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因斯坦谈人生》一书中，有这么一段震撼人心的话语：“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科学成果在技术应用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家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1]这是一个凝聚着多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多么深挚的道德情感的人才可能有的信念啊！当这一信念出于一个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的深思熟虑，它就具有更大的启示人心的力量！我为爱因斯坦给予我们的道德感召而激动不己。它使我们不能不考虑，作为20世纪人类社会知识分子伟大典范的爱因斯坦，为什么如此强调“道德……在人类领域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2]他是怎样理解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他又是怎样实践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肩负着时代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从爱因斯坦的人生理想及其践履中，无疑可以获得许多重要的启示。

一、“为知识而追求知识”

爱因斯坦之所以令人肃然起敬，首先在于他是一位科学巨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才可与之比拟。因此，推动爱因斯坦长期不懈地进行创新性科学研究的动机，无疑是首先为人们所关切的。而相关的文献表明，从幼年时代起，爱因斯坦就渴望摆脱大多数人由于生存需要而进行的无休止角逐。

最初，他曾试图在宗教中寻找获得这一解脱的道路。但是，在12岁以后，满足他心灵需要的就只有对大自然的凝视和深思。爱因斯坦认为，在科学的殿堂中，从这种动机出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高于那种为个人功利进行科学研究的人。因为后一种人，他们之成为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而前一种人研究科学则纯粹出于内心的需要。从消极方面来说，这么做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从积极方面来说，这是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容易领悟的世界图像，进而征服经验世界，实现心灵的宁静和安定。

爱因斯坦强调，在科学研究中，出于内心热爱和欢乐的力量比出于外在目的的力量更强烈、更持久，这在理论科学的研究中尤其是如此。这种力量在爱因斯坦那里，表现为以对大自然的审美和谦恭感受为基本内容的“宇宙宗教感情”。他说：“我在大自然里所发现的只是一种宏伟壮观的结构，对于这种结构现在人们的了解还很不完善，这种结构会使任何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感到‘谦卑’。这是一种地道的宗教情感，而同神秘主义毫不相干”。[3]

这种感情不是对人格神的顶礼膜拜，而是康德式的对在我之上的灿烂星空的无限敬畏，是由于对自然规律的深思而产生的具有审美和道德意义的情感。它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感到狂喜的惊奇，从对自然的沉思中获得美的解放力量的无比欢乐，从个人的愿望和欲望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的升华。只有那些在科学上付出过巨大的努力，表现出无私的献身精神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情感的力量。它是大科学家献身科学的一种普遍的、具有深刻审美情感性质的心理特征。 

    在爱因斯坦身上，这种特征不仅表现为追求科学真理的虔敬严肃，而且表现为对独断论的深恶痛绝。他反复强调在真理面前保持谦卑态度的必要，并且辛辣地嘲笑那些自以为拥有了真理的人：“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4]凡此，无论在方法和态度上，都有助于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取得辉煌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从爱因斯坦对犹太民族文化传统的尊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爱因斯坦人生理想的文化渊源。爱因斯坦认为，犹太人对理智成就的尊崇，以及能防止对任何权威盲目服从的强有力的批判精神，造成了一种特别有利于发展可能存在的各种才干的气氛。它的实质在于赋予科学在社会系统中的具有不依赖其他子系统的自身意义和独立地位。它的价值在于，由于科学作为生产力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发展科学必然带来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从而这种传统不仅有利于个人献身科学，而且有利于社会以符合科学规律的方式组织科学发展，排除那些妨碍科学发展的非科学因素的干扰。

二、“几乎狂热地酷爱正义”

    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个把自己封闭在狭隘专业研究的象牙之塔内的科学家，而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认为，摩西、斯宾诺莎和马克思是犹太知识分子为社会正义的理想而自我牺牲的典范。可以说，爱因斯坦本人也是这一光辉传统的体现者。从1914年的《告欧洲人书》起，到1954年逝世前在《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上签名，说明爱因斯坦在从事艰巨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终生坚持为社会正义、人类幸福的英勇斗争。爱因斯坦一贯反对侵略战争，主张世界和平，无比痛恨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提倡民族平等和民

族和睦，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肯定和支持社会主义的成就，成为20世纪社会正义的伟大代表，受到一切善良的人们的衷心敬仰。

    对道德的社会作用极其重视，是爱因斯坦酷爱社会正义的突出表现。爱因斯坦认为，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目的和意图是决定的因素，由于道德是指导人们进行正确选择的标准，因此它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了解了他对当时物欲主义流行．道德衰败的不满，以及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痛恨，才能深入理解他的这些论述：“人类最重要的努力莫过于在我们的行动中力求维护道德准则。我们的内心平衡甚至我们的生存本身都有赖于此。只有按道德行事，才能赋予生活以美和尊严。”[5]他对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的称颂，是尊敬他们作为为人类提出价值标准的伟大思想家，而不是把他们看作人类道德生活的主宰的人格神。

    对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斗争，是爱因斯坦酷爱社会正义的又一突出表现。1 927年2月，他就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在法西斯势力猖狂一时的时刻，爱因斯坦在奥波尔特皇帝科学院的履历表上注明“父母均为犹太血统”，表达了对法西斯势力的蔑视。其实，这只是爱因斯坦反对科学家在政治问题上明哲保身，对德国法西斯进行坚决、无畏和严肃斗争的一个小小的侧面。难能可贵的是，爱因斯坦在同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中，改变了自己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宣传绝对和平主义的态度，肯定了人民利用手中的一切武器向人类公敌作

战的权利。而爱因斯坦对德国法西斯的产生、特征和实质的分析，则表明了他对德国社会生活矛盾的深刻理解。

    爱因斯坦还为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作了不懈的努力。爱因斯坦对科学在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有深切的认识，同时又看到由于科学成果落到那些盲目行使权力的人手里，给人类带来了危害，因此他把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当作科学家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对待原子弹的态度，集中表明了爱因斯坦的这一立场。爱因斯坦敏锐地认识到，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就要创立一种好的社会制度和好的社会传统。因此，他非常关心“怎样才能把权力托付给那些既有能力又心地善良的人”[6]这样一个老难题，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爱因斯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肯定和分析说明，他坚持社会正义不仅出自他热爱人类的诚挚感情，而且还包含着对社会历史的深入观察和思考。

   提出“正义”作为爱因斯坦人生观的基本特征之一，首先在于澄清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他的人生观中，献身科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如果说，“真理”是爱因斯坦对待自然的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的话，那么，“正义”则是他对待人类的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爱因斯坦认为，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一碰到社会政治问题，就采取最小阻力政策，而是应该既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又要保持做一个完整的人，像马克思和列宁那样，为消除摧残人的偏见而斗争。“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在犯同谋罪”。[7]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爱因斯坦，在客观方面利用社会已经提供的民主权利，主观方面运用自己的崇高威望，为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类进步尽了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最大努力，突出地表现出一个“把人自身看作是人类的最高价值”[8]的现代知识分子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特点。

    在西方社会中，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常在“社会的良心”这一意义上来使用。从这一意义上看，爱因斯坦也是当之无愧的。他在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冷静地揭示、分析现实的社会矛盾的同时，时时以超越现实的理想为尺度，反身批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一斗争中，爱因斯坦一贯的勇猛无畏的精神和一系列的真知灼见确实使人敬佩。

三、“要求个人独立"

如果说，酷爱正义是爱因斯坦的人生理想表现为对邪恶势力的斗争；那么，对个人独立、自由的强调，则是他的人生理想表现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15岁时由于厌恶处处使人感到受权威指导的德国学校生活，从而放弃了德国国籍起，直到逝世前不久为抗议对学术自由的压制，发表“不愿做美国科学家，宁愿做管子工或小贩”的声明为止，说明爱因斯坦多么珍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

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全面、正确理解，是爱因斯坦追求个人独立和自由的认识和情感基础。爱因斯坦充分认识到社会对于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并且每天反复提醒自己应对社会负的责任。在对向他求援的一个印度单身汉的回信中，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同胞们辛勤劳动所创造的，我们应该诚实地回报他们的劳动。我们不仅应该从事一些能使自己满意的工作，而且还应从事公认为能为他们服务的工作。不然的话，不管一个人的要求多么微不足道，他也只能是一个寄生虫。”[9]他的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

就与这种认识和情感有关。

    但是，爱因斯坦并不认为，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可以完全以他的社会品质为根据。由于我们从社会中接受到的一切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有价值的成就，都是过去无数世代中许多有创造才能的个人取得的。从而，“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因此，社会的健康状态取决于组成它的个人的独立性，也同样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密切的社会结合”。[10]这是爱因斯坦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认识。

   面对当时的法西斯势力，以及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大为加剧了的生存竞争对个人自由的严重损害，爱因斯坦勇敢地为维护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他认为，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希腊——欧洲——美洲文化的百花盛开，建立在现代科学、工业基础上的社会生活的民主和繁荣的真正基础，是用纯洁的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来的最有价值的财产，是个人得以在为全人类的服务中自由地、愉快地贡献出他的力量的前提。因此，爱因斯坦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强调，是一种非常全面、深刻地处理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思想，确实是欧洲思想史

中的精华。

    我们可以从他坚持思想自由、反对个人崇拜、重视宽容的社会作用三个方面来进一步理解他关于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思想。爱因斯坦认为思想自由是指这样的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11]为了实现这种自由，他认为首先要有为法律保障和人民的宽容精神许可的发表自由，其次要有合理的分工提供的时间自由，最后还要有在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的内心自由。爱因斯坦强调，只有努力争取前两种外在自由和后一种内心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美才有可能。

    爱因斯坦认为：“个人崇拜总是没有道理的。”[12]他反复说：“任何同个人崇拜沾上一点点边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13]自从他出名之后，公众对他的崇拜使他难以忍受，但爱因斯坦还是从中看到了一点令人感到欣慰的东西：“在这个被大家斥责为物欲主义的时代，居然还把那些一生目标完全放在知识和道德领域中的人看作是英雄，这该是一个可喜的迹象。”[14]从心理感受的角度来看，爱因斯坦反对个人崇拜是出于他的宇宙宗教情感，从政治理想的角度来看则是出于他的民主主义信念。因此，爱因斯坦能在尖锐地批判个人崇拜会导致专制的同时，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心情来接受人们对他的尊崇。

    爱因斯坦把宽容规定为“对于那些习惯、信仰、趣味与自己相异的人的品质、观点和行动作恰如其分的评价。这种宽容不意味着对他人的行动和情感漠不关心。这种宽容还应该包括谅解和移情……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宽容。……只有在人类社会达到足够的开放水平，个人能够自由发展自己能力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15]爱因斯坦强调宽容的实质在于强调独立个性的发展，欢迎个人之间和集体之间的差别，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才会得到他应有的满足，而且也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达到它最大的繁荣。因此，他对摧残人类和个人自由的法西斯势力决不宽容。

自由这个壮丽的字眼，并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自由包括总体民族的自由和个体个人的自由两个方面。从民族自由到个人自由的进展，是世界历史进步的体现。马克思在批判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论时指出，作为他们立论起点的大大小小的鲁宾逊式的单个的人，实际上“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16]并不是过去就已存在的理想，进而发挥了其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三种社会形态的理论。由此可见，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问题，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进一步说，爱因斯坦的自由观是20世纪前半叶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他看到，1 8世纪启蒙思想家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没有充分实现，特别是由于法西斯势力的泛滥，自由处于严重危险的境地，因此他挺身而出，为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爱因斯坦寄希望于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17]这就把自由作为一个在实践上必须不断加以解决的问题提到了历史的日程之上，确实发人深省。

四、“诙谐幽默的心情”

    此外，在爱因斯坦的人生观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无所不在的和整个生活浑然一体的幽默。例如，面对困境时的自我解嘲和并不气馁；追求真理时的“可笑”和机智；对金钱、名誉、地位毫无兴趣；无可奈何而又善意地对待人们对他的推崇；生活简朴、穿着随便，嘲笑世俗礼仪；用超脱、滑稽的眼光看待日常事物；轻松地解脱别人的尴尬处境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对儿童的童心和对弱者的善意；对邪恶势力和迫害狂的悲愤和反抗等等。这一切，作为爱因斯坦幽默的一些典型表现形式，体现出一种充满智慧和深沉情感的生活态度。

    爱因斯坦终生从事理论物理学的研究，同时又如此幽默，有其独特的社会和心理条件。爱因斯坦出身于一个德国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出生地是德国西南部的乌尔姆。当地这类家庭主要受到来自阿尔萨斯，即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从而眼界开阔，精神生活丰富，富于幽默感，对宗教、民族等问题持宽容的态度。可以说，这是爱因斯坦幽默性格形成的社会和家庭条件。此外，爱因斯坦沉默恬静，爱好音乐，尤其是莫扎特的音乐，他的德语才能又仅次于他的科学天赋，这一切都成为形成他的幽默性格的最重要的个性气质前提。显然，了解这些情况，是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幽默观的基础。但是，如果人们想进一步了解爱因斯坦幽默观的社会和心理内涵，就不能不探讨他的人生信念，这是其幽默观的世界观基础。

    爱因斯坦说过：“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18]这是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幽默观所作的最重要解释之一，它揭示了他的幽默与其命运和信念的密切联系。爱因斯坦的一生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在于，爱因斯坦能献身于最合其天性的理论科学研究，并在青年时代就作出了划时代的科学发现，从而赢得了公众的高度尊崇。不幸的在于，不仅爱因斯坦的个人婚姻生活不很顺利，更重要的是，20世纪惨痛的人类生活现实：两次世界大战，600万犹太同胞惨遭希特勒法西斯的屠杀等等，给他的生活蒙上了极大的阴影。毫无疑问，爱因斯坦生活中的这两极，对他的幽默性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超脱、自嘲、悲愤成为他的幽默观的三个基本特点。

    爱因斯坦的著名传记作家弗兰克指出：“由于他作出了空前的科学发现，他内心有一种深深的坦然之感。青年时期经常感到沉重的压力已一去不复返了。此时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为志愿献身的事业而工作，并感到自己能够胜任。因此，伴随着这项工作出现的日常生活问题就显得不十分重要。”[19]这就是说，爱因斯坦在对大自然的凝视和深思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由于对宇宙决定论的因果关系及其和谐的确信，并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了一幅简化的易领悟的世界图象，爱因斯坦实现了心灵的宁静和安定。这样，爱因斯坦就能在日常生活中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即对人对事不太过于“严肃”、“认真”，而是宽大为怀。即使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快和痛苦，也能避免过分的伤感，说些俏皮话了之，或只是表现出宁静的忧郁。

    爱因斯坦献身科学完全是出于内心追求真理的深刻需要，毫无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也不企求任何人的推崇和崇拜。就他的政治理想而言，他希望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他认为人们对他的过分赞扬和尊敬，既不是由于他自己的功劳，也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因此，爱因斯坦除了揭示个人崇拜与政治专制的关系之外，对公众对他的推崇采取了一种自嘲态度。例如，在成了名扬全球的著名人物之后，他一直弄不清楚为什么围绕着他的热闹事情这么多。在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写道：“自从出名以来，我变得越来越笨，当然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一个人同他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之间，至少在同其他人所说的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之间，确实有着天壤之别。但他却不得不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心情来接受这一事实。”[20]

    同时，爱因斯坦的强烈社会正义感使他极其痛恨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蒙昧主义，不满无限制的商业竞争导致物欲主义流行、道德衰败。这里，爱因斯坦的幽默就从宽容变成了讽刺和抗争。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对宇宙和谐的确信，出于对社会和谐的追求，爱因斯坦对社会丑恶现象的讽刺，对邪恶势力的抗争，就不仅是对这些现象本身的蔑视和抨击，而且还揭示了这些现象存在的暂时性本质。这样，爱因斯坦的幽默也从自我解嘲变成了讽刺世界，使他对破碎的世界的悲愤不致走向悲观主义。对于他自己昨天被奉为偶像，今天遭人痛恨，明天被人遗忘，再过一天又被封为圣徒的遭遇，爱因斯坦反复强调只有靠幽默、悲愤的幽默才能解脱。

总之，以“真理、正义、自由、幽默”为标志的爱因斯坦人生观，不仅成为他开创科学新纪元和为人类的正义和自由而斗争的信念基础，而且也成为他经受住涉及他个人和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惊涛骇浪的心理基础，使他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开拓创新、追求真善美的伟大典范。“历史给了我们艰巨的任务；但只要我们仍然是真理、正义和自由的忠诚勤务员，我们就不仅要继续像现存的最古老的民族那样生存下去，而且要像以前一样，用创造性的工作所产生的成果为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贡献。”[21]毫无疑问，爱因斯坦的这一人生观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深刻的启示和鼓舞。当然，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的不同，我们也不应对爱因斯坦的人生观照搬照抄。同时，爱因斯坦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一切都十全十美；但是，积极地、正确地吸取其中对于我们来说的异质因素，正是完善和提升广大知识分子的信念和心理素质，为实现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精神文明的宏伟目标提供良好的思想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必要条件之一。

【注释】

[1][2][3][4][5][6][9][13][15][20][美]阿尔贝特·爱因斯坦著：《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61页，第61页，第41页，第7页，第83页，第77页，第57页，第88页，第78—79页，第15—16页。

[7][8][10][11][12][14][17][18][21][美]阿尔贝特·爱因斯坦著：《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三卷，第321页，第82页，第39页，第179页，第11页，第11页，第273—274页，第40—41页，第5 0页。

[16][德]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6卷上册第18页。

[19][美]伯恩斯坦著，《阿尔贝特·爱因斯坦》，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67—68页。

 

（选自《道德结构与伦理学》第四章，作者惠寄。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