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哲学对话已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与中国哲学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及其特色最为直接的方式，也为在生活和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所必需。与西方哲学对话，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语境并反思我国现代化问题的必要环节，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禀赋当代性和世界性的有效途经。

【关键词】哲学对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

 

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哲学对话可分为两个论域：一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二是分别在中哲、西哲、马哲论域之中进行的对话。在后一种意义上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域的哲学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

哲学对话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基本路径。从学科定位看，中国哲学是指中国古代形成并演进至今的哲学系统，是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及其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流行的背景下，中国哲学之前加上“当代”一词，含义则另有所指。正如人们所意识到的，“当代中国哲学”可以有两种解读：作为统一理论体系的“当代中国哲学”和“在当代中国的哲学”。前者指的是将要或可能建立的一种统一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形态，后者则是一个时代和地域的概念，指存在、发展于当代中国的各种样式的哲学或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后一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哲学，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于这一区分，对当代中国的哲学对话便可能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旨在整合三种哲学的思想资源，实现中哲、西哲及马哲的内在融合，以构建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为目标的对话。该语境中的哲学对话，其走向和最终结果应是三种哲学逐渐趋同、合三而一，进而行成为涵盖各种具体哲学样式的具有自身统一逻辑和概念系统的新的哲学体系，故此，对话的特点是追求统一性，对话的方式是相互补充和融通。应当指出的是，构建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无疑是一种宏大的构想，但又是一个颇具挑战性且有待长久努力的课题，其可能性和途径等尚待进一步论证。另一种是着眼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分别从各自理论建构的目标及其特有视角出发而进行的哲学对话。这种语境的对话，是三种哲学各自研究和发展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未来构建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

两种语境的对话在目标、方式和研究路径上存在着差异，同时又相互关联，可以并行且相互促进。未来中国的哲学研究不排除构建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前景，但现实的走势主要还是三种哲学各自发展，因此，当前的哲学对话首先或主要应定位于后一种理解。

哲学对话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一般地说，与“他者”对话为哲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特殊地看，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对话更是须臾不可或缺。就形成路径及机制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就是理论与现实以及不同哲学之间对话的结果。历史的追溯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渊源于如下三种路径及其相互之间的对话：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及后人（例如马克思之后的经典作家、苏联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等）的解读和发挥，或曰“泊来”的“原生态”和“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想资源，三是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特别是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映、反思及理论总结。在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三种路径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历史给予现实的启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继续前行，既应面向时代和实践、引领社会进步，也需从其他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吸取理论资源。

与其他哲学的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中国的，就在于它根植于中国的环境和语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当代的，就在于其研究和发展与世界和时代同步。与中国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禀赋中国特色和体现时代性有效的也是必要的途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对话，应注意研究路径自觉性与开放性的平衡。

首先是研究路径的自觉性。基于不同的理论建构取向，哲学对话通常有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方式：外在的，即站在特定的哲学之外或之上，以构建某种新的哲学体系为旨归，通过对话统摄并整合不同的哲学，上述以建构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为指向的对话即是。在这种对话中，各种哲学处于对等地位，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归于一体。内在的，则是立足于特定哲学体系的基点上，着眼于该哲学自身的发展，通过对话，吸纳其他哲学的资源、范式和方法于其中。在这种方式中，对话须有视角的限定或限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哲学对话就是如此。这种方式的对话是一种以“我（所立足的哲学）”为主的“主”“客”体间的对话，也就是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其他哲学为“客”。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话的目标是吸取其他哲学的思想资源，丰富自身的内容，改变自身的形式，使其更加体现中国特色、融入中国文化、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更为禀赋时代特征，一言以蔽之，是为着自身的发展，这是对话的基本指向和根本着眼点。鉴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话过程中必须秉持自身的理论逻辑，特别是坚守自身的理论内核，如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科学性、实践性和批判精神等。有鉴于此，对话中的各方不能主次颠倒，更不能反客为主。如其不然，以其他哲学来剪裁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以其他哲学作为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得失、证明其“合法性”的尺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势将丧失主体性而被解构或融化，这显然背离了对话的初衷。

其次是研究路径的开放性。任何哲学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研究路径、范式和理论逻辑，因而在与其他哲学的对话中会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如秉持或坚守特定的视角、方法、概念体系和理论内核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也不例外。如上所述，路径自觉和“先见”的坚守对于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和特色是必需的，但是，路径自觉不等于路径排斥，秉持自身的理论逻辑并非唯我独尊。对于任何一种哲学来说，路径排斥的结果都将是作茧自缚，使研究态度和方法陷入某种片面性，制约研究视域的拓展。对话正是克服路径和范式依赖弊端之有效途径。着眼于中国化和当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应当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其他哲学的对话中的以我为主，是就起点和目标而言的，即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目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和体系建构出发，吸取、整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术资源和方法，而绝不意味着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随意截取其他哲学的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话的态度和视角又应是平等的。

二

与中国哲学对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民族化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是西方社会实践和文化的产物，其所以能够在近百年来成为“中国的”哲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该哲学具有普遍性或普适性，亦即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性，可以在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民族中生根、生长并发挥作用；二是这一哲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不仅结合了中国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也逐渐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表达方式，甚至于吸取了一些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历史经验表明，就其形成和功能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其为“中国的”，既不能脱离中国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也不能超脱于中国的文化环境特别是文化精神，由此可以认为，与中国哲学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化”为中国的哲学之必然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对话并非始于今日，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吸取了一些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中国的经典作家和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凭借深厚的中国文化和哲学素养，曾经以中国哲学的概念和风格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内容。这些努力难能可贵也十分有益。然而，类似的创作整体地看，或属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性地解读中国现实，或限于以中国哲学和文化概念表述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尚未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的对话。总体上说，至少在学术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还比较疏离。这当然是事出有因，首先，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化取向不足，总体上比较固守既有的经典的甚至是从苏联泊来的概念体系。其次，由于缺乏文化自觉以及囿于意识形态视角，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从固守自身的角度判断中国哲学的性质，取舍中国哲学的思想。这两方面原因，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尚未能充分理解中国哲学的价值，未能系统挖掘、梳理并确认中国哲学的学术资源，未能自觉对接中国哲学的学术传统。在此情势下，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曾一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研究，但这种影响却未能持久，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尚未全面地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或者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尚未在学理层面自觉、系统地利用中国哲学的学术资源。

自觉地、系统而深入地与中国哲学对话，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及其特色最为直接并有效的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充分实现其当代价值的基本途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为中国反映、指导社会实践和引领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精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时代精神精华，理当内化于中国的环境和语境之中，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的”哲学。为此，不仅应当面对并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回应中国人面对的现实问题，还应在理论体系和概念逻辑上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主流的文化精神，既是就其社会地位而言的，更是就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社会心理的内在影响而言的，只有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才能为中国人在理智和情感、认知和价值上所理解、所认同，甚至所喜闻乐见。自觉地与中国哲学对话，是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精神和社会心理不可或缺的途径。鉴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既要坚持自身的核心理念或理论内核，又要充分利用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运用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

吸取中国哲学养料最为核心的诉求，是确认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观念，特别是中国哲学蕴含的人文精神。中国文化尤其是哲学中存有大量优秀的人文精神资源。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如气节、崇德、宽恕、谦敬、乐群、重义、慎独、善良、达观、宁静、兼善等理念，有着独特的价值及鲜活的生命力，是建构当代中国精神价值的重要资源。中华民族向来注重精神修养，注重精神体验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传统的人文精神往往具有外在的和内在的两个方面意义，对外是治世对内是修身。历来的仁人志士修身养性，不仅是为着齐家、治国、平天下，本身亦具有怡情养性、提升境界的意蕴。所谓养浩然之气，所谓致良知，既是为着社会责任的承担，也是为着人格修养和精神充实。这些思想资源显然值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吸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哲学的一些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有相通或相似之处，如人本思想之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价值取向，天人合一观念之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以及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所倡导之“和谐”理念，更是典型的一例。作为中国哲学乃至于中国文化核心理念之一的“和”及“和而不同”，是中国哲学智慧的结晶，也是其人文精神的显著表现。这些人文理念和精神通过现代转换，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关照、人的发展追求等内在契合，又极具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无疑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还集中体现为中国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1]那么它显然更是思想内容和特质的直接表征，因此，表达方式的转换不限于词语上的变更。这里所谓的中国风格、中国语言等，既表现为运用中国的概念术语，更意味着体现中国哲学语言所表征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取向。

更宏观地看，与中国哲学对话，正如与中国的时代和实践对话一样，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作出独特贡献的学术和文化依凭。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在成为当今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新形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在学术理论上有所创建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生长于西欧，但从创始起便具有普世的性质和追求，而并非为西方所专有。像任何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也应该以不同的语言来思考、表达和发展。从现实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有一个走出西方语境从而更加普世化的问题，它可以也应当在非西方国度和民族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的生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中国哲学博大精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应有更为显著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双重的含义，既在于结合中国的现实，解决中国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反映中国的时代精神，也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基本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上有所推进、有所创新。毋庸讳言，后一点至今还不如人意。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有所创新和推进，离不开中国的时代和实践，也离不开中国的精神文化语境，融合中国哲学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有所作为不可或缺的环节。

三

与西方哲学对话，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环节。

西方古代和近代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就其产生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环境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渊源于西方的社会生活、实践和文化，对于中国而言属于地道的“泊来品”，这一出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决定了要深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把握其由以形成的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却并非西方哲学进程的断裂，而是对西方哲学传统超越性的继承和发展。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前提之一，就是在学理上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传承及其流变，梳理并对接其承接的哲学传统。

与西方哲学对话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语境的基本路径，这一看法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共识，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学科分化并分立的当代又似乎成了问题，因而有必要重提。列宁曾说过：“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2]同理，不理解西方哲学史，便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渊源、它的特质及其在哲学发展中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和理论超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以及马克思同时代其他哲学关系的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同样地，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康德哲学、近代人道主义等的关系，迄今仍存在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这类研究对于全面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革命性变革的意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当代西方哲学是以往西方哲学的传承和发展。19世纪之后的现当代西方哲学，经历了一系列转向过程，研究对象、范式和表达方式较之于以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其根基仍深植于古代和近代哲学传统之中，可谓西方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曾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3]虽然这一比喻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西方哲学与古代和近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但就时间顺序而言，或就其表征的“从后思索”的方法来看，对于理解二者的关系却不无启示性。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反观传统西方哲学，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及其变革意义的理解，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同时，当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也无论是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心灵哲学、宗教哲学，无论是现象学、解释学还是其他哲学流派，都在与时代的契合中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论域，确立了哲学研究的新方法，拓展和深化了哲学研究的内容，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颇具特色且可资借鉴的思想或方法资源。

还应看到的是，一些当代西方哲学家继承并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学术遗产。德里达曾经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有他的某种精神。”[4]这一说法当然不是一种廉价的奉承，而是形象地表明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自马克思之后，西方哲学研究已经难以径直越过马克思，正像难以径直越过柏拉图和康德一样。尤其是，在对社会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人的思考上，马克思已经成为后人研究不可逾越的中介甚至起点。正是基于此，现当代西方哲学不仅吸取了马克思的哲学资源，而且以不同的样式、从不同视角对马克思哲学做出了独特而深度的阐释，并在因应时代的过程中回答了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理念，创建了新的研究范式。相关的研究中不无对马克思的误读，但也不乏新解和补充。从理论逻辑看，正是由于具有普遍或普世性的特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一源多流”的演进格局。各流派之间当然要坚守各自的解释框架和范式，要相互竞争并争论，但同时也可以互为它山之石，相互借鉴。

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最直接的观照。由于生存境遇和理论视角等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思想不无误读，但更应当肯定的是，由于与经典作家文化的同质性和历史的连续性，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上无疑具有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的一些优势，并且，由于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和后现代社会）的生活境域中，他们解读的视角，以及运用于分析问题的方法及其结论，自有某些独到之处，可以洞察到一些他境域和视角难以察觉和体认的东西。例如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上特别关注其社会历史理论的精神解放和文化批判维度，基于现代性批判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背景，特别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又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比较注重方法的自觉和创新，追求研究方法和范式的转变，依据当代的结构主义、解释学、心理学、语义分析等方法，从不同侧面和层面对马克思哲学的内涵和当代性做出了新的理解，确立了不同于传统研究的新的方法和理路，对于以多样化的方式阅读马克思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当代西方哲学还是深度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并反观我国现代化问题的一面镜子。与当代西方哲学对话，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反思我国现代化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社会历史理论当代形态的重要参照。

现代化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因其特殊的国情会具有自身的特点，同时又因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和规律而具有同质性亦即共性。现代化的共性体现为其社会影响的双重性，既有促进经济、科技和文化快速发展的正面效应，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社会现代化因其自发的、固有的逻辑，必然社会进步人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任何国家和地区或任何时期的现代化概莫能外，只是在表现形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问题已成为所有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进程必然的“副产品”，现代化的同质性，决定了所有国家或地区只要进入社会现代化进程，都会处于同样的或相似的境遇，在享受到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由于我国与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原发性”和“后发性”之差异，西方社会已经和正在经历的时代和情势，是我们正在或即将经历的，西方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曾经遭遇到的问题，很多都是我们正在或将要面对并应对的。随着改革开放从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原产于西方的诸种“现代化问题”已不同程度地在我国重现。此类问题与我们原有的一些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国当代社会中的现代化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如一些领域道德失范，人文精神失落，贫富差距拉大，生活方式畸形、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黄赌毒恶习沉渣泛起，拜金主义滋长，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盛行，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恶化等。诸如此类的现代化负面效应既威胁着当代人的生存也威胁着后代人的发展。

由于现代化问题的同质性或相似性，对它的反思亦应体现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我国的现代化问题，应从我们的具体国情出发，亦应借鉴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方法。现代化问题的原发性及其负面效应的充分显露，引发了西方思想家系统而深入的反思，这些反思固然直接针对着西方社会的问题，但同时也指向现代化问题本身，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的现代化反思和现代性批判理论，显然有助于深度感悟西方社会的时代和社会境遇，有助于反观我国的现代化问题，同时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新哲学之初，即明确称之为“新世界观”，[5]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说法，其深刻含义在于：他们一开始就认定自己所创立的新哲学乃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其“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6]是以解放全人类为根本使命的哲学，是整个人类的世界观，因而具有普世的性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时代共进，既应直面时代和实践，以当下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我们正在和将要做的事情为指向，又应确立世界视野，充分参考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当代的，就在于它同时也是世界的，体现出鲜明的普遍性。与西方哲学对话，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禀赋当代性和世界性的重要途经。

 

【注释】

[1]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页。

[2]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4]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