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被视为一种应用概念进行推理和判断的思维活动。在现代性运动中，为求得能够征服自然的可靠科技知识，启蒙理性曾极力主张通过主观的抽象分析，把对象归结为确定的普遍的量，把自然界看成数学上可掌握的量化世界，把自然知识抽象为量的数学化体系。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任何不符合计算和功利规则的东西都是可疑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在理性高歌猛进的三百年里，理性不断取得胜利，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科学的成就和显示的威力，在人们心目中所获得的威信甚至已取代了对上帝、对先贤的崇敬。可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过度推崇理性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不仅危及其他生命，也危及到人本身的存在和地球的安危。理性的分析精神不仅使人碎片化，也使人和自然机器化了。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理性的假设是否正确，没有通过理性审判并被贬低的自然、身体、感性的东西是否真的应该放弃其存在的权利。

对于西方理性的反思，道家可以提供一个东方的视角，解决因为理性危机而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老子提倡“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第48章）区别了认识“物”和认识“道”的两种不同方法。对“物”的认识主要是在经验领域里进行，需要理性，需要不断扩展人类的认识领域，不断增加知识，需要主体与对象从观念上实行分离。道家思维向“为学”方面的发展就是获得对有限事物的知识。这种知识只能局限于“物”的现象界，无法把握“道”。即便如此，道家对“为学”的阐发并不充分，它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弊病是将人的认识局限在经验领域。但要发展知识论和科学的客观性真理，又只能将获得“物”的知识局限在经验的领域，道家对此却没有充分的肯定。它忽略了在经验领域发展知识论带给人类认识世界、管理社会的诸多好处。这方面是我们传统哲学的弱项，我们今天在反思理性的使用范围时，应该加强认识“物”的方法论建构，由理性的进路达到对物界的客观认识，使“为学”的内容和方法得到充实。

“为道”的方法具体来讲就是直觉性地对人和世界整体感的瞬间把握，这是一种前反思的、身体性的认识方法。从道家对身体的思维能力来看，那种把身体当作医学、生理学对象的“物”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庄子希望“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人间世》）如果让认识“物”的理性把握着思考和情感的主导权，身体就只能作为灵魂的居所而被排除在认识活动之外，这势必伤生损性，使得理性和灵魂被主人化，成为人的本质和生存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论断和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的断言便是这种观念的经典表述。技术理性崇尚物化、数量化原则，追求效益至上，人被迫变成了物，只是执行机器功能的部件和工具。

庄子已经提醒“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庄子•天地》）的后果。机心会对人心产生破坏和分离，让人对之产生依赖，技术于是成为异己力量而与人对立。人对技术的掌握变成了技术对人的掌握。这种机器是“道”所不愿承载的。它使得人失去了根和个性，失去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2]当操纵机械的人与自我出现疏离时，人本身成了无所不在的权利意志控制与操纵的对象，人成为机器的部件和延伸，成了大机器运作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人从事着机械式的劳作，被机器控制，工作显得无聊、无意义。老子在他那个时代曾主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道德经》第80章）在这般平和、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的国度里，百姓们就像回复到结绳记事时代的人们那样纯真、自然；百姓们不需要因生活所迫而东迁西徙；在这样的国度里，人民不是被用来作奴隶，也不是被武装起来去征战。以现在世界各国情况看，许多小国或者小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北欧的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及其附属领土如法罗群岛、格陵兰和奥兰就自称为“小国寡民”。就亚洲而论，新加坡、文莱等也都是国小而经济较发达的国家。

老庄在他们那个时代不可能看出今天如此泛滥的技术成为权威而对人产生的促逼，但他们对理性、技术、机械的负面影响的反思是深刻的。理性不是万能的、不是没有局限的。庄子曾经典性地讲道：“知之所至，极物而已”，“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 （《庄子•天道》）意思是理性知识只能对“有名有实”的“物”进行认识，这可以说是庄子为理性划定的界限。超过这个领域，理性就不要去僭越。对“精至于无伦，大至于不可围”和“无名无实”的“道”，如果一定要用“知”、“言”去认识，那就是用认识“物”的方法去认识“道”，从而将“道”物化，出现范畴倒置。这种认识方法和能力对物界的介入容易引起思维与存在的鸿沟。把“道”等同为经验知识的对象，其缺陷是不能理解“道”的独特性，也不能给人提供存在的价值和人类社会的精神走向。它可以为自然立法，却不能为人类的存在立法。马克斯·韦伯曾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科学就象一张地图，它只能告诉人们怎样走，而无法告诉人们应往哪里走。所以在加强分离性、增长性的“为学”功夫外，道家提醒人们如果要认识那个大全、本真的“道”，就需要人整个身心的投入，需要深入体悟，需要防范知识和理性对“道”的完整性的遮蔽。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理性的僭越带来上述的种种弊端，今天由于愚昧、迷信的东西仍有地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中还缺少理性的光芒，所以理性在我们的时代并不是过时的东西，发展理性仍然是一项未尽的事业。我们仍然需要大力提倡理性、充实“为学”。后现代以及道家思想让我们对理性进行反思，这不等于让我们以迷信的、非理性的观念去为理性纠偏，而是让我们以理性来认识理性，让理性做自我认识。第一，我们应该承认，人的精神生活中不仅有理性的领域，也有许多非理性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理性不能取代、压迫它们，比如宗教信仰，理性应该承认它的意义和价值是理性取代不了的。第二，理性也有它的纯粹性和应用性。理性要健全地发展，不能将应用作为它的唯一目标。纯粹理性为人类培育了思辩能力和伦理道德。但如果将理性工具化会使理性本身失去向导和制约，成为完全求效率、追权力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片面的只追求直接作用于实践的应用科学，也应发展哲学、伦理及纯精神生活的追求。第三，理性，即便是纯粹理性，它也应认识到自己是进化的产物，是历史性的东西。因而它必须承认即使在认识论领域，现在我们称之为理性的东西也有局限，在未来的历史中，它或者继续发展，或者还会出现其他精神意识比我们现在所称的理性更能使人接近绝对的精神。第四，道家对理性的反思有其合理之处。理性一旦走向唯我道路，不仅会排斥其它精神形态，也不仅会把应用理性发展到极端，从而排斥纯理性的发展，忽略思辩、哲学、伦理以及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而且在理性认识的世界中只注重“宏大叙事”、“基本规律”、“铁的必然性”，而忽视随机性、偶然性、个性、多样性、突变、边缘等非主体性、非核心性等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理性表现出的以上片面和缺失，都可以通过对理性的再认识、重新定位而得到相当程度的纠正。我们从道家思想中提取的许多观念，无疑会使我们对理性的再认识起到启迪和深入研究的作用。

可以说，“为学”和“为道”产生的是两种知识，二者都是人类的文化成果。道家提出的“为学”的探索范围是科技理性得以认识和控制的世界，即科学世界；“为道”涉及的则是生命世界和价值世界。过度依赖理性，生命世界就会被淹没，人会被物化。过度依赖感性，不能有意识地认识物界，发展不出科学。在今天，我们最佳的选择是“为学” 和“为道”并重，建立起科学世界与生命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健康交流，让人性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道家学者应从本土视角出发，运用道家思维对现今时代诸多问题进行深刻反思，通过综合创新赋予道家新的生命力，为维护人类生命的尊严和自然生态的和谐做出独特的贡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355页。

[2]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2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8月9日。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