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日益失衡、环境恶化不断加重的当今世界，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传统文化资源，希望从那里获得应对危机的智慧。道家道教在其中受到了特别的青睐。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甚至称环保先驱者缪尔（John Muir）是一位道家。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西方作者一般使用Daoism来表示道家和道教，但有时为了区别又采取了一些限定，如有的学者使用classical Daoism（古典道家，即老庄）和 medieval Daoism（中世纪道教）。在这部分介绍他们的观点时，我根据上下文分析具体含义，在遇到classical Daoism时，译成道家，而遇到medieval Daoism时，则译成道教。在没有限定的情况下，我一般把Daoism译成道教。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家道教与生态学的关系一直吸引着西方生态学界、宗教学界、哲学界的关注，尤其是道家道教与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深生态学的讨论更为引人注目。国外的道家道教与生态讨论主要在生态哲学家、科学家、基督教神学家和道教学者之间进行。有的学者认为道家道教能为深生态学提供观念性资源，能修正、调整和丰富深生态学理论；也有学者提醒深生态学在借鉴道家道教时，应把它与整体的中国文化结合，并应从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深入到对道教思想的挖掘；也有学者出于对文化移植作用的思考、对东方文化影响的担忧、对中国环境现状的不容乐观等因素而对道家道教的可能贡献持谨慎态度。

国外学者对道家道教与生态的探讨主要见于《亚洲传统思想中的自然》（Nature in Asian Traditions of Thought：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环境伦理学》杂志（Environmental Ethics），最为集中讨论此题目的是《道教与生态》（Daoism and Ecology： Ways within a cosmic landscape）一书。他们从道教哲学与生态、道家的自然观、道家的无为思想、道教实践的生态意义、道教与儒家的生态贡献等方面对这个领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深入道教内部，从道教的戒律、科仪、修炼、医学、园林等实践中挖掘道教对生态环境的关照，就某些具体命题、文本等展开了道教与生态的争论。下面将具体分析西方学者们对道家道教与生态关系的几种立场。

1．肯定道家道教对生态的意义

在宗教生态学的发展中，道家道教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他们从积极的方面认识和挖掘道家道教有利于生态伦理建设的内容。道家道教的本体论、自然观、政治学、价值论、认识论中不乏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真知灼见，这极大地鼓舞、支持着致力于克服环境和社会危机的深生态学家们，他们对道家道教的讨论充满溢美之词，对西方文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些学者认为可将道家道教直接引进到西方，解决那里的各种社会和自然危机。另一些学者则提出道家道教只可作为他者间接地启示西方文化内部的变革，即是说，道家道教对西方的意义是间接的，西方文化应把道家道教的价值内化为自己的文化要素。

英国学者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赞叹道家的“人要征服宇宙就要遭到失败”的认识，是一种“宝贵的直觉”。美国科学家弗•卡普拉（Fritjof Capra）)认为在东方传统文化中，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汤川秀树（Fukawa）惊讶在2000多年前，在科学文明发展以前，老子就已经预见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态，向近代开始的科学文明提出了严厉的指控。祈泰履（Terry Kleeman）在《道教与秩序的寻求》一文中说道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的重要部分，继续发挥着重大影响，其中也包括对生态的影响。中国宇宙观的基础是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道士在维护宇宙的正常运行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是漠然的隐士，而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即管理自然的仙官。在道教科仪中，法师召唤神圣力量来影响宇宙秩序。道士认为自己执行着先验的、神圣的、永恒的律令。他们不知疲惫地检查那些会危害世界秩序的邪恶势力。偶尔，也直接用仪式与之对抗，更多的时候他们作为地方“天兵”、“天将”，指挥着“神兵”来检查和抓获他们。另外，他们举行盛大的仪式来恢复宇宙秩序，使世界复活，恢复人与神圣领域的生态平衡关系。 克拉克（John Clark）在道家里发现了“慈”和对强作妄为的拒绝 。德沃尔（Bill Devall）和塞辛斯（George Sessions）认为“道家生活的基础是同情、尊重和慈爱万物”。“我们常谈到的一个道家形象是有机自我。道家告诉我们有一种呈现方式内在于所有事物之中。” 拉卡佩勒（Dolores LaChapelle）认为道家构成其深生态学的核心，“西方在紧急关头，努力抓住一些‘新思想’是不必要的。几千年前的道家已经为我们考虑到了。”

叶保强（Po-Keung Ip）把西方哲学看成“明显反生态的”，认为老庄哲学能够为环境伦理学提供形而上的基础。道家表现在自然观、本体论、价值论里面的平等观念以及“无为”的教义，在某种程度上将有助于环境伦理学的建立。在道家的世界观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每件事物都内在地与其它事物关联着。我们现在需要一种哲学来清除西方分隔人与自然的形而上学障碍，能为其它物种提供不以人类需求来衡量其价值的哲学，一种能告诉我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哲学。道家哲学就能满足上述需求。 马夏尔（Peter Marshall）在其著作的第一章“道家：自然之道”中说：“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道家已经表达了最早的、清晰的生态思想，……道家提供了最深刻、最雄辩的自然哲学，首次启发了人们的生态意识。” “道家为一个生态社会提供了真正的哲学基础，提供了古人解决人与自然对立的方法。” 

塞尔凡（Richard Sylvan ）和本尼特（David Bennett）指出，道家能为深生态学提供许多资源，包括哲学的、政治学的和个人修养方面的独特见解。它能修正、调整和极大地丰富深生态学理论。“道法自然”为绿色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在哲学上，道家对世界的认识与霍布斯（Thomas Hobbe）——洛克（John Locke）正好相反，自然包含着价值，“道”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这方面，道家可以丰富和阐明深生态学的价值体系。深生态学也肯定多样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但缺乏推导出这些特征的宇宙论。在政治上，道家与霍布斯——洛克的政治思想也是对立的。后者认为自然极端无序，而道家认为这种无序远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会打破社会的自然秩序，强制也破坏了自愿俭朴的基础。最好的统治者不是在统治或领导民众，而是个人发展的楷模。在人与自然关系中，道家的生活方式是深层的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人是自然的伴侣，不应以人灭天，而应追求精神解放和自由。对待消费和竞争，道家没有忽略有限度的自然竞争，这一点非常适合深生态学的环保的生活方式和非暴力政策。在道家看来，“夫惟不争，故莫能与之争”。道家在“不尚贤”和“不贵难得之货”方面见解很深，提供了深刻的、自愿的俭朴方式。对个人和社会而言，深生态学的最高目标是自我实现。道家“尊道贵德”，小我和大我的自我实现与“德”是相匹配的。 和道家一样，在深生态学中“自我”被扩展到更宽的领域，如澳大利亚环保人士塞德（John Seed）把“我保护热带雨林”变成了“我是热带雨林的一部分在保护自己。” 此外，道家对僵化的学校教育、积累狭窄的专业知识的批评扩展到了对技术的批评。在这些方面，深生态学理论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美国哲学家郝大维（David L. Hall）指出当前伦理和道德理论的危机是哲学危机的一种特殊反映。诉诸异质文化是解决当前危机的重要举措。道家在形成新的秩序意识方面有独到的贡献。在宇宙观方面，西方哲学一开始就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多种秩序存在的可能性，其当代发言人是怀特海（A.N.Whitehead）；第二是只有一种秩序的规则在自始自终地维持着稳定，它一直在影响哲学和科学。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冲突正是“美学秩序”与“理性秩序”的冲突。道家伦理是一种美学伦理，“道”的完整性不是表现在单一的宇宙秩序的意义上，而是表现在所有可能性的意义上。任何一个特定的秩序都是真实的，它由整体中的特殊因素构成。道家哲学很重视“无”。“无知”即不求助于外在的原则；“无为”即非武断的行为；“无欲”即物质贪欲的节制；“自然”即符合“德”的行为。道家的整体观是平面的，没有等级。而欧洲古代传统认为，拥有理性的灵魂才能对环境提出最大要求。道家的“德”不仅包括理性事物的“德”，而且涵盖“有情”和“无情”事物的“德”。我们应该顺应自然，追随事物的内在完美。道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提供了一些新的策略来处理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认为环境伦理学如此重要，洛克或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方法在这个领域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他认为老庄是从艺术而非科学中抽象出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预设了具体的情景。在某种环境中的特殊事物只能在环境中被评价，并充分考虑到环境在塑造这个特殊事物中的作用。作者通过比较，认为道家能提供另外一种视角来阐明西方的命题，道家也可以作为一种概念资源解决环境伦理学的关键问题。西方哲学与道家哲学存在逻辑秩序和美学秩序（logical order vs aesthetic order）、二元论与两极交关论（dualism vs polarism）的区别。中国人更倾向于把生活看成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开始于个体的独特性、重要性，强调这个人、这件事与这个环境的相互关系。对柏拉图(Plato)来说，认识的实现是从具体和特殊向抽象与一般的推演，但对世界的美学解释却是构成和被构成因素在具体情景中的两极交关体现。两极交关论要求概念必须互相关联，一个概念准确的解释需要另一个的帮助，如阴阳的相互依赖。与二元论相比，这个特色可作为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范畴的互相依赖的交关论排除了西方的二元对立。在道家的情景化的框架内，个人的修养和环境的修养是相互的。我们对环境的培养不是在培养他者，而是在培养自己。作者特别指出道家典籍中的“德”在后来的注释和我们当今对这个传统的认识中被严重地低估了。作者理解的“德”是特殊事件的完整和综合。“道”和“德”、边缘和中心应被理解为交关性而不是二元性。由于“道”和“德”的互相依靠，自然的秩序更易被理解为自然发生的规律，而不是一种抽象的先验存在的原则。 安乐哲在另一篇题为《地方性及焦点性在实现道家世界中的作用》的文章中还提出道家的过程和变化优先于形式和静止、历史和神话优于逻辑、叙述优于分析、暂时的和协商性的生态平衡优于决定的和目的论的生态平衡、动态的和放射状的中心优于限定的边界等原则对建立环境伦理学有重要的启示。

西方学者对道家道教与生态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由窄到宽的过程。他们认为有些深生态学家对道家道教作了简单化的理解，把它当作了超历史的思想。他们不清楚对道家道教经典的注解随着不同的需要和价值一直在变，道家道教本身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克拉克指出在东西方的生态争论中，早期人们相信东方传统能为西方病症提供现成的治疗方案，但现在更具诠释性的理解取代了“新范式”的梦想。西方人注意到了古代东方哲学与当代环境问题的历史和文化距离。一些生态学家借助被译成西方文字的道家道教经典，对其阐精发微，惊喜地发现了其中深刻的生态思想，对道家道教寄予厚望。随着国外对道家道教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除了哲学性的道家之外，继承道家思想的道教在神学、仪式、戒律、养生、艺术、民俗等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和实践。 如诺顿（Bryan Van Norden）最近提出：“如果我们采用《道德经》表达的概要性观点，我们将会被误导。” 他催促今天的环境主义者要少关注“古典道家”的经典，多注意后来道士的实践，他们的价值观更适合现代环境主义。在他看来，道教往往经过儒家和西方的透镜而遭到误解。前现代的道教表达了宽泛的利他主义理想，道教经典通常展示出一个比西方思想家假设的更少威胁性的世界，道教表达了“一个超出人类领域而进入更多生物的普遍伦理。”他认为深刻分析这些经典有可能深入和拓宽现代生态思想，提供健康的、非家长式的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模式。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培伯尔（Jordan Paper）教授认为道教一些庆祝再生的仪式和行为强化了人与非人类的联系，正是这些醮仪通过法师发出了强有力的神的声音，有着增强环境意识的潜力。

2、怀疑道家道教对生态的贡献

不同于以上介绍的学者积极主动地从道家道教中挖掘有益于当前生态环境思考的资源，一些西方学者却怀疑道家道教对生态的贡献，提醒西方要谨慎地引进道家道教思想。他们认为深生态学家的道家道教完全是现代西方的创造，即：假如通过西方思想发展道家道教，认为西方式的道家道教能够解决危机，隐含着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他们怀疑的主要原因是包括道教在内的东方传统没有有效地遏制这些国家在前现代和现代的环境退化。这些传统在本土上的作用甚微，对解决全球问题的作用也就不容乐观。他们给那些对道家道教与生态抱有很大希望的学者泼冷水。培珀尔教授认为深生态学家们对道家道教的想象太浪漫，对道家道教作了简单化、西方化、超历史的理解。西方学者和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学者尝试着从中国古典中推导出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其实与中国思维方式没有多大关系。环境问题如此迫在眉睫，对其它文化的浪漫诠释能否拯救这个星球是值得怀疑的。生态伦理学可以在西方传统中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方面，也应全面地看待中国思想，中国环境的破坏与退化早已出现，当代环境问题更加严峻，任何一个不以观光团形式到中国旅游的人将难以理解中国传统何以可能因为其理想的环境态度而被赞誉。在向西方宣传之前，东方需要对其资源做相当的革新。

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注意到环境主义者对道教的参考和借鉴。在他看来，道教仅仅代表少数隐士的观点，普通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在巨大地改变环境。西方在那里寻找环保模式是不合适的。 澳大利亚哲学家帕斯莫（John Passmore）很担心道教、佛教等亚洲文化闯入西方。对他来说，东方思想是神秘的，让东方传统来影响西方的环境哲学，就会让西方人再次面对“西方文明曾经反对的最危险的幻想”。帕斯莫认为转向东方哲学和宗教没有意义，即使假定他们有生态智慧和价值，但他们并没有避免东方的环境退化。如果过分看重西方环保主义者高扬道家道教的观点，将不可避免地结束西方的政治自由制度，这比污染更糟 。维尔奇（Holmes Welch）也曾经说过《道德经》的教义对现代社会是有害的，对补救现代问题没什么作用。

康儒博（Robert Ford Company ）先生在《服食：葛洪关于道士与自然的关系》中提醒学者们，从前现代的、非西方宗教传统中找出与现代的、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直接相关的东西时，应当谨慎。他把葛洪的修炼概括为“服食得救”。道士们服食的东西一般是稀有的、难得的、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对健康、长寿有特效。葛洪对自然的态度可以总结为烹饪式的“回归自然运动”，“自然”代表一种更纯、更高级的营养物。葛洪相信人有超验能力，把人提升到了比别的生物高的地位。自然物质是必须的，但对实现出类拔萃是不够的。他们须经过炼丹家提炼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对葛洪及其追随者，山上不仅有神奇的矿物、植物，还有神书。葛洪描述的荒野“自然”不是一副平静的山水画，它是恐怖的、危险的，进山需要符的保护。葛洪和他的信徒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所有超越这个世界的道路都只能在此世。

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从宗教和科学不同的话语体系出发，认为道家道教的阴阳观为生态学或物理学提供理论资源，将导致不同话语范畴运用的错误。他认为道家道教对自然的描述也许启发了生态学，也许道士观察到了一些事实，并比西方人更重视他们，也许道士更好地发现了生命在自然中的价值，但道教生态学在很多时候仍处于困惑之中而未建构起一种模式。我们应该追问东方在科学产生之前信仰什么，这些信仰能否帮助科学已经产生的西方重视自然。要将一种世界观与它产生的传统分离是困难的，在东方气候下起作用的不一定能适应西方。西方太需要他者的帮助来珍视自然，所以想引进东方宗教思想；而东方希望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东方自己也面临着将其宗教传统注入科学之中以有效地尊重自然的问题。假如一种理论需要被采用并产生作用，对东方思想能力的检验就是看东方国家如何解决他们的环境问题。在向西方宣传之前，东方需要对其传统做重大的改革。

3、道家道教作为他者的启示作用

一些学者出于对文化移植作用的顾虑、对东方文化影响的担忧、对中国环境现状的严重性的认识等因素而对道家道教的可能贡献持谨慎态度，他们更愿意把道家道教作为启发他们重新发现自己传统的他者。在他们看来，道家道教对西方没有直接的意义，只是间接地提供了重新解释西方传统的方法来扭转环境的恶化；仅仅意识到中国思想的现实，即注重实效的思想和仪式，才能有效地回应基督教；那些试图创造代替西方传统的人不可能找到本来就不存在的坚实基础。

培珀尔认为道家道教对西方的意义是间接的，它提供了重新解释西方传统的方法来扭转环境的恶化。 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坚持西方应该在自己的传统中找到创新性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它可以把道教等东方宗教作为催化剂来启示生态科学。 当代著名新教神学家莫尔特曼（J•Moltmann）也持相同的见解。他说：“借助老子，我试图找到重新尊重自然和确立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新的联合体，……我并没有皈依道家，也没有把外国智慧作为我自己的智慧，而是因为老子使我看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中以及西方的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中的智慧传统。我懂得了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源。”

一些西方人热衷于用非基督教信仰来启发他们对自己信仰的重新思考和认识，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如科布（John B. Cobb）虽然坚定地信仰基督教，但对东方智慧十分欣赏。他的过程神学特别赞赏道教的阴阳平衡观念，认为“道教关于神的这种远见应该始终成为基督教的组成部分” ，因此他的生态神学拒斥作为男性的上帝。这是把道教因素融入到基督教教义之中。怀特的文章虽然指出基督教是环境破坏的首要原因，但由于各种文化有其生长的土壤，把一种文化移植到其它文化之中不一定起作用，所以作者的结论却是改革基督教，以便让它把人类带出由它引发的环境危机。科布看到道家道教和其它的中国自然观未能阻止古代中国的环境破坏行为，因此对西方来说，更可行的方法是修正西方的传统而不是移植外国的思想。 德国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认为，在中国的儒道释三大传统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是道家思想。因为，中国的佛教已经不是古印度的佛教了，它的出世精神对中西文化的对话有害无利。而儒家思想又由于太入世，以至于难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他认为，西方无法接受儒家文化。但道家精神则完全不同，它的超越精神堪与西方的超越精神媲美。他希冀通过中国道家的“无为”、“贵柔”、“尚朴”精神，重新找回西方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重振西方文化。

4、道家道教与儒家的生态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教与民间信仰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在对道家道教生态智慧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应在大的中国传统背景下，考虑儒家及民间信仰与道教共同的影响。

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注意到西方环境伦理学家主要引用道家，如果能将儒家的社会模式从人类社会转到生物界，生态整体主义就应在生态之网中增加另一个纬度。所以在整体的中国思想中，而不仅在道教里，“发展出一种基于中国古代思想的、土生土长的中国环境伦理的潜力是巨大的。古代中国思想对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全球意识的潜在贡献也是巨大的。” 塔柯尔(Mary Evelyn Tucker)女士指出：中国的道家和儒家在自然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方面有特殊的贡献，两者都重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道家是自然中心的，儒家则是社会中心的；道家强调基于“道”的初级因果关系，儒家强调人类活动的次级的因果关系；道家主要关心个人与道的生态平衡，儒家强调人能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家鼓励个人的俭朴，鼓励与自然直接接触，儒家强调以变动的自然模式来协调人的行为和人类社会；为了与道一致，道家认为应该回避过度的社会、政治事务，儒家则认为社会和政治义务对创造一个有序社会是必不可少的；道家提供的理想统治是微妙的、间接的、超然的，而儒家需求一个北斗星一样的道德管理者；道家追求质朴和自然，儒家看重教育和道德实践。为了理解和尊重自然，我们需要道家对自然原则和过程的微妙认识，但没有儒家的社会责任，我们也许会失去改变掠夺自然行为的机会；道家要求重新审视人地关系，儒家呼吁再度思考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道家的生态立场对当今世界有着巨大的潜力，其自然生态思想与深生态学密切相关，儒家亦可以被视为社会生态学的一种形式。

加州大学的安德森（E.N.Anderson）教授在《梅花树：环境实践、民间宗教与道教》一文中指出：早期道教对自然的思考建立在民间信仰上。早期道士书写得更多的是自然世界的超自然方面，而不是其自然方面。道士们在萨满式的游历中上天入地，而儒家承担着社会责任，注重环境保护，道教遵循着儒家的生态律令。道教没有能与孟子的“牛山”故事相比的生态关怀。东亚的生态主义者应该是儒家而非道教。道教的特殊贡献是集中于事物的玄妙方面，他们把人的注意力引向了其它的领域，其自然倾向弥补了儒家对人类生活的集中思考。 培伯尔教授（Jordan Paper）在《“道教”与“深生态学”：幻想与可能》一文中认为应全面地看待中国思想，充分认识到在很早的经典中就已经提及环境的退化。一个持久的、清晰的态度，应从孟子而不是庄子开始，配合醮仪，对重新端正西方和中国的环境态度都十分有益。

5、道家道教与生态研究的几点启示

上面我们介绍了中西方研究道家道教与生态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道家道教与生态的研究，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审视异己的道家道教文化。他们从自己代表的西方文化主体出发，对作为客体的道家道教采取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认为道家道教直接有助于生态伦理的建立，或道家道教需要首先进行变革才能应用于生态伦理；二是完全否认道家道教对生态伦理的贡献；三是道家道教只能作为“他者”，间接启发西方文化在自己的传统中发展生态伦理。

西方有识之士关注异国文化的通常情况是寻找一个与自己社会不同的异域，以表达对自身文明的厌倦和失望。通过对那个社会的描绘来批评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当然，这并不是出于异文化自身的需要，而是源自于西方文化的内在需求。西方在寻求“他者”的过程中，中国在其中也充当了被浪漫化的“他者”的角色，为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提供了一面镜子。这反映在上面提到的第一种态度上，即对道家道教生态思想满含憧憬、向往和赞美，甚至有夸大其词的嫌疑。如拉卡佩勒就说：“西方在紧急关头，努力抓住一些‘新思想’是不必要的。几千年前的道家已经为我们考虑到了”；美国科学家弗•卡普拉肯定“在东方传统文化中，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当代美国生态伦理学权威、国际环境协会主席科罗拉多教授指出：建立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契机和出路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等言论。

即便如此，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支配下，主体文化总是倾向于肯定自己而贬低异己。将对象妖魔化则是为了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高人一等。上面持第二种意见的学者就仍然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东方的文化，没有超越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藩篱。如帕斯莫就很关注印度、佛教和其它亚洲的农民文化闯入西方文明。对他来说，东方思想是神秘的，会破坏西方的科学、技术并因之危及西方文明的未来。让东方的传统来影响西方的环境哲学，就会让西方人再次面对“西方文明曾经反对的最危险的幻想”。罗尔斯顿在《东方能帮助西方重视自然吗》一文中指出，有人说宗教和科学说着两种不同的话语，认为道家道教的阴阳理论为生物学或物理学提供了什么是一个范畴错误。 怀特的文章虽然指出基督教是环境破坏的首要原因，作者认为最有效的还是改革基督教，他建议将圣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当做生态学的庇护圣徒，拒绝了来自东方的替代品。科布称：道家道教和其它的中国自然观没能阻止古代中国对森林的砍伐等破坏环境的做法。由于他们在历史上的无能为力，对西方来说，更谨慎的是修正西方的传统而不是移植外国的思想。

文化相对主义则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这是主体文化对客体文化作为参照系价值的承认，从客体文化的立场反观自己，以寻求对主体文化的改进和变革。主体虽难以完全摆脱主体文化潜意识的优越感，但却能够把客体文化作为“他者”来观察，从一个新的视角批判自身的匮乏与不足。持第三种意见的学者既是从这个立场承认道家道教对西方的意义是间接地启发他们回到自己的传统和典籍，通过迂回到东方再进入西方，在西方文化中发展出环境伦理。如培珀尔：道家道教对西方的意义是间接的，它提供了重新解释西方传统的方法来扭转环境的恶化。安乐哲提出应通过西方自己的文化媒介来认识非西方传统的智慧，要通过转化使道家道教的思想适合西方传统。莫尔特曼说：借助老子，我试图找到重新尊重自然和确立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新的联合体，……老子使我看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中以及西方的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中的智慧传统。哈格罗夫（Eugene C. Hargrove）指出：东方思想不可能会大事改革西方的环境哲学，东方的一些观念倒有可能被选择性地引入、逐渐地吸收、最后失去其异国情调的味道，而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的主流会自己向前推进。 罗尔斯顿也不认为应皈依佛教、道教、印度教，西方期待着创新性的解决办法，它可以把它们作为催化剂启示生态科学。

虽然从理论上说，道家道教文化的确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种种不足，但是历史事实却不是这样。近代以来，古老的东方文明就一直面临着强势西方文化及其物质力量的威胁，东方精神日益衰败。道家道教也未能幸免，自身还需要养精蓄锐、恢复元气。如何恢复其理论活力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是需要相当的努力才行，这不是一相情愿、易如反掌的事情。我们应对此有思想准备。在西方探讨“道教与生态”这个议题中，作为“被看”的对象，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赞赏而妄自尊大，也不能因为他们的贬抑而妄自菲薄。我们应该做艰苦细致的梳理、批判和创新传统文化的工作。既然西方学者对道教与生态的研究可以启发西方文化回到自己的传统，我想，它也能够启发中国学者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积淀。正如哈格罗夫所说：“对东方的环境态度和价值做比较研究对发展东方的环境哲学有着重要的价值。东方像西方一样，急需一种新的环境哲学。对亚洲国家有意义的环境哲学必须从亚洲传统思想中产生。人们也许希望对环境哲学的研究最终会产生一种超越所有文化框架的、世界性的、有效的环境态度和价值。但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研究将带来一系列产生于不同文化传统的环境态度和价值。” 罗尔斯顿曾提醒：“假如一种理论需要被采用并产生作用，对东方思想能力的检验就是看东方国家如何解决他们的环境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但也是中肯的意见。即使在中国，我们也不能把道家道教思想从古代典籍和传统中直接应用于现代的环保实践。但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我们需要传统资源。2003年，中国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在一篇讲话中指出：中国的诸如“天人合一”以及“道法自然”的观念体现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环境观念。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发展与环境相关的科学、政策、法律、经济学以及技术，而是在于如何在人们中间培养一种更为宏观的生态理念。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按照和目前中国的需求相关的方式来挖掘依然存在于中国文化版图中的深层次的文化、伦理以及精神资源。

所以在利用传统资源解决当代问题时，我们必须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才能为今天的问题提供有效的答案。“创造性地转化”包括在深刻了解我们传统的基础上创造过去没有而今天需要的东西。毫无疑问，道家道教独特的思想为我们今天思考生态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迪。如今，我们用古老的传统回应当代的问题，是对道家道教在新环境下的创造性阐释。道家道教生态思想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在道家道教传统中阐发出来的新思想。它以生态问题作为契机，是对道家道教在新时代的开陈出新和现代转化，是在现代社会的文化重构中对道教的重新思考，是在新轴心时代对道家道教的重新建构。通过理解和创造性的诠释，阐精发微，我们会发现道家道教中蕴藏着极为可观可叹的生态智慧，我们有责任将这些智慧提炼成思想理论，变成人们实践行为的指南，为当下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提供富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解惑之道。

（原文部分载于《世界宗教研究》，2003.3。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