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当代中国创建一种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有别的新的文明模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构建中国哲学新文化。而实现“马哲、中哲、西哲”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是构建中国新哲学文化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行这种会通与互动的过程中必须发挥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由其特有的品格所决定的。

 

一、构建中国新哲学的呼唤

 

    面对全球化浪潮，不少中国人正在苦苦思索：中华民族必须通过融入整个世界来振兴自身。但我们是否一定要以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为使中华民族大步进入现代文明的发展阶段，我们应该积极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中一切优秀的东西，但我们不能把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模式照搬到中国来，我们要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创建一种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有别的新的文明模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主张不以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作为自己的发展样板，并非出自对西方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偏见。事实已清楚地表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确实不是尽善尽美的。如果照搬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我们要为此付出重大代价。上个世纪后半期由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所引发的危机此起彼落，一场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反叛已在西方世界展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颓废主义是这种冲击与反叛的象征。只要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不割除，西方文明危机还会存在，甚至恶化。既然西方人已在遭受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之苦，既然西方有识之士正在为消除这些弊端而努力奋斗，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照搬西方模式呢?

    如果我们对创建一种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有别的新的文明样式、新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已基本获得共识的话，那么这种新的文明样式、新的生活方式究竟应该如何创建?一种文明样式总是建立在特定的哲学文化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总是以某种哲学文化作为其根基的。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以技术理性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哲学文化的基础上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与技术理性主义的内在联系。他们提出《启蒙的辩证法》一书的宗旨就是论证以技术理性主义为内涵的“启蒙运动”的目的“总是在于使人们摆脱恐怖，确立统治权，但是被完全启蒙了的世界却处于福兮祸之所伏的境况中”(注：M.Horkheimer and T.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New York,1982,p.3.)。正因为技术理性主义与现代工业文明有着如此的不解之缘，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在批判现代工业文明时总是着眼于从其根源上加以清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理论家如此，其他一些理论家也是这样，韦伯对工具理性的分析、齐美尔关于合理性的批判、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的剖析等等，我们都不陌生，存在主义者关于技术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的论述我们更是耳熟能详。显然，我们要建立一种有别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样式，当务之急是构造一种与西方技术理性主义这种哲学文化相异的当代中国新哲学。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不可推卸的使命。

    当前中国理论研究的现状，也发出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呼唤。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艰巨任务，急切需要从各种学科出发和来自不同理论层面的考察和思索。事实上，近年来知识界也已从各种不同理论层面对此进行了探讨。其中，在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领域所展开的探讨都很引人注目。问题在于，倘若没有哲学层面的探讨，必然是不完备甚至是不深入的。当今学术界对一连串现实问题的研究，之所以难以推出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关键在于缺少一种成熟的、有着强烈的穿透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的理论框架，缺少一种广阔的、有着极高包容能力的思想视域，而唯有哲学才能提供这种理论框架和思想视域。这是由哲学这门学科的特殊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当代中国并不缺少“小技巧”，缺的是“大智慧”，而真正能孕育“大智慧”的首推哲学。当代中国对哲学的需求是如此急切，哲学工作者则要问一下自己：当代中国哲学界的现状能满足这种需求吗?在一种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之前，哲学是无法履行在当代中国的职责的。

    构建中国新哲学文化是几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哲人的梦想；构建中国新哲学文化，一直是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如果说，在以前由于时机不成熟，由于受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这只能是一个梦想，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话，那么，当今一方面由于构建这种哲学文化的迫切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另一方面由于构建这种哲学文化的条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成熟，从而当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梦想付诸现实。

 

二、实现哲学资源的圆融会通是构建中国新哲学的必由之路

 

    构建中国新哲学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做出努力：其一，理论来自于实践，中国新哲学的建构离不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哲学工作者应当密切关注并积极投身于这一实践，并善于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在这过程中做出伟大的哲学创造；其二，中国新哲学必然是在现有的中国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可能完全撇开现有的“哲学生态”凭空诞生，因此中国新哲学的诞生有赖于中国哲学工作者对现有的哲学资源的整合、挖掘和利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当下中国的三大哲学资源。这三大资源相互关系的现状是难以催生中国新哲学文化的。当前中国的哲学状态就是“马、中、西”三足鼎立。在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马、中、西”分别构成独立的二级学科，即各自进行独立的课题研究，各自独立培养自己这一方向的研究生，各自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内独立开设课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这一一级学科下“马、中、西”三个二级学科之间的距离，超过了哲学这一一级学科与其他一级学科之间的距离。“马、中、西”三大理论阵营往往是以相互隔离的姿态，在各自的学术圈子中进行着自己的学术活动，有时即使研究着相同的课题，但由于各自只使用自己这一学科的语言，各自只利用自己这一学科的资源，从而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人们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哲学生态背景下，会构建出具有时代气息的中国新哲学。看来构建中国新哲学必须从改变“马、中、西”三足鼎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入手。

    反对三足鼎立、各自为政，就是主张圆融会通、良性互动。而所谓圆融会通、良性互动，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开展有序、有效的对话。在“马、中、西”三个学术群体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对话体制。反对把对话等同于论争，反对借助于对话一味地说服对方，让对方放弃自己的观点转向自己的立场，反对使对话演变为一种冲突。对话必须是有序的，即对话者各方必须讲究规则；对话也必须是有效的，即对话者各方应通过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沟通。实际上，对话的过程只是获取理解的过程，即促使对方清楚正确地知晓本方的真实立场和观点。就对话本身而言不要求达成一致。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把对话视为实现交往合理性，进而推进社会的现代化的惟一途径，是有其理由的。他不但论证了对话的意义，而且对如何进行有序有效的对话都做出了详尽的论述，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二是实行资源共享。“马、中、西”三脉都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不是专属于某一特定的学术群体的，而是属于整个哲学界的，甚至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不管是哪一家的资源，都应彻底地、主动地向外开放，让这些资源“流动”起来。随着这些不同的哲学资源的“流动”，“马、中、西”三个学术群体都会把原来自己不熟悉的哲学资源纳入自己的视野，一扫坐井观天、故步自封的陋习。三是在整合上下功夫。可以说，开展有序、有效的对话和推进资源共享与“流动”只是实施资源整合的准备步骤，实现圆融会通、良性互动的关键还在于在此基础上的资源的整合。“马、中、西”的优秀资源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将这些优秀资源互补地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大于部分之合的整体，就会有利于新哲学的建构。

    当然，“马、中、西”之间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不能仅仅在纯学术的范围内进行，更重要的是在促使“马、中、西”三个学术群体共同面对与回应中国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圆融会通、良性互动。三个学术群体都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都要培育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对策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即都要培育自己的入世性。中国和世界当前面对的问题既是尖锐的，同时又是复杂的，单凭一个学科的资源是无法索解这些现实问题的答案的。“马、中、西”三者由于各自有着自己的学科特点和学科优势，所以在探究解决这些尖锐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三者都有展现自身的空间，完全可以各显神通，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现实，为包括“马、中、西”在内的整个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非常合适的土壤：它向中国哲学界提出了种种急切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不管其专业背景如何，都应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投身于对这些课题的研究。这样，共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目标，相近的理论旨趣和价值取向，会拉近三者之间的距离，消除三者之间的隔阂。我们常说哲学研究入门需高，取法需正，实现“马、中、西”三者之间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里所说的“高”指的主要就是崇高的哲学境界；这里所说的“正”指的主要就是直面现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实现整合的途径正在于此，让“马、中、西”三个学术群体去研究共同的现实课题，让他们各自为解决共同的现实课题挖掘和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哲学资源。实际上，我们已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前一时期，“马、中、西”都参与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如果照此一个个问题研究下去，把关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新的哲学观点积累起来，那么，最终就会出现飞跃，作为整体的新哲学就可以脱颖而出。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构建中国新哲学过程中的地位与功能

 

    由于在中国哲学界确实长期存在着“独尊马哲”的局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些人士曾经以国家意识形态的解释者与代表者的身份对中哲、西哲持排斥、批判的态度，从而导致当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漠，这是对原来哲学生态环境的反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恰当地位的纠正。然而，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施“马、中、西”之间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构建中国新哲学的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功能，甚至可以把这种特殊性与轴心联系在一起。当然不能把这种特殊地位和轴心理解成像以往那样占据着话语霸权的地位。这里所说的特殊地位与轴心，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承担起主动联盟、主动开放、主动吸收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并列在一起，统称为中国哲学的三大资源，这是意味深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起源于西方哲学，甚至可以把其视为西方哲学的一种。把其从西方哲学中独立出来，再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并列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地位的一种认可。这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中国哲学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时它尽管根源于西方哲学的传统，可又与西方哲学有着本质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但它与此同时又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流行了百余年，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印记。显然这样去理解三者的关系，就已经意味着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轴心地位了。

    本质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本性和基本品格决定的。批判性、实践性、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有的品格，正是这一独有的品格使其既超越了中国传统哲学，又超越了西方哲学。如果说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一种知识性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就表现为它主要是一种批判和行动理论；如果说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旨在创造哲学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已超越它们旨在实现哲学。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著名学者刘放桐先生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从根本上超越了包括近代哲学在内的全部西方哲学，彻底克服了它们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且也从根本上超越了取代西方近代哲学的西方现代哲学，同样避免了它们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注：刘放桐：《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刘放桐先生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具体超越之处，在他看来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做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注：刘放桐：《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刘放桐先生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的，来自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的这些见解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在“马、中、西”三者之间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构建中国新哲学文化的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是一种实践哲学因而所具有的特殊的品性，更应充分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具有了这一品性对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以及怎样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实施圆融会通、良性互动，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何种理解。如果像有些人那样将马克思称为“一流社会学家、二流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哲学，而是社会理论，那么就无法实施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因为按照这种说法，会通与互动的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而社会理论与哲学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如果像有些人那样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种哲学，也就是说只是当作西方哲学范围内的一种旧哲学，那么这实际上一方面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会通与互动缩小为西方哲学范围内这一种哲学与那一种哲学之间的会通与互动，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哲学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容在内，从而只要进行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会通与互动就已够了，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会通与互动的必要性。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存在着，而且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是一种既超越了西方哲学又超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新哲学。如果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能够与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实施会通与互动，而且理应在进行这种会通与互动时发挥轴心与引领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成时显然是吸收了一切优秀的哲学成果的，今天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需要在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会通与互动中吸取后者的优秀成果。当一种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为中国人民创立新的文明样式和生活方式提供理论支撑时，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中国新哲学。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录入编辑：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