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文明历程，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化实践，这是其与科学和技术的区别之一。勿庸置疑，从一个普通的道路桥梁工程到长城、曼哈顿工程之类的巨大工程无一不是社会化分工协作的产物。尤其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工程愈益成为通过普遍的社会化分工协作，科学、高效和创造性地完成工程目标的过程；从实践主体的层面来看，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就是工程的社会运行。工程的社会运行涉及较之单纯的工程实践更为复杂，透过交互主体实践分析，工程的社会运行实质是工程中的相关利益群体的交互主体实践的产物，工程中的相关利益群体通过建立各自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参与和推进了工程社会运行，这使得作为创新者的工程师成为工程师－社会学家，同时，工程实践共同体的社会运作也是把握工程的社会运行的一个重要维度。

一、工程中的相关利益群体

任何工程都存在若干与之相关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就是工程中的相关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的行为使得工程的社会运行首先成为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在工程活动中，往往存在一个以上的相关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的共同作用最终影响了工程活动的目标、过程、结果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程是一个由社会实践主体建构的产物。工程的社会运行的实质内涵即工程是由相关利益群体的社会性行动和互动整合实现的，研究和思考工程中的相关利益群体是理解和把握工程的社会运行的基点。

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工程的社会运行的目标、过程、结果和预后不是由某一个相关利益群体所决定的，而取决于多个相关利益群体的选择。通常，人们认为工程活动当然是由作为工程技术专家的工程师决定的，但现实情况没有这么简单。工程师出生的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莫莱斯在论及《今天的工程师和发明家》时深有体会地指出[1]，工程师是依据那些不是由他本人制定的规则进行制造的。在他看来，工程师事实上是“招标细则”的十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接受和完成别人给他布置的任务的人，他们不能决定是否建造这样一座桥梁或那样一座核电站，而只能根据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这方面的任务接受或拒绝别人的提议；实际上，从“招标细则”到最终的工程，无一不是多个相关利益群体磋商和协作的结果，充满了利益的妥协和博弈。以建造核电站为例，除了涉及科学、技术和工程等研究机构和人员外，必然涉及到政府、投资、军事、环保等方面的相关利益群体。在工程运作的各个环节，所涉及的相关利益群体都是十分具体的，并在各种利益博弈中进入工程的社会建构过程。例如，一个原来的无核国家要发展原子能，固然有再多能源短缺之类的理由，必然要面对国际社会约束：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会通过对话和核查等手段迫使其原子能计划透明化，另一方面，国际核武器俱乐部会竭力防止其原子能计划的非和平利用，并以核不扩散条约来制约核大国的行为。

工程中的同一相关利益群体的内部关系和不同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会产生和重组许多相关利益集团，同一相关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的成员，一般具有相近的权力与地位、相同的利益与诉求和共同的愿望与目标。为了维护和增进其共同利益，每个利益群体内部往往会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形成相互约束机制，同时又从共同利益出发对其他利益群体和整个社会提出利益要求。同时，在工程的社会运行过程中，往往涉及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有关利益与风险的信息和评估往往是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之间互动的焦点。由于工程中不同的相关利益群体的影响力和地位是有差异的，他们接近、解释和理解有关信息的权力和能力各不相同，在风险评估和相关的选择机制中，主张和执行的权力和能力也不一样。以大坝的建设为例，投资者、水电资源开发者、工程项目承包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电力受益者、当地居民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就存在着信息与权力的不对称和利益的冲突。显然，对这些差异乃至冲突的剖析和解读是理解工程社会运行过程的关键。

相关利益群体是工程的社会运行的主体，立足相关利益群体分析，我们可以从交互主体实践的视角来揭示工程的社会建构现实过程。勿庸置疑，反映人的意志和目的的主体性并不是抽象的，而必然经由具体的主体之间的交往互动方得以展现，即工程中的相关利益群体实际上处于具有系统性的复杂动态的社会网络之中。值得指出的是，对这种动态的社会网络的分析存在两种视角，一种是所谓客观性视角，即一个中立的观察者所看到的工程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各种要素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另一种是交互主体实践视角，即在工程的社会运行中，具体的相关利益群体所设想、构建和运用的要素关系网络。客观性视角强调总体和宏观透视，注重对系统的整体把握；交互主体实践视角侧重局域和微观透视，力图关照到所有相关利益群体的不同视角。显然，交互主体实践视角更为基本：客观性视角不可能脱离具体的主体，它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系统设计者或政策研究制定者的视角；而某个相关利益群体在采取交互主体实践视角时，也善于进行换位思考，才能令其设想、构建和运用的要素网络行之有效。

二、行动者—能动者网络

通过相关利益群体分析，可以大致透视工程社会运行过程中的权力格局、利益分配和价值选择，但为了全面把握相关利益群体如何参与工程的社会运行过程，应该进一步探讨相关利益群体构想并置身其中的要素网络——行动者－能动者网络。

在工程的社会运行过程中，工程中的相关利益群体基于交互主体实践视角而设想、构建和运用的要素关系网络就是行动者－能动者网络。恰如一个演员在演出时必须明了自己和其他演员所扮演的角色并与其互动一样，在工程的社会运行实践中，作为主体的相关利益群体在采取行动时，必然要对工程所涉及的包括其自身在内的要素有所认识和理解——明确参与的要素，同时又赋予各要素一定的角色，而这些认识和理解综合起来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结果就产生了行动者－能动者网络。其中，行动者的本意为参与者，即所有参与和影响工程的社会运行过程的要素都可以称为行动者，行动者可进一步分为普通行动者和能动者，能动者则指工程建构中的关键性的行动者，它们往往能影响和决定工程成败甚至引入新的工程范式。值得强调的是，行动者和能动者并不局限于人的要素。显然，在工程实践中既有投资、管理、研发、生产、用户等相关利益群体之类的人的要素，也包括与人的要素难以分离的各种涉及知识、信息、设施、产品、发明、规则、标准、制度、环境等方面的人工要素——它们要么是为人所理解的知识，要么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从社会运行层面来看，这些人工要素无一不渗透人的要素和人的价值，体现出相应的利益和社会文化诉求，它们与人的要素一样，也可以赋予其社会价值——在工程的社会运行中担当一定的角色。

以北京的交通工程为例，它是由政策制定者、交通建设者、交通工具制造者、交通管理者、科研部门、公交部门、有车族、上班族、步行者、自行车族等相关利益群体（存在角色交叉）共同建构的。在进行选择和采取行动时，每个相关利益群体中的主体都会构想一个行动者－能动者网络。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为了充分考虑现实条件的约束，恰当的政策制定要求其尽可能地将更多的要素纳入其所构想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例如即便政府大力提倡甚至投入电动汽车等环保交通工具的开发生产，依然要受到技术上的可能性、成本、其他能源因素、最终用户的选择等要素的制约，要考虑到这些行动者和能动者的影响。又如，一位工薪族在决定其所购买的汽车的排气量时，也会构想一种行动者－能动者网络：油价、维修、停车、上班路线是否限制小排量、同事和朋友的看法、贷款利率、收入预期等等。无疑，只有透过这些不同主体实践视角下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才能深入把握工程的社会运行的现实过程和具体环节。

工程的社会运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过程，行动者－能动者网络因而是一个动态的演进系统，作为其要素的行动者和能动者的角色确立和转换也在变化之中。为了理解这种动态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我们可以将工程的社会运行过程视为一场攻防态势不断变化的战斗。在战斗中，薄弱部、要塞和突进部的变化与士兵和战斗分队的角色变化同时发生。类似地，在工程的社会运行过程中，行动者和能动者的界定也随着具体工程建构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制冷工程为例，在大气臭氧层空洞问题被发现之前，不论是生产者还是用户端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氟利昂与臭氧层破坏的相关性受到置疑之后，氟利昂的替代品就成为一个必须引入的行动者和能动者。

要在工程的社会运行中掌握主动，就要善于动态地构想和运用行动者－能动者网络，充分利用和创造性地引入新的能动者。新的能动者的引入往往是工程的社会运行的关节点。在电力系统工程发展的早期，交流变压器的发明使交流电战胜得到爱迪生支持的直流电而成为主流输电方式，交流变压器因而成为脱颖而出的能动者。同时，新的能动者的引入往往伴随着一系列创造性的转换。而100年前，汽车发动机曾经是蒸气机、内燃机和电动机的三分天下，人们普遍看好电动机，而将汽油内燃机视为一个必将被跨越的牺牲品，但如今却几乎是内燃机的一统天下。作为现代汽车的重要推进者的通用、丰田等公司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其构想和运用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十分有效，他们不仅抓住与钢铁、石油等重化工业同步扩张的历史机遇，努力应对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等瓶颈和风险，还创造性地引入了一些新的行动者和能动者：在管理上引入福特制、精益制造等新的管理模式，在营销上将汽车界定为大众消费品，在文化上提出给美国装上轮子的理念、推动汽车拉力赛等等。再者，由于工程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引入新的能动者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关注社会的需要，将一些历史性的事件转化为引入新的能动者的机遇。例如，办好2008年的奥运会就被北京市政府确定为改进城市基础交通设施的一个全局性的能动者，同时，对于交通建设者和交通工具制造者而言，奥运会自然也被列为能动者，当然其内涵必然会因为主体的变化而得到重新解释。

概言之，行动者－能动者网络分析有助于在相关利益群体分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揭示工程的社会运行的微观过程。引入行动者－能动者网络分析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工程的社会运行过程的进行某种抽象的宏观描述，而在于运用行动者－能动者网络分析方法对工程的社会运行过程进行具体的微观分析。其基本思路是，针对某一具体的工程的社会运行过程，在确定相关利益群体的基础上，分析每一个相关利益群体所“看到”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对与工程的社会运行相关的要素所形成的网络的界定和理解。这不仅使各个相关利益群体的行动目的和效果得以揭示，而且，透过不同利益群体从各自的角度对同一工程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的不同界定和理解，无疑会使工程的社会运行中丰富多样的微观过程获得更为深刻的展现，也可能促使工程实践的成败得失得以充分彰显。

三．创新者：工程师－社会学家

在工程的社会运行中，最重要的是创新的引入；在工程的相关利益群体中，创新者无疑最为重要。从经济和管理的层面看，创新者往往被界定为企业家；但从工程的社会运行的层面，我们则可以将创新者定位于工程师—社会学家——一部分具有创新意识的工程师，依据其所构想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提出工程创新的前景并努力使其成为现实，其角色因而从单一的工程师拓展为复合性的工程师－社会学家。就像导演给演员安排角色一样，作为工程创新要素的行动者和能动者的性质是由作为创新者的工程师－社会学家所赋予的。在很大程度上，工程创新的成败，取决于工程师－社会学家所构想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是否具有生命力，即各种不同性质的要素能否整合为相互联结的动态网络。

工程师－社会学家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隆（Michel Callon）在研究法国电动汽车（VEL）创新失败案例[2]时提出的。VEL是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电气公司（EDF）的一次创新尝试。面对势力强大的内燃机汽车，这个创新构想显然是激进的，法国电气公司的工程师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启动了这项计划呢？卡隆认为，从事这一激进的创新的工程师们并不是单纯的工程技术崇拜者，在其所试图构建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中，他们所欲引入的创新要素被赋予了双重意义：技术可能性和新的社会价值。一方面，EDF的工程师预计，随着电化学电池工程技术的发展，可能开发出廉价的安全催化剂和高效蓄电池，使电动汽车速度达到每小时90公里；另一方面，针对已经广泛占领市场的传统私人小汽车，他们认为，法国的社会危机和反潮流运动将带来一个后工业化社会，人们将倾向于选择电动汽车。他们设想，在后工业化社会，人们不再以消费水平论身份，招致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私人小汽车，将作为工业化消费社会的象征而遭到唾弃，致力于改善环境的后工业社会的新兴群体可能会选择电动汽车，并以此建立新型的公共交通体系。在他们的心目中，一个电动汽车的王国仿佛已经形成：改良铅蓄电池和燃料电池将取代内燃机引擎，消费者将拒绝传统私人汽车而乘坐电动公共汽车，政府将制定噪声标准，雷诺等大公司将将为电动汽车制造底盘和车身……

在此后的三年中，EDF的工程师的预言没有遇到挑战，在石油危机的重压下，以雷诺为首的汽车公司保持着沉默。但是，电动汽车的顺境没有保持多久，就遇到了技术上的瓶颈：EDF开发的廉价催化剂会迅速产生污染并使电池失效。在电动汽车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雷诺公司的工程师对电化学动力方案的前景提出了挑战。他们为电动汽车描述了一幅黯淡的前景：EDF无法制造出廉价高效且无污染的蓄电池，电动汽车的发展将与实力强大的国际石油财团的利益相冲突，人们对传统汽车的局部不满（如燃料昂贵、尾气污染、公共交通不足）还远未能导致人们对传统汽车的唾弃，传统的汽车公司将生产出污染轻、造价低和耗油少的小汽车，新型的内燃机巴士将使城市交通得到改善，反潮流运动后反对汽车社会的呼声日趋减弱，人们将关注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而非后工业化（post-industrialization）……由此看来，不论是EDF还是雷诺的工程师都同时扮演了社会预言家的角色。

工程师－社会学家对行动者与能动者的选择和定义，是其所构想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能否成为现实、并进而推动创新的关键环节。卡隆将工程师－社会学家选择和定义行动者与能动者的机制概括为简化和并列两个步骤。

所谓简化即工程师－社会学家对要素的在创新中可能体现出的功能加以抽象和概括，其结果是复杂的要素被分解还原为一些简单的性质。在简化的基础上，工程师－社会学家依据他们所构想的创新的可能性的需要将某些要素选取为行动者，并赋予其一些简化的性质。在EDF的工程师－社会学家的构想中，市议会被简化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城市环境的权力机构，消费者被简化为逐渐乐于使用性能较传统汽车差的基于VEL的公交的后工业社会的支持者，蓄电池被简化为即将面市的廉价的安全能源。然而，基于主观认识的简化不一定能够恰当把握行动者和能动者的性质。这一方面由行动者和能动者的复杂性所造成，例如，市议会实际上代表性差且权力有限，公交仅仅是消费者的选择之一；另一方面，行动者和能动者的性质可能随时间而变迁，如改良的廉价蓄电池很快被证明可能会导致污染。

所谓并列，即将通过简化而被赋予特定的性质和意义的行动者和能动者加以组合，使其协同整合为行动者－能动者网络。实际上，行动者或能动者通过简化获得的性质和意义，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只有在通过并列产生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之中才可能得以体现。在EDF工程师－社会学家的构建中，新型电池、可能为VEL生产车身的雷诺公司、以及不再以小汽车作为身份象征的消费者等具有特定性质和意义的行动者通过并列成为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个行动者或能动者的改变，都意味着网络整体结构和功能的变化，都可能打破工程师－社会学家的创新构想。并列规定了工程师－社会学家的操作环境，行动者或能动者的稳定性、协同性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构都是通过并列形成的。行动者与能动者的并列关系，规定了它们对网络的贡献，同时也昭示网络的稳定性的动态适应性。在并列过程中显示出的关系结构是多样的，如交换关系（如消费者购买VEL）、从属关系（为EDF工作的公司）、权力关系（EDF可能使雷诺屈服）、主导关系等等；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两个行动者或能动者间关系不只一种。

工程师－社会学家构建行动者－能动者网络的过程表明，工程创新是一种社会性的冒险实践。简化和并列从社会运行的层面反映了工程创新固有的复杂性、跳跃性和风险性。工程师－社会学家为引入创新所构建的行动者－能动者网络是对现实的理想化处理，行动者或能动者先被简化为具有特定性质的要素，再并列为一个整体。实际上，行动者或能动者一方面相互牵制，另一方面各自内部又存在子网络，行动者或能动者间的关系以及其子网络内部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体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导致新的格局。

四．工程实践共同体的社会运作

工程的社会运行最终是与具体的工程实践相关的，具体的工程实践共同体的社会运作是工程的社会运行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工程实践共同体，是指在某项工程实践中，所有参与工程实践、与工程活动或工程职业相关的各类工程实践主体所组成的专业共同体或利益共同体，涵盖了工程实践中的决策者、投资者、管理者、工程师（创新者、设计者、维护者等）、工人（操作者等）、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工程实践主体。

工程实践共同体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关系群体，而是工程实践主体在具体工程项目的实施中，通过动态的“选择－转换”机制建构的合作型社会关系网络：所谓“选择－转换”是指，在工程实践中，当某主体（如投资者）欲寻找一类主体（如创新者）的一个作为合作对象时，必然要在他所要寻求的那一类主体中选择其中意的对象，其实质是选择者通过一定手段（如投入、引导、利诱、说服、培训等）将被选择者从一个共同体无关者转换为共同体的成员。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借用物理学中场的概念，运用“场域”来描述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权力和资源分配的结构。这一思想对我们的启迪是，不同的工程实践主体因其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势”。所谓“势”，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成员在共同体网络结构中对工程方案或合作对象的可选择空间；从动态层面来看，“势”所反映的正是作为工程实践主体的共同体成员在与其他成员互动时的“选择—转换”能力。显然，不同工程实践主体的“选择—转换”能力各异，有的工程实践主体的“势”和“选择－转换”能力较高，有的则较低，有的只可能“被选择”和“被转换”——其“选择—转换”能力体现为“被选择”和“被转换”的能力。例如，当一些创新者之间为赢得工程招标而进行竞争时，必然要竭力展示其值得“被选择”和“被转换”的资质和实力。

然而，由于“势”是一种动态相对性的关系，这种“选择－转换”机制在工程实践共同体的建构中存在相对的不确定性。在很多情况下，合作双方究竟谁在“选择－转换”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往往十分复杂和微妙。一种常见的情形是，一旦资源的拥有者将资源转移到资源的实际占用者时，如果资源拥有者缺乏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手段，不一定能保持“选择－转换”的主动权。例如，当一个投资者在选择一个创新者时，投资者的“选择－转换”能力似乎在原则上大于创新者，而一旦投资者向创新者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就可能出现投资者“选择－转换”能力削弱甚至逆转的情况：假如（1）创新者可能在接受了资源之后不积极推进指向工程目标的创新或（2）创新者可能因为创新能力不够或因创新的固有风险而无法进一步创新，且创新者以资源不足为由，要求投资者进一步投入，则投资者的“选择－转换”能力很可能大打折扣。如果考虑到现实的合作关系往往是多方关系，情况就更加复杂。在投资者、创新者和用户三者的关系中，如果出现创新者和用户联合作弊的情况，投资者很容易陷入被动。例如，在某些环境工程项目中，国家通过某部门进行投资，某环境工程研究机构中标成为创新者而获得研究经费，同时根据某部门的要求创新者又找到某地区（或某地区通过努力）作为创新的用户，且该地区也获得了国家的配套投入。显然，如果某部门缺乏对其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创新者和用户就有可能作弊，最终使得某部门的投入落空，甚至陷入进一步的投入黑洞。

鉴于“选择－转换”机制的相对不确定性，首先应该在工程实践共同体的实践主体间引入“竞争—协作”关系。工程实践共同体的建构发展取决于共同体成员间“选择－转换”过程能否集成为有效的协作关系。在工程实践共同体建构之初，每个工程实践主体都可能构想出一个协作关系网络，我们可以称之为虚拟的工程实践共同体。但这种虚拟的工程实践共同体要成为现实的共同体首先要在“选择—转换”机制中引入恰当的“竞争—协作”关系。显然，任意两个工程实践主体（利益相对独立的个体、群体或代理人）可能是同类（如都是创新者）也可能是异类（如一个为投资者一个为创新者）的，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划分出同类主体间的竞争、异类主体间的竞争、同类主体间的协作和异类主体间的协作等四种“竞争—协作”关系，其中主导关系是同类主体间的竞争（如创新者之间的竞争）和异类主体间的协作（如投资者与创新者间的协作），但也可能出现同类主体间的协作（如一个创新者在竞争不过另一个创新者的情况下转而寻求协作）和异类主体间的竞争（如投资者与创新者可能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提出相互竞争的工程标准）。

这些“竞争－协作”关系的展开导致了主体间的关系藕合，进而决定了现实的工程共同体的结构。其中值得指出的有两点：（1）基于同类主体间的竞争的异类主体间的协作，有助于提高工程实践共同体的整体协作水准。以工程中的各类招标为例，就是通过引入同类主体间的竞争来提升工程的水准。在有些工程实践中，如工程标准的制定，既有同类竞争也有异类竞争。在很多情况下，引入同类竞争也是分散风险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国家投资而言，为了提高投入的效率和规避风险，重大投入前期（工程创新阶段）必须引入同类竞争。由于工程是专业性极强的活动，即便借助于独立的专业评估机构，政府投资人及其代理人也很难进行精细的成本－效益分析能力，再即便假定他们有这种能力，也很难保证他们会尽可能地充分履行其职责，如果缺乏使成本相对透明化制度性的竞争机制，就可能导致成本黑箱并引发自然垄断。（2）不论是同类协作还是异类协作，都应注意减少协作成本和提高协作水平。一般来说，不论是权力安排下的协作还是主体间的策略性协作，都会产生一定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过高会使协作丧失效率。同时，鉴于工程大多是基于有限资源和有限时间的有限目标任务，工程的水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程实践共同体的协作水准，而要提高协作水准，必然仰赖于决策者、设计者、创新者、生产者、管理者和用户的共同努力。

其次，由于工程实践共同体建立在工程实践主体的合意行为之上，其前提是在工程实践共同体中建构起相应的信息共享渠道。主体的合意行为应该建立在对事实的理解之上，但对事实的理解一般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信息加工过程，即主体通过习惯性或偏好性编码对表征事实的信息进行再加工以获得可意会的或可表述知识的过程。由于工程实践共同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如企业、研究机构等），而是工程实践主体间形成的一种跨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显然，不同的实践主体所拥有的信息和运用的编码不尽相同，对于各个工程实践主体而言，专业分工的精细化使得信息区隔现象日益明显，如果不建立起信息共享渠道，工程实践共同体难以协同运作。

受到肯尼斯·阿罗对组织与信息的分析[3]和青木昌彦的模块化思想[4]的启发，我们可以将工程实践主体拥有的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性的、隐藏于诀窍（know-how）中的模块化信息，它们是模块内的主体共享的信息，如专利信息、设计图纸等，对外界而言是秘而不宣的；另一类是由规则、制度、标准、文化等规范的共享性的信息，它们是不同的模块在相互协同集成中必须向外界可见的信息界面上发布和显示的信息，如设计规则、工程指标、装配图等，是模块展示其功能和外界理解模块功能的公共信息。显然，信息共享包括模块化和界面化两个缺一不可的层面。

在模块化层面，信息共享遇到的困难来自专业分工，当某一个模块内的成员出现编码差异和沟通困难时，往往通过新的模块分裂引入新的细分信息共享渠道，以顺应新功能需求带来的信息的细分。例如，在工程管理部门，一些新的专业管理（如知识管理）需求日益增加，新的专业管理者在行使其管理功能时可能会与已有的专业管理出现沟通困难，这时就出现了将新任务分配给新专业机构的必要，这使新的专业人员得以组成独立的新的信息共享模块。

在界面化层面，建构信息共享渠道的关键增加共享信息的显示度、透明度和穿透力。所谓显示度，强调各个工程实践主体应通过共享信息渠道将其所提供的共享信息全面、完整、实时、高频率地推向其它主体或模块可见的信息发布界面上。例如，公共投资者在进行工程招标和发布公共工程投入政策时，就应该有相应的显示度。所谓透明度，强调共享信息应该建立在一种规则明晰的编码体系之上，尽可能使共同体成员能够清晰地会意和理解所共享信息。透明度不仅仅涉及接近信息的便利，更在于对信息的领会，因此，提高共享信息的透明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引入交互式培训制度，即每个模块要通过资料提供和培训等方法帮助其它模块中的工程实践主体理解和把握其所提供的共享信息的实质内涵。所谓穿透力，是指共享信息，特别是关系到总体和战略层面的共享信息，作为共同体的协同信号应该深入影响到各个模块运行的细节；唯其如此，信息共享渠道才能发挥深入腠理、控制全局的功能。提高共享信息的穿透力的关键在于共享信息的提供者对所有主要模块由较为深入的了解，这在实践中要求首席工程师和高层管理者必须积累足够的主要模块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法）R. 舍普等：《技术帝国》，三联书店，1999。39。

[2] M.Callon, The Stat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Research Policy, Vol.9.

[3] [美] 肯尼斯•阿罗著，万谦译，组织的极限，华夏出版社，2006。

[4] [日] 青木昌彦等编，周国荣译， 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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