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人的发展的世界视野和中国特色
 

【内容提要】人的发展就其最终目标、实现途径和范围而言,根本上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全球化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条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应趋利避害,利用全球化推进人的发展,同时自觉克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国推进人的发展,应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又须体现自身的特色明晰我国当代社会的特点或国情,是确定人的发展的中国特色从而现实地推进人的发展的前提。

【关键词】人的发展 世界视野 全球化 中国特色

 

 

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世界视野。全球化带来了普遍交往,孕育了世界意识,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全球化背景下,人的发展体现着国家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既应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地适应全球化大势,又须具有自身的特色,体现制度、环境和文化特征。

一、人的发展的世界视野

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形成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时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中,人的发展就其目标及最终实现途径和范围而言,根本上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

作为全球化理论源头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势,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事实及其必然性,开启了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历史作用的新视角,而且明确了在这一背景下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指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这后一层意思,对于确立当代人的发展的世界视野,颇具启示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精辟地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否定了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革命的可能性,理由是:“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至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认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3]

在他们看来,由于资本主义超越国家民族的世界性,作为其对立面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其利益、运动和目标,只有超越国家民族范围,成为世界历史的事业,才是可能的。他们断定无产阶级解放有赖于各文明国家联合的行动,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革命,是基于如下事实和逻辑: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已通过世界性交往而在根本利益上连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至于各国资产阶级必然会相互支持,镇压单个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毋庸置疑,上述看法是以西欧(以及美国)为蓝本基础上的推论,并且,他们重在强调阶级间根本利益的冲突,而未能充分估价当时尚未凸显的国家民族间(特别是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异及冲突,因而其结论后来为列宁所超越。

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论证,以往在评价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思想时,多侧重其局限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但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亦应看到,上述结论所依从的理论逻辑并非杜撰,而是具有普遍意义。从当代视角反思,上述结论的缺陷在于,其一,对时代的判定有所超前,抑或说,当时“世界历史”进程初露端倪,人类尚未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其二,国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甚为复杂,阶级利益并不能完全覆盖或替代国家民族利益。在一定时期或一定条件下,阶级利益往往次要于国家民族利益,阶级矛盾往往要服从于国家民族间矛盾的解决。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单个国家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结论,问题在于超前了当时的情势,而并非基本理论路径失当。

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趋势看,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思路无疑极富洞察力,对于理解当今的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问题,尤为恰当且深刻。在当代世界各国经济逐渐连为一体、文化相互激荡、政治相互渗透的环境中,任何国家或地区要获得发展,都不能自外于全球化进程。在不同社会制度并存且其他制度处于强势地位以及超级大国军事势力扩张的态势下,一个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人的发展,但不可能完全实现经典作家所企望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对外开放、扩大交往的缘由所在。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按其内在要求和实现条件来说,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全球化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加速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建设,是推进社会进步并实现人的发展的必由之路。放眼未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的自由人联合体,必将是世界性的存在,因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依凭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必然是世界范围的。

全球化拓展了人的视野和发展空间。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5]人的发展与其交往范围和程度密切相关。交往的普遍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因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6]关系的全面性取决于交往的全面性,从而有赖于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全球化从而普遍交往,将不同国家民族内在地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活动领域。其结果是,一方面,交往已成为当代人的基本活动形式,成为其它活动的中介条件,另一方面,交往又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和意义,既拓展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也为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更为全面的内涵。

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人的发展亦不例外。全面发展的人,应自觉接受人类文明成果的滋养,立足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具备世界意识和眼光,具有全面的社会关系和普遍的交往。

以世界视域观,当代社会呈现三个相互关联的特点:一是全球化,二是国家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三是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全球化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连为一体,加快了交往的频率,加深了交往的程度,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成为可能,各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样化,又使相互交往和借鉴成为必要。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因素,当今各国家或地区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起点、条件、地位极不均衡,追求的目标也大相径庭。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恰当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可以改变经济结构,引入资金和技术,提升和发展自身。文明的多样性,意味着不同国家、民族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具特点和优势,意味着人们只有通过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超越地域和视域的限制,意味着人们在保存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应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才能充实发展自身,成为当代意义上的更为全面发展的人。

全球化使我国人的发展深受世界环境的影响,也使我国人的发展具有世界性意义。新世纪的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的中国应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这贡献不仅在经济、制度和文化上,亦应在人的发展层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到这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8]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二者在价值取向上是根本一致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幸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积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各项人权,提升人的素质,就能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代中国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样,应该也必将具有世界的意义。

 

二、全球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全球化始于经济领域,却又必然地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球化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全领域的,而其效应又是双重的。

全球化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9]“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0]这一论述,精辟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给各民族国家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带来的变化,极富前瞻性。从工业革命到今天,资本主义通过奔走于全球的交往(扩张),开拓了世界市场,将现代化推向世界,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世界性的普遍交往表明,全球化促进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的交流,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的转型与变动,为人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机遇。

全球化拓展了人的视野和眼光,促进了世界意识的形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日趋增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平期望、可持续发展……。有史以来,还没有那个时代有如此之多共同的问题受到人们一致的关注,需要通过全人类共同的努力来解决。在人囿于狭小的活动范围和利益群体的境域中,既无确立共同利益的需要,也难以在价值取向上形成共识。共性问题凸显,既意味着人们之间利益博弈的日趋频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共同利益的增加,从而要求确立具有普遍性的合理的生存态度和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全球化加深了国家民族间的交往和联系,使人类意识和世界眼光的确立成为必要,并成为可能。在维护和扩大国家民族利益并维系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确立人的类意识和类认同,不仅将从根本上加深人们之间超越地域性的普遍交往,增强人类应对共同面临的问题(如安全、可持续发展等),也是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提升人的社会性,丰富人的时代感,开阔人的历史视野的重要途径。

全球化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条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愈益汹涌的反全球化浪潮表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其负面效应日趋突出。全球化不仅导致利润流向西方,扩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加深了南北国家和地区间的对立,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安全乃至于国家主权受到威胁,也进一步加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引发了腐败盛行、失业加剧、环境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还恶化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

全球化对人的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作为现代性的世界扩张,全球化在将现代化进程延伸和推向全球的同时,也使与之相伴的“现代化问题”在世界范围进一步扩展并放大。“现代化问题”是伴随现代化过程出现的制约人的发展诸问题的总称,在全球化背景下,它已成为一切现代化进程必然的“副产品”。现代化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价值缺失,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和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金钱成了一切事物围绕之旋转的中心,人的思想和行为取向逐步单一化为金钱,金钱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二是人的发展片面化。现代化生产及其专业分工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人的活动及生存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在人的活动中,目的与手段错位,功利原则和工具理性被推崇至极端。三是科技的负面效应趋显。科技在现代化过程中显现出双刃剑效应,在增强人改造世界能力的同时也放大了人的破坏能力,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的、伦理的问题,其中有的问题如处理不当,将给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现代化问题肇始于西方,但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展,已超越地域的限制而具有世界性。一些学者在谈及现代化问题时,形象地称之为“现代化通病”,是不无深意的,可谓准确地指明了问题的普遍性,即首先出现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病,会“传染”给其他国家或地区。其所以如此,外因在于,西方强势国家通过经济、文化的全球交往,甚至通过军事和政治扩张,将现代化及其问题一并强加于其他国家;内因在于,现代化问题不仅与政治经济制度相关,也与现代化自身的运行逻辑和规则相关,或者说,现代化问题为一切现代化进程所固有。问题的世界性决定了其解决路径的普遍性。我国现代化的制度特征和国情,决定了现代化反思应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而不同国家现代化问题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又要求我们在应对和解决问题时,自觉参照并借鉴别国的理论和实践。从国情出发,广泛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理论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医治“现代化通病”、推进人的发展的有效途径。

早在18世纪,卢梭即觉察到经济和科技进步的负面效应,认为“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11]“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12]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早期现代化唯一样本的资本主义展开了深入的剖析,包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商品(货币)拜物教的批判,对机器生产中人的能力和个性片面化的批判,对劳动过程及结果异化的批判。马克思资本批判的重点指向政治、经济制度和相关的意识形态,但同时也体现出现代化反思意蕴,为现代性批判的最初尝试。遵循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思路,全球化所以制约人的发展,原因在于其通行的是资本、市场的逻辑,并将其深度地渗透到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从根本上规范着人的心理和行为取向。马克思开创的资本批判迄今仍应是我们反思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路径。值得指出的是,与卢梭不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立足于进步观,以肯定现代化的历史意义为前提。

现代化问题的显现引起了西方思想家的反思。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从上述问题切入,试图通过对工具理性、技术统治的批判以及对现代性及其文化和传统的解构和颠覆,消除人的异化和本能的压抑,拯救人的“存在”。他们直言:现代化推动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却忽视甚至损害了人的精神自由,人们只注重物质享受,成了畸形发展的片面化的人。一些思想家借鉴马克思人的发展理念,探讨了需要定位及生活方式的合理化问题,并特别强调人的精神解放。这些反思虽然回避了制度性因素从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却深化了对现代境域中人生存状态的体认,揭示了人的现代存在困境之因由,从问题角度凸显了人的发展之必要。在我国,现代化反思亦日趋深入。这启示我们:应趋利避害,在积极利用全球化机遇推进人的发展的同时,自觉地克服全球化给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

 

三、人的发展的中国特色

时代变化使人的发展问题在我国受到广泛关注。一是现代化建设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人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是“现代化问题”已经并将愈益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生存状态、价值选择和生活方式,使“人自身”的问题日趋突出。由于这两方面因素,对人的关注不再只是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或逻辑起点,而成了亟待应对的现实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人的发展开始从理想目标转变为现实追求。

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指明了实现人的发展的根本途径。人的发展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我国当前推进人的发展,应遵循马克思所确定的人的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又应从具体的国情出发,体现自身的特色明晰我国当代社会的特点或国情,是确定人的发展的中国特色从而现实地推进人的发展的前提。

人的发展之中国特色可以有多角度或层面的理解,择其要者,主要体现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

当代中国人的发展应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又要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推进人的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须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理念。

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应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着力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性表明,人的发展以社会进步为条件,有赖于与他人交往的环境和程度。现代化拓展了人的交往范围,又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甚至扭曲了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的一些方面,如亲情关系、朋友关系等,为金钱关系所冲击或取代,导致相互之间的冷淡和隔膜。马克思曾提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3],恩格斯也诉求“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14]两种说法既是指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也蕴涵着社会关系和谐之意。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需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行为规则,同时又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谐主要的标志,它不仅有助于人展示和发展自己的能力,还将优化人们的生活环境,提升人的生存质量。

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应关注每一个个人的利益和发展。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个人”。以人为本的“人”,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人的发展应体现并落实于个人,在维护国家、集体、社会利益的同时,切实关注个人需要和利益,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在促进社会进步中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的个性。二是“每一个人”。仅仅一部分人的发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发展。经济增长不会自然体现价值合理性,不会直接达到人的共同发展,反而有可能加剧人们在权利和利益上的不平等。一部分人占有较多甚至很多财富而另一部分人相对甚至绝对匮乏,是现代化的普遍现象。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尚处于初步阶段,但类似的问题业已出现。虽然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差异是必然的,但如果任其发展而不加调控,社会的贫富分化将愈趋严重,更远离共同富裕的目标。没有经济上的平等,一切人的共同发展和素质提高就无从谈起。为此,要特别注意人的发展的平衡性,注重社会公平。

通常讨论当代中国人的发展问题,是在一个假设的整体平台上进行的,较少考虑到地域性、群体性等差异。现实中,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域上,东、中、西部社会发展程度差异颇大,东部沿海地区一些省市人均GDP已接近甚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则只有前者的几分之一;群体上,社会各阶层分化日趋明显,收入差距、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差距拉大,分别处于现代化、小康、温饱和贫困层面。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我们在讨论人的发展问题时,既要统而言之,从总体上把握,又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做具体的分析。从社会进步或人的发展的大尺度上看,我国人的发展面临的问题分属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性质,因而问题的表现、原因和解决途径各不相同。讨论人的发展要注意现代和后现代性问题,也要关注前现代问题,在反思现代化问题、避免现代化陷阱的同时,更要注重一些地区和人群如何早日进入现代化,拥有现代的生活条件。通过反思进而政策的调整,缩小不同地区和群体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每一个人共同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的内容。

当代中国人的发展应注重精神生活,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和优势。

人的发展是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自由王国不仅在于摆脱了盲目自然力的控制,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还在于超越物欲的羁绊,确立合理的生存态度、需要定位和生活方式。

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享受物质财富的数量并不与人的幸福完全成正比,在占有和消费财富方面,更多并不意味着更好”[15]就我国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环境脆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是我们选择人的发展路径和目标的立足点。人的发展应与资源环境状况相适应,充分考虑自然界的承载能力。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物质资料的消费是有限的,无止境地追求物质生活享受,消耗自然资源的生活方式将难以为继。因此,未来人的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是精神需要的充分满足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马克思认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6]。与物质生活相比较,精神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着眼于未来,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将会有新的提高,但由于环境资源因素的制约,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生活的丰富及其质量的提升;精神生活质量将成为衡量人们整体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要通过改善精神生活来实现;丰富精神生活、提升精神生活质量,将是今后人的发展的主要方向。

精神生活建设,应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同社会发展一样,人的发展物质方面的共性较多,精神方面的差异较大。全球化赋予人的发展世界性,而人的身份认同及生存境域始终具有国家民族性。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集中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精神文化建设既不应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又不能照搬他人、生吞活剥,而须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当代中国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建构,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为指导,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向世界和未来,又要充分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悠久深厚的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决定了我国人的发展的精神方面应具有鲜明的特点。中国独特的人文精神,如气节、崇德、宽恕、谦敬、乐群、重义、慎独、善良、达观、宁静、兼善,以及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徳载物等,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是建构当代中国精神价值的重要资源。在与现实的对话中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意义,并给予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当代精神生活建设的基本路径,对于确立人们积极向上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87 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41 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91 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94 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页。

[9][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6页。

[11]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页。

[12]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15]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9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亿网中国设计制作 建议使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