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超越“认识论（或知识论）模式”而实现哲学的转向（如生存论或实践论转向。以下简称“转向”），是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读，也是一种态度。一些论者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了“生存论路向”对“知识论路向”的超越，以及从传统知识论哲学形态向现代生存论哲学形态的转换，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生存论”。当代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主要应从生存论向度展开，探究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实践活动，揭示人的本质及其存在状态的内在秘密，构建一种以人类世界为中心、以实践为本体的生存论哲学形态。应该说，这种解读具有返本开新的意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论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当代价值。然而，对“转向”的理解也存在着一些隐忧。因为从上述理解可见，在“转向”后的马哲中，认识论似乎已被悬置起来，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这种理解似将导致认识论的边缘化及其研究的式微。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建构，强调马哲的生存论或实践论意蕴虽然是合理的，但“转向”后的马哲是否仍应持有认识论路向，则有待于深究。
一
有待深究的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本人是否因“转向”而放弃甚至拒斥认识论。
对于学界强调的马克思哲学转向，马克思本人确有明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的论断表明，马克思的主要哲学旨趣在于改造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在于以诉诸实践的方式体现对人生存状态的深层关注，特别是对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诉求。诚如许多论者所言，这种研究方式的转换及理论诉求的转向，无疑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开启了现代哲学研究的新路向。然而，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着意疏离甚至拒斥认识论？
超越“认识论模式”解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马克思未曾专门探讨认识论问题。的确，马克思没有提出系统的认识论理论，后人梳理归纳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主要由恩格斯列宁等提出。其实，对此并不难理解：认识论在马克思哲学话语中的总体性缺位，是由当时的历史任务决定的。马克思面临的时代性问题主要是改造社会和人，因此，其哲学研究特别关注的是社会历史问题。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研究肇始于社会历史观、马克思哲学论域主要在人和社会历史的看法，正说明了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转向”一说。然而，马克思缺乏对认识论的专门探讨，虽事出有因并可以理解，但应该看到，这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不得已为之，并非一件幸事，而毋宁是一种缺憾。此外更应看到，确立实践作为哲学的基础、关注人的生存发展，并不必然排斥认识论。
马克思从未认为近代哲学对认识的反思是多余的，他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包括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批判，锋芒所指并非认识论本身，而是这些认识论的研究基础、视角和方式：离开实践理解人、自然和社会，否定或抽象理解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的认识论著作，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认识论问题。这里至少有两个例证：一是他对《反杜林论》的认可。《反杜林论》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认识论问题，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2]。这表明，马克思对《反杜林论》包括其中对认识论的论述，即使没有参与意见，至少是认同的。二是他在《资本论》中提出并运用的有关研究方法，如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及其他辨证方法，体现着对认识的深度理解，以至于列宁曾认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3]，“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直接体现着（或“就是”）认识论，这一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深刻的，因为马克思正是将辩证法作为分析（以及叙述）问题的根本方法，马克思本人在论及《资本论》研究方法时，亦曾有类似理解。仅此可见，马克思并未着意回避甚或拒斥认识论。
二
有待深究的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理解“转向”对“认识论模式”哲学的超越。
对此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生存论或实践论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认识论。认为“转向”终结了认识论，其暗含的潜理解是，认识论与生存论或实践论分属于不同时代的哲学，前者属于近代而后者属于现代。这种理解有待澄清。从实质上看，生存论或实践论对认识论的超越不是时代性的，而是论域和视角上的。二者并不是同一研究内容的两个阶段，而是以不同视角或方法对问题的研究，或是研究不同论域的问题。对于前者，将在下文解说。至于研究论域不同的理论，则不存在可比性，更不具有可替代性。一种研究论域的结束，有赖于所涉及问题的解决，就认识论而言，除非对认识的哲学反思不再必要，其研究就应继续下去，而人类认识的发展史表明，由于认识的复杂性和不可彻底还原性，对认识的前提性批判和认识过程、机制等等的反思是不可或缺的。当代科学对认识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微观机制做出了许多新的解释，但却提出了更多的问题，需要有新的哲学理解。也就是说，科学的发展不仅没有结束认识论，反而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和契机。对于哲学的演进，黑格尔曾有高论，认为：“哲学史的结果，不可与人类理智活动的错误陈迹的展览相比拟，而只可与众神像的庙堂相比拟。”[5]生存论或实践论对“认识论模式”哲学的超越亦复如此，这种超越并未结束哲学对外部世界的深度思考，而是开启了哲学研究的新路向，新的思考路径，使哲学研究从人的生存实践切入，从关注外在世界进入到也关注人自身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抑或说，这拓展了哲学研究的领域，改变了哲学（包括认识论）研究的方式，而并非结束了认识论的研究。
二是区分认识论模式的哲学和哲学认识论。以“转向”回避或否定认识论，陷入了一个理解上的误区：混淆了“认识论模式”的哲学和哲学的认识论。“认识论模式”的哲学即马克思以实践哲学取而代之的近代哲学传统。这种哲学模式的根本缺陷不在于研究论域，而在于研究方式和视角，在于离开实践抽象地理解人、对象以及人与对象的关系。对认识的反思批判并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即所谓“一般规律和性质的反映”），因而认识论并不必然等同于知识论模式或实证论。从生存论或实践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只是超越了近代认识论模式的哲学，使哲学以新的方式关注人自身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就认识论本身而言，也只是摈弃了近代认识论离开实践的研究理路，超越了“不是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和“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对立。事实上，“转向”并不是整个西方哲学总体上的转向。众所周知，当代西方哲学分野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以科学哲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研究乃至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正是现代形式的认识论，是休谟、康德哲学认识论的现代传承，并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一。
上述两点分析表明，哲学的转向并不意味着现代哲学摈弃了认识论。且不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全部，其转向只是开启了现代哲学的新路向之一，即使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也不能只有生存论或实践论一种样式。
三
有待深究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论域。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的片面强调，显然基于对马哲论域和功能的一种界定，即马哲只应研究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属人的世界，探究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实践。
对马哲的论域，可以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即生存论或实践论理解，广义的即认为马哲是哲学的一种，与其他哲学的区别不在于特定的论域而在于特定的视角和方法。对于马哲研究论域的不同预设，实质上涉及到何为马哲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辨析从而对马哲的定位。近几年，学界在重释马克思文本时，参照西方学者提法而广泛使用的“马克思哲学”称谓，显然在内涵上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者意在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态”即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而后者则涵盖其“原生态”、“次生态”和“当代形态”。这两种称谓的区分是有意义的：从诠释的视角看，马克思以后的各种梳理、解释与阐发，不仅存在着许多意义的遗漏，也存在着种种意义的添加，从而离开了文本的原意；从事实上看，马克思之后，以其命名的思想已朝着几个独立甚至于相互冲突的方向发展。就回到马克思并厘清其文本原意而言，将研究论域限定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以“马克思哲学”表述，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因为由于存在误读，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应以清理马克思的思想基础为前提。然而，着眼于马哲的发展，着眼于其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阐发，则应将研究论域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因在于，我们欲建构的马哲，既不是“原生态”的也不是“次生态”的，而是它的“当代形态”。如果承认这一前提，那么很显然，无论作为一个流派还是学科，当今语境中的马哲已不可能还原为马克思个人的思想，即使生存论或实践论的理解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还原，而是一种说明和发挥。况且，即使能还原，也只能是一种“照着讲”，而非“接着讲”。回到马克思，在厘定马哲出发点的层面是必需和可能的，在阐发马哲的意蕴从而发挥马哲并彰显其当代性的意义上，则绝无可能，因为在这意义上，时间间距和时代境遇决定了每个人都只能“回到”自己理解的马克思。
广义的马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形态，研究的基本方法、视角和立论基础应是马克思哲学特有的，但研究的论域却不能限于当年的马克思，而应以宽广的视域，在马克思与当代问题的对话中阐释其意义，解释新问题并构建新理论。这个“当代问题”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显然不能仅限于社会历史或人，而亦应包括认识问题，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向人自身、人与世界的关系，自然包涵人的认识及其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事实上，以马哲的方法和视角研究认识问题，抑或说建构以人的生存和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且必有其独到之处。
四
有待深究的第四个问题是：认识论缺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何种影响。
马克思缺乏对认识论的专门探讨，其影响广泛且深远。如果说马克思缺乏认识论研究是时代任务所限，那么当今一些学者在理解或倡导哲学转向时，则显然有意地回避或搁置认识论研究。这种回避在强化马克思哲学生存论特征、使其回归现实生活的同时，势将导致认识论研究的衰退。事实上，随着“转向”成为强势语言以及其他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研究已趋于式微，正在从哲学研究的主流话语中退出，在当今的学界，即便仍有相关论文发表，也多限于认识论应用或阐释某些现实问题，学理性的讨论明显不足且缺乏力度。如果我们在哲学观的层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即广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式微，至少会给其发展带来了如下问题：
其一，难以与当代西方哲学全面对话与沟通。有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是，当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基本上与马克思哲学无涉，西方哲学界较多涉及马克思哲学的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此种情形看似令人疑惑，实则不难理解。这些流派所以少谈马克思，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偏见所致，实是因为缺乏这方面对话的平台，没有多少谈资，因为在认识论领域，只是马克思以后的经典作家提出了一些认识论观点，这些观点虽然以其实践性和辨证性而具有一定创意并独具特色，但此后在对认识的微观解释方面并无实质性的展开和深入，未形成现代形态的认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解读，无疑体现着马克思哲学对当代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但我们亦应看到，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整体性地辐射到当代西方哲学，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西方哲学的一支而非全部。
其二，与当代人类主流话语脱节，难以回应当代科学的发展。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以后，自然科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极大增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使视通千里和入微探幽成为现实，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认识方式。科学认识已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度渗透于日常意识之中，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话语。这既给传统的认识论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乃至挑战，也为认识论研究及其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应该承认，西方的一些哲学—科学家对此作出了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回应，因而有了科学哲学、认知科学、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等，实现了哲学认识论的转型和发展。列宁在20世纪初曾就回应科学的发展作出过努力，并提出了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结盟的设想，但遗憾的是，此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回应科学发展并自我更新方面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当代人类主流话语的科学疏离。更为遗憾的是，这反而强化了一种错觉，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缺失认识论路向，可以无视科学发展而自说自话。片面强调“转向”，似与此不无关系，而仅仅强调马哲的生存论或实践论特质，又只会使其在科学面前的失语症加重。
其三，认知和分析的维度缺失。以往对马哲的理解，存在着将其归结为科学，即所谓最高层次科学的泛认知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将马克思关于自然的看法理解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而且还渗透于唯物史观的阐释中，并尤显片面性。例如，在解释历史运动时，往往只见“社会”不见“人”，将“社会”主体化，并归结为某些物质条件和关系，这样，历史主要被理解为社会物质条件和关系的变化、发展过程，历史规律被等同于物质条件和关系变化发展的规律，人在历史中总体上处于被动（被决定）的状态。这种理解显然有悖于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7]的事实。如此人、实践和价值缺位的理解，是“认识论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典型表现。然而，超越这种“认识论模式”，并不意味着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排斥认知向度，而在于应划定认识论论域，以及在非认识论论域中界定其认识维度及其限度，承认认识维度与其他维度如价值维度的互补性。哲学运思至少可以有三种样式：思辨的、诗化的（境界的）和分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像对于任何一种完整的哲学一样，三者缺一不可。作为对认识的反思，认识论集中体现着哲学的分析维度，认识论研究所提供的方法和方式，对于一种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对于确立研究问题（包括非认识论论域问题）的分析维度，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哲学不局限于认知和分析，但决然离不开认知和分析。分析维度的弱化，有可能导致研究理性的缺失，甚至使哲学研究走向非逻辑化和神秘主义，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建构的合理性、多向性和全面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2]、[3]《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第30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5]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