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当代资产阶级在极大地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的同时,利用物质上的相对丰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在利益分配方面,当代资产阶级选择了“把蛋糕做大”的策略,即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所获得的高额利润的基础上,推行了高工资、高消费的政策。在利益再分配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税收、计划等宏观调节手段,实行了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这些政策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大众消费上的物质满足,引向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想像,同时为社会建构了一张安全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公众产生了安于现状、甚至维护现状的心态。

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运动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84 年的一部著作中明确指出,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 以竞争取代了中世纪的各种规章条例”[1]。现在看来,工业革命的后果无疑是显见的,用历史学家哈特维尔的话来说就是:“这一时期无论国民产出或人均产出的增长率, 都持续地提高了, 而且增长的速率与以往相比是革命性的。”[2]

个人自由、市场竞争和经济增长是有内在联系的。一方面,允许竞争意味着社会体制逐渐鼓励人们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自由地追求财富、在更大的范围里自由流动,这就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的解放;另一方面,自由的竞争带来了增长,带来了进一步增长的预期,增长的观念充斥于整个社会,由此需要更有利于人们进行自由选择和财富积累的社会运行机制。

然而,对于大多数而言,所谓自由地选择生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阶级再分化的过程。在那个冒险盛行的狂飙时代,少数人在多少带有掠夺性成分的竞争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暴发者;其余的运气不佳者往往没有来得及思考这种结果的合理性,就被早期的资本主义狂潮抛向赤贫的漩涡之中。他们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也即马克思笔下除了出卖自身劳动而一无所有的阶层。

无产阶级的出现即意味着新的生产关系问题的产生:为什么生产? 为谁生产? 但在无产阶级产生这些疑惑的同时,他们已经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结构之中,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基础性结构。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奥秘在于,资本主义所生产的产品并不仅仅用于满足资产阶级的奢侈享受,同时,广大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其原因十分简单:告别自然经济活动的无产阶级的所有消费活动都必然是社会化的,是由社会化的生产和市场流通过程实现的。因此,所谓“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之类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不仅促成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且还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几乎无止境的消费需求。

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博德指出:“资本主义既非人、亦非机构,既非出于意愿、亦非出于选择。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生产方式在起作用的逻辑,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辑。”[3]早期资产阶级并没有真正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逻辑,更谈不上与无产阶级建立某种双赢关系。他们的主要思路是掠夺性的原始积累观,由此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种子。

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有二,其一为社会公正问题,其二是经济危机问题。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公正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为与资产阶级财富积累相伴随的无产阶级贫困积累。当时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贫困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堪称绝对贫困。1825 年,一位来自南特的医生对工人做了如下描述:“对他来说,生活就是免于一死。除了指望养活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一块面包之外,除了指望使他一时不再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的一瓶酒外,他无所企求,无所期望。”[4]进一步而言,工人阶级所面对的贫困与其遭受的非人的奴役相伴随。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营养不良、疾病流行、雇佣童工、事故丛生,这些是当时工人阶级生活的真实写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资产阶级通过工业制度使工人阶级处于奴隶状态。他一针见血地说:“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竟然可以像商品被出售,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5]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在对当时的主要工业———纺织、冶金、采煤———中的工人阶级的非人道的剥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今天看来,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任何经济制度都无法克服的一种必然现象。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以及其他不确定风险的存在,利益分立的经济实体的经济活动或多或少地带有盲目性,进而导致相对于需求的过剩和浪费,这种危机通过市场调节和经济政策调整,又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得到暂时克服。单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由于技术进步、管理改进和市场策略的提升,经济危机的周期实际上就是增长的周期。而经济危机之所以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其主要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经济活动的风险分配极度不公正,处于绝对贫困境地的无产阶级完全没有能力招架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他们仅有的一些财产由于危机“缩水”复又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这种情况是早期资本主义所难以逾越的。当时的资产阶级只看到了降低成本和拓展市场,而没有认识到消费的力量;他们只知道压低工资对提高贸易竞争力的意义,而完全没有意识到普遍地提高无产阶级的购买力以及不断刺激内需才是激发创新、缓解危机的有效机制。

早期资本主义在解决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方面的策略是压制和限制工人阶级,将经济危机的风险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18 世纪90 年代,由于害怕工人反抗,英国中止《人身保护法》,制定了《反结社条例》。19 世纪初,法国的列霞白利法禁止罢工和结社,并写进1811 年的刑法典。在19 世纪前半叶的几次危机中,资本主义的社会调整是通过一种双重运动进行的:一方面,产品的积压导致价格下跌,使其经济价值无法兑现,一批最为脆弱的公司遭到淘汰;另一方面,工人失业、工资降低,使工人的消费能力锐减,在危机扩大的同时,进入了以较低价格雇佣劳动力的新周期。

工人阶级过着悲惨的生活,处于从属与受奴役的地位,这一切都意味着仇恨的火焰和一触即发的反抗。起初是自发的反抗,其矛头直接指向使工人陷入困境的雇主和机器。在英国,最著名的是在1809 - 1811 年饥荒前后暴发的卢德运动(luddism) ,工人愤而捣毁机器,焚烧工厂,令英国政府防不胜防。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们开始结社、集会、相互对话,各种工人协会、救济团体和互助团体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欧文、傅立叶和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流行,工人运动走向成熟。无疑,工人阶级的困境使19 世纪的许多思想巨人日益关注其解决之道,诸多理想主义者、梦想家、改革者和革命者从对这一现实的思考形成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方案。通过圣西门、巴枯林、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努力,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大多是以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合作,参与更大的社会运动的形式出现的,而这些运动导致了民主和共和制的出现。在法国,1830 年工人积极投身于反对土地贵族、驱赶查理十世、支持共和国的斗争之中。1848 年,工人阶级又与其他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大资产阶级,在暂时的胜利之后,无产者的巨大力量使所有的有产者惊恐万分,最后被有产者联合绞杀。但是,1848 年革命所争取的“劳工应有充分就业的权利” ———“劳动权”变成了资产阶级标榜的“劳动自由”,强人拿破仑第三也不得不鼓吹以“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相结合”来扩大就业和消灭贫穷,而且罢工权在1864 年获得承认。

政治民主化与社会改革

古往今来,社会危机一直是社会变革的契机,社会的进步总是在曲折中前进。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早就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察觉,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必须设法缓解阶级对立,通过某种较为公正的权力分配机制,建立一种使社会得以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让我们简述具有代表性的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1824 年,英国政府废除了《反结社条例》,使工人阶级得以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合法斗争。正是这些斗争,推进了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化的进程。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和广大公众先后展开了三次议会改革运动。1832 年,英国的贵族寡头与工业资产阶级达成妥协,进行了第一次议会改革,依据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调整了议席分配,并适当降低了选举资格。这次改革打破了贵族寡头的政治垄断,工业资产阶级和其他中等阶级由此获得了参政的机会,开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之先例。1835 年,以威廉·诺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协会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其中包括以下六条:“(1) 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 (2) 国会每年改选一次; (3) 国会议员带薪; (4) 选举采用秘密投票;(5) 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 (6) 取消纯属形式的300 英镑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6]此后,英国争取政治民主特别是选举改革的运动不断高涨,最后迫使议会于1867 年通过了名为“人民代表制度法案”的选举改革法。由此导致了第二次议会改革,选举权扩大至城市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选民总数从136 万增至246 万。工业资产阶级从此替代贵族而居于政治权力的核心,议会的寡头统治让位给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1884 年进行的第三次议会改革进一步扩大了选民范围,选民人数增至450万,占当时总人口的1/ 8 。

从此,英国的议会和选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的变革。首先是秘密投票。1872 年,议会通过“投票法案”,改口头表决为秘密投票,确保了选民的投票自由。其二为防范舞弊。1875 、1880 和1883 年连续颁布了《国会议员选举条例》、《国会议员选举及舞弊治罪法》和《防止舞弊及非法选举治罪法》,规定了选举费用的最高限额及正当使用范围和惩罚原则。其三是议员付薪。1911 年议会规定,下议院议员每年发薪金400 英镑,消除了工人议员的衣食之忧。其四是缩短会期。1911 年议会法将下议院会期由7 年缩短至5 年,缩小了议员与选民的距离。其五是调整两院关系。英国议会分上下两院,上院为贵族院,上院议员多为世袭或由政府提名。下院为平民院,在议会改革后,议员多由民选产生。1911 年的议会法案规定,与财政有关的财政法案经下院通过后,只须送达上院,不论其是否同意,均可由国王批准而成为法律。其他法案,凡经下院三次会议连续通过,且第一次会议进行法案二读和第三次会议进行法案三读之间间隔在两年以上,即便遭上院否定,仍可以成为法律。因此,上院只能拖延不合心意的法案的颁布时间,而不能任意加以否决。

在议会制度改革的同时,英国建立了两党轮流执政制度。从1868 年起,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掌政权,形成了两党制的格局。1900 年,工联领导集团召开有工联、社会民主同盟、费边社等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建立“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 年改称工党。工党成立后发展迅速,不久就替代了自由党的地位,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依旧。从政治运作层面看,两党轮流执政建构了一种稳定性的权力格局:由于存在着相互竞争和牵制,两者必须在有限的执政期内做出政绩并保持社会稳定,其左右偏向都不会过于强烈,所奉行的必然是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政策。

政治民主化提供了一种形式公正的可能性,而任何形式公正能否同时成为实质公正的关键在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基本社会秩序的建立和改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必须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个人主义与社会秩序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一方面,最大限度地鼓励和培育个人自由,提高个人的技能与其他素养,使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得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秩序的建立,增强个人的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社会发展基本上处于有序状态。由此理念推动了社会改革运动,它无疑是资本主义的一次自我调整。

在英国,19 世纪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主题之一是教育改革。其原因是显见的:工业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需求,国民文化和技术水准成为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同时,原有的教育状况无法适应快速的城市化过程的要求,国民没有较高文化素质,无法树立现代法治观念,使社会有序发展。1870 年,下院通过了W·E·福斯特提出的初等教育法案。他在演说中指出:我们的工业的繁荣取决于加速发展初等教育,如果我们要保持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必须靠提高个人的智力来弥补我们在人数上的无足轻重;在给人民政治权利之前,我们必须慎重地等待他们接受教育;初等教育的迅速普及决定了我们宪法规定的制度能够安全、良好地运行。[7]福斯特教育法案最为明智的举措是推行初等义务教育。1891年,保守党政府进一步通过了免费初等教育法案,1902 年的教育法规定地方政府为学校的膳食和医疗提供经费。随着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年龄范围不断扩大,到1972 年时延伸至16 岁(从5 岁开始) 。1902 年,巴尔福教育法颁布,地方政府开始支持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1860 年,赫伯特·斯宾塞发表《教育、智育、德育和体育》,强烈呼吁学校讲授自然科学等现代学科。在高等教育方面,牛津、剑桥等注重人文教育的传统大学从19 世纪中叶开始改革,同时注重自然科学和技术教育的伦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伯明翰学院等新型大学得到了蓬勃发展。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从19 世纪到20 世纪初,新兴的美国以社会改革运动推动了它的现代化进程。首先是宗教体制改革。一方面,传统宗教转向世俗化、大众化和商业化,业余宗教人士开始取代专业牧师,各种宗教派别之间平等相处,民主和宽容精神取代权威主义和专制作风,人性化和实用主义取代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宗教的主题从盲目信仰转向道德关怀和人道主义,新的宗教活动注重以道德人性唤起公众的对宗教超越的体验,引导人们关爱他人、奉献社会。信仰的重建对于美国从殖民地而发展为20 世纪的超级大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是教育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了公共教育体制,积极推行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了以德国现代大学为榜样的现代高等教育。教育的进步不仅推动了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还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建立,国民素质的提高增强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公德意识和法治观念。第三是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权运动使妇女进入社会,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教育、工作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第四是废奴运动。南北战争的胜利使违反人权的奴隶制得到了纠正,极大地促进了人权意识的觉醒,改善了美国的人权状况。第五是改革救济体制。在建立设备齐全的救济院、孤儿所和精神病院的同时,改革运动注重通过道德观念教育防治心灵上的迷失和堕落。其六是戒酒运动。通过这一运动基本消除了盛行于19 世纪上半叶的酗酒现象,改善了国民的行为自律状况。

从福特主义到“新政”

回顾近150 年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对于人民的吸引力首先是它的人道主义的诉求:社会主义试图直面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建立一种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更为公正平等的新社会。其次,社会主义者坚信,如果听任资本主义发展下去“, 它在经济上是缺乏效率的、在社会上是严重分裂的,而且,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无法实现自身的再生产”[8]。在现实中,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确实有失社会公正,在很多情况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几乎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

科学管理的鼻祖泰勒18 岁时放弃了去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进工厂当了一名机械工学徒,后来通过努力最终被提升为总工程师。据他的经验,工人所商定的产量大约只是他们的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显然,工人阶级之所以消极怠工,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意识到他们即便努力工作,也未必能够摆脱贫困,他们的劳动所得仅能够勉强维持低水平的劳动力再生产。在小说《艰难时事》中,英国文豪狄更斯对他们的生活作过以下描述:在好几条相似的大街上,在很多相似的小巷里,住着差不多的人们,他们在相同的时间里上下班,走路的声音也一样,干着同样的工作;对他们而言,没有今天、昨天和明天之分,也没有今年、去年和明年之别。

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工人的压制是残酷的,几乎引起了整个工人阶级的怨恨。怨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严格的工厂制度的制约、不堪忍受的劳动强度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二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导致这些对立的根源固然在于,激烈竞争所导致的经营的风险迫使资方尽力压低人力资源的价格,以提高其竞争力。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资本这种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最终属于全社会,资本积累的速度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追逐财富的热情。在分配中将剩余价值适当让渡给工人阶级,不仅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还会刺激工人的需求,并进而使工人阶级建立其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也加入到追逐资本的行列,而在资本主义的蛋糕做大之后,最大的受益者依然是拥有财富支配权的资产阶级。

很早就有人试图与工人阶级寻求双赢。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著名的实业家乔塞亚·韦奇伍德在《对陶业青年的心里话》中指出,人不分贵贱,长期的辛勤奋斗将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他想通过管理、生产和营销上的革新增加利润,使工人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反过来,他希望工人忠于职守、积极工作。虽然韦奇伍德手下的工人并未树立起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但他通过雇主与雇员的社会契约实现双赢的设想是有进步意义的。

汽车大王福特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者。首先,他把生产流水线和科学管理引入工厂,开标准化大规模现代生产之先河,改变了整个工业生产的面貌。其次,他率先引入大众消费的思想,提出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待遇促进购买力的全新观念,并付诸实践。1914 年,福特公司在工人既未罢工又未提出加薪的情况下,将工人工资提高至每日五元,是当时一般工资水平的两倍多。同时,将工作时间降至8 小时,后又率先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当然,这些变革是有条件的:工人必须依照精确定量化的科学管理程序工作。这就是所谓的福特主义。一个尖锐的问题是,福特主义是人道的吗? 人们也许早就在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中找到了某种答案。但实事求是地讲,没有福特主义,今天的社会能够积累起如此巨大的财富吗? 普通人可能享受到电视、冰箱、空调、电脑、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带来的便捷与舒适吗? 福特制固然没有带来绝对的社会平等,甚至加大了财富分配中的相对的贫富悬殊。但如果依照资本的真实意涵,将资本视为社会化的、不断流动、不断增殖以及关涉信用的注入再生产的积累,就不难体会到资本占有的象征性,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占有资本的实质是在资本运行的逻辑下,人不断追逐资本、为资本服务。基于这样的理解,福特主义的进步意义在于使工人阶级摆脱绝对贫困,而这是资本主义在20 世纪最有意义的进步。历史的辩证法表明,公平只能逐步实现,虽然追求效率会导致不公平,但不追求效率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即便将资本主义制度推倒重来,也无法回避这一难题。

实际上,福特以来的资本主义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其中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某些成分。当代实践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混合经济,只不过各有侧重罢了。导致这一变革的原因是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下的市场的失灵。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英国的失业率高达25 % ,许多银行相继倒闭,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人们对自由放任型的经济失去了信心。新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极力主张通过政府干预,稳定金融体制,提高国民就业率,以图恢复国内和国际市场。在英国,混合经济是工党的主要经济政策:一方面,将英国建成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工会能为工人提供大量工作机会,甚至通过重工业国有化来改善就业。保守党在政府干预有利于稳定市场时,也实行了混合经济政策。

在美国,混合经济与进步主义运动联系密切。进步主义是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20 世纪初,进步主义者哲学家杜威即指出,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事实上不过是对现存秩序的野蛮与不平等加以辩护。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提倡个人自由。它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护财产,而不是干预经济活动和保障人民的福祉。但是,进步主义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垄断已经替代了竞争,真正的自由竞争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只能通过社会调节来实现。进步主义的社会改革者主张,必须有国家在强者与弱者之间、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之间进行干预与调解,真正的自由才能蔚然成风;也只有国家决心保证机会平等,保证经济稳定与提高全民的智力水平,民主才能深入彻底。[9]

从进步主义的角度来看,混合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变革,它基于一种新的面对现实的政治哲学。美国最富创见的时事评论家赫伯特·克罗利指出,美国最为深厚的政治传统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人们唯恐政府干预危及民主自由,反对政府干预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但在大公司时代,自由放任将导致大公司权力膨胀和民主的式微,将国家引向灾难。他认为,只要将民主与国家主义进行适当的结合,就能够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避免暴力革命之类的彻底否定式的替代方案。他说,国家主义与民主的一致取决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为此,他设想,干预并不是政府与公司的直接冲突,而是通过立法、监管、税收等手段对公司和工会这两大利益集团的权力进行制衡。[10]政治哲学家沃尔特·李普曼则越过道德的范畴考量政治改革。他认为,政治斗争绝非好人与坏人的斗争,那种试图消灭大公司的做法是极不现实的,工业民主只能建立在承认大公司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工会组织与之相抗衡,而工会这种“阶级结构”是防止美国出现暴乱的唯一方式。

1912 年大选中,美国总统候选人威尔逊和老罗斯福在竞选政纲中都引入了国家干预的思想,希图以社会正义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人道化和合理化。老罗斯福主张,社会各阶级都要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政府的职责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服务于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国家应该对大公司和垄断进行管制,只允许合法的或“好”的托拉斯和垄断存在。威尔逊则更为激进地指出,应该摧毁垄断,通过反托拉斯法规范竞争。最后,威尔逊获得了胜利,这是进步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胜利。实际上,规范竞争与管制垄断并不矛盾,自由竞争与垄断是当代资本主义这枚硬币的两面,垄断是竞争的结果,竞争也不会因垄断而消除,规范竞争和管制垄断,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两个有效的国家干预手段和政策工具,具体怎么运用、是否有效就要看情况而定了。

1932 年大选,正值美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之际,当务之急是如何挽救资本主义。导致这一危机的根源是威尔逊之后的几届共和党政府又恢复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20 年代的美国经济和资本积累一度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但这是工业化时代自由放任条件下的财富集中的重演:从1921 年到1929 年,工业生产提高了90 % ,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7 % ,而另一方面,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仅为11 % ,社会购买力日益处于严重的相对不足的状况。这种无节制的增长和由高增长导致的金融投机最终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斯福提出了“新政”,并在竞选中胜出。罗斯福极力地抨击了“工业独裁”,斥之为“新专制主义”。“新政”的关键举措是,一方面,以联邦财政政策保证社会总需求,另一方面,寻求一项各主要社会力量都能同意的新的社会妥协方案,以避免激进或保守的革命。为了缓和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罗斯福政府启动了许多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发行了住房债券,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其宽松的政策环境促成了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产联的建立和发展。

“新政”是一种政治妥协的产物,它以国家承诺较福特主义向人道主义的方向更进了一步。其最大的历史影响是,这种妥协使工人阶级这一利益群体的权益取得了合法地位,尽管社会财富的分配依旧存在极大的不平等,但他们至少在法律上被正式地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 消费体制之中,在资本主义的盛筵上正式地分得了一杯羹。

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国家的建立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力,保证和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于因各种原因而失去生存能力的社会成员给予一定物质帮助的社会安全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发端于19 世纪的英国,正式形成于俾斯麦治下的德国。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救济穷人,但这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所倡导的自由竞争思想是矛盾的。当时,有产者普遍接受了人口致贫论者马尔萨斯的观点:贫困是由于贫困者的不智造成的。他说,每一个人在通过他的劳动和节俭而使自己能够维持自己的家庭需要之前,必须推迟建立他自己的幸福。由于贫困是贫困者咎由自取,富人的帮助任何时候都不能阻止下等社会成员中贫困的复发,反倒可能产生更多的贫困人口。但是,随着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增强,社会公正和贫困问题成为资本主义所必须解决的难题。鉴于这样的背景,查德威克等社会改革者认为,一方面,对穷人的救济和教育是必需的,并且应该由政府主持;另一方面,济贫应遵循“劣等处置”(Less Eligible) 原则和“济贫院检验”原则。“劣等处置”原则即游手好闲者的生活状况不应好于收入最低的独立劳动者的状况,简言之,济贫不能有悖奖勤罚懒的常理。“济贫院检验”原则即要求济贫活动集中在济贫院中进行,以便保证院内的受救济者的生活状况确实低于院外的独立劳动者。1834 年的新《济贫法》就是依据这两个原则颁布的。新《济贫法》实际上限制了救济的范围,其用意是为市场提供大量可供选择的一无所有的劳动力,为自由竞争开辟道路。

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始于社会保险立法。1854 年的《矿工、冶金工人和盐场工人全体联合会法》是世界上首部国家制定的工人保险法。1871 年,德意志帝国成立“, 铁血宰相”俾斯麦开始大力推进社会改革。19 世纪80 年代,德国国会先后通过了《疾病社会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和残疾社会保险法》,并相应实施了疾病保险计划,工伤事故保险计划和退休金保险计划,从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疑,德国蓬勃发展的社会民主运动是这一社会改革的催化剂。

进入20 世纪,欧洲和北美的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了初步的建立,但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在二战以后才获得全面发展并导致了福利国家的出现。现代福利国家的蓝图,出自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averidge) 为首的委员会在1942年提交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题为《社会保险及有关福利问题》,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报告主张,用一种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英国变成一个福利国家,即使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覆盖全体英国公民,每个英国公民,不分贫富,一律提供包括从子女补助、失业津贴、残疾津贴、生活困难救济、妇女福利以及退休养老金等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备的社会保险和福利项目。[11]

20 世纪50 、60 年代,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事业获得充分发展,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福利国家。福利国家这一概念的核心涵义是,政府有责任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这些社会保障是公民的政治权力而不是慈善意义上的施舍。值得指出的是,福利国家的概念与19 世纪的维持公众最低生存条件的社会保险制度有根本的不同,它所追求的是普遍化的高福利。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福利国家是一种公共选择。一方面,福利支出的普遍增长是政治竞争中吸引选票的王牌;另一方面,福利国家政策也是工会、行业工会等院外利益集团的压力所致。

自英国首相艾德礼1948 年宣布英国率先建成了“福利国家”之后,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相继建立了福利国家。同时,法国、前联邦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也开始实施“普遍福利”政策,步入福利国家行列。

福利国家实际上是政府通过税收和福利支出强制性地实现的。尽管它存在令政府不堪重负、导致财政赤字等弊端,但福利国家的确体现了某种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在福利国家中,直接担负个人福利的是国家而不是传统的家庭和组织,这种利益分配形式已经成为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资本主义完全自愿的选择吗? 当然不是。最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法律总是遭到雇主们的谴责。他们中很多人认为,国家干涉工人问题是非常可恶的行为,他们一度想彻底地否定这些改革。但是,愈来愈多的雇主通过认真的算计接受了这一改变。

中产阶级的兴起与“第三条道路”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一直没有发生暴力革命,这固然是当代资产阶级处心积虑地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所至。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巨大的社会财富的积累使暴力革命的社会代价过高,一旦因动乱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财富损失最大的还是一般的公众。在发达国家,人心思稳也是大势所趋。而即便是对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的动荡也会影响到相互间的贸易,甚至极可能导致地区和世界大战。因此,20 世纪50 年代以后,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是和平与发展,这是人类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所获得的理性的选择。人类文明逐步进入了建设性的时代,政治运作模式从单纯的冲突式转向对话- 冲突式。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和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这一变化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诡计花招,不如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必然结果。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发达国家,生存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只是少数,即便有发动革命的愿望,但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主导的生产力,当然也没有发动革命的能力,而大多数解决了生存问题的人一般是没有暴力革命意识的。实际上,20世纪50 年代以来,暴力动乱更容易发生在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宗教盲动之外,贫困是暴乱的主要原因,富裕往往与稳定相连接,而这一切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在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们开始争取政治参与权,现代政治活动的目的由争取生存机会转向争取决策机会,即由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在新的政治格局中,中产阶级脱颖而出。所谓中产阶级又称白领阶层,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文化人和经理人等构成,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运作者,代表着整个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和主导文化,是主要的社会财富创造者。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风险意识和创新活力。中产阶级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两极对立,淡化了阶级界限,导致了多阶层化的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格局。中产阶级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拥有一定的具体决策权,他们已经成为制约寡头政治的中坚力量,而他们的主张较垄断寡头更接近下层的利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出现增加了社会阶层的可流动性,向下层社会昭示了个人奋斗的机会,中产阶级自身也在其现有的基础上努力向上层发展,由此,人们普遍相信通过个人奋斗或二、三代人的努力(如受更多教育等) ,可以改变自身的命运,整个社会成为多数人看得到希望的社会。总之,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实现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任何一个现代社会,要保持长期稳定的重要法宝,就是超过半数以上甚至百分之八十的公民成为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拥有守法观念和教养的中产阶级。只有如此,社会才不至于完全听任垄断寡头政治和其他形式的专制主义的摆布,同时,社会普通公民的中产阶级化也会使国家的福利制度更好地辅助社会下层的发展。培育中产阶级的办法实际上非常简单,依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国家为此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毫不懈待地发展教育。综观寰球,给每个人更多的教育机会,是一个国家所能给予他的公民的最好福祉,也是一个国家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最佳起点;免费义务教育已经是国际惯例,普及高等教育早就是现代化起飞的必要条件。

在中产阶级的兴起的同时,现代政治开始超越左与右的分野,这是由政治运作模式从冲突式转向对话- 冲突式造成的。所谓现代政治上的左、右之分,源自社会竞争格局中地位不同的阶层的立场。一般来讲,处于下层或竞争劣势的阶层的代言人或政客,往往主张更多的社会公正,并希望借助政治运作缩小这一差距;上层或优势阶层的代言人或政客,则认为社会的阶层化是不可避免的,且具有效率上的合理性,社会公正是有限度的,过分强调公正会打击上层的积极性,影响社会运行的效率,甚至削弱社会弘扬公正的能力。在传统的冲突式政治模式下,左与右往往相互对立,甚至发生激烈冲突。而实际上,由于公正始终是相对的,并且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将左与右对立起来,使其意识形态化,甚至上升到肉体上的对抗之类的做法是值得反思的。由于中产阶级本身就是模糊的阶层划分,故所谓中产阶级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现代社会阶层多元化的趋势。而阶层多元化格局下的现代政治所面临的矛盾更为复杂,涉及的利益主体盘根错节,不可能以两极对立的思路进行简单化处置,因而传统的“你- 我对局”下的冲突式政治运作模式必然被扬弃,政治模式转向“你- 我- 他对局”下对话- 冲突式,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保持耐心,通过广泛、深入、持久的对话加以解决。

在阶层多元、利益多元的政治格局下,各阶层与利益在诸多层面相互纠结,政治对话的结果必然以复杂的多方妥协的形式出现。由于政治对话中发生冲突的双方必须考虑到其他群体的支持,他们往往会部分地将对方观点中的合理成分转换为自己的观点以获得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处于不利态势时,他们常采用的策略是综合对方的立场,通过吸收对手的观点并将其中性化,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进行宣传。对话- 冲突模式的权变性使原来绝然对立的左右立场发生互动,不同的立场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关照,由此所获得的就是所谓“第三条道路”。在“第三条道路”看来,计划和市场,国有化和私有化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善恶分别,只不过是一种政策工具。当市场出现失灵时,政府就进行规制和调整,控制通货膨胀,通过国有化增加就业;当经济增长加速,需要刺激竞争,提高效率时,政府就致力于反托拉斯、私有化和刺激高消费。毫无遗问,任何一种政策工具都可能导致某些人获利,另一些人受损,关键在于如何巧妙地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并通过社会改革保障那些竞争失败者获得现有文明程度下的基本生存条件。

资本主义对“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应看作是历史的进步,它是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对社会运动的新的回应,也是当代资本主义面对和平与发展的人类愿望,为应付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生态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文明所走的道路既沿着原来的方向又不完全沿着原来的方向。当代实践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可以绝然区分的两条道路,也没有现成的绝对不变的纯粹的规定性,相对于它们在实践中发展出的相对的规定性而言,脚下的路都可以说得上是“第三条道路”。放宽我们的视野,反思过往,展望未来,左与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难道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对抗转向对话?由零和博弈转向求同存异,人类文明的大趋势是多方竞争、多元对话、共同发展。

 

【注释】

[1].[法]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 ———1980》,东方出版社,1986 年,第145 页。

[2].参见I·华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2 页。

[3].参见I·华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2 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363 - 364 页。

[5][法]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 ———1980》,东方出版社,1986 年,第114 页。

[6].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78 页。

[7].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41 - 242 页。

[8].[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 2001 年,第4 页。

[9].李庆余,周桂银等著:《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94 页。

[10]. 亨聋·唐马杰著:《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第341 页。

[11]. 和春雷主编:《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法律出版社,2001 年,第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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