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类正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而要走出这一危机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美国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B·福斯特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担当这样一种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提出的“新陈代谢”[1]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生态观点，因而福斯特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意义的揭示。
一
在福斯特看来，“新陈代谢”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中极其重要，正是借助这一概念，马克思把他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下三个方面的批判联结在一起：对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的剥削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的批判以及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也正是借助这一概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深入到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领域，从而展开了对“环境恶化”的深刻批判，其中“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2]
“新陈代谢”这一概念并不是马克思所创造出来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15年，并且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德国的生理学家所采用，当时这个概念用来表示“身体内与呼吸有关的物质交换”。到了1842年，德国农业化学家J·V·李比希出版《动物化学》一书，对这个概念加以更加广泛的应用，从而也使之得以更加流行。在李比希那里，这一概念具有了农业化学和生理学的内涵，它“既可以在细胞水平上使用，也可以在整个有机体的分析中使用”，这一概念被用来阐述自然界中无机物质和有机生命物质之间的物质，以及整个无机界与有机界之间的联系。李比希使用这一概念时，常常与“生命力”（vital force）这一概念混杂在一起。福斯特认为，由李比希所奠定的这种对“新陈代谢”概念的使用方法，从19世纪40年代一直到今天，成了生物学和生理学界用以“研究有机体与它们所处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方法中“最关键的方法”。正是这一概念抓住了“新陈代谢交换的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揭示了有机体如何通过“新陈代谢交换”，“从它所处的环境中吸取物质和能量，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新陈代谢反应把它们转化为生长发育所需要的组织成分”，这一概念已被广泛用于表示一种特殊的调节过程，“这种调节过程控制着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交换”。[3]
福斯特认为，尽管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来源于李比希等人，但他完全是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马克思采用了已被包括李比希等人在内的化学家、生物学家、生理学家所导入的“新陈代谢”概念，但他是将此应用于“社会生态关系之中”。[4]马克思是为了“解释人类劳动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使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的。[5]
他认为《资本论》在对劳动过程进行分析时就把“新陈代谢”这一概念置于“整个分析系统的中心”，也就是说，对劳动过程的理解根植于这一概念之中。“马克思明确地将劳动过程定义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性的相互作用”。[6]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研究，最主要的是发现马克思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定义劳动过程，实际上是利用这一概念描述了劳动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也正是这一点使这一概念具有了生态意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7]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将劳动看作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其意义一方面在于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说明了劳动的本质，另一方面在于用这一概念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
马克思在比《资本论》稍前几年写作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指出：“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促成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马克思紧接着还说到，实际的劳动活动从来都不是独立于自然自身创造财富的潜力之外，“因为物质财富，使用价值世界只是由自然物质构成的，这些自然物质通过劳动改变了形态”。[8]实际上，“新陈代谢”这一概念贯穿于马克思的所有成熟著作之中。例如，马克思在1880年最后的经济学著作《关于阿·瓦格纳的笔记》中，就强调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在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清算时处于核心地位，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与此相应，马克思强调，在商品流通中，“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质变换的中断”。在这一笔记中，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密切不可分。马克思甚至这样说道：“在化学过程中，在由劳动调节的物质变换中，到处都是等价物（自然的）相交换。”马克思强调的是，在这种物质变换的普遍性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正常的经济等价物的形式交换只不过是一种异化的表现而已。马克思在这里所阐述的思想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的相关论述相一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也谈到，在一般商品生产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9]
福斯特通过考察马克思的相关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对“新陈代谢”这一概念的使用得出结论，这一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有两个意义：其一是狭义的，指“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而进行的实际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其二是广义的，马克思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系列业已形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自由问题”，“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相关联，而这种新陈代谢是通过人类的具体的劳动组织形式加以表现”。把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这一概念的这两层含义综合起来，可以知道，这一概念“既有特定的生态意义，也有广泛的社会意义”。[10]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曾经力图直接地从哲学上来解释人类和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描述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其早期侧重于从哲学上来解释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这样来说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福斯特认为，一旦马克思使用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就使他在这里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变得“更加完整和科学”。“‘新陈代谢’这一概念，以及它所包含的物质交换和调节活动的观念，使马克思能够在下述双重意义上来表述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既包括‘自然条件’又包括影响这一过程的人类的能力”。[12]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既有“自然”的一面，也有“人为”的一面。
自然异化概念曾经在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中居于中心地位。但由于马克思在这些早期著作中对自然异化只限于在哲学上加以论述，从而使这种论述显得抽象而不可理解。只有当马克思使用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以后，才消除了这种抽象性。“新陈代谢这一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概念的具体方式”。[13]马克思的下述一段话就是用“新陈代谢”概念来表述自然异化：“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14]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用“新陈代谢”概念来表述自然异化，“包含了他对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特征进行全面批判的精髓”。[15]
马克思不但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表述自然异化，而且还用这一概念来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由于马克思应用了这一概念来表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而使人们对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有了生动而真切的了解。福斯特这样写道：“倘若马克思把‘新陈代谢’这一概念，即通过劳动建立人类和自然相互连接的复杂的、相互依赖过程，作为他的理论的核心，那么我们就不会对这一概念也在马克思关于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的设想中起到中心作用这一点感到惊奇了。”[16]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下述一段话就是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7]
福斯特引用T·海沃德对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的评价来说明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T·海沃德指出，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抓住了同时作为自然和肉体存在的人类生存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了发生在人类和他们的自然环境之间的能量和物质交换”，“这种‘新陈代谢’，在自然方面由控制各种卷入其中的物理过程的自然法则调节，而在社会方面则由控制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的制度化规范来调节”。[18]
二
如果把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视为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理论，那么“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就显得更为重要。福斯特强调：“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是其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核心元素。”[19]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生态批判都是建立在“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之上的。
福斯特“是在研究J·V·李比希与马克思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才强烈感受到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见解是如何独特和深刻”的。[20]要真正理解李比希的“新陈代谢断裂”概念，必须要了解他使用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而要了解李比希使用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就得了解农业革命的进程。至今经历了三次农业革命。第一次农业革命是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与圈地运动和市场的日益中心化联系在一起，也与包括施肥的改进、作物轮作、排水系统和家畜管理在内的技术变化联系在一起；第二次农业革命持续的时间较短，即从1830年到1880年，它以化肥工业的发展和土壤化学的发展为主要特征；第三次农业革命发生的时间较迟，它主要发生在20世纪，其主要内容包括在农场中用机械索引力代替动物索引力，动物在大型饲育场集中养育，植物的基因改造，以及像化肥和杀虫剂这样的化学产品更加密集的使用。李比希正是在第二次农业革命的背景下表述了对“土地衰竭”的深切关注。第二次农业革命也是一次资本主义的农业工业化的革命。李比希论述了生态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像这样的工业化农业在19世纪的英国已经有了最发达的形式。它是一种掠夺的形式，使土壤耗尽肥力。食物和纤维长途跋涉经过几百甚至上千英里从乡村运输到城市，这就意味着土壤中的基本营养氮、磷、钾也同时被运走，其结果是非但肥力得不到回收，土壤的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因此遭到破坏。“关于土壤元素的恢复问题，由于粮食和纤维的远距离交易和牛群的移动都使这一问题无法得到解决”。[21]李比希用“新陈代谢断裂”概念说明：“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挽回的断裂，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条件持续被切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22]
马克思从李比希的论述出发，得出结论，“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挽回的断裂，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条件持续被切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23]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论述“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结尾处指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24]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讨论“大规模的工业和农业”时对资本主义农业展开了批评：“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25]
福斯特指出，“新陈代谢断裂”作为马克思用以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核心概念，已被马克思普遍地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问题，例如，森林砍伐问题、土地沙漠化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森林中鹿群的消失问题、物种的商品化问题、污染问题、工业排污问题、有害物质的污染问题、循环利用问题、煤矿资源耗竭问题、疾病问题、人口过剩和物种进化问题，等等。[26]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实际上已用“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来指称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自然异化”、“物质异化”。他这样说到，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条件”，即马克思称之为“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27]
马克思并没有把“新陈代谢断裂”概念中的这种“断裂”局限于仅仅发生在某一地区和国家，例如欧洲的英国，而是强调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是全球性的特征。福斯特这样说道：“马克思看到这种断裂不仅存在于一国中，也存在于整个奉行帝国主义制度的国家之中。”[28]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经揭示说“盲目的掠夺欲”造成了英国的“地力枯竭”，但这一事实每天也可以从“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29]而必须从秘鲁进口的状况中看到。种子、海鸟粪便，都必须从遥远的国家进口，这本身说明由“盲目的掠夺欲”所引起的“新陈代谢断裂”不可能只局限于一个地区，它必然是全球性的。美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可以游离于这种“新陈代谢断裂”之外吗？马克思认为美国不可能游离于之外。1850年，苏格兰农业化学家J·约翰斯顿来到北美旅行，在其《北美纪行》中记叙了北美土壤肥力流失问题，特别说明了纽约州与西部肥沃农田相比，其土地肥力损失严重。[30]J·约翰斯顿关于在北美同样存在“新陈代谢断裂”的严重情况，不但引起了李比希的重视，而且也被马克思用以证明“新陈代谢断裂”具有全球性的例证，马克思称J·约翰斯顿为“英国的J·V·李比希”。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特别关注殖民地国家的“新陈代谢断裂”与资本主义宗主国一样严重。对马克思来说，在殖民国家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联系在一起的“新陈代谢断裂”的证据，也是全球层面上特别是殖民地国家层面上“新陈代谢断裂”的证据，“所有的殖民地国家眼看着他们的领土、资源和土壤被掠夺，用于支持殖民国家的工业化”。马克思曾经抨击英格兰的殖民者说，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资料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
三
通过对马克思的“新陈代谢”以及“新陈代谢断裂”这两个概念的论述，实际上已把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的生态意蕴初步地揭示出来了。但只有真正了解了从对“新陈代谢”，特别是“新陈代谢断裂”的分析中引申出来的结论，才可说是真正把握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的生态含义。
福斯特把马克思从对“新陈代谢”，特别是“新陈代谢断裂”的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1）资本主义在人类和地球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催生出“无法修补的断裂”，而地球原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永久性生产条件；（2）这就要求新陈代谢的“系统性恢复”成为“社会生产的固有法则”；（3）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规模农业和远程贸易加剧并扩展了这种新陈代谢的断裂；（4）对土壤养分的浪费反映在城市的污染和排放物上；（5）大规模的工业和机械化农业共同参与了对农业的破坏；（6）所有这些都是城乡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写照；（7）理性的农业需要独立的小农业主或者联合而成的大生产商自主经营其生产活动，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8）现状需要对人类和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进行规整，从而指向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1]这八个方面的结论又可以归结为这样两大类的问题：其一，包括地力衰竭、城市污染等在内的“新陈代谢断裂”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其根源在哪里？其二，这种“新陈代谢断裂”可以改变吗？如果是可以改变的，那么究竟怎样改变？福斯特正是围绕着这样两个问题展开了对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的生态意蕴的全面揭示。
原先李比希论述的重点从“新陈代谢”转向“新陈代谢断裂”，实际上已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强烈的生态批判”。[32]李比希看到了种种“新陈代谢断裂”现象，也为当时的农场主和政府设想了许多改变这些现象的技术措施，他所阐述的“土壤化学”等学问就是专门为摆脱这些现象提供技术措施的。但事实无情地告诉他，仅靠技术手段是无法解决“新陈代谢断裂”问题的，因为“资本利用这些土壤化学重大成就的能力受到了资本主义体系内劳动分工发展的制约，特别是城乡之间对立日益加剧的对抗性的制约”。土壤肥力日益降低的危机感并没有随着土壤化学的重大成就而缓解，相反还与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成比例地加剧。这说明“新陈代谢断裂”有“额外的”推动力，这“额外的”推动力就是资本主义大农业本身。李比希在1859年所写的《关于现代农业的通信》中把资本主义农业称为“掠夺性农业制度”，认为在这一制度下，“永久性地失去某些东西的土地不可能增加甚至不可能保持它的生产能力”。[33]他在1862年出版的《农业化学》一书的那个著名的“序言”中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倘若农业主在自己的经营管理中还没有养成正确的观念，并给他必要的手段，以提高经营管理的生产效能，那么，从某个时候起，什么战争、饥荒、流亡、穷困和流行病等都会出现，它们会形成一种平衡，这个平衡会不知不觉地从根本上使国家繁荣幸福丧失殆尽，最后会引起农业的彻底破产。”[34]福斯特认为，李比希把“新陈代谢断裂”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思考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接受李比希的“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的同时也接受了他把“新陈代谢断裂”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思考。
促进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生态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的，除了李比希之外还有许多与马克思差不多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H·凯里就是其中的一位。凯里在1853年出版了《国内外奴隶贸易》一书，他把这本书特地送给了马克思。他在书中写道：“非常奇怪，所有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仅仅是土地的借用者，而一旦他不偿还债务时，土地也会像所有的债权人一样，那就是迫使他交出他所租用的土地。”[35]凯里的意思是说，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只想“借用土地”而不想给予土地补偿的制度，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人类终究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重大的代价。凯里把批判矛头直指“不是使人成为土地的承租者，而是使人成了土地的主人”的那个社会制度，特别是指向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凯里还在《社会科学的原则》一书中更加直截了当地说道：“作为国家的所有能源，都用以扩大商人的权力。”[36]凯里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只要国家能源为商人所占有，被用以扩大其权力，那么包括对土地的掠夺在内的“新陈代谢断裂”就是不可避免的。福斯特认为，事实上整个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凯里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事实：“由于城乡分离，以及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分离而带来的远距离贸易是土地营养净流失和农业危机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37]而凯里的这一立场和观点不但影响了李比希，而且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密切关注，并为马克思所进一步发展。
研究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断裂”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不能忽视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苏格兰农业经济学家J·安德森对马克思观点形成所起的作用。安德森早在18世纪80、90年代就做出判断：农业中普遍存在的土地肥力问题，确实是由未能采取理性的可持续农业耕作方法所带来的。他把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与土壤肥力的衰竭联系在一起。在伦敦，这种自然肥料资源“每天都被带进泰晤士河，在造成巨大浪费的同时，也使河水流经的下游城市居民不得不忍受臭气熏天的气味”，这说明目前的社会制度离可持续的农业经济还有多么巨大的距离。[38]马克思一方面运用安德森的观点来驳斥马尔萨斯把农业与社会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人口增长与有限土地之间的矛盾”的理论，另一方面则用安德森的观点来论证“新陈代谢断裂”最终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福斯特认为，在吸收了前时代的安德森的观点和建立在同时代的李比希、凯里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结论：“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39]马克思明确地提出正是资本主义的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由这种所有制所产生的“各种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马克思还强调，正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携手并进”，才带来了如此严重的“新陈代谢断裂”，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福斯特详尽分析了在不同的阶段，马克思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层次。
在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当时所关注的“新陈代谢断裂”主要是土壤肥力的衰竭，从而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品的远距离贸易是“新陈代谢断裂”的原因。读了《共产党宣言》，人们一定对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而“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这一点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了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陈代谢断裂”的关注从土壤肥力的流失扩充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的异化，也就是说，“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已被马克思普遍地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新陈代谢断裂”根源的分析也从比较直接、表面的城乡分离、远距离贸易深入到较为深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马克思认识到，城乡分离、远距离贸易这些只是导致“新陈代谢断裂”的表面原因，隐藏在这表面原因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且城乡分离、远距离贸易这些表面原因也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深层原因所决定的。福斯特分析说，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之间的分离，是以人与土地同样程度的分离为前提的，而所谓人与土地的分离则是包括大土地私有制在内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大土地私有制的产生无疑就是借助强制力量来切断大部分人与土地的任何直接联系。这种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刚开始时采取“圈地运动”的形式。而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盗窃教会地产对整个剥夺农民土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18世纪，无数议会的“圈占公共土地议案”被提交上来，以使对公共土地的盗窃合法化。到了19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忘却了。马克思认为，伴随这一过程的正是“新陈代谢断裂”的愈演愈烈。“对马克思来说”，所有可以用“新陈代谢断裂”表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都是和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私人财产制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它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40]
到了19世纪60、70年代，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新陈代谢断裂”之间相互联系的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对这种联系的分析不再停留在作一般性的描述，而是开始具体地展开。其结果是，马克思探讨资本原则、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陈代谢断裂”的影响，也就是说，马克思借助于分析资本原则、资本逻辑的作用这一新的角度，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对“新陈代谢断裂”之影响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具体化。马克思指出，正是在资本原则的支配下，资本不是服务于人的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而是一味地去追求交换价值，即利润，这必然导致自然的异化，必然导致“新陈代谢断裂”。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原则、资本逻辑与正常的“新陈代谢”之间的必然冲突。福斯特指出，对马克思来说，资本的真正存在“是以促使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劳动者是所有者，或者说所有者本身从事劳动——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1）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2）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41]这种人类劳动与土地之间有机关系的解体，形成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最初的”、“初级的”、“原始的”积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资本的存在就是“人类劳动与土地之间有机关系的解体”，也就是“新陈代谢断裂”的必然产生。
四
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新陈代谢断裂”能够改变吗？如果是可以改变的，那么究竟怎样改变？对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的生态意蕴的揭示，在福斯特看来，这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有现实意义，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面对生态危机惊惶失措、束手无策，陷入了深深的悲观之中。
福斯特指出，当今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这个原则虽然已经被广泛接受，“然而很少被认识到的是，马克思已经从新陈代谢断裂这个概念推进到新陈代谢恢复”。[42]事实上，马克思在抨击“新陈代谢断裂”的种种表现，以及探讨造成这种断裂的根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思考改变这种断裂，变“断裂”为“恢复”，即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可能性的问题。他这样说道：“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按其本性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新陈代谢断裂的基础之上，目前这种断裂的严重性可能已超出他的想象。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与地球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关系并非是完全的天方夜谭。”[43]
由于马克思对“新陈代谢断裂”的研究始于探讨土壤的衰竭，从而他对“新陈代谢恢复”的研究也始于探讨土壤的衰竭有没有改变的可能性。这里，马克思同样吸收了前人和同时代的一些人的成果。包括李比希的“合理农业”概念和安德森提出过的“可持续农业”的概念。早在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就已经坚持认为土地肥力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土壤肥力既有可能下降也有可能改善，而既然资本主义农业的非理性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脱胎而来的城乡对立紧密相连的，那么就说明只要改变外部条件农业仍有“改进”的潜力。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下述一段话反映了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渴望：特种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相矛盾。福斯特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所用的“人类世世代代”这一表述，在他看来，马克思提出为了“人类世世代代”而必须“维持土地的效力”“抓住了当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44]当今人们通常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构成危害的发展。实际上马克思从另一个角度将其定义为：“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是“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45]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土地是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只要把它作为“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加以“自觉的合理的经营”就是“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不但渴望农业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提出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认真解读一下马克思的下述一段话，就可知道马克思基于什么理由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46]福斯特这样说道：“马克思把当下的私有条件下的人类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奴隶制度。就像一个人拥有其他人并把其作为私有财产不能被接受一样，一个人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加以占有也是不能被接受的，从而由人（乃至整个国家）对土地、自然的私有性质的占有，都必须要加以超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被调整为这样一种存在状态：不断地被改良传给下一代。”[47]只要恢复土地的公有制就有可能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农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一生所坚持的一个基本信念。直至他晚年，作为其研究俄罗斯古老农村公社具有革命潜力的一种成果，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通过使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不能充分或者理性应用的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之上的各种现代“农艺手段”，完全有可能形成“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作制度。在马克思看来，这样一种制度的长处是它能够“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而不会受到对土地“纯粹剥削关系”之害。
福斯特特别指出，马克思并不把农业方面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寄托于简单地扩大生产规模。马克思充分地认识到了大规模农业的危险性，他所强调的是，对农业生产来说，关键不在于规模大小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人类与土壤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农业只有在可持续性发展的条件得以维持的情况下，才谈得上扩大其规模的可能性，而这里所说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条件”就是实现土地的公有制。所有制不改变，想在大规模的农业的条件下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痴心妄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这样指出：“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48]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农业是否合理关键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天然就是冲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还提出在对土地的关系上，大土地所有者即规模巨大的土地私人占有要比自由农场主“更具破坏性”。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规模越大对农业的破坏越严重。福斯特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在北美洲“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49]
马克思研究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停留在只是局限于农业领域，而是从农业领域扩展到所有领域，马克思所关注的是“整个生态可持续性”是否有可能的问题。马克思对此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整个人类与生产完全有可能建立更加彻底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以符合我们现在将之看待为生态学的而非经济学的规律。”[50]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仅在农业领域，而且在整个人类和生产领域，依据生态规律而不是经济规律来建立一种“更加彻底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完全是有可能的。由于在马克思看来，导致整个生态系统不可持续发展的原因与农业方面生态不可持续发展的原因是一样的，即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从而马克思用以说明在其他领域解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据也是相同的。例如，马克思曾经激烈地抨击过对森林的破坏，他写道，“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51]马克思还指出英国的森林不是“真正的森林”，因为“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像家畜，肥得像伦敦的市议员一样”；而在英格兰为猎人（以损害农村劳动者为代价]的兴趣和利益而建立的所谓“鹿林”则只有鹿而没有树。[52]马克思在进行这种抨击的同时，反复要说明的这是“对自然进行剥削的长期的、历史的结果”，从而只要不是为了取悦贵族们，不是为了他们的兴趣和利益去经营这些森林，这些森林受到保护，从“新陈代谢断裂”中拯救出来还是有希望的。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论证在农业以及其他所有领域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就说明了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具体途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陈代谢断裂”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归结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他用以论证消除这种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据也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是可能的。在福斯特看来，由于马克思用以说明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破坏“新陈代谢”，导致了生态危机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从而马克思对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论证也是富有说服力的。他说，马克思在这里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实现“新陈代谢恢复”。[53]马克思对如何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实现“新陈代谢恢复”作了许多具体说明，福斯特要人们特别关注以下这些内容：其一，马克思强调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与资本主义利润原则彻底决裂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利润原则支配下，人们都是为交换价值，即为利润而生产，而不是为了人的真正的、自然的、普遍的需要而生产，这就必然会去无止境地掠夺自然，只有改变这种局面，与利润原则相决裂，才能确保维护人类与自然之间健康的“新陈代谢”。其二，马克思把废除异化劳动作为解决“新陈代谢断裂”的必要条件。随着资本主义利润原则的实施，必然引起严重的两极分化，即一方面是财富的无限增长；另一方面是异化的、没有尊严的生存，这种生存是对大多数人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大多数人在劳动中的地位显得尤其重要，要把改变异化劳动与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结合在一起。其三，马克思提出应当把超越城乡对立作为解决“新陈代谢断裂”问题的重要措施。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解决“新陈代谢断裂”的措施中，总“包含有通过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人口的分散来废除城乡之间对立的内容”，他们的观点十分明确：“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54]其四，马克思把“有计划性”作为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健康的“新陈代谢”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人在自然界这一必然领域获得真正自由的社会，而这样一种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社会化的人，相关联的生产者，理性地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将它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用最少的能量来实现它。”[55]这里所说的“理性地控制”就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加以控制”，而“无计划性”是“生产组织的不可持续方式”。马克思强调在农业等领域“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等灾难。其五，马克思始终把“让生产者联合起来”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马克思那里，所谓“有计划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生产者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劳动。马克思认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这是一个对革命后的社会提出根本的、不断挑战的要求”。其六，马克思认为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上面所说的各种措施都是建立在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不变更，那么就无法与资本主义利润原则决裂，也谈不上废除异化劳动，同样无法超越城乡对立，更不要说实施“有计划性”和“让生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把“切断大多数人口与土地的直接联系”，“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看作是“新陈代谢断裂”的最终根源，那么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要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必须从这一根源入手。其七，马克思强调必须把对社会关系的革命性的变革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结合在一起。福斯特认为，今天拉丁美洲再次觉醒于玻利瓦尔和切·格瓦拉的革命精神，致力于改变社会关系，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仅仅对社会关系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伴随一种我们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转变”，前者争取的是“平等”，而后者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平等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共同协调发展”。[56]“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仅需要推翻它对劳动进行剥削的特定关系，而且还需要超越它对土地的异化，土地的异化对资本主义来说是最终的基础和前提”。[57]
当马克思所说的以上关于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措施全面实施之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建立之日。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符合人性的、可持续的制度应当是社会主义”，而且这种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稳固的生态原则基础之上”，它“将把自己与可持续性的土地联结起来”，成为“人类世世代代……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58]有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所蕴含的生态世界观的指导，人类有理由对建立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持乐观态度。
【注释】
[1]“新陈代谢”（德语是Stoffwechsel，英语是metabolism）一词，在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分别译为“新陈代谢”和“物质交换”。J·B·福斯特的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的中译本则统译为“新陈代谢”。我们在这里采用该中译本的译法，相应地，将“metabolic rift”统译为“新陈代谢的断裂”。而在引用中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相关论述时，则完全按照中译本的原文引用，不管是被译为“新陈代谢”还是“物质交换”，都不作改动。
[2]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p 141-142.福斯特的这一著作已有中译本（刘仁胜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本文在翻译J·B·福斯特的相关原文时，参阅了这一中译本。
[3]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160.
[4]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Feb. 2007, p. 10.
[5]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160.
[6]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Feb. 2007, p. 10.
[7]《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208、21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10]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158.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12]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158.
[13]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158.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页。
[15] [16] J. B. Foster，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p. 158,159
[17]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929页。
[18]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159.
[19] [20] J·B·福斯特：《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国际社会主义》2002年夏季号。中译文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第35、34页。
[21]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p. 153-154.
[22] 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Feb. 2007, p. 10.
[23] 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Feb. 2007, p. 10.
[24] 《资本论》第3卷，第918—919页。
[25] 《资本论》第1卷，第579—580页。
[26] J. B福斯特：《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第35页。
[27]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163.
[28] 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Feb. 2007, p. 10.
[29] 《资本论》第1卷，第277页。
[30] See J. B.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p. 158.
[31] J·B·福斯特：《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第34-35页。
[32]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151.
[33] [34]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p. 153,154.
[35] [36]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152.
[37]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153.
[38] J. B.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p. 160.
[39] 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Feb. 2007, p. 9.
[40]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174.
[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8页。
[42] 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Feb. 2007, p. 11.
[43] J. B.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p. 102.
[44] J. B.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p. 164.
[45] [46] 《资本论》第3卷，第918、878页。
[47] 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Feb. 2007, p. 11.
[48] 《资本论》第3卷，第137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92-193页。
[50] 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Feb. 2007, p. 11.
[51] 《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
[52] 《资本论》第1卷，第840页。
[53] 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Feb. 2007, p. 12.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21页。
[55] 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Feb. 2007, p. 11.
[56] J. B.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58, no. 9, Feb. 2007, p. 13.
[57] J. B.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177.
[58）J. B.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p. 168.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录入编辑：佳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