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是价值取向与科学认识二重维度的统一。通过对人的发展理论提出和展开过程的梳理可见，在价值取向上，马克思确定了人类活动的基本价值目标，将人的发展主体定位于个人，揭示了人的发展自由全面的特征；在认识上，马克思科学地界定了人的发展主体，阐明了实现人的发展的条件和途径。对人的发展理论二重维度的反思表明：在当代，推进人的发展理论研究，应关注时代和实践特征，从分析现实问题入手；应以深化价值取向、探究价值取向与科学认识的关系为主要切入点。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 价值取向 科学认识

 

通常在阐释人的发展问题时，比较强调其价值取向的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目的论命题，是人的追求和理想。然而，作为人的发展问题理论表现的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却是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二重维度的统一，既体现着合目的性，又体现着合规律性。其中，价值取向引领科学认识，科学认识为价值取向的深化和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对于马克思人发展理论二重维度的统一，可以通过其形成过程的梳理和反思来理解，而这种反思，又将为人的发展理论的当代建构提供启示。

一

马克思人发展理论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深化和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对专制制度压抑人性的批判，对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辨析和人类解放目标的提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的确立。

马克思对人的关注，既受到近代欧洲价值传统的影响，更缘起于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大学毕业后接触社会生活时间虽然不长，但其间所亲历的书报检查制度、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对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等事件，使他痛感普鲁士国家制度对人性的压制，深切同情劳动者的悲惨处境，并由此开始萌发人的解放的意识和追求。他早期的一系列文章，抨击了专制政府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限制，强调了人类的精神的多样性，揭露了普鲁士国家的反人民性。在《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中，他对专制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鉴此，他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一阶段，马克思对人的关注主要是政治层面的，尚未正面阐释人的解放内容，但就其批判的尺度和目标看，则已蕴涵着人的解放诉求。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批判中使用了“自由的人，真正的人”[1]的提法，当可视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概念最初的思想萌芽。

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本中，马克思的批判锋芒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并在批判中对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作了区分，明确了人的解放的基本要求。他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剖析认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2]，为此，他揭示了人类解放的深刻意蕴：“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3]他还以复归人性、全面占有人的本质为尺度，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异化的成因及后果，阐释了扬弃异化的途经和目标，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从区分两种解放到揭示人类解放的含义，马克思拓展了社会批判的理论视域，深化了对人的价值关怀；从政治批判到经济学—哲学思考，马克思预设了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前提，开启了对人的哲学层面思考，包括对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本质的实现途径的思考。这些文本虽然在用语上存在着明显的费尔巴哈痕迹，却已提出了人的发展的核心要求，即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解放人和实现人的活动的自由自主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确立人的发展价值取向的经典文本，它从多角度阐释了人的发展的基本内涵，系统地论述了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形态》明确提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个人”、“自由的生活活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等概念；确定了“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4]，“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5]等人的发展要求；展望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情景；揭示了人的发展的社会制约性及个人发展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对人的发展条件进而社会发展机制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认为，至《形态》，马克思对人的关注已人类解放的诉求上升到人的发展理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的发展价值取向，此后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等的阐述，是其进一步的展开和补充。

在价值维度上，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基本理解是：其一，将人的发展确立为人类活动的根本价值目标。他认为，人的发展以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为前提，又是人的解放的价值延伸，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理想。其二，将发展的主体定位在个人。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发展是的主体是个人，且是每一个个人。《形态》论及人的发展时多以“个人”为主词，不是偶然的。此后，《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的著名论断，《资本论》及其手稿又多次使用了“个人全面发展”、“个人的全面性”等概念，并预测了未来社会人的状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其三，强调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完整的具有自己个性的个人，应是自由全面发展的。如上述，《形态》中多有“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提法，这里的自由和全面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状态的两种表现。对于人的发展而言，全面才能自由，自由亦才能全面。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是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天赋），为此，《形态》形象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情形，并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7]也就是说，在理想的社会中，人的发展具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劳动成为自由自主的活动，成为发展和发挥人的本质力量的方式，成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自我实现）的需要。

 

二

 

马克思人发展理论所以超越前贤们对人的种种理解，不仅在于价值取向的彻底性，还在于将价值取向奠立于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抑或说，正因为以科学认识为基础，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才具有价值取向上的彻底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对人的发展认识最具创意之处，在于科学地界定了人的发展主体，阐明了人的发展的条件和途径。

马克思通过阐述人的类特性和人的本质，科学地界定了人的发展的主体。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8]，被异化劳动贬低为手段的劳动本应是“自主活动、自由活动”。他通过与动物活动的比较，论证了人的活动的自由自主性和超越现实性，论证了人的活动改造外物的对象化特征，并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对人的类特性（人性）的界定，为确立人的发展目标设定了依据，实际上，《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等表述，《形态》中“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的说法，本质上都标志着人的活动真正成为自由自主的活动。“人的类特性”表征着人活动及生存的根本特征和意义，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质。对人的活动自由自觉性的认定和分析，实际上包含着对实践活动本质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并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揭示了人的社会性，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对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的命题，无论怎样解读，其在社会关系中确定人的本质之意蕴都是确定无疑的。这一认识表明，人是社会的也是历史的存在，或者说，作为研究前提的人，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现实的人”是人的发展理论的基础性概念，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全部理解，都是以此为前提的。

马克思强调生产力是人的发展的基本条件，不仅是基于“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0]，而且还因为，生产力发展有助于消灭旧式分工和节约劳动时间，直接促进人的发展。分工和劳动时间是制约人的活动乃至于生存质量的两大因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分工推动了生产进步，又束缚着人，不仅使人从属于机器，而且恶化了工作条件，使工作中“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装置。”  [11]由此而导致了人的活动片面化、被动化，使人的活动缺乏自由自主性。他还认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他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2]人们为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其活动的自由度就越大，且越是能够享受闲暇并利用于发展自己的爱好和能力。针对这两个问题，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生产力发展是消除旧式分工和缩短劳动时间的必由之路。他指出，“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13]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将提高劳动效率，改变劳动的性质，当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使人的活动固定化、被动化、单一化的旧式分工，并极大地缩短了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时，人的活动才能真正成为自由自主的活动，人充分发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理想才能转化为现实。

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变革是人的发展的另一基本前提。他和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4]“个人对一定关系和一定活动方式的依赖恰恰是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决定的。”[15]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他又进一步认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基础，“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16]对马克思而言，人的解放是其发展的社会关系前提，他特别强调通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变革，消灭私有制，使社会自觉地调节生产，实现按劳分配和最终实现按需分配，消除不合理的经济关系对人的束缚，使人从劳动中从而从整个社会关系中得到解放。为此，他曾满怀信心地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上述认识，以及对个人和他人、集体、人类关系的分析，将人的发展的价值取向置于了合规律性的基础之上。由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再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且是一个可以通过人们长期努力去实现的目标。

三

 

对马克思人发展思想创立过程及其二重维度的梳理和反思表明：推进当代人的发展理论研究，要着眼于体系的建构，更要以问题为导向，结合时代语境和实践特征，从对社会和人的发展现实问题的分析入手；推进人的发展理论研究，应以深化价值取向、阐释价值取向与科学认识的关系两个方面作为主要的切入点。

在当代，拓展和深化人的发展价值取向，有三个问题尤应予以关注。

一是个人的发展。毋庸置疑，马克思确立了人的发展根本要求，并将人的发展主体界定为个人。然而，由于历史任务和研究逻辑所限，他对个人发展的内涵等未能作更具体的揭示。实际上，由于对个人发展社会制约性的自觉，他在具体谈及人的发展时，主要关注对外在条件限制的超越，关注如何创设实现人（人类）发展的自然特别是社会环境，关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7]由于这一缘故，以及由于后人因时间间距或时代境遇而引起的误读，个人在人的发展理解中被淡化甚至遮蔽了。当代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表明，人的发展并不仅仅有赖于外部条件的变化，抑或说，制度的变革、经济文化进步等社会条件的改善，虽为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带来人的发展。在西方以及在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现代性问题都缘起于人自身，导源于人的生存态度、精神境界、价值取向、需要定位等。在这时，个人的发展才真正成为现实的问题。对于属于个人论域的“人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进行了深度反思，他们超越了对人与外部条件的关系等前提性考查而直面人的本身，以个体的人及其存在为对象，分析人的存在境遇，关注人的生存前景，试图通过对工具理性、技术统治的批判以及对现代性及其文化和传统的解构、消解和颠覆，消除人的异化和本能的压抑，拯救人的“存在”。虽然他们对“人的问题”的破解不无可议之处，但这种直面个人、关注个体问题的研究路向是应予借鉴的。此外，市场经济导致人的利益分散化，使独立的个性成为可能，又使个人与他人相分离。如何理解人的个性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区分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如何在促进社会进步中最大限度地确立和发展人的个性，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是培育类意识，确立普遍价值。有学者认为，人类正走向类本位时代。无论这一说法是否成立，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全球化的深入，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日趋增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平期望、可持续发展……人类从古至今，还没有那一个时代有诸多共同的问题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也没有那一个时代有这样多的问题需要通过人类共同的努力来解决。共性问题凸显不仅标志着共同利益的增长，也反映了人们生存态度和价值取向的趋同性。在人囿于比较狭小的活动范围和利益群体的情况下，既无确立普遍价值的需要，也难以在价值取向上形成共识。在当代，虽然世界上仍存在着种种利益冲突而必须予以正视和应对，但与此同时，不同国家民族和社会集团间的共同利益也在增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普遍交往，使确立共同的价值理念成为必要，并为普遍价值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在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时期的当代，确立普遍价值，不仅有利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人的发展的内在要求，它将从根本上增强人的类意识和类认同，加深人们之间超越地域性的普遍交往，提升人的社会性，丰富人的时代感，开阔人的历史视野。

三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马克思曾提出人类从自由王国进入必然王国的理想。所谓必然王国，对于自然而言，当然首先是指人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摆脱了盲目的自然力量的摆布，但是，又不能仅仅理解为人对自然的控制甚至征服，而应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表明，人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人与社会和他人关系的合理化，也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化，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表明，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应是改造与保护的统一。保护自然，是人和社会永续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的生存方式的重大变化。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三方面的和谐，是人生存的理想境界，因此，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不仅具有手段性意义，也是人生存状态上的一种追求。建设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当是题中应有之意。

在当代，科学地说明人的发展，特别是深化对人的发展条件和途径的理解，关键在于从认识与价值的统一上阐明与人的发展相关的一系列时代性问题。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从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途径，揭示了人的发展的合规律性，指出了人的发展的根本途径。然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在一定情形下会发生矛盾。在当代，社会现代化在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拜金主义盛行，需要定位片面，生活方式畸形，人文精神式微，人的存在片面化，科技的双重效应显现，资源和环境危机等等。这些被称为“现代化通病”的问题，实质是“人的问题”，既由人的因素引起，又直接影响着人的发展。毋庸置疑，现代化的价值指向是人的发展，但由于固有的逻辑和特点，在其过程中必然张扬科学精神，追求效率、效益和功利，推崇功利原则和工具主义，注重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相应地，一些人文的、精神的、价值方面的因素往往被忽视或边缘化。这些问题从哲学层面看，涉及到对一系列关系的理解和处置，如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发展尺度的关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等，归根到底，导因于社会发展亦即人的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分裂。这表明，在当代，深化对人的发展规律、机制和现实途径的认识，关键在于从价值取向与科学认识的统一上，正确理解和处理人的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既要将人的发展的价值取向置于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又要自觉地以人的发展的价值取向引领科学认识；既要注重合规律性而弘扬科学精神，追求效率、效益，注重经济发展，又要以人的发展的价值诉求规范个人行为和社会走向。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但可以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推进人的发展科学认识的新路向。

 

【注释】

[1]、[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第443页，第443页。

[4]、[5]、[7]、[10]、 [14]、 [15]、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7页，第330页，第460页，第33页，第295页，第460页，第48页。

[6]、[8]、[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第246页，第5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页。

[12]《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