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有句描述译者形象的著名谚语“翻译者即背叛者”（Traduttore , Traditore）。萨尔茨堡全球研讨会第461会议的主题中出现了这一谚语，但它的后面加上了一个问号，从而对它的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1]这里我想从译者的选择说起。

在原文面前，译者有两个选择。他可以选择忠于原文，也可以选择背叛原文。假如他想做到忠实，他是否真地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忠实对于翻译者来说是一种普遍的伦理要求吗？那些不忠实的翻译能得到辩护吗？这些问题导致了对翻译的条件和限度的考察。按照康德定义批判哲学的方式，我把这种考察称为“翻译哲学”。

一个典型的翻译过程包含了下列要素：文本、作者、语言、词典、译者。分解一下，文本包括原文和译文；语言包括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词典既包括像书一样摆在那里的词典，也包括计算机里面的词典，还包括译者头脑中的词典；译者当然不是抽象的，他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之中，所以当我们谈到译者的时候，也就谈到了他生活于其中的文化。

当译者决心成为一名忠实的翻译者时，他面临来自如下方面的挑战：

（一）原文

我这里提到的“原文”主要是指精神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文本，一般的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也是这类文本。相对于自然科学文本而言，精神科学文本的翻译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不排除某些例外），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1.复数性。文本不同于书籍、作品，这是一些法国作家如福柯、德里达和巴特一再告诫我们的。文本不是像书籍和作品一样占据某种物理空间的东西，它存在于读者的阅读中，是来回移动的东西，或者说，它的意义是移动的。按照巴特的分类方法，文本可以分为可读的与可写的，前者的多义性是有限的，而后者的多义性几乎是无限的。巴特可能夸大了文本的复数性质，即使他谈到的只是一些文学文本。但是，的确，译者在翻译那些复数性质的文本时，却总是有意无意地舍弃文本的复数性——这样做有时候只是为了使文本的意义更加清晰——而倾向于将复数性翻译为单数性。

2.片段性。德里达特别关注文本意义的片段性问题。在他看来，文本当中经常有一些语句，尽管它们本身的意义是清晰的，但却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某些解释和文本的其他部分并不相容，这是文本自身的某种属性。伽达默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他还是倾向于认为，文本是一个意义的整体，因为每一篇文本都有确定的主题，把握住了这些主题，不管它们是一个还是多个，我们就可以理解文本的整体意义，那些与整体意义不符合的意义应当被小心地排除在外。假如伽达默尔是正确的，他不过暴露了文本的一个秘密：文本的整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读者（译者）赋予的，并不是文本自身的属性。

3.他者的经验。自然科学文本和精神科学文本的可译性程度的差异，还可以通过它们和普遍经验的不同联系得到解释。一般而言，一个文本包含的普遍经验越多，它就越容易翻译。维特根斯坦一度认为，只有那些指示经验客体的名称，以及描述经验事实的命题，才是严格来说可译的。尽管他一般正确地指出了经验证实性和可译性之间的关联，但如果就此否定精神科学文本的可译性，则理由是不充分的。实际上，精神科学文本也包含人类的普遍经验，虽然比自然科学文本要少。不同类型的精神科学文本和普遍经验的联系又有不同。哲学和宗教文本可能是离普遍经验最远的文本，它们所包含的经验有可能完全是私人性的，是完全有别于译者经验（公共经验或私人经验）的他者经验。当以一种经验翻译另一种不同的经验时，这种翻译也就成了问题。

（二）作者

十九世纪（特别是上半叶）是浪漫主义的作者时代。浪漫主义的作者观推崇以下观念：第一，作者是独特的，思想和语言都是独特的，因而作品也是独特的；第二，作者的思想是连贯的，因而作品也是连贯的；第三，作者不仅是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同时也是这些意义的权威的解释者。施莱尔马赫的名言“我们的目标是比作者理解他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对上述观念提出了某种挑战，但其立论基础仍然是作者中心论的，仍然试图通过某些解释手段寻找作者的“原意”。真正颠覆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文本理论。

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作者只是语言、文本结构实现自己的手段，是语言和文本通过作者在写作，而不是相反；作者控制了不了语言和文本，只是语言和文本在控制他；作者并不是一个创作者，他只是一个抄写者；语言和文本的意义是通过其结构自身呈现的，而不过通过作者意图的投射实现的；作者和作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同一个作者并不能保证其作品的连续性，同样，也不能通过作品的连续性判断它们属于同一位作者；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和语言、文本自身呈现出来的意义完全是两码事，因此，作者并不是作品的父亲，如果必须用父子关系来形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话，这种关系也应该颠倒过来。可以说，结构主义时代是没有作者的时代。在后结构主义时代，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但是，这次他只是作为客人，文本邀请的客人，和其它读者一样参与到文本的解释之中。

不可否认，在经过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荡涤之后，作者的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那么，当我们的翻译遇到困难的时候，通过传记了解作者本人的独特经历，还有没有意义？通过同一作者的文本（即使是相同时期的文本）互相印证的方法是否还有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相信作者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又可以相信自己的理解？

（三）语言

由于生活形式的区别，世界上的语言——从能指到所指，从形式到内容，从词汇到语法，从结构到功能——之间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并不是完善程度的区别，或者说并不是一种进化论意义上的区别，一些原始部落的语言，其完善性可能并不比某些文明语言差，而是亲缘关系的差别。语言学家根据语言的起源及其形式上的特点，例如语音、词汇、语法等，把世界上的语言区分为若干个语系。一般而言，同一语系内部的语言之间相似点更多，互相翻译起来更容易一些，而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相似点较少，互相翻译起来要困难一些。汉语和英语的互译之所以要比英语和法语的互译更困难，是因为，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和法语同属于印欧语系。

但是，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等人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划分语系的可能标准，那就是，语言的功能。从整体主义语义观出发，他们发现，每一个句子（或它的变体）都有特定的用途或功能。例如描述、命令、提问、问候、恐吓等等。有些地理差距很远的语言，就其某种功能而言，可能比地理差距近的语言更为相似。如果根据功能重新划分语系，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就会改变，整个语言家族树形图的结构也要随之改变。

一个忠实的翻译者追求意义对等。他有两个办法，一是追求目标语言与源语言的形式对等，二是追求两者的功能对等。前者会导致直译、异域化的翻译，后者会导致意译以及本土化的翻译。孰优孰劣，至今还在争论之中。由于语言的差异，在目标语中，我们可能找不到与源语言形式相等或功能相等的语句，只能找到相似的语句，最令人沮丧的情况是，我们连相似的语句也找不到。

（四）词典

词典对于翻译的作用，是以往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根据奎因的看法，正是在（双语）词典的编撰过程中产生了翻译的不确定性的情形。奎因的意思是，在句子层面上，语言的意义是确定的，当两个语言学家把同样的句子拆开，并赋予它的各个部分意义与指称时——为了编写用于指导翻译的手册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这就导致了下面这种情况：两本词典都与言语倾向的整体相容，但彼此之间却不相容。奎因的研究暗示，逐词对应的翻译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是有问题的。“How are you?”的意思并不是“怎么是你？”而“How old are you?”的意思也不是“怎么老是你？”

关于词典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它是权力的产物。词典的编撰者、审阅者，出版者，都是权力持有者，他们共同决定着一本词典最后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应该收录哪些词汇和短语，应该给出怎样的定义和解释，应该给出怎样的例句等等。这些权力人要受到一个国家、社会、共同体关于词典编纂原则的限制，说得更简便一些，意识形态的限制。悖论的是，一本双语词典在连接两种语言的时候，也分开了它们。

（五）文化

要定义“文化”是相当困难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讲，文化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或人化的环境，物质的或精神的，有形的或无形的，我们在其中受到熏染、养成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不同文化环境（不仅是语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思维方式会不一样。因此，并不奇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在同样的文本中可以发现不同的意义。有很多西方人把中国的古典小说《西游记》理解为一个冒险故事，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道德教育故事，立足于儒释道三教融合和互补的道德教育故事。

为什么我们能意识到这些一些经验而不是另外一些？为什么不同文化的人们意识到不同的经验？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意识到表达在另一种文化中的经验？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概念也许能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在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看来，语言，逻辑和禁忌（对我而言它们都是文化）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过滤器。那些被社会赞许的经验将会穿过过滤器成为意识，而那些被禁止的经验则会被阻挡在经验之外，成为无意识。如果一名译者想体会到外语文本中的那些经验，他不仅需要超越那些权威双语词典中的定义和解释，也要超越他和他的同胞所熟悉并遵循的思维模式，还要勇敢地打破他的文化为他划定的种种禁区——这对他将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形式。

由于这些挑战的存在，译者想做到忠实是相当困难的，或者说，译文不必是原文意义的彻底再现。但是我们也不应过分夸大这些困难，特别是面对那些包含较多普遍经验的文本和那些与我们的语言亲缘关系较近的语言时。在很多时候，如果译者愿意做出努力，破除那些阻碍他走进原文的种种限制，并遵循正确的方法，还是可以赢得“忠实”的美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忠实本身也有很多评价标准）。

译者的另一个选择是，他自愿做一名背叛者。如果仅仅出于某种迂阔的义愤而谴责一名背叛者（请原谅，我不得不暂时使用这个不太中听的词汇）而没有考察其中的原因的话，那么对这位背叛者来说将是不公平的。有很多原因可能导致译者的背叛行为，我相信，其中的一些能够得到有效的辩护。

有这样一个关于作为背叛者的译者的笑话（为了避免造成可能的不愉快，我这里用M和N分别代表两个国家）：一个M国小偷偷了一个N国富豪很多钱，被N国警察追捕。终于，在M国的某个地方，警察抓住了小偷。警察很想知道小偷把钱藏在哪里了，于是开始搜身，但什么也没找到。警察不会说M国语言，而小偷也不会说N国语言，所以警察找来一名当地的双语者做翻译。警察对小偷说：“快告诉我，你把钱藏哪里了，不然杀了你”。这名当地人忠实地翻译了这句话。盗贼很害怕，连忙说，“求求你，别杀我，我把钱藏在村口小桥的下面了。”过了一小会，警察听到了如下的翻译：“杀了我吧，你这个白痴，我死也不会告诉你。”

表面的情形似乎是这样：这名翻译想在警察杀了小偷之后自己拿到这笔钱。他是一名应该受到谴责的卑鄙小人吗？他是一名可耻的背叛者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如果他的动机能获得辩护呢？比如他的妻子病得很重，需要一大笔钱来做手术，或者，他想用这笔钱为村里的孩子们建一所小学。另外，下面两个事实无疑会减轻这名翻译的罪过：第一，这名翻译实际上给了小偷更多的生存机会。警察在得到这笔钱之后，可能杀人灭口，而他不会愚蠢到在得不到钱的情况下就把小偷杀死。正是因为这名当地人的不忠实的翻译，小偷保住了性命。第二，这名富豪的钱是不义之财，是靠剥削M国人民获得的。这名当地人不过是代表他的同胞们拿回属于他们自己的钱。

忠实，还是背叛，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有关翻译伦理的问题。

关于后殖民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反抗殖民主义文本和男性主义文本的翻译策略已经众所周知了。这些策略同样能够获得辩护，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文本中的文化挪用、歧视和认识论暴力的话。当然，后殖民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并不是可能导致背叛性翻译的仅有的两种身份。一名译者可以为他的国家、民族、宗教、阶级而战，如果他发现原文冒犯了他所从属的上述某个共同体的话。一个人潜在地属于不同的共同体，并因此而潜在地拥有多种身份。由于存在身份冲突，外语文本中的某些标记就可能是异质的、奇怪的甚至是危险的。面对这些文本，译者可能会体验到背叛的冲动甚至快感。另一方面，背叛的行为往往不是受到谴责而是受到鼓励，而忠实常常招来批评甚至惩罚。这里我们最终回到了利益问题。每个共同体都有它的利益，但这些被捍卫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融合的时代，一个文化共生的时代。可以想见，追求并尊重身份的平等是一种趋势。虽然，这一过程绝不会一帆风顺，有时候身份对抗还会加剧，但人类肯定会在震荡上升中走向一个交往的共同体。伴着这一过程，强化特定身份标记的背叛性翻译总的来说会越来越少。如果一名译者愿意融入这个过程并做出自己贡献，那么，他就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为广阔的视野对不同文化观念进行理性审视、比较、选择、吸收、整合，这意味着一种更为包容性的翻译。另外，他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政治上正确的语言，如有必要，则要对目标语言进行适当的改造。

译者，站在原文和译文之间，他可以是透明的，也可以是不透明的，可以是不可见的，也可以是可见的，可以是忠诚的，也可以是叛逆的，他的选择决定着原文意义的折射方向，决定着译文的基本面貌，决定着读者的见解空间，因此，他有义务和责任认真对待和谨慎行使自己手中的“译者权力”。

 

【参考文献】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Barthes, R.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Derrida, J.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trans. Barbara Harlo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Foucault, M. Power/Knowledge, trans. Colin Gordon et al., The Harvester Press, 1980.

Fromm, E. et al. Ze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0.

Gadamer, H-G. Truth and Method, trans. Garrett Barden & John Cumm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Quine, W.V.O.  Pursuit of Truth (revise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3rd ed.), trans. G.E.M. Anscombe, Prentice Hall, 1973.

【注释】

[1]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翻译者即背叛者？承认和发挥翻译在在全球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Traduttore Traditore? Recognizing and Promot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Translation in a Global Culture），举行时间为2009年2月21日-26日，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本文为笔者参会英文论文的中文扩充版。

 

(录入编辑  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