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R．汤姆金斯说：“如果你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以下两件事上：一是声称语言无法表达客观真理，二是挑战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那么我猜想，到你过世时，你必然会遭到一两句尖刻的评价。”（《金融时报》2004年10月15日）这句话似乎在为《纽约时报》的“讣告”做注脚（有关“讣告事件”的介绍，见《世界哲学》杂志2005年第1期，该杂志自己发的“讣告”见2004年第6期）。然而，“尖刻的评价”何止“一两句”？它又何止发生在德里达“过世时”？不夸张地说，自从德里达的哲学于上个世纪60年代登台亮相以来，关于它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至于个中缘由，汤姆金斯倒是概括出了几分。这里译出的两篇东西，牵涉到13年前的一桩旧案，德里达自己称为“剑桥事件”（Cambridge Affair），在有关德里达哲学的争论中，它也许是最著名的一个。希望通过这次事件的介绍，使大家关注并讨论德里达哲学的性质以及由事件本身所引出的一系列问题。

1992年春，剑桥大学通过一项提案，准备授予德里达该校荣誉博士学位。此消息一经披露，立即产生强烈反响。赞成者和反对者利用大众传媒展开激烈辩论，一时间难分高下。最后，剑桥大学不得不以评议会全体成员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这在剑桥大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投票定于5月16日进行。5月9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由分析哲学杂志《一元论者》（The Monist）的编辑B．史密斯起草、著名哲学家W．V．奎因等人签名的信件，对德里达的“哲学”进行攻击，试图对投票施加影响。不幸的（幸运的）是，该提案最终还是以336票赞成，204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6月11日，德里达被正式授予荣誉学位，“剑桥事件”落下帷幕（但故事并未结束……）。

德里达本人在整个事件中保持了低调，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辩护性言论。他像一名有经验的武林高手一样，在观察，在等待，观察对手的破绽，等待出手的最佳时机。10月份，机会来了。《剑桥评论》第113期准备拿出绝大部分篇幅做一个关于“剑桥事件”的回顾。利用接受该杂志采访的机会，德里达对上述信件进行了措辞严厉、针锋相对的反击，形成了一场真正的“交锋”（至少与他对伽达默尔的闪躲相比是这样）。这次交锋，凸显了三个关键词：权力（power），学科（discipline），文体（style）。

1．权力。德里达明确指出，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加强可能已经受到威胁但目前在大学机构中仍然很强大的权力”。学究们（academics）表面上提倡学术自由、学术民主，但实际上从来停止利用他们的权威对作为异类的“他者”进行讨伐。这封信的每个句子都恰好违反了学究们一向所标榜的那些原则（理性、真理、学问）。这种权力借助媒体的力量到处施压，把学究们自己的是非标准强加给别人，是对别人的智慧和判断力的极大蔑视。而事实往往证明，他们不过是学术上的落伍者。

2．学科。奎因在《本质》（Quiddities，1987）一书中将互相冲突的哲学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哲学史与哲学社会学”的哲学，二是作为“对真理的追求”的哲学，并认为前者是“方向错误的哲学”，不应该得到宽容。德里达此处的辩解却表明：哲学史是哲学的核心、源头和生命原则，脱离了哲学史便没有哲学；哲学史打破了哲学的纯粹性神话，证明哲学是与其他学科共同发展，互相补充的；作为“对真理的追求”的哲学并非先天完美，真理概念的稳定性同样需要详加审查。

3．文体。分析哲学家认为德里达的作品“不符合公认的清晰、严谨标准”，“令人难以理解”。实际上，这恰好说出了德里达哲学作为“解构哲学”的特点。德里达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发现，由于语言的不断延异与播撒，由于文本自身的模糊性、歧义性、矛盾性，要做到所谓的“清晰、严谨”，其实是不可能的（至少总体来说是这样）。德里达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片段之语”的写作风格，将最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展示解构的运作。分析哲学家写的这封信，并没有做到他们所承诺的清晰与严谨。

我们知道，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素不交好，它们从来都只关心自己的哲学传统，而对对方讨论的问题毫无兴趣。即使偶尔提到对方某个人物，那也不过是把他当作批判的靶子，或宣布把他从哲学队伍中清除出去。有意思的是，这次“交锋”以后，两种哲学传统相互关注的程度增强、相互了解的愿望增加了，某些签名者甚至改变了当初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是沟通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桥梁，一点也不为过。

D．史密斯等人的信件，标题为《德里达的学位：一个荣誉问题》（“Derrida Degree a Question of Honour”），原刊于1992年5月9日的《泰晤士报》，后被收入《剑桥评论》第113期。全文在后面译出，并采用原标题。同期《剑桥评论》对德里达的采访，标题为《对雅克·德里达的“采访”》（“An‘Interview’with Jacques Derrida”），M．霍布森和C．约翰逊英译。原文较长，后面只节译了德里达对信件直接回应的部分（这个采访有相当长的篇幅是讨论媒体权力问题的，其中，德里达批评媒体公开扮演决定者的角色，发表没有根据的言论，简化、歪曲事实，而某些记者，对于他们要阅读的文本来说，则根本缺乏应有的耐心、谨慎甚至资格。这些话用来回应《纽约时报》“讣告”的“尖刻评价”倒是挺合适的）。《要点…… 1974至1994的采访》（Points…Interviews，1974—1994）[1]收录此文时，标题改作《荣誉学位：这也太有趣了》（“Honoris Causa：‘This Is Also Extremely Funny’”），这里采用的是修改后的标题。上述信件也作为这篇文章的附录一并收人该书。

德里达没有说过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但他的确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所有的翻译都是解构。这里的翻译，当然不可能“再现”原文，它只要“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钱钟书先生语），目的就算达到了。

【附1】B. 史密斯等：德里达的学位：一个荣誉问题 [2]

阁下，剑桥大学拟于5月16日就是否授予德里达先生荣誉学位一事进行投票。作为哲学家以及多年来对德里达先生之非凡事业保持学术和专业兴趣的人，我们相信，下列意见对于已经开展的关于该问题的公开辩论可能会有所助益。

德里达先生自称为哲学家。不错，他的作品确与哲学有些瓜葛。然而其令人惊奇之影响却主要集中于其他领域而非哲学领域，例如在电影研究系或法语、英语文学系。

在哲学家，尤其是那些任职于世界一流哲学系的哲学家们眼中，德里达先生的作品不符合公认的清晰、严谨标准。

倘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位物理学家（例如），其著作受到的赞誉亦主要来自其他学科之人士，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位物理学家是否为某一荣誉学位的恰当人选。

德里达先生的事业植根于令人兴奋的20 世纪60 年代，他的作品至今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其中不少作品, 充斥着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玩笑和“logical phallusies”[3]这样的双关语。以我等眼光观之，德里达先生所做的，无非是把达达主义者或视觉诗人的奇技淫巧带到学术圈里来。

当然，在这方面，他是相当有创意的。不过我们重申, 这种创意不足以使他成为荣誉学位的合适的候选人。

很多法国哲学家在德里达先生身上找到了法国哲学陷入无言尴尬的唯一原因。他的古怪做法促使人们形成了这样的普遍印象：当代法国哲学，不过如此可笑之事耳。

在我们看来，德里达先生之洋洋大作，改变了学院式学问的正常形式，令其超出所能认可的界限之外。最要命的是——这一点读者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他的作品的每一页都能帮你认识到）——他的作品采用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写作风格。

很多人对德里达先生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他们坚持说，如此艰深、难以阐释的语言底下，一定埋藏着深刻而奇妙的思想。

但是，当我们试图证实这种说法时，却发现，所有那些前后一致的主张，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的意见是，如果学术地位是通过对理性、真理和学术的价值不明不白的攻击而获得的，那么这个学术地位并不是一所著名大学授予荣誉学位的充足理由。

您忠实的，

B. 史密斯（《一元论者》编辑）

H. 阿尔伯特（曼海姆大学），D. 阿姆斯特朗（悉尼），R.B. 马库斯（耶鲁），K. 坎贝尔（悉尼），R. 格劳斯（纳沙泰尔），R. 哈勒（格拉茨），M. 穆格奈（佛罗伦萨），K. 穆里根（日内瓦），L. 佩纳（马德里），W. V. O. 奎因（哈佛）W. 罗德（因斯布鲁克），E. 卢格蒂尔（因斯布鲁克），K. 舒曼（乌特勒支），D. 舒塞斯（纳沙泰尔），P. 西蒙（萨尔兹堡），R. 托姆（伯斯-苏尔-伊维特），D. 威拉德（洛杉矶），J. 瓦伦斯基（克拉科）

国际哲学学术院[4]（列支敦士登，9494 沙恩，奥伯格斯75），5月6日。

 

【附2】J. 德里达：荣誉学位：这也太有趣了[5]

有一些大学里的老学究，不是在剑桥，甚至也不是在英国，宣称要捍卫体制－－剑桥的体制和一般大学的体制。据我所知，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没有采取商讨和论证的方式，列出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就像一个人在学术出版物中所做的那样，而是借助媒体的强大喉舌，使人联想起口号或宣言、带有恐吓性的布告或选举宣传的风格。将近20 个人，来自差不多10 个国家，联名给一家“伟大的”报纸《泰晤士报》（伦敦，1992 年5 月9 日）写信，干涉剑桥大学正在进行的一场关于荣誉学位的争论，而他们中没有一人是这所大学的成员。这种对学术自由的侵害以前何时何地发生过? 何况这种暴力是通过媒体指向一个　　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任何要求也不是任何候选人的同事? 如果是国家或其他权力机构对剑桥的投票者额外施压，从而对他们就知识分子事务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表示怀疑，又会引起怎样的哗然? 我们仿佛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弄迷糊了：在拯救剑桥或使它免受邪恶、感染和堕落威胁的托词之下，在伸手帮助一个模范的、声明显赫的大学机构的托词之下，20 位左右来头很大的老学究，努力结成一个国际同盟，对他们的剑桥同事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仿佛这些建议是提给儿童或文盲的，仿佛这些被启蒙者智力发育不全或有智力障碍似的。当自我支配权受到威胁时，这些剑桥同事的心里会是什么感觉?

这并不是这只国际纵队对自己所宣称的要捍卫的那些原则的唯一背叛。例如，同样严重的背叛就表现在他们对我从未写过的语句的“引用”，这些语句是根据我无法想象的传闻捏造出来的。我敢打赌，任何人也不可能从我的作品中找到logical phallusies 这个词组。这份文件的签名者，在报刊上指鹿为马、滥施淫威，试图通过这个词组让我丢脸。即使他们在别人的著作中找到了这样的术语，脱离原来的语境孤零零地引用几个字什么也证明不了。下列观点简直不值一驳：如果一种哲学对其他学科产生了影响，或更一般地说，在哲学专业以外的领域产生了影响，那就表示它不是哲学! 这里偏有一些知识分子，利用报刊散布这样的思想，说什么哲学只应该影响专业的哲学家，而不应该影响其他学科的学者! 相反，哲学，就其最优秀的传统而言，从不允许自己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能够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的例子还不够多吗? 另外，如果给《泰晤士报》写信的这些人所诋毁的作品确实对专业哲学家没什么影响的话，那么，这些写信的人至于这样担心吗? 在一封只有那么几行、根本不可能有效回答问题的信中，他们怎么可以假装证明了他们煞有介事的提出的关于这个话题还有法国或世界哲学话题的结论呢（因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回答的权利”的问题，是媒体争论的焦点）? 在他们抨击我的作品的额外影响，认为我的作品除了错误和微不足道的东西便无可理解的时候，他们怎么能说这些作品“令人难以理解”呢? 这也太有趣了，不过这个事实并没有降低问题的严重性。这里要求的反应是，必须既要把它看作喜剧，也要把它看作正剧，不放弃笑声，也不放弃知识分子的严肃和伦理-政治责任，虽然我们偶尔会感到气馁。这封信的每个句子都恰好违反了学究们一向所标榜的那些原则（理性、真理、学问）。这份宣言，蒙昧主义的急先锋，被投向传媒竞技场，其用意是加强那可能已经受到威胁但目前在大学机构中仍然很强大的权力，一个对签名者身份、所属机构和各自职业的简单分析就会确认这一点。受到《泰晤士报》这样在国内和国际上发行量都很大的报纸的有力支持，这种权力确实令人畏惧。以它为依托的话语，很明显，乏味、固执而苛刻，很难说有什么价值。不幸的是，公众几乎没有机会了解这一点。我们不要忘记，“剑桥事件”只是一连串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在时间上可追溯到20 年前，地点也不局限在英国。这封给《泰晤士报》的信被一家法国报纸描述为未遂的“理论私刑”，信中的一位女性签名者10 年前就曾经从美国写信给法国政府的一位部长，抗议我被“任命”为国际哲学学院的院长，而实际上，那一次我也是被我的同事们选中的（一致通过）。[6]

……

对什么东西可以称为“哲学”这个问题的认识，一直就是哲学的真正问题，是它的核心，它的源头，它的生命原则。既然这种态度（它始终就是一种哲学态度），在我的所有著作中一再得到重复和验证，既然我的著作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明确地、反复地、系统地谈论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其他一些作者（无论是圈内的还是圈外的），三十年来我一直这么做，那么，那些否定我的作品是“哲学”的人肯定另有目的。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经常想，这些审问者是把哲学同他们被灌输要再生产的东西混淆起来了，这种灌输是在一个特殊机构的传统和风格中，在一个多少受到良好保护或越来越少受到良好保护的社会和专业环境中进行的。下列情形司空见惯：每当一位裹足不前的哲学家不理解另一位哲学家、另一种哲学语言、另外的前提、另外的规则、另外的逻辑或修饰方法、另外的论证或教学步骤时，每当他/她想攻击它们或取消它们的合法性时，他/她就会说：这不再是哲学。这种做法总是轻而易举，是不是? 对于熟悉哲学史的人来说，到处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学一点哲学史至关重要。在我的作品与那些攻击者的作品的众多区别中间，有一个区别是我考虑到了哲学的历史本性，试图尽可能地从这种历史维度加以把握。我想，由于哲学专业的极度萎靡不振，如今的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人文学科总的来说都是这样）。在所有那些所谓的发达工业社会里面，教哲学与做哲学正受到国家和某种市场自由逻辑的威胁（我们“哲学教学研究小组”和“国际哲学学院”的活动是对这种趋势的一个回应——可参阅《论哲学的权利》中的介绍)。悖论的是，与以前相比，很多职业哲学家更倾向于采取守势和变成保护主义者。在对哲学的每一次新的质疑中（发生在他们不能、不想或不再愿意阅读的领域），他们看到的都是对他们的学科或他们的公司特性的威胁。所以，他们建造了一个关于特性的幻想，宣称它不可触摸。他们把来自国家或市场的威胁和彻底怀疑看作同样的东西，实际上，恰恰是彻底怀疑，保证了哲学的生命和生存。说到这里，在一些基本告诫之后，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那些“否认〔我〕写的东西确实能归类于‘哲学’”的人的看法。的确，并不是我写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完全被“归类于‘哲学’”，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篇幅解释，为什么、如何、以及基于什么理由，那并不意味着我的作品是“非哲学的”，更不意味着我的作品是“反哲学的”，甚至是哲学的异类。这里区分几种类型的文本是必要的。其中一些即使以正统眼光来看也是哲学的，其它一些试图从哲学内部改变哲学讨论的规范，还有一些带有哲学的特点但不受其局限。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感兴趣的许多作者和文本身上（其中有很多伟大的作者是圈内的，但也有很多不是。不管是就哲学而言，还是就与哲学有关的问题而言，有时是根本不属于哲学传统的作者给我的灵感更多）。这些区别并不总能把我的著作彼此分开，有时，它们体现在同一本书中，在某种极端情形下，甚至体现在同一段落中间。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我从事哲学实践还是追问关于哲学、它的悖论的历史、它的界限的问题，我总是把自己和哲学联系起来。如何能够不哲学地谈论一个关于哲学的问题，对我来讲始终是个难题。更有甚者，当我看到某人，以学科的名义，煞有介事地对话语进行分类——例如分为哲学的或非哲学的，我总是感到吃惊或好笑。我承认这种分类有用，但是有什么用? 对谁有用? 这引起了一连串的问题。

 

【注释】

[1] Ed. Elisabeth Weber, trans. Peggy Kamuf et 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这本书根据法文本Points de sus- pension译出，但这里提到的信件以及《剑桥评论》对德里达的采访法文本并末收录。

[2] Barry Smith et al., “Derrida Degree a Question of Honour”, 原载 Points…Interviews, 1974 -199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19 -421.

[3] Phallusies 与fallacies 同音，构成双关——译者。

[4] B. 史密斯当时是该学术院的教授。有人把位于列支敦士登公国沙恩的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Philosophy 译为“国际哲学学院”。实际上，人们更习惯于把位于法国巴黎的“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Philosophy”译为“国际哲学学院”。本文把前者译为“国际哲学学术院”，把后者译为“国际哲学学院”，以示区别——译者。

[5] Jacques Derrida,“Honoris Causa:‘This Is Also Extremely Funny’”, 原载Points…Interviews, 1974 -199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03 -405; pp. 411 -413.

[6] 此处德里达指的是耶鲁大学的R. B. 马库斯——译者。

 

（本文由作者将其发表在《世界哲学》2005年第2期上的三篇文章编辑而成。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