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由于缺乏深度的哲学——人学思考，在这一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一些误区。由根基处阐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须从人的发展视角入手。马克思哲学不仅设定了人的发展的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人文诉求和人文意义，而且确立了与之相关的科学认识。建构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理解并确立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应以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为导向。
关键词：人的发展 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现代化建设是社会转型过程。近代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时期，都出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碰撞或矛盾，而对两者关系的处理，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转型能否顺利实现及其代价之大小。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学界曾有过诸多探讨。从人的发展视角理解两种精神并协调二者的关系，将有益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建构，亦有助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与发展。
一
西方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曾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科技和生产突飞猛进，社会物质财富急速增长，另一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现代化问题：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人的生存状态片面化，资源和环境的危机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现代化问题表现在文化精神上，即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碰撞。于是，兴起了以反思现代化问题为旨归的社会批判理论，出现了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现代化甚至反现代化的观念或行为。
在我国也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样，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矛盾已不期而至。与社会变革相伴随，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正处于内在的动荡与变迁之中。改革开放引起的精神文化领域的变动乃至于震动，决不亚于物质或制度层面的变革。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碰撞已成为普遍现象，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都贯穿着这一矛盾。现代化建设强调认识和实践的正确性，强调工具、手段的合理性，强调打破平衡和激励，强调功利、效率和发展，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物质利益的满足，与之相对应，人生存的目的和意义，社会生活中的道义、公平、价值及人的理想境界和精神追求等，便自然地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忽略。这样，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精神状态被颠覆，认识和实践的正确性与价值合理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人活动的目的与手段、义与利、效率与公平、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的矛盾日显突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结构失衡。于是，便出现了“人文精神失落了”的慨叹和对人文精神的呼唤，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争论。当前“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提出，亦是基于对此类问题反思而作出的因应。
如果说在科学精神源远流长且长期显性存在的西方社会，人们在社会转型期尚会产生人文精神的危机感，并导致对社会现代化的反弹，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人文传统且人文精神一直强势于科学精神的国度，这种碰撞对于社会现代化进程及其代价的影响显然将更为明显。我们所以能较为强烈地感受到两种精神的冲突并应引起重视，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曾出现过类似问题，有的问题迄今非但未解决，反而有愈趋严重之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因而人们对两种精神的矛盾冲突有一种预先的警觉。其二，就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基本取向而言，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人文取向一直强于科学取向，在科学与人文、认识与价值、利与义、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上，向来是轻前者而重后者。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仅仅强调科学精神所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等结果，与我们所倡导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相背离。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已在社会心理、文化和道德等领域引起种种争论。有些讨论一度颇为热闹，例如文学界关于人文精神失落与否及其对策的争论，就曾产生过一些“轰动效应”。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哲学界对人文精神问题已有所反映，如重提传统价值、新儒家的兴起以及对西方相关社会批判理论的介绍等，但总体上说，这种反映仍然是间接的、表层的或零散的，未能从人的发展这一根本视角切入。由于缺乏深度的哲学—人学的思考，相关的探讨未能深入下去，甚至陷入了盲区，得出了一些是似而非的结论。尤其应指出的是，有关的反思总体上存在着一种片面的倾向，即主张抑科学而扬人文，似乎科学精神在我国已彰显得过了头，应该有所限制。这一认识潜在的前提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本质上是对立的，二者非此即彼。这种看法既误判了我国科学精神的现状，又片面地解读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由于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传统的原因，我国对科学精神的倡导肇始于“五四”时期，又由于历史的曲折，科学精神的真正普及并为人们所接受，只是近些年来的事情。客观地分析，即使在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科学精神在我国也不是倡导得过了头，而是还很不够，因为人们对科学意义的理解，更多是停留在手段、器物的层面，而非文化精神的层面。强调认识和实践的正确性，强调工具、手段的合理性，强调打破平衡和激励，强调功利、效率和发展，这种观念和行为取向，对于当今的现代化建设和人的现代化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这表明，弥补人文精神缺失的路径，不应是限制科学精神，而是协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即在彰显科学精神的同时弘扬人文精神，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因为一方面，一味强调效率、功利、操作和增长，忽视人文精神的并行发展，势必使社会和人的发展片面化，丢失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人文精华；另一方面，以抑制科学精神来弘扬人文精神，势必矫枉过正地导致非科学甚至反科学因素的回潮，影响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使我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付出更大的代价。
二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可以是一个文化的或社会心理的问题，也可以是具体学科的问题，但仅从文化、社会心理、伦理或其他角度加以阐释，往往会停留于问题的表层，难以把握问题的核心，更无从确定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在根基上阐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应从人的发展入手。
回顾历史，任何一次科学精神或人文精神的兴起和嬗变，皆溯源于哲学根据，且只有经过哲学的说明，对问题的理解才不失深刻而有底蕴。例如近代人文（人道）主义的兴起，虽然文化、伦理等方面的探讨功不可没，但其能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精神确立并产生广泛影响，是因为它得到了哲学上的说明，即获得了人性论的哲学依据。科学精神在近代欧洲确立的情形也大致相仿。马克思将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而非某位科学家誉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正是因为培根确立了近代科学的基本方法和精神，或如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所说，“培根指出了一条更广泛地更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大致上正确的康庄大道”。[1]科学精神或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文化精神，其选择、确立和变化涉及到人们对待生存的基本态度，这显然不是一个操作或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蕴涵着人对自己生存价值、意义的体悟和对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理解。
无论从文化、社会心理、伦理还是其他角度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虽然都可以深入问题的一个方面，却难以把握其整体，从而陷入某种片面性。近几年学界关于弘扬人文精神的讨论便可见一斑。一些人仅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只注意人文精神的缺失而不顾科学精神的普及和提升，所做出的议论，虽凸显并倡导了人文精神的价值，有助于唤醒、增强人们的人文意识，提升人们的人文素质，但却未能阐明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如何从人的发展的总体要求出发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又如一些学者为应对人文精神的失落，单纯地强调复归古代的人文传统甚至文人传统，陷入了以往的文化守成论或当代的文化民族主义，不仅与时代的变迁格格不入，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无从满足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妨碍现时代人的精神健全和发展，妨碍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和人格意识确立。此类情形表明，由于视角的限制，特别是离开了人的发展的总目标，单纯地谈论人文精神，难免会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对立起来，因弘杨人文精神而质疑科学精神，从而陷入了历史上卢梭等人曾经陷入的误区。
卢梭当年在回答法国第戎学院征文所作的《论科学与艺术》中，曾提出如下尖锐的论断：“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2]，“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诞生的”[3]，“奢侈很少是不伴随着科学与艺术的，而科学与艺术则永远不会不伴随着奢侈。”[4]他在此后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又进一步认为，“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5]诚如卢梭所言，“我自谓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我是要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6]，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片面地解读了科学的社会意义和精神蕴涵。
卢梭的前车之鉴启示我们，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能因强调科技与经济发展而忽视人文精神，又不能因张扬人文精神而抑制科学精神，而应协调二者，使两种精神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一种平衡的度。当然，这种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必须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诸方面条件的变化具体历史地确定，但是，总体上说，协调两种精神的基本尺度和原则，应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与之相关，对于如何界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如何理解二者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也必须进行分析。尤其是有关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存在着许多亟待回答的问题。例如，怎样理解人文精神普遍性和民族性、历史性和当代性？传统的人文精神中哪些因素应予抛弃，哪些应予继承并弘扬？当代中国人的发展对人文精神的总体要求是什么？如此等等，都有待于重新诠释。而回答这一类问题，只有从哲学的层面特别是从人的发展视角入手才是可能的。
三
对于建构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路径，学界曾做出有益的探索，有人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有人主张借鉴西方近现代的人文、人道文化传统，也有人主张二者并举，这些看法无疑皆有其合理性。然遗憾的是，在相关的讨论中，鲜有对马克思哲学包括人的发展理论人文意义的挖掘、阐发和运用。
对于人文精神，可以有不同层面的理解，如文学的、文化的、社会心理的等等，哲学层面的人文精神，应是对人生存意义、目的、价值和精神世界的关注，对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追求，简言之：关注人自身，以人为目的。以这一尺度衡量，不懈地追求人的解放和发展的马克思哲学，具有鲜明的人文诉求。这种诉求，集中体现在对人的解放和发展目标的应然设定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然批判中。
人的解放和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建构的起点，也是其归属。在批判继承欧洲近代人文—人道主义传统的基础上，马克思从人的生存实践出发，哲学地设定了人的存在的理想状态，创立人的发展理论。这一理论设定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个人”、“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7]等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也确立了“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8]等人的自由发展目标和建立个人“自由个性”的理想，并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对人的发展目标、理想的诉求和设定，是近代人文精神深刻而现实的演绎，在哲学价值观的层次上丰富并深化了人文精神。就对人的关注而言，马克思继承而又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人文传统，包括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目的论等，通过确立“现实的人”及其与社会关系和条件的联系，将追求人的发展的理想、目的置于了现实的基础之上。
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和条件出发，马克思人的解放和发展诉求逻辑并历史地引申为“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0]，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是人的解放和发展诉求的实际表现。由关注人到关注社会条件和制度，从表面上看似乎远离了人，事实上是以更为现实的方式切近人，即由对人的理论关注，转变为现实的行动。此外，通过现代诠释和意义的转换，可以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同时也就是一种现代性的社会批判，其目标指向是人的发展。对此，弗罗姆等西方学者曾作出过较为深入的分析。
弗罗姆鉴于西方“文明社会”对金钱、商品的崇拜和对人的价值的漠视，试图为批判此类现代化问题提供“解毒剂”，以恢复对人的信念。为此，他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作出了“人学的”阐释。认为，马克思思想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这是人类尊严和友爱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本质是对人的关怀。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这种抗议是反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人失去人性而变成机器的现象，它充满着对人的信念；马克思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他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精神上获得解放而恢复完整的人性，使人的个性得到释放，与他人和自然处于统一而和谐的关系之中。这一对马克思思想的“人学”阐释，固然存在着理解上的主观性，但不容否认的是，作为一种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境域中的视角，亦有其独到之处，可以体悟到一些他境域难以体察到或他视角不易看到的东西，上述对马克思思想精神解放意义的阐释，就是一列。我们可以质疑这些理解是否淡化或回避了马克思思想中主要的或本质的东西，但似乎更应追问，他看到了那些我们未曾看到的东西并移入我们的视野，如果结合时代性，特别是我国的社会现代化问题，这种借鉴就显得更为必要。
时代背景的置换，将使马克思理论中关注人、追求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意义愈益充分地展现，与之相关，在与现实的对话中阐发其人文意义，也愈显重要。如果我们承认，为人的生存发展设定基本的或最高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那么，建构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无疑应以马克思人的发展思想为导向。
从人的发展视角出发，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建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人文精神建构，关键是确立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人的发展思想，蕴涵着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自由个性，皆是就人的本质对象化而言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实践、劳动、生产中的人，即人在创造中不断丰富个性，充分发展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将自己的知、情、意在对象中体现出来，因而人的“发展”，主要地或根本上不在于无限制地享受或消费。或曰，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无论是“全面”的还是“自由”的发展，都并非享受意义上的，而是活动、实践、创造意义上的；只有活动、实践、创造，才能本质地显现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人生存的最高价值和意义，与其说是物质上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由此，便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何断定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也不难解读这里的“需要”之所指。马克思的理解，在后来马斯洛关于需要之最高层次为“自我实现”的看法中得到了认同。
人文精神的实质，是对人生存价值、意义的肯定和关注，亦即追求人的发展。作为基本的文化精神，人文精神可以表现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就社会而言，在现代化进程中，确立和弘扬人文精神，不仅要着眼于人文素质的培育和提升，进行人文教育，更要以人的发展为引领，正确对待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基本关系，如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等。在理解和处理这些关系中，应贯通“人本”的理念：手段以目的为皈依，合规律性以合目的性为导向，协调效率与公平，平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就个人而言，应重视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自觉，确立合理的生存态度和需要定位，走出重占有甚于重生存的误区，避免“在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11]。无论在社会还是个人的意义上，人文精神之“人文”，显然不仅仅是与人相关或“人化”之义，而是目的论语义上的“人本”或以人为本。
在社会现代化背景下，确立以人为本理念，提升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必须超越“更多即更好”的物欲观，摆脱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桎梏，拓展精神生活空间，提升精神生活质量，这是人的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由于人的物质需要相对有限性的制约，亦由于自然资源再生能力和环境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制，人们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的数量是有边际的。与物质生活相比较，精神生活的状况主要取决于人自身而非外部条件，从而更具丰富性，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具备一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人们生活的幸福程度及生存意义的提高，将主要通过改善和丰富精神生活来实现。在西方，一些学者已睿智地指出，在物质生活已相当满足的当代，人们应将对生活幸福的追求转向精神生活、社会关系和闲暇方面。改善精神生活，不仅应丰富精神生活内容，更应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特别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拓展精神生活空间和提升精神生活质量，是未来人的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当然也是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建构的主要切入点。
从人的发展视角出发，有助于理解和确立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马克思不仅设定了人的发展价值取向，而且确立了与之相关的科学认识，揭示了科学在促进生产力进步从而推进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进步将消灭旧式分工并节约劳动时间，直接促进人的发展。他明确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他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2]人们为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其活动的自由度就越大，且越是能够享受闲暇并利用于发展自己的爱好和能力。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将提高劳动效率，改变劳动的性质，当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使人的活动固定化、被动化、单一化的旧式分工，并极大地缩短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时，人的活动才能真正成为自由自主的活动，人充分发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理想才能转化为现实。如果说，在19世纪，马克思上述观点主要还是一种预见，那么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当代，这种预测正日益变成现实，科学技术的创新不仅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而且将愈来愈缩短劳动时间，拓展人自主活动的空间，从而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据马克思对人的发展条件和途径的理解，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一样为人的发展所必需，科学精神内在地包含着人文价值。也就是说，以人的发展为目标，弘扬人文精神与提倡科学精神应是相辅相成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达至二者的统一和相互促进。
【注释】
[1] 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92页。
[2]、[3] 、[4]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1页，第21页，第23页。
[5]、[6]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21页，第5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0页，第516页。
[9]、[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第75页。
[11] 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2-153页。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9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