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社会存在”，文化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于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由于“古典的古代”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所导致的感性和理性的分裂对峙，使得西方文化在两极最为发达：在感性一极，表现为体育活动；在理性的一极，表现为科学活动。与之相反，由于“亚细亚的古代”进入文明社会的“早熟”形态，使得中国文化在感性和理性的两极都不发达，发达的是感性和理性之间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的艺术和工艺。这种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刚好可以使中国与西方文化形成功能上的补充关系，从而为21世纪的人类文明提供全方位的发展思路。

 

要明确论证“文化也是一种资源”这一命题，首先需要对“文化”和“资源”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加以澄清。

在前些年“文化热”的讨论中有人统计，“文化”一词大约有140多种不同的界定方式，最近又有学者指出，英语中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据说是英语词汇中意义最丰富的二、三个词之一。然而笔者坚持认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则是指介于存在和意识之间的一个特殊层次。对于客观的物质存在来讲，文化属于社会意识方面的东西。尽管我们可以从仰韶的彩陶和殷商的饕餮中发现那个时代的‘文化’，但是我们所指的并不是这些彩陶和饕餮本身，而是指它们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种时代的风尚、一种民族的习惯、一种集团的气质……。对于主观的社会意识来讲，文化似乎又属于社会存在方面的东西。因为它既不是偶然的思想观点，又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相反，它是决定具体观点、影响个人意志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存在。尽管这种存在并不是以物质的形态摆在人们面前的，但却又是每一个社会的人所无法摆脱、难以超越的。这种文化不仅体现在人们外在的行为规范和典章制度之中，而且还会渗透到人们内在的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之中，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成所谓‘文化——心理结构’，所谓‘集体无意识’……。因此，如果要用一种哲学的语言来概括上述含义的话，那么我们将把‘文化’界定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社会存在。”[[1]]

那么，究竟我们所说的“文化”能否成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等的来源”呢？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1905年，在其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这位德国学者探讨了欧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由于受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使得许多欧洲人将财富的积累与对上帝的信念结合起来，从而在世俗生活领域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冲动，结果便创造了现代的商业文明。而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由于没有类似的文化动力，也就没有相应的社会变革，所以便长期停滞在农业经济的状态之中。尽管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未必正确，并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然而，他的研究视角本身却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启发。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石油是一种资源，煤炭是一种资源，却从来没有想象到，像宗教习俗之类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也是一种资源。

事实上，随着跨国资本的日益发展，这种对文化资源的认识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的投资理念。举个例子，假如我们有一笔资金，想要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投资办厂的最佳环境。那么影响我们抉择的因素既有自然方面的，如备选地区的物产、原料、气候等条件；也有社会方面的，如备选地区的治安条件和法律环境等。除此之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如备选地区的民族传统、宗教信仰等。假使前两个方面的评估结果是等值的，那么后一个方面的评估结果便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确实会影响到投资的经济效益。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我们把这笔资金投入到一个佛教文化地区，生产效率可能不会太高，劳资摩擦成本也不会很大；如果我们把这笔资金投入到一个基督教文化地区，生产效率可能会增加，劳资摩擦的成本也会增大；如果我们把这笔资金投入到一个儒家文化地区，生产效率会很高，劳资摩擦成本会很低，但人际交易成本则会上升……。换言之，这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之外的文化因素，确实会成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等的来源”，从而具有“资源”的性质。

一个厂家如此，一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二战”以后，日本、“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经济的相继崛起，不能不使人们认真考虑文化作为一种资源的潜在意义。正如美国人无法理解，“二战”时期日本的“神风敢死队”成员何以会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驾驶着飞机去冲击美国的航空母舰一样；他们同样不能理解，何以日本的员工会在企业面临倒闭的情况下会选择自杀而不是跳槽。于是，学术界便出现了“日本文化与企业的团队精神”、“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颇为时髦的研究课题。当然了，作为一种“资源”，东方文化对于现代经济的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研究结果表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的员工确实具有企业的团队精神，能够将自己的发展与企业的兴衰融为一体，从而减少了过多的劳作摩擦。然而与此同时，员工对企业的人身依附又很容易导致循规蹈矩、论资排辈的管理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个性的发展，而不像欧美员工那样富有能动性和创造性。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人们还发现，儒家文化中的人情因素不仅必然增加企业交往中的人际成本，而且也容易因重视人情而轻视法律，从而造成决策的失误和资本的流失……。

“文化”即为“资源”，就有其潜在的“矿藏”。因此，除了上述针对具体问题的局部研究之外，我们有必要在更为宏观的视野下考察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并加以比较。那么，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的“富矿”究竟在哪里呢？在比较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由于“古典的古代”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所导致的感性和理性的分裂对峙，使得西方文化在两极最为发达：在感性一极，表现为体育活动；在理性的一极，表现为科学活动。与之相反，由于“亚细亚的古代”进入文明社会的“早熟”形态，使得中国文化在感性和理性的两极都不发达，发达的是感性和理性之间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的艺术和工艺。

作为感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体育事业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也不仅是为了弘扬国威，而是对人类感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感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会设立比赛项目。为此，他们不仅可以攀登绝壁，可以潜入海底，可以进行别出心裁的悬崖跳水和危险异常的汽车大赛，而且可以进行并不美妙的“健美比赛”和有害无益的“赛吃运动”……这一切在我们看来似乎荒唐可笑，然而唯其如此，人类的感性生命才可能在奥林匹克传统中显得富有生机。作为理性生命的极度表现，西方人的科学事业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也不仅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对人类理性生命力的探究，是一种精神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考验人类理性生命极限的地方，西方人都可以进行科学实践。为此，他们不仅可以陷入抽象的玄思，可以进行体系的构建，可以探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和肉体接触不到的外层空间，而且可以在“波”与“粒”之间发现某种超乎于经验的现象、在“时”与“空”之间构造一些有悖于常理的学说……这一切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唯其如此，人类的理性生命才可能在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显得这样强大。

如果说西方文化的“富矿”存在于感性与理性两极，因而体育与科学特别发达；那么其弱点恰恰在感性与理性的中间地带，因而艺术与工艺不够发达。西方人也有琳琅满目的艺术精品，但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式的艺术常常被科学化或体育化了。以“模仿说”为理论根据，古代的西方人常常以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作为艺术活动的终极目的，将艺术作为理性行为的载体，因而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学的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几何学的角度来研究园林，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小说，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唯独忘却了艺术本身的审美目的……。以“宣泄说”为理论根据，现代的西方人又往往借助艺术行为来发泄被压抑的情感和潜意识，将艺术作为感性情欲的躯壳，因而创造了歇斯底里的霹雳舞、声嘶力竭的摇滚乐，还有那些以性爱、警匪为内容，以追车、枪战为模式，不惜调动高科技手段，并通过大量的惊险动作和破坏性镜头来刺激人们的感官、满足人们的欲望的好莱坞大片。这些作品虽然能够像体育运动一样，起到刺激人们的生理感官、满足人们肉体欲望的目的，但却失去了审美情感的独特魅力……。

与西方文化的“矿脉”分布刚好相反，中国文化中的感性与理性均不发达，因而传统的体育与科学发育不良。在感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无为人先、不耻人后的观念。这种蔑视竞争意识、压抑冒险热情的思想不仅不利于竞技性体育事业的开展，而且使我们缺乏西方民族那种能动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感性冲动，缺乏那种将自我放在自然的对立面上、以人的血肉之躯与之抗衡的勇气，缺乏求新的渴望与冒险的热情，而总是陶醉在所谓“宁静以致远”、“以不变应万变”的格言之中。这种文化资源不可能酿造出奥林匹克式的体育传统，而只能派生出延年益寿的气功与吐纳导引的太极……。在理性生命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只注重实践理性而忽视思辨理性的传统虽然有助于防止我们的民族陷入宗教神秘主义的精神误区，但却同时限制了我们知识构造的自由空间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中国人可以通过反复测算而为圆周率的π值找到一个相当准确的数据，但却不可能建立一种欧几里得式的几何学体系；中国人可以通过反复实践而建造起天坛祈年殿式的精美建筑，但却不可能建立一种牛顿式的力学体系。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钝，然而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铊，就难以高飞远举了……。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弱点存在于感性与理性两极，因而其体育与科学均不够发达；那么其“富矿”恰恰处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交融地带，因而其艺术与工艺特别发达。说中国是一个艺术和工艺的国度，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先秦的诗经、战国的楚辞、汉代的辞赋、六朝的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时代的小说这些纯艺术的上乘佳作，也不仅是由于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仰韶的彩陶、良渚的玉器、殷商的青铜、汉代的石像、唐代的三彩、宋代的泥塑、元代的青花、明代的园林、清代的宫殿这些泛艺术的工艺精品，而且是由于我们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本身就浸泡在艺术之中。就在西方的经院哲学家们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手段来揭示宇宙乃至上帝的奥秘时，自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却要将写诗和作文看成是每一个国家官吏所应具备的必要素养。因此，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必躲在幽暗阴森的教堂里去研究天文历算，但却必须以琴、棋、书、画来修养身心。儒家以忠孝安邦、以礼乐治国的传统，自然会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道家“乘物以游心”的处世哲学更容易让人们以艺术的态度来对待全部生活……。

因此，正像西方的艺术与工艺会受到体育与科学的影响一样，中国的体育与科学反而会受到艺术与工艺的制约。在感性方面，中国人的体育活动不像西方那样，以宣泄肉体的感性生命力为能事，而是感性中有理性，肉体中有精神。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的体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艺术化了。例如，西方式的拳击是一种感性能力的直接较量，而中国式的武术则不仅要打得准、打得很，而且要打得漂亮，即要在花拳秀腿之间获得一种美的享受。时至今日，中国在国际体育比赛中的强项也大都具有艺术的成分，像体操、跳水、花样滑冰之类，而在像足球那样强调肉体对抗性质的体育比赛中，中国人却常常表现出文化上的缺陷。在理性方面，中国人的科学活动也不像西方那样，以穷尽理性思辨为能事。而是强调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经验与思辨的结合，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工艺化了。仔细分析，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也无一不具有工艺的成分，而非纯粹的理论科学……。所有者一切，都说明中国与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长处。中国文化的长处不在感性，不在理性，不在体育，也不在科学。但在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艺术与工艺方面，中国人却取得了举世闻名的成就。

以上对于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结构性分布情况的勘察，是一种宏观的、粗略的、简单化的，但它或多或少可以增加我们的“文化自觉”。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在文化问题上常常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不少人认为，船坚炮利的西方科学比我们先进，因而在其他方面也一定比我们发达。因此，我们不仅在科学上要向西方学习，在艺术上也要向西方靠拢。于是，自“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来，我们渐渐抛弃了自己悠久的艺术传统，一方面将西方式的“反映论”模式确立为艺术努力的方向，一方面将刺激感官的“好莱坞”模式视为值得效法的楷模，结果就像邯郸学步一样：别人的东西没有学好，自己的传统反而被遗忘了。于是，我们这个曾经拥有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的国度，如今却因为得不到西方人所设立的诺贝尔文学奖而痛心疾首，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而上述的文化勘察则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一种民族的文化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其内在的诸元素之间有着一种自组织、自协调的关系，并通过这种组织和协调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因此，我们不应以偏概全地将某种文化中的单一元素视为衡量这种文化的惟一尺度，更不能不加分析地用一种文化来统摄和取代另一种文化。也许有人会说，历史证明，惟有科学才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关键要素，而工艺和艺术则属于有之不多、无之不少的雕虫小技。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前人不是将自己的心智集中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研习上面，而将主要的精力运用于术、理、化的探讨之中，也不至于在“鸦片战争”之中败在船坚炮利的西方人手里。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如果我们不把主要精力用于开发具有实际用途的科学知识，而仍然沉溺于审美文化的民族传统，其结果是有害无益的。其实，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上述貌似正确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当然承认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也毫不隐晦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必要性。但是，从原则上讲，西方文化固然有其强项，亦有其弱项；中国文化固然有其短处，亦有其长处。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应该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使之更加丰富、更加健全。这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历史背景下尤为重要。

具体说来，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重视并弘扬中华民族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文化传统，至少仍具有两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在形而下的层面上，它将有助于我们的商品生产；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它将有助于我们的精神寄托。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引申出“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观点，从而探讨商品生产中的“审美附加值”的问题；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引申出“审美也是一种终极关怀”的问题，从而探讨人类在上帝缺席状态下的“情感慰藉”问题。不要以为这两个问题无足轻重，在创意产业日益崛起、宗教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对于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的优势互补，或许可以为21世纪的人类文明提供全方位的发展思路。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