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和李大钊对“bourgeois”和“proletariat”的翻译-哲学中国网


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中节译的《共产党宣言》片段取自1904年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其蓝本是该著作的英文版），“bourgeois(ie)”、“proletariat(s)”分别被译作典型的中国词语“豪右”和“细民” [1]，理由如下：
凡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其客体为政府（广义）；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平民、政府之义，今既为众所共喻，而豪右、细民者，则以译欧文bourgeois，proletarians之二字，其用间有与中国文义殊者，不可不知也。日本于豪右译以资本家，或绅士阀。资本家所有资本，其为豪右，固不待言。然如运用资本之企业家之属，亦当入豪右中，故言资本家不足以包括一切。若言绅士，则更与中国义殊，不可袭用。故暂锡以此名。至于细民，则日本通译平民，或劳动阶级。平民之义，多对政府用之。复以译此，恐致错乱耳目。若劳动者之观念，则于中国自古甚狭，于农人等皆不涵之，故亦难言适当。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 [2]
受日语的影响，以“资本家”、“绅士阀”来翻译“bourgeois”，以“平民”、“劳动者”翻译“proletariat”或“proletarian”是当时通行的做法。梁启超1899年的一篇文章《论强权》就使用了“资本家”术语：“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力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他赋予了该词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拉士梭尔（即拉萨尔——引者注）曰：‘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盗也窃也。’”康有为的《大同书》也使用了“资本家”一词，并认为资本家“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原因。 [3]《天义报》第16～19期合刊上连载的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标题中的“bourgeoisie”、“proletarians”则被译为“绅士”与“平民”。
朱执信反对以“资本家”来译“bourgeois”，在他看来，“资本家”不足以涵盖“bourgeois”的全部意义。在中国传统语境中，“资本”解作“本钱”或“本金”， [4]“资本家”亦即“资本的持有者”，并不包括“运用资本之企业家之属”。更重要的是，原始资本来自储蓄，根本不是“朘削”所得，将“bourgeois”译作批判色彩很强的“资本家”，显然有失公允。“凡生产消费，本不必一一符同，时而有余，时乃不足。方有余而念不足，则有贮蓄之事，此于孤立经济时代已见之者也。既贮蓄而后用之，以使所生产多，是为资本之始。于是时资本家与劳动〔者〕同为一人。安有如马尔克（即马克思——引者注）所云，自掠夺而积蓄者。” [5]在朱执信的想象中，资本是节俭的结果，是个人消费后的剩余，存在于任何时代。这种看法显然与马克思的看法背道而驰。后者认为资本只与历史特定的发展阶段相联系，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极端残酷的，自从它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
朱执信也承认存在剥削，不过那是资本家成为“取息者”、“实业家”、“企业家”之后的事情。“交通既繁，贷借之事乃起，而劳动者或用他人之资本矣，既乃有雇佣之制。夫雇佣者，受给而生产益多，故久且不废，然而劳动者之祸于是焉兴。蓄积由庋藏之事益少，而其由掠夺之事渐盛矣”；“故马尔克之言资本起源，不无过当，而以言今日资本，则无所不完也。” [6]由借贷而生雇佣，由雇佣而生剥削，资本背弃了其原初的“蓄积”本意，理应取之于民而用于民。
在朱执信看来，豪右（持有资本与使用资本的富豪）与细民（包括农民、工人、小商人在内的穷苦大众）激烈对抗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中国尚未到来，这使得中国有可能在完成政治革命的同时通过推行一系列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政策避开将来的社会革命。朱执信和孙中山对政治革命前中国形势的判断是，当时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并不适合用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 [7]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平民（当然包括作为“资本家”的豪右）与政府（异族统治的、专制的或立宪的满清王朝）的矛盾。政治革命成功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将转化为豪右与细民之间的矛盾。中国应当采取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对富人和实业家征收高额累进税， [8]以防止贫富分化，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最后酿致阶级搏杀那样的恶果，这就是所谓的“毕其功于一役”。
有意思的是，《共产党宣言》是主张暴力革命的，而朱笔下的马克思，却是暴力革命的反对者。“盖马尔克固恶战争，虽然，以之去不平，所不可阙，则亦因用之所不能讳者也。” [9]朱执信塑造的这一非暴力的马克思形象，却无意暗合了马克思本人后来的一些变化。1871年7月18日《世界报》登载的马与记者R.兰多尔的谈话表露了这样的思想：社会形态的更替要通过革命的方式，革命既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究竟采用哪种方式，要根据客观情形而定，决不反对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取得政权。他明确地说，“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 [10]
1919年，河上肇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他把“bourgeois”翻译成“有产者”，把“proletariat”翻译成“无产者”。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借用了这种译法：“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是有产者本位的时代，却把阶级的对立简单了。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 [1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今日是否能行”，成为“很要紧而且应该深加研究的问题”。在李大钊看来，“有产”与“无产”的鲜明对比，再好不过地揭示了两大阵营和阶级的尖锐对立。“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阶级矛盾的加剧理所当然地呼唤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12]
李大钊之所以关注、节译《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显然也是有其考虑的。因为第一章讨论的问题恰恰是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性的问题。第二章末尾讨论的那些具体措施（朱执信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一部分），在当时已经不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所以并不为李大钊所重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也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
把“bourgeois”翻译成“有产者”、“proletariat”翻译成“无产者”，除了与实现社会主义、建立共产党的策略有关外，还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以及发挥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的策略有关。
李大钊把“有产”与“无产”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重新进行了解释，正如沃夫冈·李博所注意到的那样，“李大钊使用‘无产’这个词的时候，总是强调其原来的具体含义‘没有财产’，并不符合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proletarisch’，也就是说，他的‘无产庶民’和‘无产阶级’的概念比马克思社会学的概念‘proletariat’要广。” [13]
我们知道，按照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谓的“无产”，并不是指“没有财产”。相反，资本家为了维持自己的剥削，必须保证工人拥有一定的“生活资料”，这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前提。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而不是指“没有财产的阶级”。李大钊的有意“误读”，旨在把中国说成是“世界的无产阶级”，以强调与“世界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欧洲各国的资本制度一天盛似一天，中国所受他们经济上的压迫也就一天甚似一天”；“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14]中国人民受着“世界资产阶级”的压迫，所以需要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整体上属于无产阶级，所以统一战线应该由共产党来领导。
针对国内情况而言，“无产者”与“有产者”的翻译强调的是阶级矛盾：无产阶级是被压迫者，资产阶级是压迫者；针对国际情况而言，“无产者”与“有产者”的翻译强调的是民族矛盾：中国是被压迫者，帝国主义国家是压迫者。由是，这种译法承担了双重使命：不仅召唤推翻国内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召唤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
本文这个关于翻译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意识形态因素有可能影响翻译过程，并对翻译的“忠实”标准构成挑战。

【注释】
[1] 史洁珵（玉涵）辑《德育古鉴·救济类》（上）：“山谷细民无积，新陈未接，虽乐岁，犹称贷豪右。”
[2] 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60页。
[3] 参见W. 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王草、葛平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4] 天放道人编次《杏花天》第一回：“俊生道：‘兄若不欲与尊嫂共处，你我二人取些资本，远方贸易，方可永久。’”
[5] 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18页。
[6] 同上。
[7] 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92页。朱是孙的理论家，据马君武回忆：“……朱、胡、汪三人，可以说是总理手下最得力的干部。而这三人中，总理最信任朱执信。……有什么事情商量的时候，总理和胡汉民时常还有争论，但总理对朱则不然，无论什么事，只要朱一讲就行。” 〔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
[8] 在为《共产党宣言》第2章末尾“十条措施”第2条译文加的按语中，朱执信针对累进税是“强取于富人，而寒实业家之心”等说法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凡此一皆虑富家之因而不利耳，未尝比较其轻重。而推其谬误之源，则在未解资本之性质也”。朱执信固然相信，征收高额累进税是由资本的性质决定的，但他也担心，如果不这样做，一旦社会动荡，资本家与劳动者将两败俱伤。参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页。
[9] 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1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0页。
[11] 参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编辑出版，第182页。
[12]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编辑出版，第356页。
[13] W. 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王草、葛平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14]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编辑出版，第298、299页。

（本文最早被用作讨论“翻译的不确定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例子，后被《翻译的哲学方面》第七章使用。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