、“败”即价值判断与检验“是”、“非”即事实判断之间的关系, 认为把二者割裂开来或等同起来, 都不能正确地理解实践检验的机制。1981 年8 月8 日, 何祚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该文认为杜文为解决当时正在讨论的“实践的目的是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正是杜文指出了价值判断在认识中的作用及对其检验的问题。而这正是评价论研究的领域。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发的对于实践检验真理机制的研究, 是我国评价论兴起的直接原因;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则成为我国评价论兴起的深广的社会背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时期内, 人们认为我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不仅超过了自然经济阶段, 而且超过了商品经济阶段, 正在向产品经济阶段过渡。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 人们用实践标准来检验, 终于认识到目前我国所处的不是产品经济阶段, 而是处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阶段。因此, 我国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是利益主体, 这个利益主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 但都具有独立的人格。由此, 产生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面对五彩缤纷的价值世界, 独立的利益主体必须自己作出判断、选择和决策, 并且对自己的所为及其后果负责, 由此必然产生独立的评价活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加剧, 多元化价值之间的冲突也加剧。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各利益主体必须正确地进行评价。这正是我国评价论研究的兴起并且经久不衰的深广的社会背景。
二
评价论的研究带动和促进了价值论的研究。我国进入80 年代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 价值问题的研究也逐步在我国开展起来。《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哲学动态》、《社会科学报》、《江海学刊》、《社会科学辑刊》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一批关于价值问题的研究文章。但在80 年代上半期, 人们研究的重点仍然在关于价值论的认识论方面即评价论。1985 年5 月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真理问题讨论会上, 与会者对价值真理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由此可见学术界对评价论研究的兴趣。
到80 年代下半期, 人们对价值论研究的重点从认识论转移到本体论。这突出地表现在关于“普遍价值定义”的讨论, 并随之对价值的本质、特征等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作为价值论研究的成果, 李连科在1985 年出版了《世界的意义——价值论》,李德顺在1987 年出版了《价值论—— 一种主体性的研究》,王玉樑在1989 年出版了《价值哲学》,袁贵仁在1991 年出版了《价值论引论》等一批专著。中国价值论的唯物主义研究, 为评价论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 从而促进了评价论的研究。在以上专著中, 李连科专辟一章研究价值知识认识, 把评价纳入认识论范畴。李德顺用了四章来研究价值的认识论, 揭示了评价的反映论本质, 研究了评价标准与价值标准之间的关系等。王玉木梁用一章思考了价值真理问题等。袁贵仁用四章研究了价值的认识论问题, 尤其是研究了价值认识过程的几个阶段。1986 年5 月和1987 年11 月, 分别在杭州和西安召开了关于价值论研究的全国性学术会议, 会议在重点研究价值论的本体论问题时, 也研究了价值论的认识论问题。这说明了关于价值论的本体论研究促进了评价论研究。
90年代评价论的研究显然要比80年代深刻。1991年和1993年, 在西安分别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价值论讨论会和首届中日价值哲学研讨会。会上有不少学者对评价论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哲学研究》也连续刊登了几篇较有影响的关于评价论研究的论文, 《哲学动态》则刊登了关于评价论研究的综述。集中体现评价论研究成果的是我国哲学界出版了四本评价论专著。1994 年, 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出版, 这是我国第一本评价论专著。该书的一个理论功绩主要是分析了评价活动的三种形态。1995 年, 冯平的《评价论》出版。该书从个体心理和社会交往两个层次上具体地分析了评价活动的逻辑进程、结构、本质和规律, 建构了一个系统的评价活动的心理运作理论。同年,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认识论的一个新领域》出版。该书揭示了评价活动的两个环节: 主体选择需要以作为评价标准; 主体整合价值信息以形成意义。1997 年, 陈新汉的又一本专著《社会评价论—— 社会群体为主体的评价活动思考》出版。一般的社会认识论都把社会作为认识客体。因此, 该书的书名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学术见解。该书详细研究了群体作为评价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 以及社会评价的两种现实形式即权威机构评价和群体评价。
三
1997年10月,全国第四届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主要展示了我国关于价值论的本体论方面的研究, 但会议在结束时认为: 我国价值论的研究必须要在认识论方面有新的突破, 由此才能进一步促进价值论的本体论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 当前评价论研究的深入需要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上有所突破:
1.评价活动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问题 认识活动包括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这在我国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评价活动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问题, 主要是指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何者更为根本的问题。持认知活动更为根本的论者认为, 先有认知活动才有评价活动, 而且认识的主要内容是揭示客体的本质和规律。持评价活动更为根本的论者认为, 人总是从“为我”的角度来认识世界的, 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归根到底是为“为我”服务的。弄清楚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何者更为根本, 这是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而也是评价论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 评价活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国价值论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唯物主义地解决了评价活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 即认为,价值第一性, 评价活动是对价值的反映活动。但是, 随着评价论研究的深入, 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价值与评价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否就是简单的客观存在与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之间的关系? 价值是客观实在, 但决不是实体; 没有评价活动就没有关于价值的概念, 而没有关于价值的概念就不能理解价值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要坚持唯物主义, 而且要具体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这是需要研究再研究的。
3. 评价成果的真理性和合理性问题 有观点认为,真理是评价活动追求的目的。有观点认为, 从价值判断有真假推不出价值真理是评价活动的理想目标。还有观点认为, 对价值认识进行评判的标准不在于真假, 而在于是否有合理性。真理性和合理性在评价活动中的地位如何, 这涉及到作为认识论的评价论体系和作为价值论的评价论体系之间的内在自洽性问题。这个问题很可能成为评价论内“晴朗的天空中的一朵乌云”( 摹仿本世纪初物理学危机前的一句话) , 因此需要认真地研究之。
4. 评价活动的思维形式问题 关于评价活动的思维形式,国内和国外都还没有很好地研究。在很多研究评价活动的论著中, 人们还是用概念作为评价活动中最基本的逻辑范畴。以认知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认知论( 即传统所谓的认识论) 比较成熟, 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有一套完整的作为思维形式的范畴体系, 即能用概念、判断和推理来描述认知的思维活动及其规律。评价论要达到成熟, 必须建立一套不同于认知论的作为思维形式的范畴体系, 即规范、价值判断、评价推理, 以描述评价的思维活动及其规律。
5. 评价论与历史观相统一的问题 评价在本质上总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评价。不仅群体评价是一种社会的评价, 即便是个体评价也具有社会性。但是, 就我国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 并没有自觉地把评价活动与历史观结合起来。自觉地把二者结合起来, 是评价论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问题。
6. 评价论研究的运用 有价值存在就有评价活动。任何一个具体领域的评价活动都有一套独特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论的研究应该把视野拓展到这些领域之中, 因此评价论要与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教育学等相结合, 开展对具体领域独特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这种应用性研究为评价论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 同时也为评价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 原载于《哲学动态》1999 年第3 期 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