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关注人、追求人的解放和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核心价值取向。由于历史任务所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中，曾经历了一个以关注人为起点到以阶级解放及其条件的探索为诉求的研究重点转向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及历史任务的变化，人的发展问题应在更高层面上复归为唯物史观的主题之一。确立唯物史观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统一的理念，将人的发展确定为唯物史观中与科学认识维度相关联的基本价值维度，是当代社会实践的要求，也是唯物史观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　唯物史观  人的发展  价值维度 

 

唯物史观的形成，经历了从确立人的发展的价值取向，到实际地探索阶级解放条件和途径的研究重点转向过程。近些年来，人的发展问题回归哲学视野，成为讨论的热点，一些论著已给予人的发展理论在唯物史观体系中一席之地，但不足的是，尚未在唯物史观中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维度。着眼于唯物史观的当代建构，人的发展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总体地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坚持唯物史观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肯定人的发展作为唯物史观基本价值维度的地位，从人的发展视角铨释唯物史观，有助于在实践中确立和实现“以人为本”理念，在理论上深度解读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开启唯物史观当代建构的新路向。

一

唯物史观缘起于对人的关注，这是由其创始人社会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决定的。马克思在谈到科学研究时，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要诚实和冷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社会历史研究持“价值中立”的旁观态度，正相反，其研究一开始并始终体现着对人类幸福、人的解放和发展执着的关注与追求。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即表明了要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崇高志向，这一志向贯穿于一生，包括理论研究。对唯物史观的探求正是在这一志向促动下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追求，一直激发着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的创作冲动，引导着马克思理论探讨的深入和展开。他的研究一开始便紧紧地抓住了人这一“根本”，从关心人展开社会政治批判，逐步深入到经济领域的探讨，上升至哲学层面的分析。追求人的解放和发展，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出发点。

马克思早期的社会历史研究直接体现着对人的关注，这种价值追求启动并引领着他的社会批判和研究。19世纪40年代初亲历书报检查制度、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事件，使马克思痛感普鲁士国家制度对人的压制，由此开始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等“苦恼的疑问”的思考。《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抨击了政府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限制，强调了人的精神自由权，揭露了普鲁士国家的反人民性，表现出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揭示了“市民社会”对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是马克思批判专制制度的代表作。《书信》以“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为尺度，尖锐地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1]，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2]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鉴此，他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宣告“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3]此后，马克思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然起因仍是对人的解放的关注。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提出并阐述了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的解放，资产阶级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权，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等观点，并明确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唯物史观初创过程中一份独特的文献。《手稿》以复归人性、全面占有人的本质为尺度，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的劳动异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剖析了劳动异化形成的成因及后果，阐释了扬弃异化的途经和目标，并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6]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7]《手稿》在唯物史观理论形成中的独特意义，不仅在于从人的解放之政治诉求进入到经济原因的分析，确立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系统剖析和批判的逻辑前提（或如人们所熟知的，把针对“副本”的批判推进到针对“原本”的批判），还在于开启了对人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包括对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本质的实现途径的探究，其中已蕴涵着人的发展理念。特别应指出的是，《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私有制、共产主义等的探讨，虽仍属于哲学层面的思考，却开始深入到理解人的解放和发展之所以然。

实践观的确立和对人的现实社会性的认定，是构建唯物史观包括人的发展理论之关键，这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的。《提纲》之前，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揭示了体现在物之上的人与人的关系，剖析了资本主义政治解放和人权的局限性及其与人的解放的差别，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生产方式是理解历史发展的基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等重要思想。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提纲》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将实践作为人与社会内在联系的基础，既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又从社会关系出发理解人的本质，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以实践为基础，辨证地说明了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提出了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根本理念。实践观的确立从而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论断，奠定了唯物史观科学认识的基础，也赋予唯物史观价值取向以彻底性，为对人的认识和人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点便得到了印证。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全面展开社会历史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经典文本，也是唯物史观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内在统一的代表作。《形态》充分地展示和论述了人的发展思想：从不同视角确定了人的发展的内涵，特别是揭示了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含义，明确提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个人”、“自由的生活活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等人的发展概念；提出了“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9]，“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10]，“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11]等人的发展要求；揭示了人的发展的社会制约性，展望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情景。《形态》以或萌芽、或展开的方式凸显了人的发展理念在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其关于人的发展论述，可以视为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研究纲领。《形态》对人的发展的理解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是因为这一理解以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为基础，从另一角度看，正是由于渗入了人的发展理念，《形态》所制定的唯物史观理论才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

《形态》有关人的发展思想，在马克思以后的著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提出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的著名论断。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他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区分了社会演进的三大形态，预言了未来社会的根本特点：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上述引证并非经典作家有关思想的系统梳理和展示，而只是从理论生成的角度表明：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始终如一条基线贯穿于唯物史观创立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人的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其社会历史认识的深化相伴随，它引导着社会历史的探讨，又随着社会历史认识的深入而展开。

 

二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解读唯物史观时，往往主要强调科学认识的方面，而淡化甚至忽视其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在国外，萨特等西方学者在肯定唯物史观社会历史宏观解释上的创见及其意义的同时，却断定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学空场”，认为唯物史观见物不见人，缺乏对人的关注，特别是缺乏对个人的关注和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事实上也存在着本质上类似的看法。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13]“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同时既是社会一般规律性的观点，又是历史一般规律性的观点。这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怎样运动和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怎样发展的观点。这同时是社会的理论，又是历史的理论。”[14]这一说法曾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普遍持有。国内许多论著和哲学教科书在界定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时，通常谓之“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在叙述唯物史观内容时，主要强调其科学认识的方面，如社会物质体系的构成、关系、作用、运动及其规律等，即使谈及人的发展，也只是视为社会发展的结果或体现，视为社会发展规律使然，而未能将其理解为唯物史观中与认识维度相辅相成的另一基本维度——价值维度。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学者还以对人的关注程度制造出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对立”。应该承认，此种看法虽属误读，却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马克思及恩格斯中期以后的大量文本表明，他们的关注重点的确不在人的发展问题上，除了在论述社会发展阶段、目的和前景时谈及人的发展理想状态和预期外，少有对人及其发展问题的专门阐释。

这就引出了如下疑问：对人的发展的关注是否一以贯之地贯穿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中，能否将人的发展视为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澄清这一疑惑的关键，是明了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研究重点转向。

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研究重点转向，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的。《形态》以人的发展为旨归，揭示了社会运动的机制和规律，分析了人的发展的社会制约性，提出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指出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这一转向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制定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提出了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质生产表现为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双重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矛盾是历史冲突的根源、生活（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等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二是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个人发展对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依赖性：“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5]“个人对一定关系和一定活动方式的依赖恰恰是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决定的。”[16]“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17]三是阐明了个人发展与集体发展、个人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18]“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19]四是以人的发展为尺度，提出了消灭现存制度的任务：“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20]“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21]“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22]

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为确定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前提；对人的发展社会制约性的理解，显示了变革社会条件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必要；对个人与集体（阶级）关系及个人发展与私有制对立的分析，引出了阶级解放之诉求。质言之，《形态》从哲学地论证人的发展要求和目标，转入了现实地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探求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和途径。这种转向意识在马克思那里不是偶然的，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他曾进一步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23]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24]的基础，“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25]

逻辑和现实的分析，使马克思找到了他哪个时代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切入点——阶级的解放从而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正因为如此，《形态》之后，马克思才将建构唯物史观的重点置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规律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并致力于运用所创立的科学认识分析现实问题和指导实践，《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及对未来社会的探讨，便是这种转向的鲜明体现。这一转向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以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著称的卢卡奇也认定，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26]“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27]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向。然而，这只是研究重点的转换，而并非研究主旨的嬗变。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对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追求，而是意味着将这一追求置于了现实的基础之上，因为就马克思而言，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无产阶级解放的追求，即是人的发展要求的展开和体现，是应对时代赋予的使命——为人的发展创造前提性条件。在人的发展问题上，马克思做了他那个时代能够做的工作，更何况，他在中晚期亦曾数次谈及人的发展，并多有新的思想闪光，虽然这些论述是跳跃性的，但却表明人的发展确是其不变的理念和追求。从本质上看，人的发展追求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中从未“退场”，而是以某种潜在的方式一直“在场”。

由于研究重点的转向，由于科学认识上破天荒的开创性，以及由于后人因时间间距或时代境遇变化所引起的误读，唯物史观一度被注释为一维的社会历史认识理论，其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甚至遮蔽了。这种淡化，虽然事出有因，但只是在人的发展社会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具有合理性。在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人自身的问题日趋突出的当代，在唯物史观中创造性地重续人的发展理想，结合实践需要和时代特征给予充分的展开和发挥，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三

 

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的变化，要求唯物史观理论从科学认识为主转向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并重；要求人的发展思想整体性地复归于唯物史观，构成其基本的价值维度。

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价值维度，是时代和实践的需要。

就对人的发展影响而言，当代社会在两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社会制度背景的变化和经济文化条件的改善。在马克思时代，限于经济文化水平和制度条件，人的发展问题尚不具有现实性。在我国当代，不仅制度性条件基本具备，而且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有了重大改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将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良性模式，实现人的发展已成为现实的可能。二是“现代化问题”日趋突出。当西方国家步入社会现代化进程时，一方面，生产力迅猛发展，物质财富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现代化问题”：传统价值失落，拜金主义盛行，金钱成为人的价值尺度，物质财富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需要定位片面，生存态度上重占有甚于重生存，重物质甚于重精神；功利原则和工具主义被推崇至极端，导致人文精神失落，人生存的目的和意义被还原为一件件操作性的事情，人的存在扭曲化，成了片面的、“单向度”的人；科技的负面效应显现，科技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被不当运用而放大了人的破坏能力，并带来了一些社会伦理的问题；“更多即更好”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引起了资源和环境危机，威胁着自然从而人类的持续发展。对这些问题，西方学者从人的存在境遇、价值选择、科技的双重效应、生活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做出了深度的反思。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起步虽晚，但步伐迅疾。这一进程在极大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与西方相同或相似的“现代化问题”，有的问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一些人贪求金钱，追求奢靡的生活享受，以炫耀富有为荣，以浪费钱财为乐，暴殄天物，在物质上富有的同时陷入了精神的空虚，缺乏人文关怀和社会公德，漠视生活意义和道德境界。

“现代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既影响着人的发展，又由人的因素引起。这些被称为“现代化通病”的问题的出现，从哲学层面看，至少与现代化建设中以下关系的失调相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上述几种关系中，对立的方面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统一的，但在现实中，二者又会有矛盾，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矛盾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突出。现代化的价值指向是以人为目的，促进人的发展，但由于其固有的逻辑和特点，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张扬科学精神，倚重工具理性，追求效率、效益和功利，崇尚经济指标，甚至将社会发展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相应地，一些人文的、精神的、价值方面的因素被忽视或边缘化，作为目的的人本身为一些手段性的因素所遮蔽。从本质上看，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价值合理性的淡化或曰价值追求的式微。

制度和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及“现代化问题”的彰显，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也使关注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成为必要。当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表明，人的发展理应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和目标。与此相关，在唯物史观中构建人的发展理论，已成为当代社会实践之必需。

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维度，又是唯物史观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确立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完整性，凸显其当代价值和丰富其理论内涵的必然要求。

以往对唯物史观一维界定的误区之一，是将唯物史观仅仅归结于社会历史认识，并将社会历史发展归结为物质体系和条件的运动。历史本质上是人的活动史，在历史过程中，人的活动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然而，物质条件和关系的作用却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并且，物质条件和关系既是人活动的基础，又是人以往活动的结果，同时还是人改造或创造的对象。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既成”性，只是相对于某一特定时代的人而言，而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某种先在于人类活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8]唯物史观之“唯物”，在于它承认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基础和物质条件对人活动的客观制约性，而并非将历史归结为物质条件和关系的运行过程。同理，历史规律亦不能归结为物质条件和关系的运动规律。历史规律本质上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29]，是人在一定物质条件和关系基础上的主体选择、创造和超越的总趋势，是物质条件和关系制约人与人对其超越的统一。物质条件和关系的运行规律就蕴含在人的活动中。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历史的人为性，决定了历史观要注意“物”，更要关注“人”，要体现人的价值定位、价值取向和选择，非此，无从确定人活动的主体根据，亦难以把握人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缺乏价值维度的历史观是不完整的，唯物史观理论应是科学认识与优秀价值取向的统一。

以往对唯物史观一维界定的又一误区，是强调唯物史观的反映功能，而相对忽视其引导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使命。唯物史观作为对社会历史总的看法，不仅应认识历史之“实然”，更应预测和设计历史之“应然”，导向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为此，它不仅要反映历史的真相，分析和预见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社会发展的机制和趋势，亦应设定社会发展的目标，探究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之理想。透彻地说，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露端倪的当代，由于人类实践日趋增强的主体性，离开对人的活动动机、目的、需要、利益等价值因素的理解，便难以确定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性”。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30]为使命的唯物史观，要揭示人的活动机制和规律，亦应在此基础上确定人活动的价值取向，体现人的发展理想和愿望，引领社会的进步。

当代社会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要求表明，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维度，从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统一上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阐释，将拓展唯物史观发展和运用的新空间，凸显唯物史观的当代性，提升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和价值导向力，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注释】

[1]、[2]、[3、[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第411页，第414页，第9页，第10页。

[6]、[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第85页。

[8]、[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第294页。

[9]、[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7页，第330页，第79页。

[13]、[14] Г·А·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第4页。

[15]、[16]、[17]、[18]、[19]、[20]、[2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5页，第460页，第330页，第84页，第515页，第87页，第77页，第7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

[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第36页。

[26]、[2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06页，第307页。

[2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29]、[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