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人的发展，重要的问题在于超越消费主义误区，将发展并满足合理的拓展性需要作为人的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领域。依据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基于当代及未来社会的演进趋势和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的发展应是创造性发展与合理的享受性发展的统一，人的发展的新路向，应是创造能力的提升和实现、休闲生活的拓展以及精神生活的充分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哲学 人的发展 创造活动 休闲活动 精神生活

 

马克思确立了人的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科学认识，不仅揭示了人的发展的本质特征，设定了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也初步指明了未来社会人的发展的主要内涵及实现路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和预见，对于理解当代及未来人的发展方向和领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人的发展路向的选择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人的发展，重要的问题是超越消费主义误区，确定人的发展的主要方向。

毋庸置疑，物质条件的改善是人的发展的前提，物质生活质量的提升是人的发展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是人生活追求的全部，更非未来人的发展之主要方向。追求物质财富、满足物质需要的欲望是与人类长期短缺经济的基本状况相联系的。由于需要的层次性从而需要满足的顺序，又由于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低下并物质财富的短缺，物质需要在人的诸种需要中向来处于显著地位，丰衣足食一直是人们由来已久的愿望，被视为幸福的主要内涵，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一种心理定势：将占有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幸福的尺度，将理想社会的特征主要理解为物质财富的丰盈，直至将人的发展等价于物质需要的满足。

社会现代化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观念，并逐渐形成了无限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更多即更好”的重占有的生存态度。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金钱成了一切事物围绕的中心，消费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荣誉和权力的追求。”[1]“消费的价值就等于自我价值”。[2]消费从以往的生活手段变成了一种时代潮流、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享受和经常性的文化活动。“在美国，购物已经变成了一种首要的文化活动。”[3]消费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生理上的物质性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其品位、虚荣、炫耀等心理需要，“在消费社会，需要被别人承认和尊重往往通过消费表现出来。……买东西变成了既是自尊的一种证明，又是一种社会接受的方式”。[4]需要的增长从既往的自发扩张转为企业、媒体乃至于政府人为的有意“制造”。在这种社会里，许多人不是为了生存而消费，而是为了消费而生存，消费俨然已成为时代的标志性符号，以至于从学界到大众都以“消费社会”称呼所处的时代。正如詹明信所指出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间（被五花八门地说成是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等）。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点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和战前旧社会的彻底断裂。”[5]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已经悄然流行于我国，追求物质享受开始在一部分人中蔚然成风，许多高档商品已远远超出了人们正当的生活需求，一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消费根本上就是奢侈乃至于畸形的。在拉动需求的呼声中，社会并未对需要本身的合理性做出应有的分类，更未限制那些不合理的需要，其结果是，许多低收入者的正当需要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得到应有的满足，一些富裕阶层却在大肆挥霍，许多低收入者居住的空间极为狭窄，一些高档楼盘却长期空置。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唤起人们对金钱贪婪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严重损害。“假如在不久的将来70亿人都想要同欧洲人或日本人一样地生活，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假如他们追求同美国人一样的标准使用汽车，那就将有35亿辆汽车的一氧化碳增加到空气中和人肺里，那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假如他们中间四分之三的人口迁移到城市居住，并在那里追求同发达国家一样的标准使用能量和消耗物质，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没有办法能使这类问题得到答案。”[6]显然，人类仅有改变世界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应有改变自身的愿望；人不能超越环境的制约，却可以超越自身，改变自己的需要定位。面对有限的资源环境条件，只有合理地定位需要，才能超越消费主义的误区，选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确定人的发展的新路向。

需要具有多样性，只有合理的需要才应当满足。需要的合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确定。首先是质的规定。合理的需要是人生存发展要求和趋势的体现，反之，有害社会、有损人身心健康的需要则是不合理的。其次是量的规定。需要就其自发的倾向而言具有无限膨胀的趋势，即使是合理的物质需要，一旦超出了某种界限，正当就会变为奢侈甚至畸形或贪婪。需要的满足是有条件的，“与需要相对而言，一切资源都是稀缺的。”[7]无止境的需要必然会受到有限的资源和环境的制约。通常认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分配方式是各取所需，对此应作合理的理解。所谓“极大丰富”只能是相对于人合理的需要而言的，“极大”不是也不可能是“无限大”，抽象意义上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时候生产相对于无限制的需要都是短缺的，又因为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资源的支撑能力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边界的。

需要具有拓展性，可以分为基本的和拓展的。基本的需要为人生存所必需，拓展的需要是基本需要满足基础上不断生成和发展着的需要，亦即享受性的需要。拓展的或享受性的需要又可分为合理的或者至少将来是合理的需要，以及不合理的如奢侈的或贪婪的需要。

基于上述理解，需要定位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优先满足基本的需要；二是限定不合理的拓展性需要；三是发展并满足合理的拓展性需要。

优先满足基本的需要以及限定不合理的拓展性需要，是人道和社会公正的表现，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梭罗曾以亲身体验告诫人们:“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所以关于奢侈与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8]有关调查表明，现代以来，人们的幸福程度与其占有并享受财富的数量并不完全成正比，在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满足之后，“降低我们的消费不会使我们丧失真正重要的物品和服务。”[9]经济收入和物质财富并非决定人们幸福程度的充分条件，更非唯一因素，它们只是在物质短缺的情况下才对人们的幸福程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发展并满足合理的拓展性需要是人的发展的必然要求。

艾伦·杜宁指出，“消费者社会不能兑现它的通过物质舒适而达到满足的诺言，因为人类的欲望是不能被满足的。人类的需要在整个社会中是有限的，并且真正个人幸福的源泉是另外的东西。”[10]他还就“另外的东西”写到：“我们能够培养深层的、非物质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幸福的主要心理决定因素；它包括家庭和社会关系，有意义的工作以及闲暇。”[11]“最值得优先去做的事情……是无限可持续的。宗教实践、社交、家庭和集体集会、剧院、音乐、舞蹈、文学、体育、诗歌，对艺术和创造的追求、教育的以及欣赏自然全都容易适应一种持久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能够持续无数代人的生活方式。”[12]正是基于类似理解，一些有识之士重新定义了幸福的含义，设立了“幸福指数”这一衡量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的综合性指标，意在改变仅强调物质享受和占有物质财富的发展取向，改变人们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和对社会发展评价的标准。根据对幸福的重新定位，在物质需要基本满足之后，人们幸福感的增长将主要取决于非物质需要的满足和发展。非物质需要的内容极为丰富，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将是未来需要拓展的主要方向。

对幸福的重新定义，特别是对社会关系、有意义的工作和闲暇等因素的强调，与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理解是相通或相似的。依据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基于当代及未来社会的演进趋势和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的发展应是创造性发展与合理的享受性发展的统一，人的发展的新路向，应是创造能力的提升和实现、休闲生活的拓展以及精神生活的充分发展。

二、创造活动与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创造能力的全面发展、充分展示和实现。

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主要不是享受意义上的，而是能力的提升和发挥，是创造和自我实现，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创造性的实践、劳动是人的类特性的表现，是人的本性自我确证的过程。

马克思指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3]这种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实践，就是创造性的劳动，它是人的本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由此，人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充分实现这一本性，在对象化的创造性活动中意识到并确证自我，确证自己的能力、情感和审美。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自由的生活活动”[14]概念，认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15]并预言，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16]“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7]“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18]这些具体的描述虽然不无历史局限性，却指明了未来人的活动超越了分工限制的、自由自主的根本特征。

基于上述理解，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前提是劳动者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劳动由外在于人的尺度转变为内在于人的尺度，由作为增值资本等外在目的的手段转变成劳动者充分发挥自己能力和创造性、充分展示自己个性从而实现自己本质力量的过程。他尖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19]扬弃劳动异化必须改变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的状态，使劳动从为他者的、否定自身的活动转变成自为的、肯定自身的活动。他和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20]在未来，随着劳动性质的改变，当生产力发展到消灭了旧式分工、极大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优化劳动环境并根本上改善了劳动条件时，劳动将成为自由自主、充满创造性的活动，既创造财富又发展人自身，既发展人的体力更发展人的智力和个性，增强人的主体性，满足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在那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能成为现实。

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21]“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22]他还明确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23]作为人类发展空间的时间就是自由时间，而“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24]自主的、创造性的活动只能在“自由时间”中才能实现，因而人维持生存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的自由时间就越多，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也就越大，所以人的发展有赖于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2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是未来财富的尺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26]以自由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表明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向往，表明了他对理想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对幸福的理解超越了那个时代通行的资本逻辑的限制。

马克思将作为财富尺度的“自由时间”分为“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27]对于何为“从事较高级活动”，他没有详细地说明，但从相关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认为“从事较高级活动”是人的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且是其重要内容。他写道，“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8]“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可视为对“较高级活动”的一种理解。从这里可以推断，所谓“较高级活动”，并非指活动的智力或技术含量，而应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其一：就其目的而言，活动不是手段性的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而是活动者为着兴趣并愉悦自身的自觉自愿的行为；其二，就其效果而言，乃是直接有益于活动者的身心健康、有利于他的才能的发挥和发展。

人的发展是创造能力的充分实现和发展的观点在现代得到了新的阐释：马斯洛在对需要层次的分析中认为，人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爱和自尊等需要之后，还要求满足“自我实现需要”这一更高层次的需要。弗洛姆则认为，“创造性是一种性格取向，每个感情健康的人都能够具有这种性格取向。”[29]“我们人生来就有一种要求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去表现我们的能力、有所作为、与别人联系在一起以及摆脱利己欲的束缚。”[30]这两种看法与马克思关于劳动本身是生活第一需要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自我实现需要”、“性格取向”、“深刻愿望”和“第一需要”的基本含义是相通的，都表明，通过劳动、实践证实自己是人的本性，是人须臾不可或离的生存方式，非此，人就不能作为完善的人而存在，他的精神与情感、他的人格就会退化，正如弗洛姆所说，“一个过着生产性生活的人在他衰老前是不会退化的。相反，在生产性生活的过程中，他所发展起来的精神与情感继续成长，尽管体力已有所衰退。然而，非生产性生活的人当他的体力——他从事活动的主要源泉——衰退时，他的整个人格的确退化了。”[31]

应当指出的是，超越了手段性的活动并不一定与生存无关，“较高级活动”与必要劳动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统一性。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较高级活动”可以是生产活动：在未来，“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32]“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了一种快乐。”[33]也就是说，未来的生产劳动可以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或一种快乐。既然是生产劳动，当然属于谋生的手段，但却又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同时还是一种自由自主的、充满创造性的“较高级活动”，是出于人的兴趣爱好、使人愉悦、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由此可见，较高级活动与必要劳动在一定条件下是相通的，人的发展就是一个必要劳动不断转化为较高级活动的过程。

从事较高级活动并在其中丰富和发展自己，至少需要如下条件：消灭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的状况；消除现代化生产带来的人的活动片面化和异化；显著地提升生产效率，改善劳动条件并缩短劳动时间。只有具备了这些前提，劳动才能转化为“较高级活动”，人才能从劳动中解放出来。

从劳动中解放即将传统劳动转变为高级活动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须知，“较高级活动”并不是某种终极的、不变的状态，而是在不同时期会存在着程度的差异，如在“较高级”之前可以有次“较高级”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期望“较高级活动”在当下甚至可以预见的将来成为普遍性事实。但同时又应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他条件的具备，劳动变为较高级活动的进程已经开始。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预言，“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34]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当代，随着制度的变革、高新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人们的劳动条件和环境较以往已有很大改善，劳动强度逐渐降低，劳动时间趋于缩短，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就在于自觉地顺应这一趋势，不断地将劳动转化为较高级的、创造性的活动，在创造性的活动中提升人的素质，发挥和展示人的能力，推进人的发展。

三、休闲活动与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休闲生活的充分发展。

马克思视自由时间为财富尺度的又一原因，是认为自由时间表征着人休闲生活的空间。他在阐释自由时间时，颇有预见性地认为包括“闲暇时间”。囿于时代条件和历史任务的限制，他没有对闲暇时间做出更为详细的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认为闲暇时间是用于休闲的时间，并且，他将自由时间部分地界定为闲暇时间绝不是偶然的，体现出对于未来人们理想或应然生活状态的预想和期待。联系到当代人类生活方式发展的新趋势，“自由时间”包含“闲暇时间”的论断无疑颇具前瞻性和启示性。

休闲作为一种生活状态古已有之，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休闲权利一直为少数人所垄断，绝大多数人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终日辛劳，不得不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谋生，以维持最低程度的生存，并为他人创造剩余产品，在此情形下，既没有放松身心的物质条件，也没有相应的闲暇时间。摆脱无休止的繁重的劳动，拥有自由自在的时光，在身心各方面放松自己，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幻想。即使在19世纪，欧美的工人阶级还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不懈斗争。此外，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基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驱使还是出于追求金钱和财富的欲望，人们总是将人生的主要目标和精力放在对金钱和财富的追逐上，不停地工作、不懈地奔波。

休闲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享受性发展，前提是生产力发展从而基本生活资料满足基础上“自由时间”的增多。近几十年来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并缩减了必要劳动时间，人们的生活理念也随之有了很大改观，对生活质量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主客观条件的改善使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休闲已经成为生活的基本内容，许多商界人士正在摆脱对高科技无休止的疯狂竞争，这些人的数量比以往更多。厌倦了累人的工作周，公司经理和秘书都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慰籍。[35]在我国，随着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法定劳动时间的缩短，休闲开始进入许多普通人的生活领域，正在成为大众的基本需求和生活方式，成为愈趋普遍的消费项目。

通常认为，休闲是人们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进行的一种自由的、享受性的活动。积极健康的休闲活动具有不同于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特征：一是超越了谋生的需要，摆脱了日常工作的限制。休闲的具体方式和内容是丰富多样的，健身娱乐、游戏消遣、观光旅游、阅读作品、欣赏文艺表演以及文学书画创作，乃至于作为爱好的体力劳动等，都属于其范围。休闲所以为休闲，关键在于无关谋生，不是必须的劳作，不受功利的驱使，更不受异己力量的控制而服从于外在的目的，而是随人们的意愿所为，出于消遣时光、放松心情或愉悦精神之需要。二是时间、方式和内容上的自主性。由于所作所为是出于自愿，因而人们可以随自己的兴趣、需要和方便兴致所至地、任意地安排时间，选择活动内容，确定活动方式。人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有益于身心健康又无碍于他人的事情。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在所感兴趣的的领域活动，或娱乐、或欣赏、或体验，或发展自己的兴趣及天赋、培养和展示自己的能力，这是真正体现人的意志和愿望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确证自己知、情、意水平的积极的精神享受，是人的身心和谐的实现。

休闲与“较高级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统一性。同一种活动，在不同境域中意义会大相径庭，例如种花养鱼、文学或书画创作以及其他一些脑力或体力劳作，在以往是属于谋生之需，在闲暇时间充裕的条件下则可以转变为“较高级活动”并休闲活动。研究表明，休闲是一个身心放松的过程，是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心态或内心体验，休闲质量的高低不仅仅取决于物质条件，甚至不取决于从事什么活动。例如，一个人即使在度假中，如果仍然为工作或其他事情所困扰，也不会感到轻松和愉快，反之，即使处于工作状态或正在做家务，如果环境良好，心情没有压力且放松、愉悦，也会以休闲的心态去享受劳动的过程。本质地看，在迄今为止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情况下，休闲的确只能是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纯享受性活动，但在未来，当劳动成为人的需要和享受时，休闲将会与作为“较高级活动”的劳动统一起来。休闲所以能与积极的劳动相通，是因为二者统一于人确证自己本质、实现自己价值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未来，劳动和休闲将是人不可分割的存在和发展方式。

信息技术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工作方式，模糊了工作和休闲的界限。信息技术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是迥异的：在信息化有所发展而又相对发展不足的初期，其模糊工作和休闲界限的结果，往往是使休息时间成为工作时间的延伸，导致休息时间为工作所侵占；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将来，随着工作节奏和强度趋于缓和，一方面，工作时间将逐渐缩短而自由时间相对延长，休息和休闲余地更大，另一方面，工作强度大为降低且工作内容可选择空间增大，从而有可能达到工作与兴趣的融合，到那时，工作状态与休闲状态之间的界限将更趋于模糊，工作真正与休闲融为一体，工作本身将具有休闲和享受的性质。

休闲作为一种享受性需要，表征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休闲是一种身体放松、精神愉悦的过程，在休闲活动中，人们可以尽情地欣赏、体验和享受，或沉醉于文学、艺术作品之中获得美的享受，或陶冶于自然美景之间放松身心，或在健身锻炼中振作精神，或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情趣充分发挥和展示自己的才华……。作为一种积极的享受性发展，健康快乐、积极向上、悠然自得的休闲，可以使人在其中赏心悦目，获得乐趣，也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提升人的修养，升华人的境界。因此，休闲提升了人的生活质量，扩大了人活动的范围，丰富了人的生活内容，促进了人的发展。罗尔斯曾经指出，“如果闲暇时间包含在基本善的指标中，社会就必须确保每个人一般来说都有机会能得到富有成果的工作。……关键在于，如果这样做是可行的，是表达这种思想的最好方式，即所有公民都应该在社会合作工作中承担他们应分担的那部分任务，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闲暇时间包括在基本善的指标中。”[36]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休闲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生活需要和社会权利。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充裕、条件的改善及内容的丰富，休闲活动将成为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

休闲作为人的发展的新路向，顺应了需要演进的趋势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据最新报道，由于经济衰退，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更重体验，更轻物质。许多人花在购买非必需品上的时间变少，且花更多时间与家人相处，或从事园艺、烹饪、阅读、看电视等业余爱好。心理学家认为，诸如假期这样与人共享的体验，可以比那些时尚物品带来更持久的愉悦。[37]休闲是一种典型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消费方式，表征着由改变自然环境、消耗自然资源向欣赏和维护自然的转变。休闲固然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但却不同于以消耗物质资料为主的消费方式，即使在与自然相关的休闲活动中，人也主要不是为满足物质需要而消耗性地享用自然物，而是在欣赏和体验中享受自然，与自然进行认知的、情感的和审美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融入自然，而非与自然对立并改变自然。由于将自然作为认知、怡情和审美的对象，就会自觉维护自然的原生状态，保护自然，就此而言，人们称以休闲为主要内容的旅游业为“无烟工业”或“无烟产业”，是颇为形象且名副其实的。休闲活动的发展将收到促进人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一举两得的双赢效果。

四、精神生活与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的主要方向，是精神生活的充分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28]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则揭示了需要的层次性以及各层次需要之间的关系。如果简要地区分，可以将需要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需要密切相关：就必要性从而满足顺序看，需要层次是依次递增的，一般是先物质后精神，满足物质需要是满足精神需要的前提；就演变的趋势看，是从侧重物质到侧重精神，当物质需要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时，精神需要将取而代之成为需要的主体部分，物质需要是有限的，精神需要则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

精神需要是相对于物质需要而言的，是对精神性对象的需求。与物质生活相比较，精神生活具有更加广阔的深化和拓展空间。从发展的趋势看，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在将来仍然会有新的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和范围是有限的，至少在量上是如此。在主体方面，人的必要或基本的物质需要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在客体方面，资源环境的边际愈趋清晰，无止境地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将难以为继。精神生活则不然。一方面，精神需要具有无限扩展的特点，“人的身体有许多需要，比如说饥饿，这些需要是受生理条件限制的，总有一个极限。然而心理上的欲望——每一种欲望都是心理上的——是无止境的，即使这种欲望通过身体而得到满足。”[39]另一方面，精神生活的资源不仅不会在消费中枯竭，反而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无限扩展，当代知识爆炸现象的出现就是明证。有学者指出，物质财富服从于不变的守恒定律：消费不能超过生产，在信息方面的生产则不一样，迄今为止还看不到非物质财富增长的限制性因素及限度。从人的需要总体平衡的角度看，在将来，精神生活的发展程度将与物质性消耗成反比，精神需要将是拓展性需要的主要领域，非物质财富应是今后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向。在发达国家，这种转向已经初露端倪，在发展中国家，精神生产的权重也趋于加大。既然人的心理欲望无止境，既然精神生活的内容更为丰富，既然精神资源不会在消费中枯竭，未来人的需要拓展和满足的重点当然应在精神的方面。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物质资料匮乏、文化不够发达的时代，人们通常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物质需要的满足上，精神生活则处于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地位，而在物质需要得到较好满足时，物质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人的幸福程度并不完全与他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的数量成正比，相反，人们应将对生活幸福的追求转向精神生活方面。也就是说，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精神生活质量将成为衡量整体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志；人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有赖于精神生活的充实。在当代，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求较以往更显突出，关注和丰富精神生活已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环节。

人的发展概括起来不外乎身心两个方面，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精神素质的提高与物质需要的满足和身体素质的提高对于人来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精神生活的充实和精神素质的提高，人的生存就会片面化，人的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比较而言，无止境地追求物质需要的满足，占有和享用更多的物质财富，本质上只是低层次需要的量的扩张，对于人的发展并无实质性推进，而拓展和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从而推进人的发展则是没有止境的。精神生活是人的主观性的求知、体验和审美活动，是意识、理性、意志、情感等精神因素活动的过程，也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过程。精神生活关乎人的发展，因为它关系到人的个性、人的知、情、意的丰富，关系到人的情趣、修养、能力的养成，也关系到人们在生活中获得愉悦、感受熏陶、丰富情感。精神生活的发展不仅将不断满足人们日趋增长的精神需要，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整体素质，亦将转变人们的生存态度，改变以消费物质资料为主的生活方式，扭转迄今仍在延续的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倾向，使人们自觉地选择健康文明的绿色生活方式，构建新的生态文明，在与自然的和谐及协调中永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生活体现着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发展之统一，随着未来社会的进步，精神生活将逐渐超越物质生活，在人的整个生活领域中占据更为显著的地位，成为未来人的发展的主要方向。

精神生活的内容丰富多样。关注精神生活，既要满足人们日常的、享受性的精神文化需要，又要充实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关注精神生活应当满足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需要，丰富和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内容。现代化的人不仅是创造和享受现代化物质生活的人，亦应是创造和享受现代化精神生活的人。精神生活可以将人带入充满情趣和意境的世界，使人体验和享受真善美，对美好的事物和情感充满期待和追求。满足日常的、享受性的精神文化需要，就是使人们在文化娱乐生活中达到愉悦、怡情、审美的效果，获得精神享受。在社会现代化背景下，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现代化改变了长期以来经济短缺的状况，引发了需要由低级向高级变迁的态势，在物质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人们不必终日为解决温饱、实现衣食足而奔波后，精神生活的需求便更加凸显、日益增长，成为生活的主要领域；另一方面，现代化极大地提升了社会运行的速度，使人们置身于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之中，同时，现代化机器生产导致了人们的活动的单一化和片面化，这些因素使得放松精神、愉悦心情、调节生活节奏成为维护身心健康、改善生活状态之必需。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为了满足日常的、享受性的精神需要，从主体的方面说，应当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升人们的文明修养和文化品味，培育人们的感情、爱心和审美能力；从社会环境或外部条件方面说，必须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推进文化建设，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生产更多高质量的、人们喜闻乐见的、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产品，活跃文化生活，使人们在文化消费中充分地获取知识、丰富情感、愉悦精神、受到熏陶。

关注精神生活应当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构建与人的发展相适应的精神价值。精神生活对人来说不仅具有消遣、愉悦、逸情的价值，还具有充实精神世界，提升精神境界的意义。当然，上述两个方面可以是相通的，同一种精神生活可以既是一种精神享受、愉悦或消遣的过程，又是精神境界的提升过程。精神生活所以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是因为它能开阔人的胸怀，纯洁人的心灵，引发人们对他人和世界万物的爱心和责任，人们在其中可以丰富自己的情感、培育自己的信念、确立自己的理想。精神境界的依托是精神价值，它是人类精神生活与人文素质发展的积淀，是人生存意义的核心，关乎人的精神追求，他的人格、个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发展。古往今来，仁人志士们皆注重精神修养，极力倡导优秀的品格、美德和气节，在建构精神价值中彰显了人类生存的意义。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境界的提升、精神价值的建构尤为重要。一些西方学者在反思现代化问题时，主张借鉴马克思的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的价值取向源于人道主义哲学传统，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马克思哲学抗议工业化过程中人的异化，充满着对人的信念，其目标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人的个性得到解放，在精神上恢复完整的人性，与他人及自然处于和谐的关系中。这种看法虽不无可议之处，却凸显了马克思哲学追求精神解放的意蕴。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讨论人的精神发展问题，却提供了构建精神价值最核心的东西：在哲学尤其是历史观的层面确立了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价值取向。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诉求理当包括精神的解放和发展，即精神生活的充实，精神世界的和谐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

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是构建当代精神价值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当代及未来精神境界的提升、精神价值的建构要以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为引领，设定和追求人生存的理想目标，确立人的内在信念和精神追求，又要直面并回应现代化的双重影响，直面并回应制约人的发展的现代性问题，在理论与现实的对话中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坚实的精神基础和价值支撑。

 

【注释】

[1]、[29]、[30]、[39] 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97、107、120页。

[2]、[3]、[4]、[9]、[10]、[11]、[12]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7、20、102、26-27、102、102页。

[5]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8页。

[6]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6页。

[7]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15页。

[8]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14]、[15]、[16]、[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6、330、516、460页。

[13]、[1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4-55页。

[17]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287页。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24]、[25]、[26]、[27]、[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225、222、225-226、218-219页。

[31] 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5页。

[32]、[33]、[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644、150页。

[35]、[37] 《参考消息》2000年9月6日、2010年1月5日。

[36] 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94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