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喜欢阅读当代学者唐逸先生那些睿智而深刻的作品，无论是富于逻辑思辩色彩的长篇论著，还是智慧卓见闪烁的学术散文，亦或轻灵流动的随笔以及反思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哲理小说，皆令我这个后辈心仪神往。2005年9月，当我还住在霄云路霞光里时，骑车到唐先生的家只需十多分钟。第一次上门拜访，我和我的朋友就受到了唐先生和夫人吴茵的热情接待。在他家，我们一起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唐先生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谈论却闪烁着无数灵感的火花，给我展示了一个高远恢弘的精神世界。曾经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在唐先生的点拨下豁然开朗，如当代学者对墨学终绝后方法论探讨的严重不足，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缺位的认识，在救亡图存、富国强兵过程中对文化启蒙的忽略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信心，如此等等。此后，每一次的拜访，唐先生都对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给予充分的鼓励，并在治学方法上进行有效的指导。在他的建议下，我很快购到了他一直推荐的Introduction to Logic（written by Irving M. Copi）以及 Principles of Reasoning。这之后，先生每有文章发表或作品出版，都赠予我，让我可以先睹为快。于我而言，是先闻唐先生之名，次读其书，再拜谒其人，感觉他真像《老子》中那位“被褐怀玉”的长者。

最近，唐先生又出版了他的系列文集《幽谷的风》（包括《文化批评》、《文化散文》、《域外话语》三本书），它们既收录了《荣木谈》、《理性与信仰》中的一些旧作，也有近年发表的新篇，内容涉及到哲学与宗教、中学与西学、理论与方法、语言与饮食等等各个方面，其中的《域外话语》收录了先生的法汉对照、拉汉对照作品以及用英文撰写的学术论文，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广阔的研究领域及创作才华。可以说，这套丛书凝炼了先生多年来对中西学术、思想信仰、生命意义以及对现实的思索和感受，其深邃的洞察和诗意般优美的文字如幽谷中吹来的阵阵清风，平息着喧嚣时代我们浮躁骚动的心。

总体而言，《幽谷的风》贯穿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理性和自由精神、对于现代汉语与人的自觉以及对中国未来命运的不懈思考。启蒙时代的理性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人的最初意识萌发出思维和信仰，思维的继续发展使人获得主体意识、知觉、知性和理性。康德认为理性是构成先验知识原则以及得到知性规则统一性的能力。他提出了知性和理性的区别，即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黑格尔也认为理性是认识无条件事物的能力，它能认识形成经验知识的种种条件。唐先生从理性（reason,rationality）最初的词源“ratio”的“计算”意义出发，找出它在希腊文、梵文、古德语中的相关词根，步步推演，发现在西方哲学中“理性是确切乃至必然知识的来源”。20世纪中期以来，“理性”受到种种非理性思潮的非难，但唐先生认为理性包含的秩序原则、基本逻辑原则、力求充分证据的方法，则是应该肯定的。唐先生提出：“理性思维在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皆有其独立的价值。此种价值在中国文化中似未受到充分的注意。理性思维的不成熟，严重阻碍社会的效率化、自觉化和科学化”。（《中国的理性思维》）。不重视理性和逻辑，往往导致行动的盲目和冲动，做出错误的判断和抉择，甚至延误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唐先生和吴茵女士大力提倡的“新汉语运动”就旨在从语言的规范、清晰、现代性开始，使我们的语言富有理性精神、充满美感，最后达到“从语言自觉，到文化自觉，最后到人的价值的自觉”，即从语言着手来孕育民族的理性精神。关于理性，一般有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人文理性与技术理性等的区分。纯粹理性可以对工具理性进行制约和规范。若纯粹理性不发达，工具理性特别发达，则理性以目的性和工具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服务于“复兴”、“振兴”、“强兵”等具体目标。纯粹理性发达，则演变出科学精神，以及人文精神、法治精神和自由价值等伦理精神。所以，理性要健全地发展，不能将应用作为它的唯一目标。理性自身有极强的能动性，可以摆脱感觉的欲求，它本身就有获取知识的能力。按照唐先生的说法，现代所谓理性，“只是人类在经验中学习和自我校正的能力，而非统一的合理标准或求得必然知识的普遍可靠的保证”（《文化研究方法论》）。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理性的构建功能。纯粹理性为人类培育了思辩能力和伦理道德，而把理性工具化会使理性本身失去方向和制约，成为完全求效率、追权力的东西。马克斯·韦伯曾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科学就象一张地图，它只能告诉人们怎样走，而无法告诉人们应往哪里走。马丁·路德·金慨叹过我们正确地指挥了导弹，却错误地指导了人。

近代以来，由于强调工具理性，我们在引入现代化时，不外是引入产品、技术和制度。现代性的根在于理性的孕育，也就是要使自己的意识达到成熟理性的水平，特别是要在自身的精神根基中滋生出现代性，这才能够使我们的现代化既有本土之根，又与普世性相涉。这就需要精神基因的重组，即以自己的文化存在为基础，把引入的外来因素作为酶，使自身的基因被修正、激活、分化，最后繁衍出自己的理性精神来。我们传统的思想库里是有这些基因的，为了激活这些基因，唐先生提出了分析诠释法，即综合了训诂学、现代哲学分析与诠释学，最后统一于语言意义结构的方法。唐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就贯穿了这种方法。如他用此方法分析《老子》思想时，解读出了中国传统中绝无仅有的民权逻辑构架。先生的分析思路是这样的：《老子》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57章），“民自化”即是用无为、好静、无事来限定统治者的权力，以达到人民自我治理、自我匡正、自我富强的目的。《老子》文本显示出的是主权在民的思想。这种类似自然人权的思想有完整的理论构架和本体论基础，与一般的“民贵君轻”不同，在中国政治哲学中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子书与四书》）这一思想的理论根据在“道”。老子首先设定道不在语言的指称和定义之内，不可名，不可知，超越人的理性限度。对于这不可用语言、概念、理性范畴加以界定的本体界，可以由形而上学的思辨来证明其必有，亦可以通过个人的神秘经验来体验其实有。老子首先以理性的直观判断其有，无须逻辑的推导，亦不赖神秘的合一，只诉诸根本的直觉，实为最基本的原初设定，别无理由可言。道只是世界存在的前提，其性质、作用、功能等都不可知。既然不可知，又怎么知道世界有本体，为世界存在之前提，舍此便没有世界呢？老子书中亦蕴涵着一种逻辑论证，可以重构。（《信仰情怀》）唐先生通过分析诠释法将老子的本体论设定在当代语境中重构出来，使之成为了我们进行现代化的精神资源。有了这种资源，现代化的演进就可以在本土文化语境中自然进化，而不是抄袭或全盘西化（《子书与四书》）。运用分析阐释法，唐先生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着许多独特的价值，读来特别发人深省，让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先生说：“通过分析诠释方法的研究，可以使文本显示出未被发现的深层涵义，使文本脱离原有的传统的话语，特别是权力话语”。（《文化研究方法论》）确实，只有自觉地在当下语境中去阅读文本，注重逻辑训练，加强理性修养，关涉现实，才能为改革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精神方向，才能在本土文化资源中滋生出我们所需要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精神价值。中国思想迄今为止尚未发挥过世界性的影响，那是一座尚未开掘的富矿也未可知。用分析诠释方法，深钻中国传统思想和全人类的优秀成果，从本土资源中产生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哲学思想也许是可以期待的！而思想家的涵养、学养、耐力、宁静，甚至健康和长寿，都是建构新思想和新方法的重要准备。显然，分析诠释法将为我们的未来创建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

在强调理性的同时，唐先生也看重自由。就理性与自由的关系而言，理性是知的基础，自由意志是选择的根本，而认知的过程离不开选择。生命活动，包括认知，都含有自由的驱动。感性、悟性、信仰也含有自由精神。现代性可以说是通过理性化的过程在拓展自由之路。关于自由作为价值本源地位的重要性，唐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证。他说：“由于任何价值的选择皆必须有选择的自由，否则不可能进行选择，而没有选择不可能形成价值，因此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基础，也就是普世价值。”（《关于自由价值》）

在《幽谷的风》中，散落着无数精彩、深邃而独特的思考与灵感，这篇短文只是作者管窥所及，很不全面。唐先生不为专业所限，不被一隅所囿，不受一家所困。于哲理则慎思明辨、逻辑分明；于文风则典雅古朴、清新隽永；于社会则世事洞悉、明察秋毫。这位深居简出、默默耕耘的学者虽身在书斋，却心忧天下，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大于人的秩序”。从静谧的思想幽谷中吹来的习习清风令人警醒而清明，引领着我们“朝向深渊一跃”，进入人类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思维与文化习俗的最深处，探索中西会通、古今圆融的精神世界。

（原载《读书》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