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是一门富于生机活力, 又时时伴随着争论与危机感的学科。美国学者R·韦勒克就曾在1970年指出:
“‘比较文学’ 这一术语引起了如此的争论,而对其解释又如此分歧, 对其误解又如此频繁,……。‘比较文学’ 终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学科与概念。” [1]
在中国, 自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从本世纪初传入以来, 对比较文学的解释也有分歧, 误解也较频繁, 只是由于对本学科的性质、功能、方法等问题较少作形而上的深入反思, 所以也没有形成积极而持续的争论。在此情景上,钱念孙同志的《比较文学消亡论》（载《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独立性,乃至该学科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等问题提出挑战性的质疑, 引人注目, 启发思维, 是值得欢迎的。但是, 《消亡论》的某种观点仍是可以商榷的。本文拟就比较文学的性质、功能及其内在矛盾等方面的问题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并兼对《消亡沦》中的某些观点略作评论。欢迎大家指正。
一、比较文学与比较方法
回顾比较文学的历史, 我们会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比较文学随国际间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日益增多而产生并发展起来, 它的研究视野和深度也随跨文化的文学对话范围的日益扩大而拓展。作为一种国际性文化现象, 比较文学正是世界性文化交流的产物和重要途径。所以, 比较文学不仅是一门学问（Scholarship）, 而且, 更重要的, 是一种实践(Practice)。它不仅自觉地在跨文化的边缘地带研究文学之间的关系与规律, 而且积极介入国际间文化交流, 创造性地在跨文化的文学之间架设桥梁, 促成它们之间的对话与综合。这些是我们把握该学科基本性质、功能与内在矛盾的基本点。
在上述意义看。 “比较文学”这一名称显得多么贫乏, 而比较文学在创立的初始阶段(大致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也不能不说是比较肤浅的。这恐怕是造成诸多学者对比较文学产生误解或抱有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一种有代表性的误解源于比较文学与比较方法混同, 似乎比较文学就是采用比较方法的文学研究;由于比较方法不为一门学科所特有, 而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 因此, 比较文学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2]在我国，这恐怕是一种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最普遍的误解, 不管持此见解者是漠视这一学科, 还是热衷于它。
比较文学确实包含着比较方法, 但又不仅仅是采用比较方法的文学研究。严格地说,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方法, 它是按一定的同一性对有联系的事物进行分析,找到它们的相同或相异点, 从而把握事物的某些特征。比较方法的主要类型是类比（求同）与对比（求异）。这种方法在寻求跨文化的文学共同规律或确认本民族文学特色等方面均是不可缺少的。比较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也表明, 在大量的研究工作中都内在包含着比较方法。
另一方面, 比较文学研究又决不仅仅限于比较方法。基亚曾说：
“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 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 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因此, 他的工作方法就要与其研究内容的多样性相适应。” [3]
作为“影响研究” 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基亚具体给出了比较文学的三种基本方法：（1）给文学类型下定义；（2）验证借鉴（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借鉴）；（3）评价文学类型和作者之间的相互作用。[4] 且不论基亚的概括是否全面,仅就上述三方面而言, 比较方法不足以概括比较文学的方法。在“平行研究”中,类比与对比方法的运用是十分普遍的。但是,与注重影响研究的法国学者（如卡雷）否认比较文学即文学比较一样, 倡导平行研究的美国学者也否认比较文学仅仅是采用比较方法的文学研究。例如, O·艾德里认为, 比较文学是“通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文学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 或者研究文学与其它知识间的关系”。[5]韦勒克则要求比较文学研究面对“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 。[6]这里, 文学的本质是从“全球性” 的角度来理解的。因此, 比较文学要从“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和创作经验中的统一意识来研究所有的文学”, 即以全球性文学观念与实践为背景来透视某一种文学现象。这样的比较文学研究便不能仅限于“分割式” 的比较方法, “而应将描写、人物刻画、解说、叙述, 解释、评价等跟比较同样多地用到它的探索中去”。[7]这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 而且也相当普遍地体现在70 年代以来各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之中。
回顾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 随着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 探索的不断深入,其方法也在不断丰富与发展, 单一的比较方法远远无法满足这一学科迅速发展的要求。当研究者不仅从影响与接受的横向关系, 而且从这种影响与接受同某一国文学固有传统的纵向关系上来进行影响研究；当人们不仅对跨文化的文学进行表层的比较, 而且试图发掘这种异同关系背后深层的文化或历史内涵；当人们不仅限于个别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而且力求概括出人类文学活动的某些共同本质或规律时, 分析性的比较方法必然要被突破, 比较文学的方法必然呈现出多元化和丰富性。
就比较方法本身来说, 类比与对比虽有简洁、明确和方便的优点, 但也有其局限性。它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线性的, 是在一个层面上直线式地分辨一物与它物的同与异；而且, 随着参照系的变换, 比较所得的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例如, 中国戏曲与诗文书画相比, 是叙事的、再现的；而与西方古典戏剧相比, 却呈现出鲜明的抒情,与写实特征。[8]这就是说, 比较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它往往突出比较双方最显著的相同或相异点, 而忽视了其它方面, 这样就很
容易在简明的风格中丢失对事物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把握, 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再则,事物间比较关系的确立非比较方法所能达到, 所以, 比较很容易流于任意与散漫, 而失去应有的价值。这在比较文学的发展史上也有深刻教训。法国学者巴尔登斯帕耶曾批评过那种“靠主观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 [9]的牵强附会的比较研究。
比较方法的上述缺陷决定了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仅凭此一种方法而获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比较文学在发展中不断超越比较方法的事实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在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中, 分析与演绎、描述与概括、实证与阐释等多种方法被综合地运用, 分析性的比较方法只是其中的一种基本方法。事实上, 单从运用比较方法的研究常常是被批判或质难的对象, 不过这种批判或质难不仅未使比较文学学科走向消亡, 而且使它在不断的超越中更加丰富自身的方法而走向成熟。因此, 仅仅用“采用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来定义比较文学, 无论对该学科的历史,还是对它的现状, 都是极不全面的。中国的比较文学要走出误区, 应自觉消除这种误解。
二、中介 比较文学的基本性质与功能
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与方法一直处于不断调整和丰富的过程之中, 由于这一学科具有学问与实践的双重质性与功能, 因此, 我们对该学科的性质、功能与方法的认识应特别注意其发展过程, 总体面貌和实际作用。仅就其某一发展阶段或某一局部领域来概括其全部是不恰当的。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没有某种共同的学科质性, 功能与方法, 也不是说, 比较文学没有其独特的品质。
比较文学是一种自觉的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和文学对话。这首先集中体现在各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核心概念或中心论题。例如, “世界文学” , “总体文学”与“国别文学”，跨文化的文学“影响研究”、“ 平行研究”、文学的“普遍规律”、文学研究的“国际性视野”等等。尽管各种比较文学的理论实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甚至对立, 或处于不同的层面, 但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这里所说的跨文化的文学关系远不仅只是某些学者（如法国的基亚、卡雷）所理解的国际间文学的“事实联系” , 而是可以相互沟通、比较、阐发、印证、对话、综合的跨文化的文学联系。这种联系有些是“事实联系”, 但更多的则需要研究者在跨文化视野中加以创造性地发掘或建立。在此意义上讲, 比较文学是自觉地专注于突破文化界限, 寻求某种文学现象的跨文化意义, 实现跨文化的文化沟通与对话的学科。这门学科具有鲜明的中介质性与功能。正如H·雷马克所言：
“我们所理解的比较文学……是连贯各片较小的地区性文学的环节, 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联结起来的桥梁。对于比较文学的理论方面不管有多少分歧, 关于它的任务却总是意见一致的：使学者、教师、学生以及广大读者能更好、更全面地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 而不是看成某部分或彼此孤立的几部分文学。”[10]
比较文学的最根本任务就在于沟通。但是, 沟通并不等于认同, 不是抹杀差异, 而是把彼此分离的文学现象引入一个可以相互比较、阐发、印证和综合的语境之中。要实现这种沟通, 关键在于创造性地实现跨文化的文学意义形式的转化。所谓“意义形式”就是人们对话的中介。它包括语言符号、表达方式和意义, 又对应着一定的理解力。通过它, 一方向另一方说话；通过理解力, 另一方理解了它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文学的意义形式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各不相同, 如中国的意境理论无法找到相应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内涵及表达方式, 因此, 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必须从意义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入手。这种转化调整或转换了原先的文学话语, 但不是用一种话语去同化另一种。合理的意义形式转化是主体创造性与对象真实性的统一。当然, 对认识主体来说, 不存在绝对的客观真实性, 被理解和阐释的对象难免带有阐释者的主观性。但转化必须保持对象原有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具有相对的客观真实性, 否则便是歪曲。没有这样一个前提, 任何比较文学研究都会失去应有的价值。所以, 意义形式的转化是既保持其原有的特殊意义, 又寻求其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可能性, 它的主要任务是使某种文学话语获得跨文化的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
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足之处是用认甲为乙的方式来进行认同研究。这种研究虽也可扩大眼界, 但往往和停留于已知的知识, 而不能通过意义形式的转化去发现一种新的综合, 新的知识, 建立一种新的理论观念。作为中介的比较文学的最重要意义在于, 它通过意义形式的转化, 在跨文化的文学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对话条件, 从而寻求文学的跨文化综合的可能性。例如, 在中国抒情诗与英国抒情诗的相互比较、阐发、印证之中, 综合性地建立一种范围更广泛的新抒情诗理论观念, 而不是以原有的某种抒情诗理论去寻求一种跨文化范围的证明, 用这种方式不可能获得对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的真实洞见。
作为中介性学科的比较文学具有两方面的边缘性, 即跨国际文化区域的边缘性和跨人类文化活动领域的边缘性。前者是比较文学最根本的特征, 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前者的延伸与深化。比较文学的边缘性一方面使它充满活力, 成为本世纪文学研究中最卓有成效的学科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它显得范围宽泛, 方法繁杂。后一点正是一些持古典式学术态度的学者大加非议的对象。事实上,本世纪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特点正是学科的边缘性或交叉性, 它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和人文科学的许多方面带来了可喜的新成果。不少新兴学科（如生物化学、人文地理学、生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技术美学等）均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宇宙万物的普遍联系要求我们打破原有学科的严格界限,从各学科的交叉中, 运用多样化和综合性的方法来寻求新的发现。比较文学正是针对着文学的跨文化联系而产生的边缘学科, 它的对象正在交叉点上, 其方法也是丰富多样的。
当然, 中介或边缘并不意味着无边无际, 比较文学应有自己的对象与范围, 它以跨文化的文学关系与文学与其它文化领域的关系为中心, 只不过其学科边界不象传统学科那样相对确定罢了。我们应该自觉地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研究, 警惕学科泛化的倾向。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敏锐地指出：
“许多研究文学、尤其是研究比较文学的著名学者其实并非真正对文学感兴趣, 他们感兴趣的是公众舆论史、旅行报告、民族性格的概念等等——简言之, 在于一般文化史。他们从根本上扩大了文学研究范围, 使它儿乎等于整个人类史。但是, 文学研究如果不决心把文学作为不同于人类其他活动和产物的一个学科来研究, 从方法学的角度说来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 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间题。” ⑪
虽然我们并不赞同韦勒克对文学本质理解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但他要求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区分开来的观点却是有充分合理性的。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不等于文学领域中的文化研究。二者的研究方向、重点和目的均有重要差异。在当今中国, 随着文化研究的日益发展, 比较文学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将比较文学混同于以比较文学为实例来进行比较文化学研究的状况。虽然二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比较文学应以文学问题为本体, 应把焦点对着跨文化的文学关系。这里并不是反对比较文学研究者转而去研究比较文化学, 但从整体上说, 将比较文学泛化为一般文化研究将会丧失它自己的独特地位、功用与价值, 这对本学科的发展恐怕是一种潜在的危机。
比较文学学科也不完全等同于采用比较文学观点与方法的其它文学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 既然文学研究都不能离开国际性视野, 一切文学研究都内在包含着比较文学的方法, 那么比较文学学科的独立性便不复存在[12]。确实, 在当今世界,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研究不能也不应该离开其它民族或国家的参照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学学科都把焦点放在文学的跨文化关系这个中介之上。就拿对“言志说”的研究来说, 中国文论的研究可以在考察、描述、界定、阐释“ 言志说” 的内涵、源流、演变、影响等问题的同时, 引进比较文学方法, 将它与西方的“模仿说” 进行比较、阐发、印证或界定, 但是, 这种研究的重点落在前者, 后者是辅助性的, 其功用主要在于拓宽前者的思维空间, 丰富和深化其研究成果；而比较诗学的研究则把重点放在“言志说” 与“模仿说”（或其它外国文学理论）的跨文化关系上, 或鉴别它们之间的相似相异点, 或对它们进行跨文化的相互阐发、印证与综合。这种研究也可以考察、描述、界定、阐释这对理论的内涵、源流、演变、影响等问题, 并把它们放在文化、哲学等层面进行审视, 但这些都处于辅助地位, 最终服从于前者的研究。是否可以说, 比较文学是专门寻求文学的跨文化沟通与综合的学科, 其重点是跨文化的中介性研究；而采用比较方法的中国文学研究则是在沟通的背景上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 其中心仍是一国的文学研究。这两方面虽有联系, 但在研究重点、方法和任务等诸方面都有重要差别。中国学者钱钟书曾说,他自己在著作中从未提倡过“比较文学”, 而只应用过比较文学里的一些方法。[13]这种把“比较文学”与“应用过比较文学里的一些方法” 的文学研究区分开来的审慎说法, 值得我们三思。如果把一切借鉴外国文学理论或具有一定国际性视野的文学研究都纳入比较文学范围, 然后由此否认比较文学的独特性质与功能, 那是不适当的。同样道理, 我们不能因为当今许多学科引进心理学或文化学的观点或方法而否认心理学或文化学的独立学科地位。
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比较文学的一个内在矛盾
比较文学常常被称作“国际性学科” , 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跨文化的文学研究, 具有“国际性” 视野, 而且, 它以“世界文学” 为自己的最终目标。然而,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比较文学研究都是从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的, 这就决定了比较文学研究当中的民族主义倾向, 这种倾向表现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模式、价值取向和具体目的等诸多方面。所以, 比较文学总带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两种立场。二者有一定的统一性, 因为双方不可分离, 而且在日益发展的国际文化交流中, 民族的文学与外族的文学也相互渗透交融。但是, 在国际性文学交流发展不平衡,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仍存在严重障碍的今天,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矛盾显得十分突出, 这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最深刻的危机所在。
不过, 比较文学的这种内在矛盾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里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中,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矛盾是以表面一致的假象出现的。西方文化,处于当今世界文化的优势地位, 西方学者往往持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本位立场。在他们看来, 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最大危机在于缺乏跨文化的概括力和解释力, 由此而发展起来的西方比较文学主要是扩张型的,所谓“世界文学” 的理想正体现了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就决定了西方比较文学的基本方向和目的, 即在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和文学对话中, 阐释性地审视各国、各民族的文学, 以丰富和调整自己的文学理论, 使之具有全人类性。这种雄心勃勃的计划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便已开始酝酿, 而经济扩张与普遍人性论则是其最根本的物质与观念基础。
应该指出, 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这种文化本位倾向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 谁也无法超越其生存的界线。但它给比较文学带来了某些困难。歌德当年提出“ 世界文学” 的概念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于欧洲范围, 而今天的西方学者也未从根本上突破这种限制。在此范围内的比较文学研究虽也受到各国民族主义立场的某些局限, 但由于西方国家的文学共同享有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又共同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 [14]再加上地域上的临近, 使得西方文学在价值观念、表现对象与表现方式、研究方法乃至概念范畴等方面有着相当程度上的相通之处。但是, 超出这个范围之外, 西方比较文学中所谓的“世界文学”、“国际性视野” 、全人类共同的“文学本质”或“统一经验”就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总的说, 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学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 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曲解或误解。
在中国（乃至广大第三世界国家）, 比较文学研究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矛盾则常常直接表现为冲突的形式。中国的文化属于东方的第三世界文化。一方面, 它与西方第一世界文化分属两大文化系统； 另一方面,与第一世界文化相比, 它在许多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过程中, 中国文化虽也对西方有一定影响, 但以强大物质力量的基础的第一世界文化却占居着积极主动的地位, 其影响的广度、深度和强度都远远超过中国文化。可以说, 这种文化交流与对话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冲突, 是不平衡的。F·杰姆逊曾指出：
“……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做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 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15]
杰姆逊所说的两种世界文化之间的“文化搏斗”, 在当代中国的许多文化领域都存在着。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一方面必须对外开放, 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有益的东西, 以发展自身；同时, 也需要把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介绍给世界, 使之成为世界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得到确认。否则,“闭关锁国”, 保持“国粹” , 只会招致文化的停滞不前。另一方面, 由于本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的文化处于不平衡状态, 纷纷涌来的西方文化潜藏着改变或淹没本民族文化特色和优秀传统的危险, 这是任何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民族所不能容许的。一方面必须积极主动地介入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与对话, 一方面又必须抗拒本民族文化被外族（主要是西方）文化同化的威胁, 这就是中国文化要展所面临的一个矛盾境遇。
因此, 中国的比较文学处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立场的矛盾冲突之中。它之所以是民族主义的, 是因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学, 使之具有本民族文学的传统特色和时代精神。它之所以是世界主义的, 是因为发展本民族的文学必须吸收外来文学的有益成果,必须使它具备跨文化的品格, 成为世界文学中的有机成分。而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也决定了这种研究必须面向世界, 寻求一种跨文化的文学理论。这两个方面有相互促进的一致性, 但由于世界文化发展不均衡, 这两个方面又时常是矛盾对立的。这种矛盾对立又以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表现得最为突出。中西文化的巨大地域差（分属两大文化系统）和时间差（分处不同发展阶段）给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沟通与对话的困难, 使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两种立场很难协调。于是, 中国的比较文学一直处于研究方向和方法上的摇摆之中。执着于民族主义的立场, 要求绝对保持民族文学的“原汁原汤” , 不容许对它有丝毫的转化。而且对待西方文学采取一种 “移西就中”的研究方式, 即用中国文学的模子去套西方文学。执着于世界主义的立场, 则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文学的模子来套中国文学, 造成一种“移中就西” 的研究方式, 这种方式随西方比较文学理论一起传入中国, 至今仍有较普遍的表现。这两种不良倾向是源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矛盾对立而形成的。给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设置了不少障碍。
充分考虑到第一世界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的巨大差异乃至对抗性, 谁都不会对“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抱盲目乐观的态度。有的学者认为, 随着各民族文学的人类意识和世界意识越来越增强, 各种文学研究中将包含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 于是比较文学将逐渐被取代和消融。[16]的确, 作为“国别文学”与“总体文学” 之中介的比较文学的最终任务是“消灭”自己, 实现“世界文学”的理想, 但在世界文化存在诸多隔阂的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不仅这个美好理想事实上十分遥远, 而且所谓文学研究中的“人类意识与世界意识”也是有相当局限的,有待不断拓宽。处于“文化搏斗”境遇中的中国学者本应对这一事实有更真切的感受, 本应对建立“世界文学”的艰巨性有更充分的认识, 本应对致力于突破界限, 实现沟通的比较文学的存在与发展之必要性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认认真真地开展比较文学研究, 积极主动地介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对话, 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宣告比较文学的消亡。同时,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内在矛盾,自觉调整研究方法, 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立场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世界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卓有成效的中国比较文学。
【注释】
[1][7] R·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和性质》, 引自孙景尧编《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 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第67页, 第80页。
[2]详见《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第97页。
[3][4]M·基亚《比较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第4页, 第11页。
[5]转引自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 第6-7页。
[6][11]R·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 引自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8]详见拙作《背景·参照系》, 《艺术百家》1989年第3期。,
[9]转引自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 《编者前言》。
[10]H·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 引自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 第7 页。
[12]详见《文学评论》, 1990年第3期, 第99-100页。
[13]详见《钱钟书谈比较文学和文学比较》, 《读书》,1981年第10期。
[14]参看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 《中西比较文学论集》,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 第3页。
[15]F·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 《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 第48页。
[16]详见《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第100-101页。
（本文刊于《文学评论》1991年第一期 录入编辑：文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